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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
陈振明 薛澜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决策,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政府管理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这既为中国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巨大空间,对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是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的基础,其研究进展是学科成熟程度和研究规范水平的重要标志。
因此,必须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选择更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进行研究,切实帮助党和政府处理与解决复杂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
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组织理论以及政府工具等是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近期亟待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政府改革 治理 公共政策 公共组织
公共管理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领域,而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急需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或治理的创新研究。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世界性公共部门改革浪潮的兴起,当代国内外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治理产生了大量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巨大的现实与理论需求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迅速发展。
因此,必须立足于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加强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知识创新,以满足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实践需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恢复并展开了对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知识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然而,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仍然比较落后,存在着学科边界模糊,视野狭窄基础不牢,知识体系不完整,研究方法陈旧,知识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对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跟踪研究与批判分析尚待加强等方面的问题。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十一五”发展战略与优先资助研究报告》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表明,21%的专家认为我国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即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学科)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比较薄弱,缺乏系统性、原创性和理论前瞻性,在研究方法上与国际通用的规范方法相脱节;同时,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正处于创始和形成期,存在大量的理论空白需要填补。
从实践上看,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中产生了许许多多重大的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尤其是政府管理或治理的创新研究。
特别是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决策,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依法行政、政府管理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必须做好的主要工作。
这既为中国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巨大空间,也对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是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的基础,其研究进展是学科成熟程度和研究规范水平的重要标志;加强公共管理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系统研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可以为整个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开拓创新、与国际接轨积聚实力、助长后劲。
这对于提高本学科的整体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系统建构意义;对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应对社会转型期的许多重大管理和政策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可以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因此,必须根据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选择更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进行研究,以推动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知识创新,以适应迅速变化着的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要求。
下面,我们将对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近期亟待研究的四个重点领域——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组织理论、政府工具——及其主题做出前瞻性的分析与说明。
一、政府改革与治理的研究
20世纪最后的二十余年,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以及摆脱财政困境和提高政府效率,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
它的基本取向是以采用工商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调顾客导向以及提高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它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
这场改革使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时光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即形成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此后,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改革实践的总结与反思,各国学者开始更加关注于公共服务的结果取向、倾向公共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发展、通过责任分散的治理手段来构建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为导向的政府。
可以说,治理或公共治理的概念正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重视,并成为政府改革的一个目标模式。
、
一般来说,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多元、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
它所仰赖的管理机制不只是单纯的政府权威,而更多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
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治理理念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以灵活的手段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
在我国,“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新理念和战略的提出,为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表明我国公共治理理念已经由注重经济发展转到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这表明我国的公共治理将淡化“政府本位”的价值观,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共需求和正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温家宝总理指出:
“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则将“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当作今年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三项主要工作之一。
实际上,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意味着我国的政府改革与治理要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为导向,并采用以人为本的公共治理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的阶层、结构、运转方式乃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客观上需要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以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需要。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经济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面,复杂的分工、交易系统促进了经济生活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得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阶层化、社会关系复杂化。
这种情况扩展了社会的多元需求,激化了政府财政资源稀缺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强公共治理体系的建设,通过不同治理结构和特定管理自主权的结合,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要,更具有回应性,并为民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机会。
当前政府改革与治理领域值得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如下:
1.我国公共治理体系的构建。
研究全球范围内公共治理体系变革的背景、现状和趋势,进行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国际比较;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研究如何建设一个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政府;研究转型期我国政府治理结构的变革、我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基本架构、政府机构设置及其改革、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及运行机制、政府内部结构关系(包括纵向的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的关系、横向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关系);研究政府治理的组织结构形式,尤其是分析和评价传统的“官僚制”(“科层制”)的作用和局限性,并探索新的治理结构形式;研究服务型政府的组织结构、制度和变革方向,国家统一管理和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之间的协调关系,党和政府与各种社会主体(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组织、社区和公民个人等)之间的多元、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实施公共治理的理论、模型、方法与工具等方面的问题。
2.政府的角色定位与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行政的角色定位以及职能的转换是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
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尚未最终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政府仍然包揽过多的社会公共事务,其生产、提供、安排角色的定位还不够合理,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
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政府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并将现阶段我国的政府职能界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基本方面。
本专题主要研究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和职能梳理,以明确政府管理的范畴和边界,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分工关系;研究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职能体系的重构,尤其是研究如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着力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构建服务型的政府;研究如何建立健全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管理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依法行政等问题。
3.第三部门的发展与管理。
有如萨拉蒙所说:
有组织的志愿性活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量民间的、非营利的或非政府组织(即第三部门)正在世界各地建立。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源自于来自公民个人、政府以外各种机构以及政府本身的一系列压力。
它反映了众多独特的社会和技术变化,以及积蓄已久的对国家能力的信心危机。
有国内学者预言,在未来,非营利组织的规模和重要性将不断增长,许多在过去几十年间由政府承担的义务,将被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取代。
本专题应着重研究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分工问题;研究如何创造诱致性的激励体制,激发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治理上来;研究如何创设配套的制度安排和实施有效的政策监管,使非营利组织的运转实现制度化与规范化;同时,应研究如何完善第三部门的管理体制与创新运行机制,研究政府如何加强对第三部门的管理(特别是如何通过税收控制和法律监督,规范第三部门的发展);研究如何建立健全第三部门的自律机制;研究第三部门的社会监督机制如何“补位”,使之与政府对第三部门的行政管理和第三部门的自律机制形成良性的互动。
4.政府间关系。
政府间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它既包括纵向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同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非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迅速扩大,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经济社会利益和独立发展目标的利益主体。
它不仅改变了传统中央与地方之间单纯的控制与服从的关系,还深化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策博弈关系,使得政府间关系研究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实践与理论课题。
本专题主要研究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中央与地方权力(权利)的划分,“条”与“块”、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如何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问题;研究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内部不同层级的组织之间的授权和分权,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地方政府层级以及区划设置、区域公共管理的合作和竞争方式,以及“网络治理”和“复合行政”新模式等问题。
5.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治理结构与制度设计。
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公共财政体制,但仍然存在预算缺乏透明度、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资金滥用和浪费严重、审计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
因此,有必要研究目前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
特别是要研究如何在适当的公共财政框架下构建公共治理的结构与制度设计问题;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以政府预算和政府会计为重心的公共财政管理改革,研究如何以公共治理的理念--责任(accountability)、透明(transparency)、预见(predictability)和参与(participation)--来指导公共财政管理改革;研究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政府治理结构的变革;研究我国政府事权、财权的协调和运作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二、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
在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亨利看来,公共政策既涉及政治学领域--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进行的权威性的分配,又涉及公共行政学的领域--公共政策需要公共行政官员在行政管理组织中加以实施。
公共政策体现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价值的需要,也反映社会公共问题和公共管理技术的有机结合,因而对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和健康发展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公共政策研究(又称公共政策学、政策科学、政策分析)诞生于快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情境中,如犯罪、贫困、教育、卫生、住房、就业、养老和环境保护等,是政界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以及学界试图运用其知识来解释和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时“一拍即合”的产物。
正是这种背景下,公共政策研究或政策科学作为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研究领域,在二战后的西方迅速发展起来,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公共管理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公共政策研究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图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
它是一门以实践为取向的学科,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
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
因此,公共政策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
最近的二三十年,当代国外公共政策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及新趋势:
政策科学作为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范式受到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的政策分析范式的挑战,而理性、科学的政策分析范式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公共政策的研究途径日益多样化(在其中经济学途径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基于阶段划分的传统政策过程理论遇到各种新的概念框架的有力竞争;政策科学学科逐步分化,尤其是出现了比较公共政策、政策伦理学、政策工具研究等分支学科;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不断拓展,许多主题的研究取得新进展,形成了新的理论。
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在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政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成果,跟踪该领域的最新趋势,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中国现实政策尤其是经济社会政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突出,例如,公共政策的理论体系陈旧,研究方法规范性较弱,抽象的理论建构和演绎较多,实证的问题研究和政策方案研究较少。
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强化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我国的政策系统、政策过程以及政策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现实的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重点关注转型期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利益多元化、资源与环境限制等多重约束条件下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估和判断;研究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如何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跟踪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发展趋势并与我国进行比较分析,注意引进、消化和吸收当代国外的政策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即一方面,在公共政策的概念、理论、方法的表述上注意国际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我国政策实践,充分注意我国的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特点,立足于我国现实的政策实践和政策问题的研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
当前公共政策领域值得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1.公共政策基本理论与方法论研究。
与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相比,政策科学具有更广泛的学术框架,它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围绕政策问题的解决而整合来自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数学、统计学、运筹学、未来学和系统分析等。
因此,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对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尤其是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学科基础、公共政策研究途径、政策分析方法论的研究。
2.公共决策体制研究。
公共决策体制是公共决策组织的核心部分,是决策主体、决策权力分配、决策规则和方式的总和,或者说是各种政策主体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安排。
在某种意义上说,政策设计可以看作是政府机构或体制的产出,而不同的政府制度结构和体制将产生非常不同的政策后果。
因此,必须研究公共决策体制的设计与创新、公共决策权力的运行、特定决策机制及机构设置和公共政策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特定的制度下可能形成的政策工具的偏好。
当前特别需要研究如何更好理顺我国各种决策主体(尤其是党、人大和政府)的权力关系,创新公共决策体制,改进我国公共决策系统,实现民主集中制执行的科学化,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质量。
3.公共政策过程研究。
公共政策系统的运行表现为由一系列功能活动环节所构成的过程。
作为政策过程研究的一种主导性途径,阶段途径将政策过程划分为政策议程,政策规划与合法化、执行、评估和终结等阶段,并在每一阶段讨论影响政策过程的各种基本因素。
近一二十年来,学者们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关于政策过程的新理论框架,包括制度理性选择框架、多源流框架、中断-平衡框架、倡导联盟框架、政策扩散框架、因果性途径、权力角斗场理论、文化理论、建构主义框架、政策论域框架等,从而丰富了政策过程的理论。
而从目前我国的政策实践需要来看,中国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必须重视对我国实际政策过程的提炼,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特点;同时,重视对政策过程的程序或活动环节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
必须研究我国政策执行过程、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政策执行的手段,并针对我国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延搁、变通、曲解等现象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研究公共政策评估的模式、过程和方法及技术,特别是研究如何建立起一套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证性的政策评估指标体系。
4.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定量分析为主导的政策分析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日益突显,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途径。
公共政策分析关心的是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它强调通过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和技术来寻求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试图创立一种能够提高决策效率的学问”。
应当说,加强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包括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理性与非理性及创造性思维方法、论证性与批判性方法等)的研究,对于我国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应用性、现实性和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
它是政府重要的决策咨询基础和知识来源,对于促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意义重大。
5.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研究。
在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过程中,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是一个当务之急。
当前需要研究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如何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
同时,研究国外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及其演变,分析各种模式的特点和应用背景,并评价其各自的优劣,研究如何借鉴各种决策模式的合理因素而应用于我国的决策实践,完善我国公共决策的程序。
6.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及公共事务管理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内涵,而一个合理的、具有回应性的公共政策,应当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目标,不应以社会某群体或阶层利益的严重损害为代价。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保障人权。
”这就要求公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保证公众有着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当前要着重研究公众参与决策的制度设计--如何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所持的参与方式纳入制度规范体系,将其利益表达和意愿诉求及时和有序地纳入政治系统;研究如何拓宽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如公民听证或咨询委员会、民意调查和公众舆论、公民论坛、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关键公众接触和官民个别接触、基于网络的公民参与的新形式(如网络民意调查、网络选举、虚拟社区、网络公共论坛等);研究如何开展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如何组织不同层次的政治参与,在继续深化政治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同时,发展普通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三、公共组织理论研究
公共组织理论(或公共组织与管理研究)是目前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研究比较薄弱而亟待加强的一个主题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说,公共组织理论也就是一般的公共管理理论;而掌握公共组织理论是实施有效的公共管理的前提,因为公共组织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相似,公共组织理论是一般的“组织理论”的一部分。
在过去,公共组织的论述主要散布于“讨论公共官僚机构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中,这些著作“通常把公共官僚机构描述得与私人领域相当不同,都没有给予内部管理--设计组织结构、激励并领
导雇员、发展内部交流和团队合作--高度重视”。
现在,人们在理解公共组织方面已形成了许多重要的主题,并作了详细的研究,将这些主题整合在一起,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公共组织理论。
公共组织理论研究的是公共组织性质、结构、设计方式、组织过程或组织行为、组织环境、组织变革与发展一类的组织问题。
作为人类活动协调和合作的形式,组织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极为重要,人类社会的进步依赖于组织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组织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公共管理活动也离不开组织,正如马克思所说:
“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
”
传统公共组织(行政组织)理论源于20世纪初期的韦伯(MaxWeber)和泰勒(FrederickTaylor)等人的著作,它以“官僚制”(科层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将官僚制当作公共组织的最佳表现形式,视规则、精确性和专业分工为组织结构和生产力的关键。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官僚制从理论到实践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批判。
美国组织理论家沃伦·本尼斯(WarrenBennis)在《官僚制的灭亡即将到来》一书中说:
“(从60年代开始算起的)20至50年间,人们将目睹并亲自加入官僚制的送葬队伍。
”不仅官僚制的实践发展遇到了严峻挑战,以官僚组织理论为基础并囿于“行政原则”探索的传统公共行政学也面临困境。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乔治·弗雷德里克森等人提出了“新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把“政府的目的从政体价值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公民”,赋予公共组织更为宽阔的含义以及更为任重道远的社会服务使命。
弗雷德里克森指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局限于“预算”、“人事管理”、“组织与管理”一类的范畴上,过于狭窄,过于以“组织内部”取向,理论上过于空洞;新公共行政学要求一种新的组织理论,认为在公共组织中存在着四种基本的作用过程,即分配过程、整合过程、边界交换过程和社会动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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