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了谁的歌声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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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了谁的歌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我听到了谁的歌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索布日嘎之夜——
我听到了谁的歌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鲍尔吉·原野
《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8日24版)
我的心是一块顽石,在泥泞雾霾中泡过好多年。
这样的心常常听不到草叶在微风里细碎的摩擦音。
我来牧区,进入蒙古语的言说里面,感觉蒙古语把我的脑子拆了,露出天光,蒙古语的单词、句子和比喻好像是树条,泥巴和梁柁,像盖房子一样重新给我搭建了一个脑子。
这个脑子有泥土气息和草香,适合感受马、盐、泉水和歌声,不适合算计,虚伪的功能完全被屏蔽了。
我的心仿佛在蒙古语里融化了,剥落掉核桃一样坚硬的外壳,露出粉红色血管密布的心,一跳一跳,回到童年。
我们坐在蒙古包里喝奶茶,外面响起雷声。
牧民说:
天说话了。
其他人附和:
天说话呢。
是的,蒙古语管打雷叫天说话,也可译为“天作声”。
天这个词,牧民常常尊称为“腾格里阿爸”——天爸爸。
他们说出这个词自然亲切,像说自己家里的长辈。
在牧民心里,一生都接受着天之父的目光,他的目光严厉而又仁慈,无处不在。
在巴林右旗索布日嘎镇,牧民说,他如果需要一块木料,上山选树。
砍树的人心里忐忑不安,斧子藏在后腰衣服里。
牧民们不砍草原上孤独的树,那是树里的独生子。
他到树林里找一棵与他需要的木料相似的树。
比如勒勒车的木辐条坏了,就找一棵弯度与辐条接近的树。
准备砍树的人下跪、奉酒,摆上奶食糕点,说“山神啊,我是谁谁谁,我的什么东西坏了,需要这棵树,请把这棵树恩赐给我吧,并宽恕我砍树的罪孽。
”然后拔出斧子砍树,砍完拖树一溜烟跑下山了。
对了,砍树前,他还要掰下几根树杈示警,说:
我要砍树了,住在树上的神灵起驾吧!
我跟别人讲到这件事,对方笑了,说蒙古牧民挺幼稚,不懂科学。
我想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并非依靠科学,科学也不应该是巧取豪夺之学。
人幼稚是说此人尚处在童蒙阶段,如果民族仍然幼稚,它该多么天真纯洁,归它走的路还有很远,这该是多大的幸运呢?
蒙古民族对其信赖尊崇的事物赋予拟人化的代称,比如把加工五谷的碾子叫“察干欧布根”——白色的、吉祥的老翁,管拉盐车队的首领叫“噶林阿哈”——火的兄长,管接生婆叫“沃登格”——大地的母亲。
在蒙古语里面,一切都是生灵,彼此是具有亲属关系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尽管这些生灵的外形是空气、云彩、土壤、水或结为晶体的盐。
人只是这个大家庭中间叫作“人”的小兄弟而已。
不同的语言里暗含着不同的价值观,顺着每一条语言的路都会走向不同的终点,清洁的生活产生清洁的语言。
在索布日嘎,我看见一个男人拥抱一个女人,身旁一人赞叹;“乃波乃仁恩特贝日乎”。
直译为“细细地拥抱。
”也可译为“温柔地拥抱。
”实际说的是“细致珍惜地抱住她”。
我感叹于世界仍有这么体贴人心的语言,如果心与心拥抱,能不细致吗?
我感觉人们现在使用语言太粗率了,无所敬畏,也无所怜惜,我们失去了好多用心描摹生活的机会和能力。
蒙古牧民称走马为“蛟若”,最好的走马是“蛟若聂蛟若”——走马中的走马。
他们形容马走起来“像流水一样,”这一种步态寓意着马和马倌的智慧。
水跟火是蒙古牧民心中的圣物,他们至今恪守着成吉思汗规定的戒律:
不许往河水里扔脏东西,不许在河水里洗衣服与撒尿。
河是母亲,河水就是母亲的身体。
牧民们告诉我:
每一座火里都住着一位火神,他们虔诚的神情表示这是不可怀疑的,“火神是一位女性神灵。
”火婀娜地伸展腰身,让黑暗退隐,黑暗在远处注视女火神怎样为牧人煮好每一餐饭食。
火的纹理没有杂质,如缎子一般细腻。
它飘扬的样子正如母亲小声哼唱一首长调。
直到现在,牧民们用干净的木柴和纸张引火,不许往火里吐唾沫,不许泼水。
火最好的燃料是干牛粪。
牧民说,小时候,父亲把他拣回的牛粪里的羊粪、狗粪和狼粪拣出来,烧这些粪是对火神的不敬。
水啊火啊,山川大地,人们用清洁的、没有伪饰的语言吸纳你的回音,存在心里。
大自然当中所有原初的事物都有浑朴的本质,即使我们闭上眼睛,用手摸一摸它们,也感觉得出这些事物亘古以来未变的质感。
闭上眼睛摸摸并捻一捻河水,水的柔软活泼与清澈是一回事。
摸一摸石头就摸到了时间的皱纹和古代。
摸摸马,你想象马正用长睫毛的、黑水晶一般的眼睛看你,它光滑的脊背有汗,说明刚刚跑完。
有一句蒙古民歌的歌词尤其让我感动——“马驹在羊水里就记住了自己的故乡。
”牧民们喜欢传诵一个故事,说一匹马被卖到了长江以南的地方,它不知怎样翻山渡河回到了内蒙古故乡。
牧民们说到这里,交换眼神,唏嘘赞叹,并用眼神征求我的看法。
我心里想这不可能,马固然会泅水也能登山,但它路过地方的人是不会放过它的。
我还是跟着牧民一起赞叹,一起惊讶。
既然我们会相信网络上天天都有的谣传,为什么不相信马也有返乡的美德?
为什么不信火里和水里住着清洁的神灵呢?
我宁愿把自己脑子里贮存的所谓知识清除掉,它们也许早过时了,让更多的民间传说和神话进入心灵。
索布日嘎的猎人说猞猁聪明,它平时不留下任何痕迹。
下雪天,所有野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猞猁等大动物出来觅食之后,爪子踩在大动物的脚窝里行走。
我眼前浮现出八十多岁的猎人苏达纳木手脚并用模仿猞猁跨越大步的情形,这多好啊!
多幼稚,我喜欢这些还没有摆脱童年的幼稚的人们!
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农历六月十九。
我被邀请参加索布日嘎镇吉布吐村祭拜村庄敖包的仪式。
祭敖包何其神圣,村虽小,但越小越纯粹,我被邀请参加祭祀,深感荣幸。
晚上,我甚至在镇政府的宿舍里来回踱步,享受这份荣幸。
巴林右旗要在天亮之前祭敖包。
古人称,约略看清自己的掌纹曰天亮,而天亮前依然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凌晨三点钟起床,三点半出发。
开车的司机甚神奇,他在漆黑的夜里瞪大双眼看前方,左右转动方向盘,仿佛他是一只夜视的猫,在夜色稠密的草原上看清一条路。
车停了,可能停在山脚下,抬头却辨不清山峰与夜空的分割处。
我被扶上一台摩托的后座,抱住驾驶员的腰。
摩托突突行进,我听到黑暗中有许多摩托轰鸣前进。
摩托驮着我们爬上跃下高低起伏的丘陵,我听到水声,摩托冲过浅浅的河流之后停下来。
这时影影绰绰看见许多人,却看不清面孔和衣服。
我们登上一座不太高的小山。
山虽然不高,但登上去周围却清晰了。
一座敖包矗立眼前,上面系着飘动的哈达。
全村的男人环立敖包前,他们穿着整齐的蒙古袍,戴帽子,脸膛肃穆坚毅。
他们的面色好像比夜色还要黑,只有眼睛和鼻梁反光。
驮我的摩托车手竟然穿着陆军作战服,他刚从部队复员。
村里的敖包长宣读祭文,祈求敖包神灵庇佑村子人畜平安,风调雨顺。
吾等全体俯身跪拜,起身献上自己所带祭品。
我献上了酒、袋装牛奶、糕点和奶豆腐。
拜过我取一点奶豆腐带给父母吃,用我爸的话说“山神吃剩下的东西,人吃了最好。
”
站在山上转身看,仿佛就在转身的一瞬间。
天亮了许多。
天和地像轻云和浓云分开了,沉黑的大地伸向远方。
我身边的村民笑眯眯地互致问候,这时能看清他们的年龄和老年人的皱纹了。
他们变得轻松而欣慰,相信自兹日起,直到来年,吉布吐村风调雨顺,国家康泰平安,那是必须的。
下了山,略多的光线让我看到吉布吐村牧民身穿的蒙古袍有多华丽。
这些光让我看清他们海蓝色蒙古袍上的银白团花和橙色的腰带,灰色蒙古袍大襟的桔红滚边。
他们比演员更漂亮,他们的英武气质和服饰在大自然中更显出恰当。
而我想到一个村的男人们穿着华丽的衣着在夜色里穿行,该有多么诚恳,携带着他们自己才知道的美,让敖包神多么欢喜。
大地啊,你有多少我所看不到的美,坚定地、默默地发生,它们发生在事物的肌理内部,而不是表演。
我们又坐摩托又过河,碾过晨曦铺就的地毯之前我们还按巴林人的习惯祭拜了清澈可爱的沃森花泉水。
大地亮了,曦光下的大地多么可爱。
光线以它刹那千里的怀抱告诉人们草原的辽阔,比长调唱的、骏马跑的还辽阔。
如瓷器般青白色的天空刚刚醒来,而大地比天空更宁静,灌木和草毛茸茸地等待苏醒。
远处的山峦如同画家的初稿,还差六遍敷色。
而我们在飞驰,身旁还有人骑马,他们显出比骑摩托的人高大,手挽缰绳也比手把摩托好看。
骑手在马背上跃跃然,瞻顾四方。
东方正好有太阳倾泻的红光,如洪水决堤(这些光每天早上决堤一次)。
这时看出平坦的草原并不平啊,每一处隆起泥土都被红光刷了漆,像千万座雕塑面东沉思。
前方是吉布吐村,光线早于我们赶到那里。
“吉布”是箭头的意思,也是古代的名字。
村里的彩钢瓦像在屋顶铺了一片片红毡。
这个村好漂亮,户户有同样的黄栅栏和带“乌力吉江嘎”(吉祥图案)的大门,街路硬化,新栽的小树排列成行。
太阳把鲜艳的红光照在吉布吐村里一点都没糟蹋,这里像一处童话外景地。
而我自从祭祀敖包后成了村民中的一员,混迹在摩托车和马队里,与晨风冲撞。
我们相互微笑,如同赞美这个时刻,领取大地天空赐予吉布吐村民和我本人的这个美好的早晨。
也是在索布日嘎,几天前,镇里的蒙古族职员组织了一场野餐会,地点在这个镇临近西乌珠穆沁旗的景区“荣升十八景。
”他们在一棵枝叶繁盛的黑桦树下面等我,地上铺着防雨车衣,摆着食品,他们大多三四十岁,带着家属孩子。
他们并不说什么,却用眼光亲切地注视我,仿佛眼光是一块布,轻轻擦去我脸上的尘埃。
蒙古族人口少,同胞为他们自己民族能出一个作家而高兴,这是这么多双目光交织的眼睛送给我的信息。
我很惭愧,我还没达到让这些纯真的目光褒奖的程度,但又没法解释,只好看周围景物。
那一边山峦俊秀,这一边草场宽广。
蒙古黄榆沿河边生长,如同河流的卫士,保护着它的清澈。
黑桦树下面歌声响起来了——《诺思吉雅》,所有的人都在唱,他们的眼睛看着树,看着山,看着虚空,仿佛那里写着歌词——“海青河水长又长……”一遍唱完,再唱一遍。
他们用嗓音不断往歌的火堆里添柴,不让它熄灭。
这情形特别像海浪一遍遍冲刷堤岸,洗刷着我的心。
他们怎么知道我需要洗礼?
“吾欲仁,斯仁近矣。
”歌罢,一个小女孩用蒙古语朗诵了一首诗,诗中说“这座山哪管只有牛粪那么大,也值得跪拜,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
”她以稚嫩的嗓音念出这么诚恳的诗句,态度却坚定,竟使我老泪纵横。
我怕在别人面前流泪,可在这样的旷野里,我能躲到哪里流泪呢?
谁让你遇到这样的歌声和这样的诗呢?
高林艾里是一个村的名字,意谓河的村——这真是一个好名字,我参加了一场牧民为我举办的篝火晚会。
什么人值得让村里的乡亲为他办篝火晚会?
我闻所未闻。
听说这是为我办的,我真是惭愧至极。
那是在山坡上,村民几乎从山的各个方向走向篝火,他们好奇地看我。
一些孩子大胆地与我交谈,他们读过内教版蒙汉文课本收录的我的作品。
我觉得更值得一说的是这里的夜色——珐琅色深蓝的夜空下,山坡上卧满牧归的羊,如石羊。
篝火烧起来,有一人高,众多火星往更高处蹦跳。
村民们用胸膛迎着火歌唱,高音冲向旷野回不来了,低音被火吸走。
我走到山坡看篝火和火边的人群,远处有山的暗影,被搅碎的月色在白白的河水里流淌。
我忽然问自己,这是哪里?
我是谁?
我真忘了自己是谁,忽然感到写作跟做一个淳朴的人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到牧区来找写作资源更是卑俗至极。
人不写作也能活着,而活着值得做的事是清洗自己,我不想当我了,想变成牧民,放牧、接羔、打草,在篝火边和黑桦树下唱歌,变成脸色黝黑、鼻梁和眼睛反光的人。
长生天保佑所有诚实和善良的人。
速度、精度与温度(品书札记)——读王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速度》李春雷《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8日24版) 高铁的出现,这些年是国人生活中的一桩大事件,在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重构着人们的思路,更在细细碎碎而又轰轰烈烈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个大课题。
近年来,不少报告文学作家试图走进它,书写它,揭示它,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我即是其中之一。
2010年左右,高铁刚刚红火之时,我曾经采访郑西、武广、京津高铁,还有四方、唐山等高铁机车制造厂。
但由于这个题材太宽太大太深,实在难以把握。
在困难面前,我止步了。
我想,总会有一个更适合的作家来书写。
现在,读到王雄的《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格外欣慰。
作为集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创作和新闻记者工作为一身的中年作家,王雄用他宽阔的视野、扎实的料理、精致的叙述,从速度、精度和温度等方面为我们书写了一个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化的高铁时代。
速度,是火车最酣畅、最先进、最梦想的一种宣泄方式。
人类对速度的追求,是潜伏在心底的一种原始欲望,这是从追逐猎物之始就种下的基因。
后来,驯服了野马,发明了车轮,修筑了驿路,速度不断加快。
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车。
二百多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火车速度也在不断刷新。
1901年的纪录,是德国时速一百六十二公里;1931年,仍是德国时速二百公里;1955年,法国电力机车以时速三百三十一公里开始领跑世界。
直到2008年8月1日,中国京津城际高铁正式开通,时速达到三百五十公里,成为无敌世界的中国速度!
高铁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产业,加快了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明显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精度,是火车最科学,最精准、最安全的一种保障方式。
中国需要高铁吗?
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是轮轨还是磁悬浮?
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能否保障高速列车的绝对安全?
这里面是观念的碰撞,是文化的磨合,是制度的调整,是国民的观望,是专家的忐忑。
这期间,作者调动其独特的优势,深入其中,不仅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部信息,也进行了一系列专业的、精准的介绍。
如国产动车组之殇、市场与技术的较量、中国高铁的纠结等描写,让读者在不知不觉的阅读中,由走近而走进,由了解而理解,由感染而感悟,从而敬爱这个灵物,敬爱这个人群,敬爱这个国家。
不得不说,30多年的铁路工作经历,中国铁路业务最高管理机关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让作者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掌握了这么多内幕情报。
这些,都是这本书最坚实的基石。
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说,王雄的另一个身份,或者说他在创作之时的主要身份,是一个作家。
他生于汉水之滨,二十岁便成为一名铁路职工,担任蒸汽机车的司炉。
所以,在这本书的创作中,王雄把事业与职业、创作与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写出了世界铁路发展史和中国高铁发展史的全过程,同样表现出了他的速度与精度优势,而且更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温度——文学的温度。
惟其如此,这本报告文学才呈现出了别样的精彩。
虽然这本书在高铁话题热议几年之后出版,但其面世速度仍然是最快的。
试想一下,这么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题材,又由于众所周知的高铁腐败案等等原因,使得创作此类题材作品的作家视若畏途,动作缓慢。
而王雄是一个铁路人,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新闻人,他以自己成熟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巧妙地处理了这一切,不温不火,客观公正,使得作品在高铁成为社会期盼和呼唤的焦点的关键时刻,适时地走向前台,从而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
既然是文学作品,就要有其艺术精度。
在这方面,王雄又变身为一个纯粹的作家。
他拿起一枝长于散文和小说的清秀之笔,把一个个事件之间的褶皱和细节描述得精彩动人,深切而到位。
特别是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作家不时地插入一段段小故事,既回顾历史,又客观抒情。
比如在讲述华工在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的苦难之后,又跨越时空,巧妙地写到1991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向中国上海捐赠了一座用三千枚道钉塑造的纪念碑。
这时,作家叹息着写道:
“也许,这碑文能告慰那些曾献身于太平洋铁路的‘沉默的道钉’”。
再比如,在写到武汉铁路局12306客服中心的二十多个姑娘的工作状态时,作者详细地描写了她们高效率工作同时受到的种种刁难,和她们的“后遗症”:
回家怕听电话响,不爱开口说话等等,从人性深处进行了微妙的开掘,让读者倍感亲切,倍感温热。
可以说,这是一部写出速度、精度和温度内涵的厚重之作。
摸一摸时间的皱纹(大地漫笔·编辑丛谈)董宏君《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8日24版) 最近又被某种“存在感”的焦虑所击中。
在新兴媒体博关注、拼点击量,传统媒体争夺宏大叙事制高点,同时又不断强调媒体融合的当下,作为报纸副刊的文学编辑其实常常不免陷入“存在感”的焦虑中,甚至也听到有志得意满的媒体人对我们“今天一株草明天一朵花”的微妙揶揄,言外之意没看出有什么用。
这种揶揄带来的对自身“存在感”的羞愧与焦虑,想必副刊人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
副刊之于一张报纸的作用与价值,自不待言。
但是大道理讲起来容易,具体到日常层面,还是很容易让人陷入急切的功利状态中,眼睁睁看着自己在大合唱中扮演的是不那么响亮的角色,很容易不淡定。
从容淡定,不容易修炼。
想起我遇到的一位建筑设计师。
这位接过不少大项目见过许多大世面的设计师,常常强调的却是项目中的“无用之用”,甚至在“无用之处”用的心思更多。
他甚至强调哪怕是寸土寸金的居家装修,都应该留出一方“无用之地”。
因为功能性的东西都是相似的多,无用之处反倒常常成就神来之笔,于不经意间传递出别样的魅力来。
他说你看中国画的留白,那是不得了的艺术境界,不着毫墨,却成就了万千气象。
那时我却无端想起了相声“五官争功”,倘若这留白处不肯被留白呢?
说“我”也可以承担笔墨晕染的精彩之处啊。
这就是各居其位的分工。
自然也好,社会也好,一幅画、一座建筑也好,分工无处不在,这是很简单的常识、并不复杂的道理,人却常常将自己缠绕其中不识庐山面目,又不甘心地奋力挣扎。
最近一位著名乐评人在一个节目中连续介绍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田园交响曲”后,他说如若不是出于具体的功利的目的,他是不会一次性地连听这样两部大部头的交响乐的,尽管这两部交响乐是那样的经典。
因为无论从人的欣赏心理还是演奏家的演奏心理来说,都需要轻松愉悦的内容来调剂。
就像美丽的西湖风光,如果没有了酒肆茶楼没有了歇息停靠处,总会有几分遗憾。
其实阅读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们需要快捷便利的资讯,需要振臂一呼的激情,需要深刻犀利的思考,也需要润物无声的陶冶。
而陶冶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欲速则不达。
就像今天鲍尔吉·原野文章里所说的,“大自然当中所有原初的事物都有浑朴的本质,即使我们闭上眼睛,用手摸一摸它们,也感觉得出这些事物亘古以来未变的质感。
闭上眼睛摸摸并捻一捻河水,水的柔软活泼与清澈是一回事。
摸一摸石头就摸到了时间的皱纹和古代。
”
文学,也许最终是要提醒我们,即便是在一个火热的时代,也需要停下来,去摸一摸生活最浑朴的本质,摸一摸时间的皱纹,那里有不变的生命的本意。
我们需要的是沉潜一份耐心,拿出一份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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