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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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发展

演化经济学的综合：

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发展

2011年04月01日09:

06:

06　来源：

光明日报

【缘起】

　　我国有相当多的学者运用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博弈论来理解演化经济学，还有相当多的学者把承继新古典经济学科学主义思维的复杂系统理论和实验经济学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笔者对这种状况颇感担忧：

担心它被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所袭取，断送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远大前程。

　　【名词解释】

　　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制度变迁。

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

　　马克思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具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源于凡勃伦，狭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源于熊彼特和西蒙。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西蒙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经济学借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并将之视为自身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

　　【一、困境】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专业基础课，但实际上，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演化经济学主体组成部分的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诸流派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而西方经济学讲授的只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虽然演化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但却无法被包含于其中。

在现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下，除了极少数大学开设有演化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外，绝大多数大学的经济学院对演化经济学几乎没有任何介绍，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博士对演化经济学颇感陌生。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虽然演化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已逾十年，出版了两套译丛，办有专业杂志《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并召开了三届“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但笔者在近几年却发现，有相当多的作者运用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博弈论来理解演化经济学，还有相当多的学者把承继新古典经济学科学主义思维的复杂系统理论和实验经济学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笔者对这种状况颇感担忧：

担心它被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所袭取，断送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远大前程。

　　笔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及其会刊《制度经济学研究》和美国演化经济学学会及其会刊《经济问题杂志》拒绝数学形式主义并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作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标志性特征，数学形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支配了日本演化经济学会，而数学模型在国际熊彼特学会的《演化经济学杂志》上也日益增多，即使它们现在还没有变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附庸，但演化经济学的宗旨和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日益模糊不清。

纳尔逊和温特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复兴，但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演化经济学却处在了十字路口上，它将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不仅对学术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演化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多样性是创新和演化的基础，这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刺激了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吸收其新思想，而且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如果演化经济学丧失了其独立性，它不仅在推动经济学创新上的作用会消失，而且还将丧失其自身作为第三种经济学体系在我国创造性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探源】

　　现代演化经济学并没有明确地把其研究纲领与经济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联系起来，这是人们之所以对演化经济学的性质认识不清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着名物理学家彭加勒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所指出的：

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在演化经济学处于十字路口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探讨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由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

一种是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老制度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到目前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所构成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在目前被称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

这一分歧在二战结束以来愈发清晰，两种传统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明显分化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两大阵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这一阵营内部又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后凯恩斯经济学则是其影响最大的几个流派，而这些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调节学派则构成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笔者所谓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就是指对这些流派的综合。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这种主流与非主流的分裂是在19世纪下半叶古典经济学的解体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除了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经过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并在二战后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外，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其他流派在现代无一例外都成了非主流经济学。

相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相对于西方经济学中主流与非主流分裂来说，前两者的分歧就是第二位的了。

实际上，作为西方非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除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在理论内核上，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思路相对立，他们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

但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持拒绝态度。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例如：

霍奇逊就是从一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演化经济学家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保罗·斯威齐和霍华德·谢尔曼在1999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了美国演化经济学学会颁发的凡勃伦—康芒斯奖。

在我国，有学者甚至提出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演化学派。

　　【三、释疑】

　　对经济思想史的观察告诉我们，演化经济学在起源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同一种研究传统，而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去甚远，这就提出了四个问题：

1.为什么说演化经济学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经济学体系？

2.为什么说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纲领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综合？

⒊为什么说演化经济学的综合要拒绝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

⒋演化经济学作为第三种经济学体系在我国的发展为什么肩负着创建指导中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的历史重任？

笔者下面依次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演化经济学的综合是一种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体系。

目前，虽然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研究成果被日渐增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认可，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邃视野在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中也日益显示出其独特魅力。

但两者之间的亲和力和密切交流并不妨碍演化经济学作为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得到发展。

首先，演化经济学的两位主要奠基者，凡伯伦和熊彼特都曾受到了马克思的重要影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开创新的经济学流派；其次，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诸流派自19世纪末相继创建以来，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当不同的研究视角、分析框架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这说明了它们自有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再次，保持演化经济学的独立性可以避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固步自封而阻碍其发展。

最后，在我国强调演化经济学的自主发展尤为重要，因为有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深受数学形式主义的影响，而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则要明确地拒绝数学形式主义。

　　第二，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纲领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综合。

首先，新奇创生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研究纲领，而这些流派都符合这种要求。

其次，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流派都明确地把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其科学哲学的基础，这是演化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对各流派加以综合的基础。

再次，这些流派虽然在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上有许多重叠，但它们对复杂经济系统不同侧面的研究各有所长，这些研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而可以综合成一种更全面地研究复杂经济系统的经济学体系。

而且长期以来这些流派的杂交就非常明显，例如老制度学派的思想构成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最后，综合后的演化经济学将形成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和具有独特之处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包括溯因法、回溯法、扎根理论和历史的、制度的、比较的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等。

　　第三，演化经济学的综合要拒绝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及其数学形式主义。

正如科兰德指出的，经济学史是方法论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常被描述为数学方法与非数学的历史和制度方法之间的斗争，这是主流与非主流的一条分界线，西方主流经济学排他性地依赖数学模型甚至已经超过“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成为其范式更为根本和普遍性的特征。

最近十几年，由于演化经济学标签的流行，演化博弈论、复杂性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也被人们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分支领域。

针对这种情况，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开拓者纳尔逊在最近发表的几篇论文中都多次强调，他和温特等所发展起来的经济演化理论与演化博弈论和复杂性经济学是相当不同的。

纳尔逊指出：

均衡仍是演化博弈论的关键性假设，他们对偏离均衡的研究主要是作为理解均衡态的工具；而我们却对任何稳定态都不感兴趣，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之中的非均衡是我们的基本假定；复杂性经济学虽是动态的，但它和演化博弈论一样，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数学建模，很少关心经验事实。

面对这种状况，纳尔逊曾强调指出他属于老制度主义经济学传统。

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袭取演化经济学的创新主要是通过数学形式主义达到的，这是演化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既然演化经济学家们现在普遍承认批判实在论是其科学哲学基础，而批判实在论则认为，数学建模只能处理封闭系统，对于作为开放系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演化来说，这种方法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因此，演化经济学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接受数学建模，但拒绝数学形式主义。

　　第四，演化经济学要综合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商主义经济学、美国学派以及德国历史学派（包括李斯特经济学）的重要洞见，使其成为中国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

这种综合的原因并不仅在于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先驱，也不仅在于德国历史学派是演化经济学比较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正式开端，更主要是在于这些经济学说对当代中国具有直接的重大借鉴价值。

这些学说是分别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其中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就是在19世纪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并列的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

深受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影响的“实践派经济学”，对日本崛起时期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和直接的作用，而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几乎没有对日本的经济崛起施加任何影响。

历史经验告诫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追赶型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一种相类似的国民经济学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指导，是无法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要担当创建这种经济学的历史重任。

因此，演化经济学作为第三种经济学体系在中国的独立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结语】

　　在过去十多年中，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出现了异常活跃的局面，着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在2007年曾撰文指出，原先作为非主流的以制度和演化研究为主题的演化经济学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霍奇逊所说的这样乐观，目前的演化经济学诸流派仍缺乏一种统一的分析框架，因而难以产生类似于其它两种经济学体系那样大的影响。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各流派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系统地整理其已有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为了对研究复杂经济系统提供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演化经济学面临着创造性的综合。

正如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创建者的工作经由马歇尔之手加以整理、扩展和创新，使其以较完备的形态而出现一样，目前的演化经济学需要按照它率先提出的“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在综合演化经济学各流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一套适合大学本科生教学的教科书。

在中国，作为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发展，演化经济学的综合还应创造性地发展国民经济学，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共同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说。

　　（贾根良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相关文献】

　　⒈[英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

《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

　　2.[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编：

《演化经济学：

纲领与范围》

　　3.[澳大利亚]约翰·福斯特、[英国]J·斯坦利·梅特卡夫编：

《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