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近代企业手工业发展演变述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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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近代企业手工业发展演变述论

中国前近代企业手工业发展演变述论

来源：

国学网

中国前近代（企业）手工业[1]发展演变述论

魏明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载《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古代社会的三大经济部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依赖。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大经济部门的出现，反映了人类社会分工。

就三大经济部门本身来说，手工业是仅次于农业的一个生产部门，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同时，手工业还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商品生产部门。

历史上的农业和商业、交通运输业、军事、科技以及百姓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不反映当时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我国历史上每一次比较大的农业生产的进步，诸如铁器广泛用于农业生产，水力碾硙（即水力粮食加工业）的出现，江东犁的发明和推广等，与其说是农业技术的发展，不如说反映的是手工业技术的改进。

手工业技术的改进，不仅仅只是对于手工业经济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其对于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有直接的关系。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谚语“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后来随着手工业技术的提高而带来桥梁普及和车辆、船只载量提高和便捷，在不断突破，在唐代中后期“大船不过八九千石”已被突破，如著名的“俞大娘船”的载重量已经超过万石[2]。

至于后来的情况更是如此，人们的交往半径在不断扩大，商品交流的品种所受距离的限制越来越小，这只要一提新大陆发现之前明代郑和下西洋就足够说明问题。

手工业的演变程度与类型及经营重点的不断变化，标志着社会经济演进的相应阶段。

当手工业采取了某种特定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更新了其技术性质，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必然会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逐渐转变为以商品经济为基础或者二者同时并重。

在“家天下”和“官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官府手工业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手工业生产者也是社会财富的基本生产者和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士、农、工、商”[3]作为基本的社会职业分工，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见诸法律规定，并且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手工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同样，手工业生产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下面只是在前贤研究[4]的基础上，就我国前近代企业（手工业）[5]发展的轨迹进行简要论述，并进而对我国历史上手工业（企业）的没有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发展成近代企业的原因作了粗浅的说明，以为近代企业史研究提供一点背景材料。

一、中国手工业经济发展轨迹扫描

可以说只要人类一出现便同时产生了手工业，因为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人类脱离动物界是从打制哪怕最简单的石头工具开始的，而这种打制石质工具的本身以及整个打制过程（也许今天看来这是非常简单的过程），无疑是手工业的范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手工业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界。

当然，手工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则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且能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之后。

即使如此，手工业作为一个经济或生产部门并非完全依赖于农业，实际上它与农业以及商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历史上每一次比较重要的生产工具的改进，都会给生产力的提高创造条件，而这也是手工业技术本身的进步。

农业工具的改进也不例外，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这对于商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与手工业之间的互动等等，莫不如此。

这一方面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人人皆知的例子中包括青铜器的生产、铁器工具的出现、鼓风炉的发明、耕具（如江东犁）的改进、车辆和船只运载能力的提高、造桥技术的进步,等等。

另外，手工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除了机构庞大、管理正轨、原料充足、工艺精细、工匠人手富裕的官府手工业外，还有专门以手艺为生的个体工匠，有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私营手工业作坊。

不仅如此，就广大的农民来说手工业也是其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男耕女织”[6]、“晴耕雨织”[7]是一种普遍现象。

尽管家庭副业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每户用于市场的商品数量非常有限，而汪洋大海的农户所生产的产品积少成多，往往构成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8]。

就手工业经济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来说，对手工业经济如何进行评价也不为过。

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手工业并不只是古代社会的专利，工业革命之初，以蒸汽机代替人力、畜力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始将动力区分为机器和手工。

然而水力发达区域常以古老的水轮机代替蒸汽机，也不妨碍技术革命。

再如历史悠久的磨坊，曾经历人力、畜力、风力、水力诸阶段，及用蒸汽机称火轮磨坊，仍然是利用两片石磨转动。

直到19世纪末发明滚筒制粉和联动装置（rollingsystem）后才实现了技术革命，而其前均为手工业。

即使进入20世纪，手工业乃至家庭副业手工业也并没有完全退出生产领域。

[9]

先秦时期出现的石器尤其青铜器、彩陶等，反映了先民们的创造才能，在人类手工业经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页。

而早在我国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懂得酒的酿造，也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一个史实。

铁器的出现和逐渐普及，确实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历史上井田制的瓦解和自耕农数量的逐渐增加，是与铁器农具的普遍推行分不开的，而且它还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变化，我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并且最后确立封建社会，正是铁器广泛用于生产领域的直接结果。

“工商食官”[10]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很早且持续时间相当长的一个现象。

“工商食官”的出现，说明作为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前期的中央政府，掌握着国家资源以及作为官营手工业作坊的直接生产者――工奴或工匠，当时的官营手工业生产规模巨大、资源消耗大、管理协调成本高，但由于统治者尤其最高统治者的需求是具有实现可能的有效需求，官府手工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构成了手工业的主体。

这时的官府手工业以生产消费手工业品尤其奢侈手工业品为主，官府手工业是以牺牲广大劳动者尤其手工业者的剩余劳动乃至一定的必要劳动为代价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知道，当时在官府手工业的工匠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如今天仍然令世人称誉不绝的商代青铜器、秦汉兵马俑[11]以及丝纺织品、彩陶、瓷器等。

如果没有官府手工业控制着数量充足的工匠与政府控制的丰富的资源，在当时由个体工匠来完成诸如“司母戊”那样的举世罕见的青铜器和今陕西出土的秦朝兵马俑和今江苏徐州出土的汉兵马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一方植物纸真正改写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而造纸术发明的时间在汉代[12]是无疑的，纸张发明不仅仅带来的只是纸张规模化生产，它也带动着其它有关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其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均上无法估量的，即使今天依然如此。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战乱频繁的时期，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就手工业经济来讲，民族手工业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尤其值得注意是：

随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往的频繁，畜牧加工业发展迅速，农耕民族的手工业对游牧民族影响比较大，这种双向交流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与此相适应，这还丰富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手工业内容以至改善了其食物结构。

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技术方面的发明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这一时期出现的风力鼓风炉，大大提高了炼铁、炼钢的效率和质量，是手工业发明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这一时期炼丹术非常盛行，炼丹术对于化学的直接影响是人人皆知且被广泛引用的例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的范围，较以前明显有所扩大，其中茶叶的加工就是一个例子。

《唐语林》卷8《补遗》记载：

“吴主孙皓，每宴群臣，皆令尽醉。

韦昭饮酒不多，皓密赐茶茗，以代饮酒。

晋时谢安诣陆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

可见当时茶叶加工业已经在一定范围内盛行，以茶代酒成为一种习俗，至今亦然。

当然茶叶加工业的真正普及，是完成于唐朝的。

上引《唐语林》对于三国和晋代饮茶情况与唐代进行比较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指唐代）之溺之甚，殆成风俗”。

茶叶加工真正成为一种新的产业。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地主占居主导地位，中央权力从整体上看显得比较薄弱，因此世族地主对于一些本来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也染指其中，如铸币业作为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大柄，在这一时期就往往允许世族地主从事经营活动，北魏太和（477－499年）年间就规定“在所遣钱工备炉冶。

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13]。

像这样允许民间按照一定质量自由铸币的情况，在以后不再出现过。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手工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隋代赵州安济桥历经1，300余年风雨沧桑后仍然挺拔屹立，这是人类造桥史上的一个奇迹。

安济桥首创敞肩拱结构形式，精美的建筑艺术、天衣无缝的施工技巧等艺术成就，赢得了古今中外桥梁专家的交口称誉，在世界造桥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4]被誉为“文明之母”的雕版印刷术出现在隋唐时期，它使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为这一时期手工业技术和科学技术增添了不少光彩[15]。

对于唐五代来说，还有一个令世人自豪的发明是，唐代后期火器已经初现端倪，五代时期这种新技术则已运用于战争，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热兵器的出现。

至于唐三彩等手工业的发明创造，以长安和洛阳都城为代表的城建业的成就等,均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人类手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隋唐手工业的突出成就，与当时开放的国策，开明的对外政策，以及将其置于当时世界舞台中心的胸怀有关，其直接后果是以虚怀若谷的态度看待包括手工业技艺在内的外来文化。

唐代及其以后也还出现民间“盗铸”钱币的情况，但是一般只是限于“销器为钱”或“销钱为器”[16]，已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熂山封水,保为家利”[17]不可同日而论。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对于宋代所谓“积贫积弱”的整体评价，今天看来其中军事上的“积弱”[18]大体上是事实，而经济上的“积贫”则是一种误解。

这在学术界已经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证和论述，此不赘述。

宋代经济的发展程度远超过汉唐，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较以前明显，手工业经济中出现的活字印刷术、火药等比较普遍用于战争，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私营手工业作坊在手工业经济中所占比例有了提高。

唐宋手工业的发展变化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一环。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瓷器工艺的重要发展时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还是历史上手工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时期之一，其中如四大发明中造纸术虽然始于汉代，而其普遍推广和技术的真正提高，是在宋代；雕版印刷虽然在前世已经发明，而被广泛采用则同样在宋代；至于活字印刷和指南针的发明更是宋代的事[19]。

元大都的建设，反映了当时手工业设计和施工的最高水平，为明清的国都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国都建设树立了一个样本。

随着宋辽金元民族交往和民族战争的交错进行，民族贸易成为当时经济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中茶马互市成为各政权之间民族来往的不可或缺的，这样便带动了茶叶加工业和畜牧加工业技术的改进。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胶泥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完成于宋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由沉括撰写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记载了许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据漆侠先生考证，宋代铁的产量可达14万吨，即使英国、俄国刚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数量[20]。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宋代的评价远没有对汉唐高，主要是基于综合因素考虑的，而不仅仅只是经济一个指标。

元代尽管在等级排序中将工匠列于知识分子前面，原因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地域统治，从整体上看手工业经济处于萧条萎缩状态。

明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是诸如指南针这样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比较广泛用于航海业，这是手工业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革命。

与此同时，郑和率领的庞大人员前后七次下“西洋”，无论人员之多、旅途之远、时间之早，均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

别的可以姑且不论，当时的船队不管数量、质量和运载和自救、进攻能力[21]，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反映了明代造船业的高超水平。

明代航海巨船的制造，正是当时手工业经济比较发达的综合体现。

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到了清代前期，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折时期。

这一时期手工业发展中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官府手工业趋向衰落，与此相适应的是，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农民家庭副业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与市场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手工业区域，出现了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同时还出现了农民家庭逐渐脱离农业而专门以手工业为生的趋势[22]。

其中如明代江南出版的书籍，官府所刻者称为“官刻本”，私家所刻者为“家刻本”，而书坊所刻者是“坊刻本”。

李伯重的研究表明，官刻与家刻一般是非营利的，只有坊刻则完全是以牟利为目的。

[23]这种书坊，是一种计算成本、注重规模效益的企业。

总之，这一时期手工业生产组织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

[24]明清时期，原来的一些官府手工业生产场所，在向专门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集中，如明代后期的天启（1621－1627年）、崇祯（1628－1644年）年间，全国各地的官营织造局陆续停罢。

清代建立之初，官营织造局的分布面明显缩小，官营织造局只设立江宁、苏州、杭州和北京等4处。

[25]明清时期民间手工业行业中在历史的基础上的合伙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手工业中存在合伙制的行业不少于十六七个[26]，说明民间手工业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匠籍制度的废除，是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对手工业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二、我国传统手工业技术的近代命运

我国手工业技术中的一些领域技术含量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即使说因此而改写了世界的历史也不为过。

这已是不可争议的史实。

而现在的问题是，我国手工业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处于先进地位，为什么在近代没有在本土内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反而落后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难度非常大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多此探索可谓不遗余力，但是，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在这里就这一问题略述己见。

我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代的手工业经济，基本上属于前近代企业的范畴。

前者与后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二者所赖于生存的基础不同。

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尤其一些生产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的影响是直接和深远的。

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手工业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不仅刺激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为社会贫富分化提供了可能。

《汉书》卷91《货殖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

说明在社会变革时代商业流通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时进入流通领域不仅仅只是关系到居民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而且已经有大量的奢侈品进入到市场，成为商人竞相经营的重点；同时，手工业生产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生产也不是以使用价值为主要追求目标，而是以奢侈品的生产逐渐成为重点。

工商业者的经营重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当时利益驱动所然，这是在社会环境发生比较大变化的形势下，商人和手工业经营者对业务不得不进行的调整，“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可谓一语中的。

同时这种变化也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春秋战国时期“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唅菽饮水”[27]，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广大直接生产者最基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匮乏，一般居民连最廉价的麻衣和基本的铁器农具也不能够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则是贵族、官僚和地主及商人奢侈性的消费触目惊心，二者之间的反差非常强烈。

汉代时“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28]说明当时奢侈品与手工业品尤其与农产品的价格差距非常明显。

同时一些手工业方面的重大发明，则成为造福人类的共同财富，对于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贡献都是深远的，其中如纤维纸张的发明和推广，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等等，就是最著名的事例。

我们通过对我国历史上的手工业经济梳理后初步发现，我国长期存在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工匠的生产形式，对于机器生产没有迫切需求，甚至还采取排斥态度，使得直接生产者在这一方面的动力明显不足，“功不十，不易器”[29]，是一般个体小生产的恪守的古训，数千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一般生产者对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改进意识是严重滞后的。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工匠的生产，受到各级政府繁重的赋税徭役的压榨，他们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外，用于积累或扩大再生产的资源非常有限。

这种生产的规模比较小，往往限定在“男耕女织”和“晴耕雨织”的模式之内。

另外一方面，广大个体工匠长期以来受到重农抑商或重本轻末国策的影响，对于在生产中积累的一些财富，没有表现出扩大再生产的热情，而是表现出对土地投资的偏好，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30]就指此。

而这里所说的“末”，不只是指商业，而是包括手工业生产在内。

因为《史记》卷68《商君列传》注文是如此解释的：

“末谓工商也”。

对于政府来说，长期以来对于工商业者采取政治上打击和经济上限制，在四民的排序是“士、农、工、商”。

“天下已平，（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31]。

这种情况在后来虽然有所改变，而实际上一种观念持续的时间要比一种制度存在的时间顽固得多。

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参加科举是社会下层步入仕途的捷径以及官宦家庭保持门第的稳妥途径，致使多少学子寒窗苦读以求功名，而工商业者的子弟往往在这一方面有所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在社会现实中的执行并不严格，却反映了社会上的一种价值取向。

这样，社会能够动员的文化人，绝大部分都皓首穷经，将毕身精力花费在科举应试上，至于科学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则不屑一顾；而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者，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的蔑视，也往往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知识分子作为对社会影响非常大的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对全社会的影响是直接和深远的[32]。

在古代社会，将一些科学技术发明斥责为“淫器”[33]者，科技发明的鼓励和推广没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和机制。

即使如出现郑和下西洋这样的盛举，“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该船队总人数多达27800余人[34]。

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最先进的远洋轮船，而却以宣扬明代的国势为宗旨——“示中国富强”[35]，没有发生如同欧洲那样的美洲大陆新发现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明代政府没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和意识。

因此，科学技术在人才、资金、社会氛围、制度保证等方面均不具备革命性的环境，这与西方的情况截然不同。

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是，手工业技术的改进或革命性缺乏必要的动力。

现代研究成果表明，在纺织手工业中，我国长期使用的纺织机械，与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和凯的飞梭仅仅存在一个重要部件的差异。

[36]这大概就是劳动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对于手工业技术要求以及其为手工业技术的改进提供的外部环境的差异。

也就是说，当时我国还不存在产生机器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

在我国前近代的手工业或企业生产中，廉价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是无可置疑的史事。

这一方面还有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尽管土地开垦在后来几乎做到了不遗余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还是在不断减少，这样只有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简单的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

唐代以后尤其明清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的基本方向主要是精耕细作，同时引进和培育产量高的农作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我国悠久的手工业发展过程中，一些能工巧匠为手工业技术的发明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鲁班、蔡伦、马钧、苏颂、沈括、黄道婆、宋应星寿等，就是人类发明史上的耀眼星辰。

在我国古代，手工业工匠不仅仅只是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而且也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实践者和重要传播者，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很难将手工业技术与科学技术区分开来，或将手工业技术与科学发明截然分开。

实际上，汗牛充栋的史书对于手工业技术发明做出巨大贡献的能工巧匠的记载者不过挂一漏万。

这是由古代史书尤其正史记载重点所决定的，即主要记载的是政治尤其宫廷政治和官员事迹、军事等，对于经济方面的记载，在重农抑商基本国策下，只是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记载，而对于手工业的记载则或阙或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如对世界影响深远的能工巧匠或科学家，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

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他的进化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是从“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中得到启发的。

从达尔文所引用的材料来看，这部书非《齐民要术》莫属。

可是对于这样的科学巨匠，不但正史只字不提其事迹，就连野史也没有任何记载，今天所能看到有关他的确凿记载仅10字，即作者在《齐民要术》的署名：

“后魏高阳太守贾私勰撰”。

中国历史上太守级的官员不计其数，而诸如《齐民要术》这样的鸿篇巨著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作者的署名却以其官位，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

即使如此，对当时乃至历史上手工业技术进行总结的专著，其中如《考工记》、《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不但对当时的手工业技术影响非常大，而且对后世手工业技术乃至世界手工业技术史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成为人类手工业技术史上的瑰宝。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是在制度层面。

官府手工业的情况与民间手工业迥然有异，这里的生产不计成本，包括能工巧匠在内的劳动人手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生产原料充足，资金来源一般没有问题。

但是，官府手工业内的生产有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克服的痼疾，这就是这里的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并不高，生产者的组织成本相当高，尤其重要的是，这里的生产品并非为了进入市场，而是满足统治阶级的生活需要和奢侈需要，从整体上看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这就严重阻碍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没有形成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冲击力量。

从这些简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尽管我国历史上早就有称誉世界的比较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其中有些技术发明真正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环境，以及直接生产者对于技术尤其重大技术改革没有强烈的需求，发生近代工业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不具备。

从上面对中国历史上手工业经济的简单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与近代企业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的生产力表现为手工劳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换言之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在此生产水平上的手工业，一般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不是很高，生产成本比较高；而近代生产力则表现为机器生产力即自然能源（煤、天然气和蒸汽等）转化的机械力，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企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

另外，二者之间的主体地位也不同。

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官府手工业是历代王朝的附属物，民间手工业则是次生物，它们不可能取得法人地位，全凭官府的需求和政府的“照准”经营；近代企业则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注册公司，对企业经营负有限责任。

当然，中国近代企业的出现还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中国特色。

这是我们论述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近代企业时必须明白的一点。

[37]

[1]按现代经济学的定义，企业又称厂商，是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性活动的经济组织。

企业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

现代经济学认为，企业组织形式按资产结构可分为业主制企业（单一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等三种（参见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辞典》第780－781页，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在我国漫长的前近代社会，在一些领域、一定阶段的手工业生产中具有近代企业的某些特质，或具有近代企业的雏形。

[2]《唐国史补》卷下。

[3]《汉书》卷23《刑法志》注引颜师古语。

[4]学术界关于手工业的通史性著作，主要有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刘国良《中国工业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郑学檬主编《中国企业史古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