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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复习删减版
中国史学史
一、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文字和历法
(一)夏代文字的发明及其史官、史籍
•1、文字的发明
文字产生的条件:
①记载复杂历史事件的需要:
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书。
对于某
件事情,单凭记忆,不仅会产生错误,而且也不可能维持长久。
这时,人们就用“结绳以记事”的办法来进行弥补。
然而,一些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不仅难以长时间地记住,而且结绳记事的办法无法记载复杂的历史事件,因此文字的发明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②阶级社会的出现。
文字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首先,因为文字的创造是一种脑力劳动,必须有大批脱离生产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才有发明文字的可能。
其次,进入阶级社会,国家产生了,也需要有文字,因为推行军令、发布文告,均需以文字来表达。
所以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产生是息息相关的。
从甲骨文推测我国文字的起源,认为在夏代已经有了文字,那自然是不成问题的。
2、夏代的史官和史籍
顾颉刚先生认为“其较稳定地写成文字,大概就在殷代”,但顾先生在此文中又同时肯定“夏代当时应有文献资有了文书,有了文献资料,也就有了编写历史的材料,这就是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所以研究我国史学的起源,认为应当从夏代开始。
(二)商代文字的完善——甲骨文及史籍——典和册
1、商代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体文字,因为它是殷商王家占卜的文辞,所以也称
之为卜辞。
殷人信奉鬼神,事无大小,都要取决于占卜。
凡政治、军事、病丧、祭祀、风雨以及日常大小事件,事先都要先占卜一下,并把占卜的原因和结果,刻在甲骨上面。
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古籍里所说的“君举必书”的最早起源。
正因为一举一动都有记载,所以其内容非常广泛,可以说反映了殷商社会的各个方面:
(1)反映自然界的变化:
风、雨、日食、大风暴的来临,天象的恶劣变化等。
(2)反映对外战争:
为了获得大量的奴隶以满足奴隶主阶级的贪欲,殷王朝曾向周围方国部落不断发动战争,抓捕俘虏以充当奴隶。
武丁时代战争特别频繁,甲骨文中有大量记载“隻(获)羌”的卜辞。
(3)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反映:
据专家研究,殷代全国各地建造了很多监狱,用来囚禁
奴隶,而奴隶则用逃跑、暴动等方式与奴隶主进行反抗斗争。
这类记载在卜辞中数量相当大,它一方面反映了殷代统治者利用庞大的国家机器对广大奴隶进行统治和镇压,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和激烈。
(4)关于生产活动的反映:
在殷代,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农业逐步发展起来,在卜辞里有禾、黍、麦、稻、米、田、圃、蚕、桑等字,并且占卜有年、受年和祈年的记录很多。
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历法,也已经相当严密。
在甲骨文中,习见“十三月”的名称,足
见殷人是懂得置闰的。
手工业方面,地下发掘资料证明,不仅种类很多,而且所造的工
艺品还非常精致。
甲骨文里除了载有铜、石、玉、骨等工种外,还有造船、织绸、制革,酿酒等音6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殷代在交通方面已有了驿传制度。
另外,关于殷王的生活、迁都的情况以及各种祭祀活动,甲骨文中均有记载。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尽管甲骨文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同时它的内容又是以王家活动为中心,但毕竟为我们透露出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又不像后世史书那样往往经过有意的粉饰、歪曲和篡改,因而其真实性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甲骨文无疑是我们研究三千年前殷商社会历史、政治、军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珍贵的历史资料。
大量的卜辞反映,殷王对于风雨、阴晴、年成丰歉、战争成败乃至各种日常活动,都要通过占卜以测知神意。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社会上便出现了一批沟通鬼神人事、代表鬼神发言的巫史和占卜的专门人才。
从卜辞中可以看到有大批巫史之类的人员存在,这种人既会写字,又懂得历法占星之术,整日守在统治者身边,以便对各种活动随时进行占卜和记载。
因此,就其活动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和宗教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就其实质而言,这些人又是我国奴隶社会最早的史官。
2、商代的史籍——典和册
周朝初年的周公曾经讲过: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这里所说的典册,指的是像《尚书》里的《盘庚》、《高宗彤日》、《西伯勘黎》等一类的文献。
这些文献,其实都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并且在当时都是作为重要的文献而加以保存的。
据《说文解字》记载,“典”字的意思是把尊贵的文书用器物高搁起来,就像我们今天把书放在书架上一样。
这说明,典册在殷代已经相当多了。
商代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史官。
据记载,当时有所谓作册内史,代替国王起草文书,发布命令。
这作册内史也就是记言之史。
由于殷代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所以才有可能产生像《盘庚》篇那样洋洋千言的长篇文告。
可见在殷代之所以能够出现大量的典册,这与当时的物质基础、文化条件和政治要求是完全相适应的。
(三).历法的产生
历法的产生,是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史学是以时间为基础的,就像地理以空间为基础一样重要。
有了历法,才能推算时间,确定岁时年月。
年月不清,就没有时间观念。
一部史书如果没有确定的时间,那么史料再丰富也是毫无价值的。
作为一部真正的史书,必须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者有机地相结合。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对于天体运行的观察,最初只限于白天和黑夜,“日出而作,日而息”,这是当时人们所能知道的自然规律。
又经过长期的观察,慢慢地发现了月盈月亏的规律,其周期等于二十九次或三十次日出,这样,人们的头脑中就开始形成了日月的观念。
天时观念的发达,又是与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关联的。
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寻求天时周期规律,以便及时地播种和收获。
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的规律,于是产生了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一月分为二十九或三十天的比较精确的历法。
这样一来,计时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国历法的产生是相当早的,据研究,以太阴月为一月的方法,其源应远溯于唐、虞、夏以前。
到了夏代,历法已经相当精密了,所以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
战国时流传的“夏历”和《夏小正》一书,大约就是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夏代历法。
《诗经》中西周诗歌大部分用的是夏历。
这种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的夏历,对后来影响很大。
3.《尚书》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西汉时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尽管其中有些可能经过窜改或为后人根据传说整理编定,
但内容大致可信,而且不少篇目从出土的有关资料中已得到了印证。
如《大诰》、《康诰》之与大丰簋、大盂鼎铭文,《牧誓》之与利簋铭文等都可互相参证。
因此可以肯定,《尚书》是我国奴隶社会最早的档案文件汇编。
《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其内容大都是历史人物的言语。
(1)讲述帝王事迹,如《尧典》;
(2)记载典章制度,如《禹贡》;(3)议论国家政治,如《洪范》;(4)誓师词,如《甘誓》、《牧誓》;(5)策命,如《文侯之命;(6)诰,有的是自上而下,也有是自下而上,前者如《盘庚》是商王对臣民的训话,后者如《无逸》则是周公劝告成王之词。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前三类乃是历史记载,后三类则为文书档案。
从总的来看,尽管它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历史著作,但其史料价值却不可忽视,因为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而又较完整的史书,保存了我国奴隶社会最早的一批重要文献,特别是商、周二代。
这些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情况、生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重大的作用。
当然,《尚书》既是政治文件汇编,因此在内容上各篇之间互相独立而缺乏内在联系,加之又无明确的时间记载顺序,这就为研究古代史的人留下了很多的困难。
第二节中国第一部史学著作——《春秋》
三、孔子作《春秋》对史学的贡献
1、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
在此以前,著述历史皆是史官之职,孔子《春秋》的
创作,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此,史书从官书中解放出来,私人著作的风气随之兴起。
2.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
《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按时期顺序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述历史,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它是我国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书。
3.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
孔子在《春秋》的编写过程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在选词用字上规定一些义例。
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
这是《春秋》书法上的一个特点,也是史学上一种新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对后世史家撰史有一定的影响。
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
孔子对鬼神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他虽不否定鬼神的存
在,但也不去宣扬。
这体现了以天道解释历史变动的史观转向以人事解释历史变动的史观的过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作《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上确实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然,作为第一部史书的《春秋》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弱点和问题。
第一,记事太简单。
每条文字很少,最少的仅一个字,僖公三年夏六月只记了一个“雨”字。
可以说这部书只有标题而无具体内容,让人看不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这一缺陷正反映了史学发展的低级阶段的先天不足。
第二、任情褒贬。
孔子《春秋》却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用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方法,即所谓“春秋笔法”,对后来史家起了很坏的影响。
可以说,后世史学任情褒贬的做法,正是孔子《春秋》所开的先例。
第三节战国时期私人撰述的发展
一、《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这个名称是从西汉才开始的。
司马迁《史记》还
是称它为《左氏春秋》,至班固作《汉书》才有《春秋左氏传》之称。
“传”是解“经”
的著作,为《春秋》作传的还有公羊、谷梁二家——《公羊传》和《谷梁传》,三者
合起来就是通常所说的《春秋》三传。
《左传》究竟是不是为《春秋》而作?
自西
汉以来,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目前尚无定论,但说它是为解释《春秋》
经文而作的说法并不可信。
首先,此书最早的名称是《左氏春秋》,单就这个名称而
言,就可推知它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少著作都叫“春秋”,
但它们与孔子的《春秋》毫无关系。
其次,《左传》也并非为解《春秋》而作。
现在
流传的《左传》,是杜预按照《春秋》经文重新编排过的,仍可看出其内容有的合经,
有的不合经,有的甚至是《春秋》时没有的。
第三,《左传》和《春秋》对于春秋以
来的社会大变革的态度不相同。
对于春秋以来社会大变革,孔子认为是“礼坏乐崩”,
“天下无道”的表现,因此表示了不能容忍的愤慨,而表现出对旧秩序留恋与惋惜的感
情。
《左传》则不然,它对于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纷纷夺取政权表示了同情,认为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种思想与孔子子《春秋》是根本对立的。
政治态度不同,
如何还谈得上替它作“传”呢!
二、《左传》在史学上的地位及其贡献
1.完成了编年体的创造。
《春秋》记事非常简单,可以说有纲而无目。
《左传》记事就相当详细了,对于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使编年史体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说,《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
2、它是一部完整的春秋史。
《左传》把春秋一代天下大事的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载,是一部春秋时期霸主递嬗的历史,它的记事范围亦不只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是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
3、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
《左传》通过对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这些记载,自然都是研究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4.可贵的民本思想。
通过春秋时期的复杂斗争中,统治阶级里一些有政治远见的一些人物,逐步意识到到人心向背是政权存亡的生命线。
这种民本思想的出现,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5、历史进化论观点。
《左传》一书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主要表现在它对春秋以来旧秩序的破坏没有没有流出出恋惋惜之情,认为诸如大国兼并小国等现象是很自然的趋向,而不是什么违天不道的事情。
相反,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向的旧制度的残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对于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所谓“以下犯上”的现象,《左传》作者也基本持肯定的态度。
6.《左传》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
《左传》还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
作者善于用简练的文句写出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用较少的笔墨把多样的人物性格生动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
大家一致公认,善于描写战争,是《左传》比较突出的一大特点,这为它的文学价值增添了光彩。
二、多种体裁史书的编定
(一)编年类
1、《竹书纪年》。
(1)《竹书纪年》的今本和古本。
战国时期的历史撰述,还有《竹书纪年》、《世本》和《战国策》,它们都各有自己的特色。
《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魏国人所撰写的一部编年史,是现今所知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具有通史雏形性质的作品。
它作为魏襄王(公元前318一公元前295年在位)的随葬品埋入地下,至西晋初年出土,历时570余年,不为世人所知。
《竹书纪年》原称《纪年》,也称《古书纪年》、《汲冢纪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注》征引此书时,以《纪年》与“竹书”连用,于是始有《竹书纪年》之称。
它记事,起自夏、殷、周,迄于战国后期,前人多认为它是魏国史书,但这书既可用于随葬,就不一定是正式的国史,而是魏国史官的私人撰述。
《竹书纪年》开编年记事之通史的先河。
它对儒家所传古代史事,颇有异说。
南宋以后,《竹书纪年》亡佚。
后人有多种辑本,而其中以朱右曾辑录、王国维辑校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为胜。
(2)《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可以对《史记》起到补漏、纠谬的作用。
①补漏作用。
如关于田齐的世系,在田和之前一代为悼子,田和之后一代为剡,可是《史记》将这两代遗漏了,于是把以后一系列的承袭年代也都搞错了。
②纠谬作用。
对于魏国的世系,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宣王约定在徐州相会。
这一年之后,魏惠王由侯改为王,又做了十六年王才死。
可是《史记》因为不知道惠王改元一事,就把魏惠王改之后十六年的历史说成是襄王的,又把襄王的历史说成哀王的,而并不知道哀王实际上就是襄王。
。
(二)语类
1.《国语》
(1)《国语》同《左传》的关系。
《左传》、《国语》两书,虽然同样记载春秋历史,同时成书于战国时期,但史料的详略去取、编写的体裁、记载的形式等方面,两书都是有其各自的特点。
就体裁而言,《左传》是编年体,《国语》是国别体。
从记载形式看,《左传》以记事为主,《国语》以记言为主;《左传》是详载事件的过程,《国语》则着重于对事件发表议论.就内容来说,两者所记多重复、抵触,同一个主题,彼此之间也往往详略互异,差别很大。
这些说明两书的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2)《国语》在编纂上的特点。
首先,《国语》在编纂上打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界限,分别不同国家,然后于一国之内再按年代编次。
全书分二十一卷,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分国编辑,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
其次,《国语》以记言为主,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辞议论。
文章用词简练,逻辑严密,叙述历史事件往往通过对话来交代。
需要指出的是,《国语》、《尚书》虽同属记言之书,但两者还是
有其差别,《尚书》记言限于官府文书,《国语》所记多属所谓贤士大夫的言辞议论。
《国语》在编写上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在一件事情议论结束后,往往指出这一事件发展的结果或历史发展的趋势。
这样的结论,言语不多,却点出了这些事件的历史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观点和思想倾向。
2、。
三、谱牒类——《世本》
1、《世本》的作者。
《世本》是今存最早的谱牒著作。
《汉书·艺文志》载:
“《世本》十五篇”。
于此可知其书原为十五篇,内容的时间断限是从黄帝直至春秋。
但从现在所见到的佚文来看,实际上已记到战国末年,并称赵王迁为“今王迁”。
所以近人陈梦家考订,说此书是战国末年赵人所作(见所著《世本考略》)。
2、《世本》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
对于该书的成书时代,学术界还有认为成于楚汉之际或成于汉代。
所以会有这些说法,原因在于今本《世本》有后人羼入的成分。
据学者研究,《世本》的最后成书,应当是在战国末年。
司马迁作《史记》不仅引用过此书,而且受其影响而作史表,到唐代已经残缺,大约在南宋时就失传了。
3、《世本》的内容
4、《世本》的影响。
在《世本》的影响之下,刘知幾在《史通》里就主张在正史中要写氏族志、都邑三志等。
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就立有《氏族略》、《都邑略》、《谥法略》。
司马迁作《史记》得益于《世本》那就更加直接了。
《史记》凡记载五帝、三王及诸侯各国之事,大多本于此书,特别是《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更加如此。
可见《世本》对后世谱牒学的发展亦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如今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谱牒著作。
(
第二节司马迁和《史记》
一、《史记》的体例及其影响
司马迁:
司马迁(约前145—前87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
它的出现,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史学体裁到此已经成熟。
作者司马迁在研究古代所有史籍的基础上,吸收了先秦史学的一切成就,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宏大的、组织完备的新体裁——纪传体,从而把我国史学发展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全书用五种体例组织起来: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
这种史体的产生,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
它直接影响着两千年来“正史”的编纂,后来历代史家大多用纪传史体修史。
《史记》记事内容,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共三千年的历史,是对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所涉及时代久远、包含范围广泛,史学价值甚高、艺术影响深远。
这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对外发展的不断胜利,国际文化、贸易交流的开展,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是相适应的。
二、《史记》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
1.创立了完整的纪传史体
《史记》的体裁,是司马迁在先秦史学成就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尽管五种体裁各有渊源,但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部书里,使其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自然要经过一番精心的安排和组织,因此,它绝不是随意的凑合,更不是因袭,而是一种创造。
2、在史料搜集、取舍方面树立典范
司马迁《史记》的史料来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先秦典籍和当时流传的著作。
这些书原先的数量就很多,以后经过历代不断帝王向全国征求图书,其数量肯定十分可观。
二是档案文书,数量也很大。
这一类的档案公文材料,非一般人所能见到,司马迁因职务关系却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并据之写成了秦汉之际的这段历史。
三是重视运用亲身见闻和实地调查的材料。
秦以来至汉初这近百年历史的撰写,主要就是依据这部分活的资料。
司马迁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以后,对其进行了认真地考订和选择,可疑者则存疑,写作态度十分审慎。
由于他运用史料时态度严谨,大都只采可信史料,所以《史记》才被后人一致公认为“实录”。
3、详近略远的编撰原则。
重视当代史的研究,这是《史记》的一大特点。
总体来看,自天下并起而亡秦到《史记》成书约百年时间,这一百年的历史,在全书分量的比重上要比过去几个时代的总量大得多。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司马迁在《史记》的撰写中,确实是贯彻了详今略古这一原则,成为史学领域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之一。
4.运用时代语言反映时代特点。
刘知幾认为史家写史必须采用当时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真实历史情况。
其实这一主张,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早已躬行有得,并且做得十分出色,为《史记》的成就增添了光彩。
司马迁将民间口头语言,恰当地使用在自己的著作中,这就使他在写人叙事上,既富有战斗性,又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
5创造了“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写作方法。
《史记》在叙述史事当中,可以不必着上一句议论,不置任何可否,读者顺文一读,就会明白作者主观评价之所在,这是一种在史实的叙述中就把自己的论点体现出来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为司马迁所独创,也是《史记》叙事的一大特点。
司马迁所采用的这种叙述史事的方法,其形式又是灵活多样的,基本的、常见的有下列三种:
一种是借别人的评论或反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一种是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即借客观的内容体现主观的评价。
这是《史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最基本形式。
如《叔孙通列传》。
还有第三种,《史记》里还经常采用对比衬托的形式来表现作者的意旨。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史家辈出,史著繁多,但能做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史著却并不多见,说明这不仅仅是个写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渊博的学识水平和高超的艺术才能。
二、进步的历史观
1.“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宏伟目标。
当时,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宣扬天人感应,鼓吹天有意志并享有绝对权威。
司马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提出要“究天人之际”,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他精通天文历法,根据天文科学的知识,说明自然界和天体运行都有自己的一定规律,人们只能并且必须按照这种规律去行事。
他还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人的祸福与天毫无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他所指的天,有时亦指时势而言,如《秦楚之际月表》称赞刘邦的成功“岂非天哉!
岂非天哉!
”等等。
像这一类的“天”,与其把它解释成具有意志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不如把它解释成“势”或“时势”更符合司马迁作《史记》的原意。
“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化和相互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
为了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他创立了通史体裁,把自有史以来到汉武帝为止上下数千年人类历史的活动过程全部贯穿在一起。
这种通史体裁,本身就可以“通古今之变”,使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以及礼法制度的因革损益,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比较得一目了然。
事实证明,司马迁在当时提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作为自己编撰《史记》的目的要求,在当时来说,不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后来史家写史指出了应走的道路,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司马迁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突出各种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人物在物质文化创造上的功绩,这本身就是对宣扬天的作用和宗教鬼神思想的否定。
他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天和鬼神,而是人类自己。
3、富国利民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古代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了商品经济的特征,还考察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交换,护国护家的经济理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1)首创了经济史传,并重视农工商虞。
《史记》中有两篇专讲经济的文章,即《货殖列传》和《平准书》。
这两篇经济专文,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货殖列传》为70列传之一,《平准书》则是8书之一。
二者体例虽然不同,但不可分割,是“表里之文”。
司马迁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调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
这是司马迁对汉武帝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彻底地否定。
2)宣扬欲望动力说。
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对人性作过阐述。
诸子百家都承认人人都有欲望,但要扼制欲望。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更是把欲望看作洪水猛兽。
为此,董仲舒还提出了一套防范人欲的理论,即用三纲五常的道德礼教来治人欲。
司马迁针锋相对地明确提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而不是什么罪恶的主张。
如,他针对当时人们不分贫富贵贱都在逐利的现象,引证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指出其合理性。
司马迁的贡献在于,他撇开了人性之争的哲学范畴,而是将人性放到生产领域进行考察,从而生动地揭示了一幅人群逐利图,并洞察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司马迁认为,这是合理的,而且正是人们的逐利行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从欲望动力的观点出发,司马迁“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之说,都是针对统治者的经济政策而说的。
这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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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学史复习 删减版 中国 史学 复习 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