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朗读者》历史意识的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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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朗读者》历史意识的解读

对《朗读者》历史意识的解读

　　[摘要]施林克的《朗读者》是一部充满历史意识的小说。

作者企图通过《朗读者》的写作逃脱过往历史的纠缠,然而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却不由自主地再次身陷历史的囹圄。

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巨大碰撞以及人面对历史时“逃脱”与“承担”的两难挣扎,施林克探询了现实应如何去承担历史、现实如何与历史共处以及人在现实与历史的夹缝中所应持有的态度等问题。

　　[关键词]《朗读者》;历史意识;解读

　　苏珊•桑塔格认为:

“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来加以评估。

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

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

”[1]施林克的《朗读者》是一本企图“逃脱”历史的小说,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施林克却不由自主地再次身陷进去。

正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施林克的米夏与汉娜也是一个时代人的映射。

在小说中,米夏即说道:

“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

”[2]150在我看来,《朗读者》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以及施林克在“逃脱”与“身陷”中的挣扎。

　　对德国战后一代而言,企图“从死去的过去逃脱”是一种普遍的情绪。

米夏们纷纷“同自己的父母,同整整一代罪犯,包括见事旁观者、遇事逃避者、对事容忍者和凡事接受者划清了界限”,企图以此“免除羞耻本身”或“由羞耻而产生的痛苦”。

[2]150但事实上,“对于某段历史究竟有什么遗产留下来,我（米夏）们完全闭目塞听,而恰恰是我（米夏）们,又深深打下了历史的烙印;恰恰是我（米夏）们,又生活在历史当中。

”[2]158当无法“逃脱”而“身陷”历史时,米夏们的存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朗读者》探询的正是这个问题。

有论者认为,作者“将米夏定位于一个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让他与曾经的纳粹女看守相遇并演绎出一段爱情故事,这本身就体现了现实与历史的碰撞。

”[3]或者,需要思考的恰恰是当历史与现实衔接时,现实将担当怎样的角色,将成为怎样的历史注脚?

当现实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时,现实应当怎样去承担历史,并进而发问?

当个人成为“历史的人质”时,究竟是错在历史还是失之个人?

　　在小说文本中,“朗读”是一个关键词。

应该说,米夏与汉娜其实是相互朗读的。

汉娜通过米夏的朗读接触文明,净化灵魂,走向反思并最终以死亡的形式超越生命的罪与罚。

而米夏,则通过朗读汉娜的身体,完成一个小男孩到男子汉的蜕变。

此后,则通过朗读汉娜的人生进而开始思辨战争、人性、职责及文明等。

“朗读”在文本中既是一种存在的启蒙,同时也如同触须般纠缠起米夏与汉娜的生命。

对米夏而言,重新阅读《奥德赛》是一件充满意味的事。

少年时代,米夏曾“马上就喜欢上了”《奥德赛》,后来却是带着“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女儿,对我的生活进行反思”重新阅读。

米夏说:

“奥德修斯回来,不是为了留下,而是为了重新出发。

”“于是,我就从《奥德赛》重新开始了。

”[2]159-160问题是,面对同一个对象――汉娜,在无法割裂的精神历史面前,米夏的“反思”能够带来“重新出发”吗?

一个人如果拥有太多的历史,注定是一份痛苦的承当;但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历史,那么他的存在也便失去了意义。

在两者的纠缠中,米夏无法界定其界限。

于是,他只能继续为汉娜朗读。

朗读即发问。

　　米夏的写作,同样是一种思考与表达。

“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写作了,就把自己写的东西拿来给汉娜朗读。

……就这样,我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全部创造力,所有带有批判性的想象力,全都捆绑在一起出庭,而汉娜就是审判这一切的法庭。

”[2]162“一切”“全部”“所有”这些字眼,让我们感受到米夏的全身心投入。

有意思的是,曾被作为历史的替身审判的汉娜,摇身一变成为“审判这一切的法庭”。

面对历史,我们需要追问,我们的思考与表达是否恰如其分?

我们的阐释是否只是一种自以为是?

我们手中的卷宗是否只是一份野蛮而扭曲的笔录?

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曾说:

“每一文明都倾向于过高估计其思想所具有的客观性方向,当我们错误地以为未开化人只是受机体需要或经济需要支配时,我们未曾想到他们也可以向我们提出同样的指责。

”[1]一旦我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历史,历史同时也便具备了批判我们自身的权力。

　　有个问题必须提出来:

历史与现实能否和谐共处?

在米夏看来,“被囚禁的汉娜”是历史与现实这两只刺猬的最佳距离。

这种距离既可保持一份精神上的联系,又避免了短兵相接。

正如米夏自己所说:

“我有一种感觉,汉娜对我只能是在某种距离之外才真实可信。

”问题是,当汉娜终于解禁出狱,历史扑面而来时,米夏该做何选择?

“我有点害怕,一旦我们距离拉近,那片由问候短信和录音磁带所营造的世界,那片小小的、轻微的、安全的世界,就会露出本相,太矫揉造作,太刺伤人心。

”[2]169接纳汉娜等于把历史与现实并轨,同时印证曾经的羞耻;拒绝汉娜则等于抛弃过往的历史及自己的存在,终生备受良心谴责。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米夏的逃避态度导致了汉娜后来的自缢。

在现实面前,历史注定必须保持某种距离,“被囚禁”或埋葬,没有真正的和谐。

　　必须指出的是,汉娜其实一直在期待米夏的理解。

当米夏质问汉娜:

“在法庭审讯之前,你难道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上法庭、会成为话柄吗?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在我给你朗读的时候,难道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些吗?

”汉娜回答道:

“这么说,你还是心里搁不下吗?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不了解我,没人晓得我本是什么人,干过些什么事。

你明白吗,如果没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人能要求你讲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我。

”[2]173对米夏一代来说,少年时代父辈的骄傲,变成青年时代的耻辱,进而成为中年时代一个难以开解的结。

现实中,他们谴责自己的父辈,甚至同父辈划清界限,企图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

问题的实质是,米夏们不曾去理解父辈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不曾去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父辈们。

而当米夏们同父辈那种难以隔断的血缘伦理及精神延续在现实生活中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出现时,米夏们的内心开始产生一种恐慌。

对于汉娜而言,历史要求理解与尊重。

当人们以今天的眼光,以今天的立场,以今天特有的目的审判历史时,她唯有以沉默抗拒,以此维护自己的尊严。

具备反讽意味的是,当汉娜具备了一种反思能力并渴望言说时（在监狱中,汉娜学会了读写,并开始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米夏却没有欲望去倾听去理解去尊重（米夏从未给汉娜写信,留恋“被囚禁的汉娜”这种特殊状态,以及逃避探望汉娜）,并且时刻准备斩断与历史的惟一通道（汉娜一旦出狱,朗读即将停止,如她自己所说:

“现在都结束了”）。

于是,如小说中所说,历史只能无力地回退,萎缩成一种依靠书籍和电影的集体想象。

[2]129-130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最本初的问题,即施林克写作这个小说的目的。

施林克说:

“起先,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仅是为了借此将她摆脱。

但是,我的回忆并不因为这个目的而生。

”施林克说道:

“忽然间记忆自己回转过来,记忆中一个细节牵扯出另一个细节,并带有一种天衣无缝的圆满形式,具有自己的叙述取向和完整规模了。

”[2]191对于施林克的这种表述,我想我们更应该把这部小说看成一个民族寓言。

这个寓言涵括了中年米夏在汉娜墓前的全部思考,并最终孕育成施林克胸中的故事。

中年米夏站在汉娜的墓前,通过阅读汉娜的一生,以及自己前后半生的碰撞,明悟到“我们的生活层层叠叠,下一层紧挨着上一层,以至于我们老是在新鲜的遭际中碰触到过去的旧痕,而过去既非完美无缺也不功成身退,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眼前的现实”[2]191这个道理。

历史与现实,以一种既非并轨,同时也绝不断裂的形式,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命运与存在中,同时,以一种沉郁悲愤、欲哭无泪的方式,成为每一个生命隐匿的旋律。

历史不应被忘却,但是却不应以一种仇恨的姿态铭记。

如果历史――尤其是惨重的历史,无法以一种澄明的姿态呈现,而是以一种强化的方式介入现实,那么所有的救赎都将被异化成旧有伤痕的延伸。

如同那位成长为作家的犹太女儿最终选择了茶叶罐,选择的其实是关于集中营的那份记忆――以茶叶罐印证。

或者,对于历史与人,我们应该这样描述:

人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浪花,会因阳光灿烂而折射出彩虹,也会因乌云暴雷而蓄满阴沉。

人必须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承担责任,但善恶却不应因某一个选择而盖棺定论。

正如施林克在专访中所说:

“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

”[4]

　　[参考文献]

　　[1]赵煜.关于《朗读者》[OL].

　　[2][德]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M].钱定平,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9.

　　[3]焦雅辉.一部启示录式的小说――读《生死朗读》[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4（12）.

　　[4]专访:

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A].朗读者[C].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9:

2.

　　[作者简介]刘鹏丽（1983―）,女,广东潮州人,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应用外语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及认知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