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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
现当代文学
自由主义作家:
代表人物:
梁实秋,朱光潜,沈从文。
梁实秋认为,文艺而躲避人生,这就是取消了文学本身的任务,文学里面是要有思想的骨干,然后才能有意义,要有道德性描写,然后才有力量。
朱光潜也明确表示,十九世纪所盛行的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
沈从文则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那些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以一种勇气同信心。
茅盾:
农村三部曲:
《春蚕》《秋收》《残冬》
《子夜》结构形式:
纷繁复杂的蛛网式的结构艺术《子夜》避开了传统的线性单纯结构,淡化了每章首尾紧密相连的情节,而代之以宏伟开阔、矛盾交错、波澜迭起、万象纷呈的格局。
为展现19世纪30年代初社会全景,小说把许多人物,事件交织起来,以吴荪甫为核心,形成网状结构。
《子夜》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破产命运及其家庭生活的解体为主线,附以在他周围活动着的种种人物的命运线索,描绘了上海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中国现代都市生活的面貌。
其情节内容涉及到了当时中国许多阶级阶层的生活,构成一种具有都市生活节奏的交响乐的美学特色。
主人公吴荪甫的人生命运当然是小说叙事结构的中心线索。
这条线索把吴荪甫各个方面的生活内容贯串在一起,包括工厂管理、证券投资、社交活动、家庭矛盾等等描绘了他从雄心勃勃到最后破产的一段主要人生经历,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体。
吴荪蒲的人物形象:
吴荪莆是30年代初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工业资本家的典型代表。
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即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主义压迫前表现出一定的反抗性和进步性,又在压迫工人农民压迫同行业的弱者时唯利是图,毫不手软,表现出其保守和反动的一面。
吴荪莆由振兴民族工业的勃勃雄心到破产失败的遭遇不是偶然的,而是集中体现了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压迫,幻想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终究化成泡影的历史悲剧。
吴形象的典型意义还便在他鲜明的个性矛盾:
他精明强干,有眼光有魄力,有灵活的手腕,有欧美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有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雄心,但这一切都基于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个人利益,因此他的性格又表现出相当的盲目性,刚愎自用,色厉内荏,遇到挫折一筹莫展,软弱无能。
在家庭生活中,他也充满了矛盾和虚伪:
一面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尊者,一面却玩弄交际花,奸污女仆,与妻子貌合神离。
老舍
用文化批判对市民分类:
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老派市民:
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
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
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二马》中的老马、《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四,《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
祁天佑,《离婚》中的张大哥等等)
新派市民:
在批判传统文明落后面的同时,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拒的态度。
(蓝小山、丁约翰之类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
)
正派市民:
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还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况且老舍的创作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蒙意义。
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性格。
(《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日》里的赵景纯,还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里的丁二爷)
《骆驼祥子》人物形象:
祥子—婚姻上缺乏主见,事业上坚定不移,生活上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但是他的温厚性情在旧社会的压迫以及自己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下丧失了,最后变成了懒惰、贪婪、麻木、缺德、甚至去打架、使坏,逛窑子。
b.虎妞:
一个似乎背离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形象的新性女性代表,她缺乏女性温柔,但对祥子又不乏细腻温柔。
她泼辣、干练,有男性的一种豪迈气魄,对于爱情执着,敢于争取喜欢的人,敢于付出,却只懂得享受,坐享其成,好吃懒做,不懂劳动的意义。
*祥子悲剧的原因:
祥子悲剧产生的原因?
首先;祥子的悲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悲剧。
作者通过对祥子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造成祥子悲剧的社会原因。
①三年血汗换来的新车被大兵强行夺走。
②在杨宅拉车,整天紧得发昏。
③到曹宅,被特务抢走了准备买车的一点积蓄。
④和虎妞结婚,进而忍受家庭生活的牵系与精神上的痛苦。
可见,在祥子与命运搏斗的过程中,构成祥子两次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军阀混战抢走了他的车;二是孙侦探敲诈抢走了他的钱。
这就是乱军阀混战,特务统治必然要造成悲剧。
因此,祥子做—个独立劳动者善良愿望的最后毁灭,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其次,祥子的悲剧也是旧社会中小生产者个人奋斗思想与性格的悲剧。
这是其悲剧产生的主观原因。
祥子的悲剧的形成也和虎妞的结合有关。
这种折磨对祥子的伤害尤其严重,不仅消耗着他的身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伤害了他的尊严,扭曲了他的灵魂,动摇了他生活的勇气,加速和加深了他的悲剧。
第三、自身性格局限。
祥子是一个具有乐观与盲目、勤劳与保守、外刚与内软的人
巴金:
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
爱情三部曲:
《雾》《雨》《电》
《家》人物形象:
觉新:
巴金笔下的高觉新就是这样的矛盾集合体。
他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但他又驯服于封建家庭对他生活道路的安排;他爱梅表妹,但对家长“拈阄”的包办婚姻却没有勇气反抗;他疼爱自己的妻子瑞珏,她是他在这个大家庭中唯一安慰,但却眼看着瑞珏被所谓“血光之灾”逼近死亡,他却不敢也不能挺身而出保护她;他有知识懂科学,明知世上无鬼,却又顺从地参与五姨太、三叔等人的“捉鬼”的勾当;他自己饱尝了包办婚姻带来的无穷痛苦,却又苦苦哀求弟弟觉民不要逃婚;他痛恨使他吃尽苦头受尽磨难的旧家庭,却不敢与之决裂,还努力维护大家庭的面子;他被宣传新思想的“五·四”报刊激动得热血沸腾,但却不敢象觉惠那样起来斗争;他身为老一辈的“长房长孙”,屈从于封建传统和家族统治,但屈从中有不满和痛苦;他又身为少一辈的大哥,同情受压制的青年人,但同情中有劝诱……
觉民:
虽然他在外和弟弟觉慧大搞一些反封建的活动,来开导当时内地有着迂腐思想的人们,但在自己家里却又无法抗拒来自高老太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
在他对远房亲戚张太太女儿琴的爱情上表现出一种想爱又不敢爱的情绪,只是再默默地煎熬罢了,最后作为家中反封建的一员,却还是没走出这个家,还是深陷在这个泥潭中;
觉慧:
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可以说他是小说中的一个亮点,也可以说他是觉新的另一个极端。
在小说中,高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大起大落,但他唯一的意愿就是能走出这个家,走出这个满是封建礼教的世界。
家中,老太爷是至高无上的,惟有他会在老太爷面前因感到不满而冲撞他,也正是这次他被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而坚定了他走出这个家的信念。
他爱丫鬟鸣凤,他恨老太爷,与觉民相比他敢爱敢恨,毫不掩饰。
最后,他勇敢地走出了高家
瑞珏:
觉新的妻子,她善良、厚道、柔情,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又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只能在这个家中和觉新一起维护着封建礼教的权威,但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可以看到她对新生活的向往;
梅芬:
高家的亲戚,在对觉新的爱情上失利后,就变得沉沦乏志,没有了反抗精神,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的无情恶果。
鸣凤:
高家的一个小丫鬟性情刚烈,但心灵纯洁,在对觉慧的爱意下她并没有因主仆差异而感到不可能,最后,她为了这段感情,以死向封建专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琴:
她主张男女应同校,男女应平等,她还自己主动要求到觉慧的学校去学习。
作者把她塑造成了一位接受新思想、向往自由平等、大胆争取个性解放、敢于向封建礼教反抗的形象。
在当时看来,她是时代的叛逆者,但她的所作所为是当时女性中的先驱者。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束缚了女性的发展,大大减弱了妇女对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
作者之所以塑造琴这个形象,无疑是为了唤醒这社会的另一半——女性的崛起。
沈从文的《边城》
主题: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
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
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
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
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
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
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
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
人物形象:
翠翠:
天真善良、温柔清纯。
她和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心备至。
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她就幻想出逃让外公去寻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时的无奈,又为外公担心起来,为自己的想法的后果害怕自责。
她爱上了傩送,感情纯洁真挚。
节选部分以后,傩送远去,她又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表现了她对爱的执著。
外公:
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
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
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话、唱歌。
天保:
个性豪爽、慷慨。
他是船总的大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的孙女。
他知道弟弟也爱翠翠,两人唱歌“决斗”,他却因为自己先提了亲,“作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充分表现了他的手足之情。
后来他外出闯滩,既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是为了消解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
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他是为了亲情和爱情而死。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女性的形象:
1温和善良而又骄纵任性莎菲温和善良,面对苇弟忠实的求爱,她总是毫不含糊地加以拒绝,从不欺骗和玩弄他。
2放任不羁而又自我压抑与周围的女性相比,莎菲活得最无拘:
破烂的手套,搜不出香水的抽屉,无缘无故扯碎的新棉袍,旧的小玩具……她从不讳言自己的感情欲求,也不隐藏自己的卑下意识。
3倔强狷傲而又脆弱颓丧莎菲勇敢地从家庭中走了出来,虽屡遭挫折却总不愿舍弃追求的热望,虽倍受排斥但总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
但另一方面,莎菲又异常脆弱颓丧,表现在苦闷时的意志崩溃、自我动摇和借酒浇愁,以自我麻醉来摆脱痛苦上。
4愤世嫉俗而又自我怀疑莎菲瞧不起世俗的虚伪和做作,看不惯周围的堕落和腐败。
莎菲不满于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鄙视平庸的家庭生活,尤其反感阻碍个人奋斗的传统习俗和社会偏见。
她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力量来看待的。
但另一方面,她又常常怀疑自己的信仰,说不上自己真的需要什么,她时时懊悔,时时觉得“无意义”,甚至认为“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好结果的”,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正经女人做不出来的
林语堂:
基本刊物: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
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观点:
1.幽默
2.性灵
曹禺
《雷雨》中的人物形象:
繁漪:
一、人性的扭曲,心灵的窒息
首先,《雷雨》剧中的繁漪作为名门之女,正值花样年华的繁漪,十八岁那年便被迫嫁给了比她大十几岁的周朴园,一个足以做她父亲的男人,被周朴园续娶为妻。
繁漪与周朴园的结合,实际上却是貌合神离,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在思想上,他们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在物质方面,繁漪可以得到一切用来满足女人虚荣心的东西,但在精神方面,繁漪却一生的空虚。
自己非但不能得到真正的爱情,还要被封建专制主义铐上精神枷锁。
再次,周家作为一个束缚人、压迫人的笼子,是繁漪反抗的对象,但长期的大家庭生活在她身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使她的反抗带有被扭曲的痕迹。
繁漪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她却不是一个有开创性的能力和思想的人繁漪的反抗性,主要表现在对周朴园的反叛上。
总之,对繁漪这个形象要辨证地来看:
一方面,她身上具有反封建专制的个性解放色彩,她很大胆,勇敢的追求自由、爱情。
她是周公馆这个死寂的封建专制家庭的一场突发的“雷雨”,一道划穿夜空的闪电,她照亮了所有的黑暗与罪恶,发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叫。
另一方面,要与追求真正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新女性区分开来,看到她身上的封建落后女性的局限性,这使她无法摆脱家庭、社会的束缚,无法获得最起码的个性解放,最后终被黑暗吞噬。
她是旧制度、旧家庭里被凌辱、被摧残、被遗弃的受害者,是封建资产阶级家庭和黑暗社会造成的悲剧人物,具有较深刻的典型意义。
她的悲剧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她的不幸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她的叛逆和挣扎是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有力冲击。
通过追求个性自由而产生的爱情,不是美丽的。
所以,她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她的悲剧也就成了社会的必然。
《雷雨》成功塑造了这个丰富、复杂而微妙的人物形象,刻画了她复杂而隐秘的灵魂。
她在中国现代文学画廊里是最为突出最为显赫的形象之一
《日出》的人物形象和主题
陈白露:
是《日出》的主要人物。
她聪明而美丽,骄傲任性。
一方面,她清醒,有正义感,仍保留着对生活的一丝热情。
另一方面,她沉沦、堕落。
她处在既洁身自好又玩世不恭的矛盾痛苦之中。
她的悲剧在于,看清了社会的腐朽,而又无力摆脱;留恋纸醉金迷生活,却还孤芳自赏,结果是自欺欺人,生活在慢性自杀之中而浑然不知。
主体思想:
《日出》是以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幕话剧。
《日出》的思想是暴露半殖民地大都市黑暗糜烂面,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
一、剧本通过对半殖民地都是群丑的出色描绘暴露社会的黑暗糜烂。
有工于心计的银行家潘月亭、卑躬屈膝的李石清、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洋奴张乔治等。
这些都市群丑聚在陈白露的寓所里寻欢作乐,而又尔虞我诈,充分暴露了被金钱扭曲了的畸形人性。
二、描绘“不足”者的被受欺凌。
“小东西”被卖进妓院;小职员黄省三走投无路毒死自己的孩子后自尽被救发了疯。
剧本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他们善良、忠厚和倔强的平性。
剧本正是通过对都市群丑和下层被侮辱被剥夺者的描写,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中国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图景,一方面是剥削者、“有余者”贪得无厌,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是被损害者、“不足者”备受侮辱。
“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强烈对比,表达了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的主题。
《日出》的主题是通过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展现一幅幅鲜血淋淋的社会形态,揭露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社会制度,喊出“你们的末日到了”的愤怒吼声。
夏衍:
改编创作《野草》、《烈火中永生》、《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理论问题》等理论专著。
所著话剧剧本有《赛金花》、《上海屋檐下》、《心防》、《法西斯细菌》、《复活》、《戏剧春秋》、《方草天涯》等。
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
夏衍话剧创作特点
(1)日常生活的戏剧性:
善写普通知识分子与小市民平凡的人生。
《小市民》(《都会的一角》《中秋》《重逢》《赎罪》《娼妇》)《上海屋檐下》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中痛苦的发现。
取材的平凡性、构思的朴素性和内在的深刻性结合。
(2)简约含蓄的情节结构:
《上海屋檐下》在同一舞台空间里,同时展开五家人家的悲喜剧,主线突出,结构单纯,又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准确传神的勾勒,极端简洁与鲜明。
“黄梅天气”的多层象征意义。
微温而含蓄的态度,不动声色的控诉,含着眼泪的鞭挞。
(3)人道主义观点:
与民主主义立场结合,关注大时代中个人的命运,浓郁的人情味,含泪的笑类似契诃夫。
钱钟书的《围城》:
人物形象: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
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
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
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
“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孙柔嘉:
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
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
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
在钱钟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
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
主题:
1.社会反映论:
体现了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
2.文化批判论: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
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
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
(一) 性欲压抑下的独裁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典例。
这充分体现了在七巧身上作为女性个体的强权和独裁。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却被描绘成了一个审慎和机智的“疯子”,她这种被畸形化了的心理模式充分展现了历来中国女性的悲剧色彩。
另外一个生存在欲望压抑之下的女性人物便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
梁太太利用年轻单纯的葛微龙来帮助自己交际,以此满足自己丑恶的性欲。
而在性欲的支配下,人性极度扭曲的梁太太控制着自己侄女的言行举止,甚至是思想和婚姻。
她不惜利用葛微龙来作为自己意淫的工具,安排她在乔琪乔和司徒协以及她更多未知的交际场上的调情对象之间周旋。
这种被物欲、情欲迷失了人性的自私女性实属罕见,但却是张爱玲小说中极为典型的一种现象。
(二)挽救婚姻的悲剧缔造者,《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与《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素来精明干练的曼璐在面对婚姻的失败时,也不免变得弱势无情,自轻自贱,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自我排斥,盲目悲观,从而走向病态化的不归路。
《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形象。
她懦弱、胆怯,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完全没有自主权与话语权。
足见席五太太在对待婚姻、家庭关系上处于被动的下风。
在过着名为席老爷正房太太,实为填方,甚至是寡妇的阴霾生活中,她谨小慎微地应付着封建家庭的婆媳关系、妯娌关系以及人言可畏的重压,直到席老爷提议把她接去南京。
但一向迂腐守旧的五太太到了南京,并没有得到她翻身做主的权利,她只是卑微地任由伍先生挥之即来,呼之即去,处处迎合席先生的姨太太,最后竟利用了身边的女婢小艾,来企图挽救自己的破败的婚姻。
在曼璐与席五太太身上,都带有着旧封建时代女性消极从众的一面,她们渴望得到别人的温暖,社会的同情,但又在行为上显出不甘屈服的强烈自尊心,最后都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心生残忍的念头,把情感的不满发泄在制造别人的痛苦之上,把婚姻的成败寄托于男性喜新厌旧的恶癖之中,不得不说实在是种病态心理的延伸。
(三)徘徊于现代与传统的矛盾者
倾城之恋》不仅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爱情小说,更是中国现代史上描绘爱情最为独特的文本。
她有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在三十岁的时候情愿赌一把,也不愿顺了家人的意思,回归婆家独居。
在爱情与婚姻里,白流苏却又近似一个传统婚姻的赌徒,依靠着自己仅余的青春来千方百计地谋求范柳原的爱以及对婚姻的承诺来得以保障自己的余生。
《心经》许小寒,虽然两者在年龄出身上相差甚远,但同样对爱情自私的占有欲却是如出一辙的。
这充分体现在许小寒潜意识中,对自己的这种恋父情结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省。
因而在面对父亲的外遇竟是自己好友的打击下,她不仅表现出了一种为自己的巨大苦痛与伤心,更是为母亲感到强烈愤慨,毫不犹豫地痛斥自己父亲以及好友的这种不堪行径。
她一方面有着扭曲的恋父情节,一方面又坚持遵循专一从旧的爱情观。
这种游离于传统道德与开放思想边缘的人物,也是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一个特例,但她所要表达女性从盲目到觉醒,从困惑到重生的深层次内涵却是相同的。
(四)女权膨胀的强势者《沉香屑·第二炉香》愫细她对生活有着守旧的原则与定式,不谙人事,性格极端,善于伪装这样的一种家庭模式,毫无疑问,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把握着主导优势,是蜜秋儿太太的自私、愫细的无知最后使得罗杰因承受不了婚姻的失败以及舆论的压力而选择了自我毁灭。
花凋》里的郑太太与《留情》中的淳于敦凤也都习惯于用强势主导家庭,凭借着自己的一己私欲来压抑丈夫的精神追求,一味阻扰和打击丈夫的掌权意识。
在无形中把他们变得婴儿化、女性化,甚至是非人化,彻底颠覆了社会正常的性别秩序。
张爱玲小说中的这类女性强势群体并没有逆转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的定论,实现男女平等的愿望,而只是女性意识在婚姻家庭范畴中扮演或冒充了一个男性角色来企图掌控整个家庭模式。
她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得到满足的快感,表现在行为意识上,则是失去了独立的存在价值,即女性本质——与生俱来的和谐之美。
故而,张爱玲在描写这一类女性形象时都带有不安迷惘的情绪色彩,她们身上具有浓重的悲剧体验,在思想里有着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惘惘的威胁”,支配着她们急于掌控家庭,主导婚姻,甚至是丈夫的思想。
(五)贞操观念的丧失者
中国女性素来具有根深蒂固的贞操观念,为保贞洁不惜舍身,而张爱玲却恰恰背反其道,用手中的笔尖锐地成就了一个个日渐被畸形化了,贞操观念逐步流失的女性人物。
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群体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或是叛逆意识,这种消极妥协式的反抗不仅表现在肉体的自我摧残上,更是深刻体现在贞操观念的逐步丧失中。
这一类女性人物可谓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主流,她的《连环套》、《白玫瑰与红玫瑰》以及《沉香屑·第二炉香》中都有所叙写。
张爱玲的艺术“创新”与“袭旧”
1.新、旧、雅、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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