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红灯区新加坡政府有本难念的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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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理红灯区新加坡政府有本难念的经
如何治理红灯区,新加坡政府有本难念的经
作者:
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迟玉德在新加坡的中心区以南、新加坡河以东,有一片看上去不像新加坡的狭长街区,它由一条宽阔的马路和两排低层骑楼组成,没有什么新潮建筑,也不怎么干净,而且缺乏想象中的秩序。
每天傍晚,街上会出现成群结队的站街妹,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这些站街妹是没有在政府登记的妓女,被统称为“流莺”。
而在政府登记过的妓女,则会出现在附近的妓院内,以暴露的穿着和撩人的姿态吸引来此寻欢的男人。
这条街区是新加坡最大的政府指定红灯区(DesignatedRedAreas),它有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名字——芽笼(Geylang)。
▲图:
芽笼街区图在不少国内报道与口口相传中,红灯区在新加坡是合法的,甚至被政府肯定和欢迎。
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这件事,他们也是愁死了。
英国人的转变在新加坡,红灯区是很晚近才出现的,早期只有一些分散的妓院,诞生于英国殖民时期。
19世纪20年代,新加坡被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起先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到60年代末升格为直辖于英国的殖民地。
直辖后不久,新加坡的航运业和橡胶业蓬勃发展起来,导致国外男性劳动力(俗称“外劳”)大量输入。
这一巨大变化催生了卖淫产业,妓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散落于新加坡河沿岸。
▲图:
早期的新加坡河对于这一现象,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了放任态度,只要相关从业人员互相不打架,以及不干扰正常贸易即可。
受该政策鼓励,妓院开始野蛮生长,数量越来越多,花样也越来越新,同时还衍生出了两项普遍的罪行——贩卖妇女和女童卖淫。
显然,这有碍观瞻,也有损地区声誉。
但更让主流社会难以接受的是,妓院的过度发展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和生产。
在生活方面,当时的政策使卖淫产业处于一种自由竞争状态,其结果是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这等于是在刺激男人嫖娼。
那些体面的正派人士,对于这种现象和趋势是难以接受的。
在生产方面,卖淫产业的无度发展会大量吸纳资金,而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流入了黑恶势力手中。
对于正常生意人而言,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呼吁英国殖民政府限制乃至取缔卖淫产业。
对于殖民地的这些抱怨,英国殖民政府早就了解了,但促使其采取行动的还是来自英国本土的压力。
19世纪末,欧洲兴起“女权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也波及到了英国。
英国女权主义者迅速行动起来,大力抨击殖民地的卖淫“罪恶”,要求政府予以强力干涉。
1927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多方压力下发布法令:
“禁止女性移民到新加坡卖淫”;三年后则又宣布“经营妓院违法”。
不过,它并没有取缔卖淫本身,允许新加坡本地女性在自愿的情况下以“个体户”的形式从业。
这一政策被称为“遏止和管制”策略(ContainmentandControlStrategy),是此后三十年英国殖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成为今日新加坡相关政策的源头。
▲图:
新加坡地图最不坏的选择1963年,新加坡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又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
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遏止和管制”策略,并对其进行了局部调整。
调整后的新政策,被一位当地资深媒体人总结为九个字:
不合法,不取缔,管起来。
所谓“不合法”就是经营妓院仍然没有合法依据,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赋予妓院以合法地位。
同时卖淫也处于复杂的灰色状态,自愿卖淫合法,但不允许公开拉客、也不允许其他人利用卖淫盈利,作为一种工作,也不允许外国游客从事。
而且,政府也没有将其合法化的打算,表示“没有必要”。
既然不合法,那么为什么不取缔呢?
华商韬略总结有两个原因,一是取缔不了,二是不能取缔。
“多年来,有许多国家试图取缔卖淫,但没有成功的。
”华商韬略得到的一份资料显示,新加坡内政部长黄根成(WongKanSeng)在1999年接受国会问询时强调,“将卖淫定罪只会导致相关活动转入地下,而且犯罪集团会趁机控制这一产业。
”▲图:
1999年新加坡内政部长黄根成在国会答辩时关于红灯区课题的讨论这话是在肯定这样一个事实,政府无法消除这一问题,因此只能寻找一种最不坏的解决方案。
这也的确是事实,新加坡一直都存在一个庞大的外劳群体,目前约占人口总数的三成,其中绝大部分是男性。
这些男性外劳一般从事低端职业,他们或者没有配偶,或者配偶不在身边,也不可能和新加坡人谈恋爱,因此只能去妓院寻欢。
▲图:
新加坡人口构成图如果政府强行取缔卖淫,那么这些外劳就失去了获得性满足的“合法”途径,其后果很可能是将一般女性置于危险境地。
显然,这是一个更加糟糕的结果。
不过,政府也不会放任卖淫产业像英国殖民早期那样自由发展,因为那个结果同样糟糕。
新加坡政府通过反复权衡后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
一方面保持政策的模糊性,另一方面设立具体的管控目标,然后围绕这些目标制定和推行相关政策,让卖淫活动处于政府监管之下。
政府的心思新加坡政府的管控目标及相应政策,华商韬略总结为以下五条:
一、控制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
具体办法是对自愿从事卖淫工作的女性进行登记,然后向其颁发工作证(俗称“黄卡”),并对其进行定期体检。
这些女性绝大部分来自海外,包括泰国、印度、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他们一进新加坡就被带到警方登记,然后到指定医疗中心体检,同时被教育有关艾滋病和性病的知识、“执业”安全守则,以及相关建议和指导,体检合格后获得一张“健康卡”,之后便可以工作了。
▲图:
黄卡(yellowcard)在体检方面,政府要求入境新人在前六个月每个月体检一次,六个月之后改为每三个月一次。
登记妓女执业后,一旦被发现患有艾滋病或性病,会被要求停止工作,乃至遣返回国,而即便他们一直健康,最多也只能工作两年,期满后必须离开新加坡,且不得以同一身份再度入境。
二、控制诱发性嫖娼。
具体来讲,政府反对妓院公开拉客,并要求他们在自家门内交易,也反对按摩房、酒吧、KTV等经营场所涉足卖淫业务,政府对卖淫行为的态度是容忍而非鼓励。
不过,这一目标在芽笼很难真正实现,拉客现象普遍存在。
于是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其限制在一定程度内。
办法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指派片区警察定期巡街,驱散站街的流莺;另一种是偶尔实施一次扫荡行动,以震慑相关从业者。
比如,警方在2012年逮捕了大约5300名外国流莺,2013年则逮捕了大约4000名,对其进行罚款、起诉、监禁、遣返以及拉黑。
警方的重点目标就是打击站街的流莺,而对于咖啡店、按摩房、酒吧、KTV等场所也查,但不频密,对于酒店则基本是有报案才去查。
▲图:
芽笼的廉价计时酒店三、控制卖淫群体对外界的影响。
具体方法是将原来分散的妓院集中到政府指定的红灯区,并对区内的持证卖淫行为予以容忍。
政府的构想是,通过设立红灯区将这些妓女隔离起来,规定他们除了进行体检和身体不舒服的几天外,不准外出,不准外宿,只能在红灯区待着。
四、控制红灯区的治安状况,包括打击非法聚赌、售酒、贩卖毒品、禁药和私烟,以及组织秘密社团。
这些问题也是当地居民和议员最常抱怨的,警方非常重视,这也是他们巡街的任务之一。
五、控制相关执法行为对旅游业的冲击。
有人曾建议政府加强针对外国女性的入境检查,以堵住流莺的源头,政府对此表示很为难,因为这样做会增加执法成本和延误游客行程,影响到政府所推行的旅游经济。
此外,警方平时巡街和查房也不能太影响当地生意,不然会接到大量“水清无鱼”的抱怨。
以上就是新加坡政府管控卖淫的具体目标和政策,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
那么问题来了,这套实用主义的政策管用吗,被管控的一方会配合吗?
▲图:
芽笼街头底层博弈芽笼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各色人等来此冒险、合作和较量,构成了一幅底层浮世绘。
在这幅浮世绘里,有执照的妓院只是一小部分,按照规划分布于街道一侧的4巷到20巷,不过近年来已经突破了这一限制,扩散到其他巷子;另一侧的单数巷则分布着饭馆、咖啡店、酒吧、KTV、社团、寺庙、宗乡会馆、中医诊所和住宅等。
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是外劳,来自周边国家,也包括中国。
外劳之所以来此聚居,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因为有红灯区而便宜,而随着外劳大量涌入,这一地区的公共形象(如治安、卫生、消防、生活方式)变得更差,中产阶级就更不愿意来此居住,这就又限制了房租的上涨。
于是,这里就慢慢成为一个以外劳为主体居民的特殊区域。
每天傍晚,辛苦了一天的外劳,会到街道一侧的饭馆吃饭,这里的美食很多,有大量中餐馆。
有些外劳还会坐下来看电视,或者与同伴喝酒、闲聊,有些则会到另一侧的妓院旁一饱眼福,还有人会到流莺站街的对面呆呆地望着,其中有一些会在有时机成熟时掏钱“消费”。
在卖淫生意上,流莺是妓院的竞争对手,妓院老板自然讨厌流莺,但又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他们不大会联手警察,因为他们的很多行为也不合法。
再者,警察频繁巡街会影响到客流,而这是妓院和周边商铺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该街区即便发生冲突,也基本不会惊动警方,而是私了。
这是一种默契,对于流莺问题也是一样。
流莺是一个临时聚集的群体,其构成情况非常复杂,大都来自外国,与登记妓女的来源地基本相同,而且大都通过短期旅游签证进入新加坡。
流莺也不都是年轻的小姑娘,而是有大量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据报道还有“陪读妈妈”。
在站街时,他们一般会依据年龄、地域、语言和价位加入不同的小群体。
对于流莺而言,首要目标是不能被警察抓住,其次是要拉到客人,最后还要保证自身安全。
有报道称,有些嫖客会利用流莺在法律上的弱势地位,对其拒绝采取避孕措施,或进行虐待或抢劫。
为了保护自己,流莺一般会选择与街头混混合作,出钱让对方替自己把风和当保镖,当警方巡街频繁、他们被迫躲进巷子里面时,他们还会让这些混混去街上为自己拉客。
对于警方而言,驱散和抓捕流莺是为了控制这一街区性交易扩张的局面,同时防范公共健康风险。
但警方也清楚,站街的流莺是不可能被真正取缔的,这就是一个“猫和老鼠”的游戏,若是不让流莺在芽笼站街,他们就会流散到整个新加坡,到时候更难管。
不过,警方也不能放任流莺群体壮大,因为流莺和街头混混是绑在一起的,流莺壮大会带动街头混混壮大,而这些街头混混又跟非法聚赌、贩卖毒品、禁药和私烟,以及组织秘密社团等违法活动勾连在一起。
事实上,街头混混的壮大正挑战警察在这一地区的权威。
警方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芽笼存在一种“公然敌视警员的态度”,包括殴打抓赌警察和砸坏警车玻璃。
当地部分居民也不断向政府抱怨区内治安、交通、卫生和消防状况的恶化,希望政府能加大查处力度,有的甚至要求政府将芽笼改造成没有红灯区的正常商业街。
当然这一诉求很难被政府受理,而当地的妓院、商铺和酒店也不会答应,并嘲笑这些抱怨者在装纯——“来芽笼住,难道不知道这里龙蛇混杂,难道期望这里是圣洁的天堂?
”。
可以看到,理想和现实在芽笼经常南辕北辙,这一街区有自己的生态和逻辑,非道德或强力所能轻易改变。
▲图:
芽笼的位置(红圈内区域)让芽笼“熄灯”?
在新加坡,芽笼究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还是制造问题的根源,这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
一方认为,为了全体新加坡人的更大福祉,必须要容忍芽笼的存在;另一方则认为,只有让芽笼“熄灯”才能天下太平,而“小印度骚乱事件”的发生,增强了后一种观点的说服力。
“小印度”位于新加坡中心城区,是一个印度风格的南亚外劳聚居区。
2013年12月8日晚,一辆巴士撞死了一名印度外劳,结果导致该地区爆发了“1969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大约400名南亚外劳参与了针对警方的攻击,打伤了22名警察和5名协警,焚烧、损毁或掀翻了5辆警车、1辆救护车和一些私家车。
▲图:
小印度骚乱事件一出,举国震惊,外劳聚居区及其区内红灯区迅速成为新闻焦点。
“小印度”也有政府指定红灯区,在德斯加路(DeskerRoad),有议员早在1999年就提议内政部将其挪走,内政部当时以“这会制造新的问题”为由拒绝了。
此番骚乱后,人们再度想起这一提议,并将同为外劳聚居区和红灯区的芽笼也搅了进来,并声称“芽笼的情况一点也不比小印度好,甚至更糟”,于是有了“让芽笼熄灯”的呼声。
关于能否“让芽笼熄灯”,前文我们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即这样做不明智,因为这等于是用消灭供给的办法来消灭需求。
这怎么可能?
你停止向市场供应粮食,难道人们就不吃饭了?
新加坡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外劳群体,外劳则承担了新加坡人最不愿意干的工作,且收入微薄。
国家发展需要这些人,而国家又没有资源和意愿将这些人规划为本国居民,以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那你让这些人怎么过?
每天像奴隶一样干活、吃饭、睡觉,没有欲望,没有抱怨,没有慰藉?
“小印度骚乱事件”已经证明,外劳聚居区的和谐是多么的脆弱。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强行取缔红灯区,那么后果很难预料。
并且,警方所能取缔的也就是红灯区,取缔不了流莺。
流莺站在芽笼是“流莺”,站在其他地方就是“游客”。
如果他们失去了芽笼,那么他们将奔向整个新加坡。
还有,拉客方式并不是只有站街。
事实上,高级一点的流莺一般不愿意去站街,而更愿意通过网站、社交软件和娱乐场所(周边、包房和停车场)招揽生意,其目标客人也不是外劳,而是新加坡中产阶级,如名校教师、律师、金融高管和政府官员。
这些拉客方式看上去很像我们这边泛滥的“包小姐”模式,供需双方在私下点对点联系,然后去一个警察不怎么查房的地方交易。
有报道称,这些交易的一部分集中在乌节路豪杰大厦(OrchardTower)的某些酒吧和酒店,而提供服务的流莺,有不少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东欧乃至新加坡本土。
对于政府而言,这种“包小姐”模式比“红灯区”模式更加难以接受,因为一切都处于掌控之外,而且其对社会伦理更具破坏力。
政府若是无节制地打击“红灯区”,则很可能会刺激流莺们普遍采取“包小姐”模式拉客,这岂不是自找麻烦?
芽笼等政府指定红灯区确实丑陋,但它的丑陋是公开的、集中的和可控的,它们也不是不能“熄灯”,而是谁愿意为此买单,以及如何去解决那些造就红灯区的社会问题——这才是让新加坡政府最感为难的地方。
你认为新加坡政府应该对芽笼:
(单选)0人0%维持现状,加强管控0人0%取缔红灯区,严打非法活动0人0%保留红灯区,但取缔“流萤”0人0%挪走红灯区,全面改造这条街0人0%我有更好的办法(请留言)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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