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真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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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真相
井冈山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真相
[导读]陈正人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毛泽东,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解放后。
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
建国后,他们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对袁妻谢梅香说:
“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
当时造成错杀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
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
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这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据。
“六大”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毛泽东等人则坚决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上来。
实际上,“土匪”和“绿林”是有本质区别的。
“土匪”是不论贫富,皆为其压迫和抢夺对象,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民都是恨之入骨的。
“绿林”则不同,“绿林”本质上是农民武装,是农民起义军,宗旨是“劫富济贫”,贫苦农民是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绿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湘赣特委和一些县委把“土匪”和“绿林”混淆起来,本来就是对袁、王队伍阶级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械斗。
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
客籍人来的晚,只能占据相对比较贫瘠的山地,被占领平地的当地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
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原住民)占据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
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
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
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
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矛盾开始恶化。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
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组织,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
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合不来。
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为了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他们主动做媒,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
如今毛、贺结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冈山的著名旅游景点,庵中一棵古树上,青年男女把象征美好爱情的红绸条挂满了枝桠。
袁文才本已随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却中途私自离队回到井冈山,虽接受了组织处分,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当然,这些问题均属于党内矛盾,有问题但也不至于要杀掉他们。
1929年2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
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
“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
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
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四、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错误指导决策,作出了用军事手段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议,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
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偏听偏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
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
“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办理的。
”“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响,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开会,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YouthLeague)的英文缩写)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
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当时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与决定,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将柏路会议已经议决过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现出极端的狭隘主义。
五、红五军领导人轻信了特委的错误意见,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
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
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
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
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
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决袁、王。
如果红五军领导人能深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也许就不会听信特委的不实之词了。
彭德怀后来回忆道:
“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们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
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
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们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井冈山时期的王佐,袁文才最后是如何死的?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前夕,为了调整守山的力量,毛泽东主张留下三十二团协助红五军,同时,为了加强红五军的力量,又从红四军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到了红五军,而袁文才则担任红四军副参谋长,跟随红四军大部队行动。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部队走到东固,袁文才竟一人私自跑回了井冈山。
袁文才欣欣然下山,为什么半途折返?
据一些当年曾是袁文才与王佐部下的老人讲,袁文才在进东团的路上,意外地得知了六大文件《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的内容,心中惊慌,此致不告而别;再加上他地方观念太强,害怕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得来,于是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
不过,袁文才终究是一位党员,在王佐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时任宁冈县委书记的何长工,勇敢地承认了错误。
宁冈县委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并让他继续担任宁冈县委常委。
事情平息了,但袁文才走了这不该走的一步,实为下策。
同时,袁文才这次不光彩的逃兵经历,也为他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
毋庸讳言,早年的绿林生涯也导致了袁文才和王佐一些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唯我独尊,目中无人。
在井冈山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袁玉不大瞧得起别人,他们眼里也只有朱毛。
也正因如此,朱毛下山后,袁王开始不大相信特委的领导人,而特委的领导人因与袁王在上客籍问题上积怨已深,看到袁王不听特委的话更是忿忿不平。
1929年的下半年。
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逐渐远离了井冈山,向外游击,他们目的是要建立湘鄂赣根据地。
袁王部队虽然属红五军编制,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井冈山一带活动,到了1930年的春节,袁文才和王佐开始实施他们酝酿已久的办兵工厂计划。
他们将目光瞄准了罗克绍。
宁冈县的赤卫队队长谢希安看到袁王对罗克绍待如上宾,礼敬有加,便跑到袁王面前坚决要求杀掉罗克绍。
袁文才只白他一眼说了声:
“你懂什么?
”郑春致也不懂,他问中队长,中队长是个聪明人,他莞尔一笑:
“杀了他,怎么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
”郑善致恍然大悟,但谢希安,最终也没有悟,他气呼呼地将此事告诉了担任宁冈县委书记的龙超清和湘赣边界特委。
不过,谢希安说的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绍。
特委个别人在这件事上做足了文章。
1930年1月18日,在袁王大难临头的前一个星期,衔命而来的彭清泉在遂川县的于田圩主持召开中共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和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对袁王的处理,包括详细的解决办法。
会议最后决定,袁王问题的解决,由彭清泉督促执行。
紧接着,特委下令,整编地方武装,准备配合主力红军攻打吉安,请袁文才、王佐速率所部赶到永新城集结。
最后,袁文才、王佐终于带领部队在特委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了永新县城。
久积的忿怨,化作了种种罪名,纷纷落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头上。
彭清泉叫住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人,又连夜开会,决定由朱昌偕、王怀火速赶往安福的洲湖,请驻扎在那里的红五军出面,帮助解决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
一切办妥,朱、王二人又先期赶回了永新。
第二天,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
晚上,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戏,一派歌舞升平、太平无事的模样。
这天晚上,朱昌偕按照预定计划,将袁文才安置在尹家巷22号院里,王佐则安排在尹家祠堂内,与刁辉林、李神龙住在一起。
24日拂晓以前,红五军第四纵队臂缠白布带,在郭炳生、刘宗义的带领下,按照特委的交代,如期赶到了永新城。
彭清泉下令:
“事不宜迟,立即行动。
”清晨4时许,一声尖厉的枪响划破永新城宁静的夜空,霎时,永新城内枪声大作。
朱昌偕一马当先,手提驳壳枪,冲进了尹家巷22号。
睡梦中被惊醒的袁文才翻身而起,急忙从枕头底下掏出手枪。
然而,已经迟了,朱昌偕手起枪响,袁文才裹着蚊帐,沉重地滚下床来。
住在尹家祠堂内的王佐听见第一声枪响,便已惊醒过来,他知道大事不好,马上跃起,与刁辉林、李神龙等人冲出祠堂,跃上战马,驰向城外,沿着向井冈山的路径,飞奔而去。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向井冈山的必经之路东关潭上的浮桥早被悄悄抽去。
王佐等人还茫然无知,后边的枪声越发急了。
朦胧之中,看看快到东关潭边,王佐又快马加上一鞭。
随着“扑通通”几声沉闷的响声,王佐等人未及勒马,一头栽进了东关潭,平静的东关潭顿时掀起阵阵涟漪……三天之后,在东关潭下游,浮起了王佐苍白肿胀的尸体,脸朝青天,国眦尽裂……一代豪杰,英魂飘散……这年,袁文才三十二岁。
王佐,三十二岁。
毛泽东为何要上井冈山
井冈山当时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又是两省交界地,国名党力量比较薄弱!
1、井冈山是天然的屏障,有利于保存革命势力。
井冈山,绵延几百里,横跨几个县,到处高山大岭,林深草密,就是现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进入井冈山未必那么容易找到,何况是80年前。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进攻中心城市失利后,毛泽东领导的各路部队在文家市会师。
9月19日,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放弃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把部队行动计划由原定夺取长沙改为向湘南进军,以保存实力,积蓄力量。
翌日,毛泽东在会师大会上代表前敌委员会向全体起义战士作了动员,随后率部南进,部队上了井冈山,从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
2、井冈山是国民党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能够躲避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井冈山,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
山区地带,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也是当时国民党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革命力量进入井冈山,有利于与国民党军队迂回战斗。
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
3、井冈山当地绿林军袁文才、王佐部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并加入革命队伍。
袁文才,1898年生于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在永新县一中读了中学。
因出面维护当地农民的利益,受到土豪恶霸迫害,故被逼上山,成为"绿林"性质的"马刀队"的头头,啸聚山林,劫富济贫。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受到鼓舞,将其所部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
同时于1926年经中共宁冈县党支部负责人龙超清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他领着拥有六十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又重上了井冈山。
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王南斗,井冈山上的下庄村人,189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只读过三个月的私塾,后学做裁缝为生,还略通武术。
有次他领人杀了四个税警,并独自拉起队伍,也打着"劫富济贫"旗号,成为井冈山上的又一股"绿林"势力,并与袁文才结拜兄弟、组成互助军事同盟。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王佐也投入革命洪流,将自已的队伍改编为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失败后,他带着他的队伍便又重新活跃于山林。
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且有与国民党部队斗争的经验。
有一股绿林军愿意收留被国民党军队围堵的武装力量,并加入革命队伍,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当时选择井冈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是如何上井冈山的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记者来到井冈山下的吉安、永新、兴国、赣州、瑞金等地,与吉安市东井冈研究会会长、党史专家丁仁祥一起追寻一个个闪亮的红色起点,我们追求的不仅是教科书中的经典故事,还有不为人们所知但不应该遗落在历史褶皱中的种种细节,以及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新认识。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建于唐朝的永新县城里有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群以及贺子珍的故居——海天春茶楼旧址,贺子珍的父亲是茶楼老板。
贺子珍与妹妹贺怡先后嫁给了一对来自湖南的兄弟,他们就是毛泽东与毛泽覃。
参加过井冈山红色旅游的人都听导游说了袁文才与王佐接纳毛泽东上山的故事,但据我所知,上山的过程好像并不顺利。
丁仁祥:
1927年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2日,毛泽东到达安源。
两天后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军事会议也可说是毛泽东主持和领导我党军事斗争的起点。
但他的军事生涯却是以“军威因是不振、竟致溃不成军”开始。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原本是要攻打长沙的,毛泽东带兵攻打浏阳受挫,6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1600多人。
于是毛泽东决定退兵萍乡,将部队沿湘赣边界退兵至湘南,这一举动被党史学界称为文家市退兵。
但文家市退兵事先并没有得到党中央批准,是吗?
丁仁祥:
是的,毛泽东为此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
两个月以后在井冈山时他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撤消湖南省委委员,后来还传错了话,说毛泽东连党籍也被开除了。
然而,正是有文家市退兵之举,才让毛泽东展现了他的战略之谋:
一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上,只唯实。
二是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相结合的创举,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三是把革命斗争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开拓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新路子。
毛泽东率兵前往湘南途中与敌军遭遇,在芦溪再走“麦城”,兵员减少500多人,总指挥卢德铭也牺牲了。
幸好毛泽东后来带领部队攻克莲花县城,又接到了江西省委派来的信使——宋任穷。
然后在莲花决定将部队带到三湾,再上井冈山。
所以说莲花应该是上井冈山的起点。
丁仁祥:
不错。
但要说毛泽东怎么知道井冈山,还有两个小故事。
毛泽东1927年1月在衡山作农运调查时,便听一个矿工说从安源到莲花再走个十把跑路程(意为百多里路),就有个躲藏绿林好汉的地方,叫井冈山。
第二次则是9月安源张家湾会议上,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介说:
如果退到安源去,还不如跑到井冈山去,那里藏得下千军万马,我还有两个结拜兄弟在那里,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
9月29日下午,毛泽东和部队官兵进驻了永新三湾,在进行改编的同时给袁文才写信,表达了上山的意愿。
这封信在当天晚上连夜由两个老俵——20岁的李立和他的叔叔李长俚送往宁冈茅坪。
袁文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
“敝地民贫山瘠,犹江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毛泽东又修书一封表明心迹,同时毛泽东还送了3支枪给送信使者。
这封信中“结为友好、联合一致”的意图让袁文才放了心。
10月3日,毛泽东带领部队进驻宁冈古城,商议3天后在大仓村与袁文才会面。
本来袁文才是存有戒备的,在会面地点埋伏了几十号人马。
但让袁文才意外的是,那天毛泽东来到大仓,仅带了陈浩、何长工两人单刀赴会,未带一兵一卒,一刀一枪,而且慷慨送上100支枪作见面礼。
性格豪爽的袁文才也回赠了1000块大洋,山寨大门向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打开。
袁文才这一举措,也许有借力把自己的地盘搞大的考虑。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袁文才这一毅然决策,也是值得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一笔的。
有人说袁文才是土匪武装?
丁仁祥:
不是的,袁文才与贺子珍都是永新地下党的成员,是共产党的武装,毛泽东在结识贺子珍后,也进一步得到了袁文才的信任。
那么毛泽东的部队如何与王佐取得联系的?
丁仁祥:
毛泽东率部队在离开荆竹山后被王佐接上了大井,毛泽东同样给王佐也赠送了70支枪。
10月27日,这支部队几百号人终于从大井走上了茨坪,从而在井冈山正式安下了家。
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诞生了。
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起点
东固革命根据地,位于赣中南,以吉安县的东固为中心,形成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
不少读者可能对此比较陌生,建国后20多年里也没有东固革命根据地这一正式说法。
但毛泽东说它是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它为“东井冈”。
1929年1月,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被国民党敌军发现其行踪,由于当时担任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没有做好对赣州方向的警戒任务,在24日上午即被敌军主力打得溃退回到县城,给毛泽东、朱德及军部机关一个措手不及,危急之时陈毅及时赶到,解了毛泽东的围。
丁仁祥:
是的,更危急的情况发生在1月25日,毛泽东、朱德率部在预定的集合地点广东南雄乌径镇会合,宿营至半夜时,又被追赶而至的敌军惊醒,旋即连夜突围。
毛泽东与红军在2月1日到达寻乌吉潭圳下村宿营。
当晚,敌军追兵直接向圳下军部开战,尚未起床的毛泽东被警卫班战士掩护从后山突围,在通过小河一座桥时,桥上情况异常混乱,毛泽东从贺子珍手上要过手枪朝天开枪,才制止了混乱局面,而朱德夫人伍若兰则受伤被俘,10天后被国民党杀害于赣州。
部队又一次被打得溃不成军,到晚上时才分别到达原来预定会合的地点——项山罗福嶂。
在这里又召开了一次前委会议,并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全军向吉安东固前进,设法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联系,先在那里找个安身之地,再寻机西渡赣江打回井冈山去。
正是这个重要的决策,才导致毛泽东后来有了创建中央苏区的战略构想,并得以实现。
毛泽东当时的动机就是先落脚找一个安身之地,这一点和他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选择井冈山落脚是同一个道理。
但是到了东固山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丁仁祥:
在东固山,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几千银元、金条及弹药,红四军则回赠了两挺机关枪和一门迫击炮,老百姓送饭送菜、送鱼送肉,让红四军官兵在东固得到了离开井冈山以来最好的休整和补给。
在东固山,毛泽东召开了云汉堂联席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
毛泽东得知六大会议作出了一个极左的决定,要清除土匪出身的革命武装头领。
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并想保护袁文才和王佐,在传达中故意漏说了这一点。
后来袁文才亲眼看到了文件,悄悄离开,但仍然与王佐先后被错杀。
不久毛泽东通过赣西特委的情报,得知井冈山已失守,遂决定放弃重回井冈山的计划,寻找新的落脚点。
丁仁祥:
从井冈山下来一直到东固会师后,3月上旬红四军第一次进入闽西,11日晚到达长汀西南的四部,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这就是著名的长汀大捷,一个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构想和决策在长汀诞生了。
东固会师前的一路转战和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后的所见所闻,使毛泽东萌发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建立更大范围的革命根据地,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想,这就是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伟大之处。
(《环球视野》摘自2006的第30期《新民周刊》)
“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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