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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街道的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功能
中国古代城市街道的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功能
2008-09-10宁欣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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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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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安城的地域空间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275-289页
中国古代城市街道的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功能
——以唐长安为中心
宁欣
摘要:
唐长安城外郭城主干街道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公共性的特点,以及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功能等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是当时城市社会的重要舞台。
在相对封闭的坊市制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街道所发挥的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的功能,对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
唐宋城市社会街长安信息传播
中国古代城市在空间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坊市这种方形格局向街市这种平面大空间布局转换、封闭的坊市管理体制向开放的厢坊管理体制的转换,是中古时期的总体趋势,但以往人们过多关注了街与坊、街与市在时间和空间隔绝因素的突破,即:
坊墙的突破,夜市的存在,坊内商业活动。
但对街道,这种线形空间在突破坊市制度过程中的作用,作为都市地域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作为公共空间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的功能,却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唐朝长安城堪称中国古代城市坊市制的典范,城市规模宏伟,街道宽阔。
在相对封闭的坊市体制下,街作为不可或缺的区域空间,是如何发挥社会信息的交流与传播的功能的,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一长安城的地域空间
唐长安城,因其宏大的规模,严密的制度和整齐划一的坊市,成为史家心目中古代城市的典范。
唐朝都城长安外城城周为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
[1]唐长安为三重城,分为内城和外郭城。
内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
宫城即“大内”所在,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区,外郭城则主要是以“坊”为区划的居民居住区和商业区,三重城功能各有分工。
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将外郭城分为114坊(包括东西两市),中央大街名为朱雀大街,南起外郭明德门,北至皇城南中门朱雀门(向北延伸至宫城南中门承天门)。
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将外郭城坊市分为东西两街区,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之地。
宫城占地面积约为4.2平方公里,皇城占地面积约为5.2平方公里,外郭城占地面积约为74平方公里。
长安城的外郭城,就其区划,应该拥有三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一是由街道划分出的坊区,即居民居住区;二是市区,即东市与西市,属商品交易区;三是街道构成的区域空间(可简称为街区),即城内公共交通与公共活动区。
都城作为城市社会的载体,具有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有区别又不可分的研究领域。
人们在研究长安城时,因其严密规整的坊市制,而将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坊与市这两个城市区划地域空间。
其实,由于街区所具有的公共性、公众性、开放性及延伸性,不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城市区划地域空间,在城市社会空间领域中也发挥着坊区与市区无可替代的作用。
唐长安城的街,应该有几个层级:
一是指城坊之间及城坊内主要通行道路,又可分为几个层次:
一是具有轴心性质的街道,如外郭城轴心大道朱雀街,皇城内承天门街;二是以朱雀大街为轴心外郭城的主要街道,南北向有十四条,东西向有十一条,包括四面顺城街,将长安城分割成井然有序的坊市,每条街道都有相应的街名,一般是以街道所在位置的顺序命名,通向城门的街则往往以城门名称命名,如金光大街、春明大街,其它街道则以方位加次序称呼,如承天门街之西第六横街,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三是坊市的十字街、井字街。
上述街的涵义,应是我们通常使用最广泛的。
二是具有宫廷广场性质、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承天门外的横街,类似于后来北京城的天安门广场。
三是外郭城内以主要街道为界限的区域划分,即以南北纵向排列的坊为一个街区,如朱雀街东第三街,朱雀街西第五街等。
这种街区,也是行政区划和治安区划的一种组合。
坊、市、街三大区域,坊与市规划为平面方形封闭式空间,因此,管理方式也是相对封闭式的。
东西十一条和南北十四条的主干街道是开放和可延伸的区域。
[2]在84平方公里的唐长安城中,宫城和皇城共占十分之一强,外郭城占十分之九弱。
那么,具有最大化公共性质和公众意义的外郭城主要街道所占的空间和比重是多少呢?
据考古发掘,长安外郭城主干街道(即南北十一条和东西十四条),东西向的街道勘探出皇城以南的十条,南北向的街道位于皇城以南的部分基本都勘察清楚,按照已勘察出的数据统计,外郭城主干街道的总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占外郭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强,八分之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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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长安城的街道管理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已另文撰述,本文从简。
唐长安外郭城的主要街道,可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
《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又,李健超: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卷之二,有详细归纳,可参见。
拙文:
《诗与街的对应——白居易“歌钟十二街”所引出的话题》(《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亦有简要归纳。
还可参见宿白: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叶骁军:
《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妹尾达彦:
《长安都市计画》,(日)讲谈社2001年版。
二、利用街道传播与交流信息的方式1
二、利用街道传播与交流信息的方式
街道作为古代城市社会官方和民间传播信息的渠道,具有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功能,是自然形成的。
街道的信息传播功能有两个层面,一是官方带有强制性或导向性的信息传递,二是街道上的活动会传递公开和隐含的社会信息。
它的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外郭城。
根据有关史料,可以将唐朝长安城的信息传播和交流的类别分为官方、民间和官民互动三种。
1、街鼓制度:
唐初马周建议设置,成为定制。
《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
“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
”[1]
《大唐新语》卷六:
“(马)周所陈事:
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急。
”[2]
《中华古今注》巻上[3]:
“街鼓唐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马周请置六街鼓,号之曰冬冬鼔。
”
可知,街鼓的功能是通过鼓声官府向居民传递开闭城、坊、市门的信息,代替金吾将士巡警外郭城街道时昏晓传呼。
街鼓的示警作用紧急时刻也会被市民所利用。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犯长安,武将王甫“诱长安恶少数百人,集六街鼓于朱雀街,大鼓之。
吐蕃闻之震慑,乘夜而遁”。
[4]
街鼓代替“金吾昏晓传呼”,应该说警示信息的传递作用更强,也更方便。
唐人做《六街鼓赋》[5]咏之,并成为京城的重要标志。
街鼓制度,后世置废不一。
现在北京城的钟鼓楼就是街鼓的沿袭。
2、行刑徇街示众:
古代刑人,为警示众人,往往当众行刑,以期达到最大效果。
唐朝长安城宽阔的主干街正是具有最大公众效应的空间,警示就成了街的重要功能。
唐长安城内具有公众性的行刑场所,记载比较明确的有子城西南隅独柳树,[6]东西两市,朱雀街[7],崇仁坊,京兆府前街,街东安国寺前街,等[8]。
在子城中行刑,有时还特地“集百寮往观之”。
[9]
唐后期对重要案犯,为强化惩戒力度,往往采取——献(告)庙社、徇于两市,最后押赴固定刑场独柳树问斩。
史载,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平淮西,十一月丙戍朔“御兴安门[10]受淮西之俘。
以吴元济徇两市,斩于独柳树”。
[11]又,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变发生,贾餗、舒元舆、李孝本被捕,“先赴郊庙、狥两市,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栁树下”。
[12]又,昭宗龙纪元年(889年)二月,擒秦宗权“上御延喜门[13]受俘”,“以之徇市、告庙社,斩于独栁”。
[14]
可以想见,由于以长安为典型的都市,居民数量众多,主干街道宽阔整齐,“刑于都市”也好,“斩之于朱雀街”也好,或是“徇于两市”,都是在街和市的最具公众效应的场所,展示犯人、强化惩戒效果的一种方式。
这是唐后期警示效果最强的刑人方式。
虽然有的记载只是“徇市”,但这样一个行刑路线,可以说充分利用了街、市向公众传递警示、惩戒信息的功能内。
先在皇城内左献庙、右告社,然后出皇城[15]经主要街道游行(徇)到两市示众,再押回皇城到西南隅刑场问斩。
选定行刑场所,选择行刑路线,都是为了取得最强的公众效应,坊市制下,一个“徇”足以达到最强效果。
此后,历朝历代仍然采取“徇”(现在的“游街”)的方式,以达到最强的警示效果。
在皇城内献庙、告社周行一圈,可能走这条路线:
(1)出安上门——走春明大街——进东市北门徇市——出东市北门——走春明大街——过朱雀门步入金光大街——进西市北门徇市——出西市北门——进皇城含光门——斩于皇城西南独柳树刑场。
出入皇城也可以走顺义门(西)和景风门或延喜门(东),沿皇城东(西)墙外街向南再走春明或金光大街。
无论哪条路线,民众都会奔走相告,争先恐后,一路跟随,如无限制,还会赶赴刑场,观看最震撼人心——人头落地的现场。
于是官府追求的警示效果、民众渴望的惊梀场面,在这种徇市、徇街活动中得以实现。
如隋末,李渊斩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于朱雀街道,于是“京邑士女,欢娱道路,华夷观听,相顾欣欣”。
[16]
对重要的死刑犯人采取游街——闹市处决的方式,应该说是最重的处罚,充分利用街与市,将官府所期盼的公众视觉效应发挥到极致,从而传递了最具震撼力的政治警`示信息。
3、天门街(即朱雀街)祈雨
以皇帝的名义由官府出面在主干街道上的活动,虽然形式和目的各异,但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向公众传递的是一种政治姿态信息。
《乐府杂录·琵琶》载:
“(德宗)贞元中,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
”[17]
皇帝组织的祈雨,选址在天门街,就因为有宣示的意义,主要是做给民众看的。
虽然最初属于官方行为,但后续活动确延伸到民间,成为商人扩大宣传的方式,应是政府的导向和鼓励。
街道,越来越频繁和广泛的被用作公众和商业等活动的场所,街市的征象已经显现。
类似的还有一则:
《太平广记》卷二六○“黎干”: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
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
干与巫觋更舞,观者骇笑。
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
‘丘之祷久矣。
’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
及是甘泽乃足。
”[18]不是舞龙本身,而是围着龙舞。
那么,舞的时候,应该是在公共场所,京兆尹也加入舞,在街上舞,有观者,目的是为了取得公众效应,而形式却持续影响着民间社会。
4、统治者的示范
还有皇帝亲自参加的在主干街道进行的一些活动,也具有典型意义,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
如:
唐太宗迎经像。
据《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19]记载,玄奘从西域取经东归,唐太宗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迎经像入大慈恩寺的活动。
大慈恩寺位于朱雀街东进(晋)昌坊,迎经像路线应该是:
从外郭城西开远门入城,向东直抵皇城西安福门外,皇帝在安福城楼上观看,然后向南拐,沿皇城西墙(通安化门大街),到金光门大街后东拐,走金光门大街,沿途经皇城含光门,到朱雀门外,南拐,沿朱雀大街南行至延平—延兴门大街,东拐,行至皇城街东第二街,南拐,直达晋昌坊东[20]。
当然,到朱雀门后,还可以有几条不同的路线,[21]虽然具体路线并无记载,但可想见,不管选择哪条路线,彩车千余辆的车队,浩浩荡荡的行进在主要街道上,有皇帝御临观之,有信徒百姓沿街瞻仰,场面何其壮观,当然是能够达到最大的限度的向公众传递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官方对佛教态度的信息。
唐懿宗迎佛骨。
再看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春的“迎佛骨”,据《杜阳杂编》卷下载:
“(懿宗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
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
上曰:
‘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
’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鹬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
刻香檀为飞帘、花槛、尾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
舁一刹则用夫数百。
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
工巧辉焕,与日争丽。
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则不啻百斛。
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
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
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
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
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迎真身来,悉赐银碗锦彩。
长安富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
……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
是妖言香刹摇动,有佛光庆云现路衢,说者迭相为异。
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
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
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
竞取僧徒,广设佛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
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
又结锦绣为小车舆与以载歌舞。
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
”[22]
万队幡伞,万数香刹,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蔬素祈福,全城“夹道佛声振地”[23],锦绣小车载歌载舞,沿途彩棚金镶玉饰,吹螺击钹,灯烛相继,真应了懿宗“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的意愿。
宗教活动演绎成一场官方意志带动民间参与的活动,,官方与民间的信息交流充分借助了街道这个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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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书局,1975年,1286页。
[2](唐)刘肃撰,中华书局,1984年,89页。
[3](五代)马缟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0279册,6页。
[4](宋)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卷三百六十七《将帅部·机略第七》,中华书局,1960年,4363页。
[5](宋)李昉等:
《文苑英华》卷八0王履真《六街鼓赋》:
“惟道路兮,此有其纪纲。
在昏晓兮,用警于行藏。
设彼鼓节,以为人防。
俾守度而知禁,咸顺时而向方。
观其四门洞达,九逵攸长。
不有司扃,则政或以荒。
不有式遏,则人或以襄(反文)。
粤惟圣唐,作法兹始。
岐路分职,里闬对峙。
万井如棋,三条若砥。
树鼍鼓也,罔不式遵;命武贲焉,各慎所履。
日入于酉,俾于行者止。
斗回于天,警夫居者起。
惟其度数,自合铜龙之漏;节其昼夜,不失金乌之晷。
岂比夫繁于手,盈于耳,而悦彼姝者子乎?
每司晨而不愆,必候时而后动。
声坎坎而旁殷遐迩,气雄雄而中遏烦偬。
通涂广陌,万户千扉。
晨应鸡鸣,夕催人归。
牛羊下时,迎暮烟而斯发;河汉云没,伴晓色而渐微。
此乃守常有则,守矩不违。
一厥人兮人怀其信,齐厥政兮政绝其非。
不然者,则是或见讹,下无所楷。
使六历时谬,万夫听骇。
是知街之设也,所以通达幽深。
鼓之悬也,所以发扬声音。
岂独警其当路,亦用革其非心。
职是司者,尔罔不钦。
无先天兮以欲败度,无后天兮则人匪忱。
别有养蒙以居,惜阴为宝。
游艺邹鲁,观光咸镐。
每听喤々之声,实乐平平之道。
敢课虚而进牍,聊体物而摛藻。
”(中华书局,1966年)
[6]据《长安志》((宋)宋敏求著,《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卷一0,独柳树在西市平准局西。
有学者考证是在皇城西南隅。
赵望秦:
《“独柳树”地点考实》:
“‘独柳树’是唐代在京城处死政治要犯的一个刑场,它原本是长在这个刑场中的一棵树,由于有此树而后经过约定俗成,逐渐地变为了地名。
“独柳树”的具体地点应在皇城内侧的西南角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7](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228页。
勤政楼位于兴庆宫南墙临东市及春明大街,街道宽阔,易于民众聚集观看。
肃宗以后斩于朱雀街不见记载。
[8]妹尾达彦:
《唐代长安の盛场(中)》(繁华场所)史流三0号,北海道教育大学史学会1989年6月,64页,“弃市”,叙述了长安的刑场、行刑程序、过程等。
[9]《旧唐书》卷一0《肃宗纪》,251页。
[10]兴安门是大明宫西南门,通外郭城。
[11]《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461页。
[12]《旧唐书》卷一六九,4404-4405页。
[13]延喜门为皇城东门,通外郭城东通化门,在此门受俘,民众可观看。
[14]《旧唐书》卷二0上《昭宗纪》,737页。
[15]出皇城哪个门不清楚,但在这样一种巡回路线的展示下,街上肯定聚集了众多观看的百姓。
[16](唐)温大雅: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7页。
[17](唐)段安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18](宋)李昉等,出《卢氏杂记》,中华书局,1961年,2032页。
[19]中华书局,1981年,262页。
[20]大慈恩寺在晋昌坊东。
[21]请参照唐长安平面图。
[22](唐)苏鹗:
《杜阳杂编》卷下,中华书局(上海),1958年,59-60页。
[23]《旧唐书》卷一九下《懿宗纪》和《旧唐书》卷一六0《韩愈传》也有记载。
二、利用街道传播与交流信息的方式2
5、榜语与街议
民众成为城市社会中数量日益庞大的群体,民众的向背、意愿成为统治者关注的重要内容。
街,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场所,各阶层带有意向性的行为,很多是在街上发生的,利用街的公共性特征而传达这种意向。
统治者在街上的举动也往往带有导向性,街成为官府与民间社会的沟通渠道。
虽然有些事件或舆论并不确切地发生在街上,但人们习惯用街”来表示事件(举动)对公众传递的某种信息。
一例:
文宗太和年间,牛李党争如火如荼时,杨虞卿依附李宗闵,引起御史大夫李固言的不满,于是借“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密旨捕小儿无算。
民间相告语,扃锁小儿甚密,街肆汹汹”,虞卿竟因此被贬为远州司户。
[1]
其二:
《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
“宏道中,魏克己为侍郎,放榜遂出,得留者名,街路喧哗,甚为冬集人授接,坐此出为同州刺史。
……开元初,宋璟为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大革前弊,据阙留人,纪纲复振。
时选人王翰颇工篇赋,而迹浮伪。
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
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
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
观者万计,莫不切齿。
”[2]
其三:
匿名贴榜
《大唐新语》卷二:
“张易之、昌宗方贵宠用事,潜相者言其当王,险薄者多附会之。
长安末,右卫西街有榜云:
‘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
’宋璟时为御史中丞,奏请审理其状。
”[3]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大中二年(848年)九月,敕:
“比有无良之人,于街市投匿名文书,及于箭上或旗幡上纵为奸言,以乱国法。
此后所由切加捉搦,如获此色,便仰焚瘗,不得上闻。
”[4]
街路、街肆的舆论效应,信息传播功能,成为党争打击对手的借口,成为选人和民众对铨选结果表露不满情绪的场所,成为百姓抨击宫廷佞臣的媒介。
街作为舆论制造、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成为民众情绪、社会动向的晴雨表。
放榜虽然在皇城内,上述的街也是皇城内的街,但街由于属于相对开放场所,于是就成为信息传播和舆论制造的集散地。
这种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往往会反映民众的情绪和社会的动向。
用街衢喧哗的方式传递信息。
与上述匿名贴榜不同,也有直接利用街衢制造舆论的。
《南部新书》壬载:
“万回,阌乡人也。
神用若不足,人谓愚痴无所能。
……万回貌若愚痴,忽有先举异见,惊人神异也。
上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回每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
‘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
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
万回望见车骑,连唾曰:
‘血腥血腥,不可近也。
’不久而夷灭矣。
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侍奉之,时于集贤院图形焉。
”[5]
一些反映民众意向的政治民谣,也是经过街市等公共场所广泛传播:
《唐语林》卷七补遗云:
“咸通末,曹相确、杨相收、徐相商、路相岩同为宰相。
杨、路以弄权卖官,曹、徐但备员而已。
长安谣曰:
‘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
‘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
”[6]
街中民谣,很多都会对政治舆论造成影响,往往也是政治舆论的民间反映形式。
利用舆论对朝政施加影响的事例不少:
苏安恒,博学,武周长安三年,上疏抨击二张乱政曰:
“自(魏)元忠下狱,臣见长安城内,街谈巷议,皆以陛下委任奸宄,斥逐贤良,以元忠必无不顺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乱之意,相逢偶语,人心不安。
虽有忠臣烈士,空抚髀于私室。
而钳口不敢言者,皆惧易之等威权,恐无辜而受戮,亦徒虚死耳!
[7]
强调“街谈巷议”民众舆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期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小说戏剧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
人头簇拥的繁华街道上,某一高官(巡抚、巡按之类)出行,仪仗护卫前呼后拥,忽然一草民(往往是女子)拦轿喊冤,于是引出一段弥天冤案。
实际上,唐朝法律是允许百姓以击登闻鼓、拦御驾、街衢拦官、投匦方式利用街道的公众效应,进行申冤申诉等非常规方式以使下情上达,还规定官吏要重视“街衢接诉”。
《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
“(武宗开成)四年(839年)四月敕:
“吏部去冬粟错及长名駮放选人等,如闻经冬在京,穷悴颇甚,街衢接诉,有可哀矜。
宜委吏部检勘,条流钤辖。
如非逾滥、正身不到、欠考、欠选、大段瑕病之外,即与重收。
”[8]
《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
“疏议曰:
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及於魏阙之下,挝鼓以求上闻;及上表披陈身事:
此三等,如有不实者,各合杖八十。
注云“即故增减情状,有所隐避诈妄者,从上书诈不实论”,谓上文以理诉不实,得杖八十;若其不实之中,有故增减情状,有所隐避诈妄者,即从“上书诈不实”论,处徒二年。
”[9]说明,如所述属实,则不会有以上处分。
按法律如“理诉不实”要处徒刑,但邀驾拦轿这种形式虽然现实中受到种种限制,但却被民间津津乐道,演绎出的传说和故事长盛不衰。
正是这样一种在街道上产生的公众效应为戏剧小说提供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在路邀驾申诉”的行为发展成拦官轿申冤的方式,民间社会对这一举动产生的公众效应津津乐道,朝廷亦借此表示其亲民之举,长盛不衰的演绎出多少传说与故事。
虽然信息传播和舆论制造不一定都是在街上进行,但是,人们却往往用“街”来突出传播的广泛性和舆论的公众性。
我们上述的事例更多是由于信息传递渠道不畅时,民众或民间向上层统治者传递信息时经常采用的一些极端的方式。
其实,舆论是一种信息的表达,所谓“街谈巷语”“街肆汹汹”“街路喧哗”“街谈巷议”正是因为传递一种带有倾向性的信息,而引起朝廷的重视。
6、信息传递与政争
《太平广记》卷一八八《权悻·李辅国》载:
“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
久雨初晴,幸勤政楼。
[10]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
“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
”传呼万岁,声动天地。
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
“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
”于是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将玄宗近侍“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因“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
”[11]兴庆宫是是玄宗潜龙(未登基)时的藩邸,玄宗即位后,成为“三内”之一。
勤政楼位于兴庆宫南墙,下临东市东北角和春明大街,登楼可下视街市。
失去帝位、失去杨贵妃的“太上皇”,郁郁寡欢,登楼观看街市,不过是为排解郁闷,由于街上民众的反映过于强烈,使得在肃宗即位上起了决定作用的权宦李辅国非常恐慌,于是,匆忙将玄宗立即迁往“西内”。
[12]
玄宗登勤政楼观楼下市人及行者,看似平常之举,却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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