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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员数量参考资料
我国与外国公务员数量比较
王健金今花
由于各国对公务员的定义不同,每个国家公务员的范围不一样,因此可比性差。
然而,各国公务员人数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数量概念,作为分析比较的基础。
美国公务员是指,除政治任命以外的政府部门所有工作人员,人数为2403万人。
法国公务员是指,政府、公共机构、公立医院工作人员以及中小学教师,数量为505万人。
日本公务员是指,政府系统的公职人员以及国会、法院、国立学校与医院、国营单位所有人员,人数为448万人。
英国公务员是指,非经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常任文官,人数为46万人。
中国公务员有两种统计口径。
狭义的公务员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数量为500万人;宽义的公务员是指,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数量为1053万人。
依据各国公务员定义的范围,上述各国的国家公务员与其总人口的比例,即“官民比”为,美国1∶12;法国1∶12;日本1∶28;英国1∶125。
中国有两种情况:
狭义公务员的“官民比”为1∶256,而宽义公务员的“官民比”为1∶122。
由此可见,我国公务员占总人口比例是相当低的,“官民比”之低不仅世界上少有,也与社会上流传的“中国是世界上官民比例最高”的说法大相径庭。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比例较低
由于各国对公务员定义不同,公务员涵盖的范围也不同,因而,依据各国公务员定义对公务员人数进行比较,具有本原性,但缺乏可比性。
而以财政供养人员进行国际比较,可比性强。
财政供养人员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务员,即广义公务员,或称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人员。
美国政府公务员是包括除政治任命以外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财政供养人员,因而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与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同。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包括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数量为4000多万人,比以狭义和宽义两种方法统计的公务员人数要多得多,大约分别多3500万人和3000万人。
法国财政供养人员涵盖政府、公共机构、公立医院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教师,数量为505万人,与政府公务员数量相同。
日本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政府系统的公职人员和国会、法院、国立学校与医院、国营单位所有人员等,人数为553万人,比政府公务员多105万人。
英国包括非经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常任文官及各类政府官员,有246万人,比常任文官(狭义公务员)多2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美国1∶12;法国1∶12;日本1∶23;英国1∶24;中国1∶26。
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考虑财政支出的、民众真实负担的、最具实际价值的“官民比例”。
就以上数据而言,“官民比”最高的是美国和法国,中国是最低的。
换言之,我国财政供养人员造成的财政负担没有发达国家高,也不如有些学者和新闻媒体所认为的那样高。
如果考虑到加拿大和德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42和1∶17,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官民比”居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下,还是在国家财力和经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中国单位GDP的公务员比例较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不仅需要考虑“官民比”,而且要考虑公务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公务员的行政效率,即考虑经济因素。
本文提出分析公务员适度规模的经济因素的指标是“公务员人数与GDP的比例”。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
为更好地应对社会的挑战和解决社会的冲突,更全面而细致地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对政府职能和部门进行剥离和分工。
这一方面能够保证各职能部门可以培养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从而提高解决各职能范围内公共事务、缓解社会矛盾的效率和力度,但另一方面,每项新的政府职能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政府职能部门和政府公务员数量的增加。
因此,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分工而出现的新职能必然需要更多的政府机构的增多和公务员数量的增加。
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
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即公务员与GDP的比例。
依各国定义的公务员,计算公务员与GDP之比为:
美国2.31人/百万美元GDP;中国狭义公务员3.96人/百万美元GDP,宽义公务员8.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1.14人/百万美元GDP;英国0.3人/百万美元GDP。
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为:
美国2.31人/百万美元GDP;中国39人/百万美元GDP;法国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1.58人/百万美元GDP。
由此可见,从经济视角考察,英国公务员效率最高,其次是日本,再次是美国和法国,中国公务员效率最低。
从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来说,不论统计口径如何变换,我国的狭义公务员、宽义公务员和广义公务员的数量都太多了。
也就是说,从经济增长来分析,我国公务员数量规模过大。
规模适度是个渐进的过程
每个国家的政府公务员数量总要有个适度的规模,这一规模既能够保证政府有效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需要,同时亦能够避免规模膨胀而导致的行政成本过度提高。
简言之,政府公务员的适度规模,就是一个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的规模。
我国政府公务员规模的适度是个渐进的过程。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种种因素制约着公务员队伍的收缩。
如:
我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政府培育市场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需要新的机构和人员;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更多的新事务,需要增加新的公务员;政府公务员制度存有传统体制的弊端,使得政府机构增加、公务员规模扩张具有惯性;等等。
因此,我国实现公务员规模的适度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摘自《世界知识》)
中国公务员人数:
多?
少?
中国公务员人数,多?
少?
A中国公务员人数“超标”近20倍中国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近日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中国公务员数量“超标”近20倍。
而南开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官民比”并不高,中国的公务员过剩是结构性和功能性的。
中国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新完成了《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
报告显示,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人数“超标”近20倍,有近7成的中国人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
不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课题组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无论是公务员还是财政供养人员与人口的比例,中国比起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要低许多,更远远低于北欧的丹麦、瑞典、芬兰等福利国家。
东亚的日本、韩国的“官民比”大约是中国的两倍。
南开大学的研究显示,中国公务员与总人口的“官民比”大体上相当于南亚和部分非洲国家的水平。
报道说,南开大学课题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公务员的真正问题是比例、结构不合理,是结构性和运行性的过剩。
越到基层公务员的人数比例越大,而且公务员的工作效率低下。
中国地方政府的冗员加重了中国劳工的税负,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仍在不断膨胀。
中国官方新华网的消息说,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近日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
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和韩国的5.06%。
在今日中国,官民比例已经高达史无前例的程度:
1比26。
同一数据,10年前为1比40;改革开放初期为1比67。
目前的官民比例,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汉时期高出306倍!
也就是说,被称为“封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个官。
每年全国各政府机关的车马费达到3000亿;招待费达到20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达到2500亿。
同时,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严重,官场极度腐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伴随着中国官民比例节节高升的,恰恰是当局一波又一波以“精简”为名的“机构改革”。
所谓“精简机构”,不仅没有裁员减冗,反而使“干部队伍”更加庞大,机构更加臃肿。
中国在编干部,从1979年的279万,1997年“壮大”到800万,不到20年,扩大两倍半!
“精简机构”之所以“难于上青天”,症结还是在于官本位,利益均沾、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没有权,就没有钱。
现在的党政干部,把权力看得比命还要紧,反正没有监督,自保,互保,官官相护,易如反掌,哪里精简得掉?
众所周知的是,上到中央,下到基层,任何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连军队、公检法、企业、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
仅为养活这“两套班子”,中国老百姓就多承受了多少的负担!
而党员人数仍然不断膨胀,仅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间,中共党员的人数,就暴涨了近600万,达到6635.5万人,相当于或超过世界上一些大国的人口,而这一时期正是腐败极度膨胀蔓延的时期。
韩国的乡一级机构,平均只有5名官员,而中国的乡一级机构,平均却有高达40名官员。
可怜中国老百姓,没有权利选举廉洁奉公的领导人,一切均看谁给上级贪官送的多、送的猛!
老百姓再穷再累,也只能自咽苦水,年年月月,用自己的血与汗,养肥那密如蚂蚁、多如牛毛的吸血鬼和寄生虫。
而寄生虫们一看谁“不听话”或者“不顺眼”,还可以任意发威,打骂抓捕,喜怒由己。
既无议事权又无表决权的中国老百姓,惟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B中国公务员的人数严重不足现在,许多人似乎针对中国公务员的薪水过不去,但他们不知道公务员的真实情况,美国公务员人数为2403万人,法国为505万人。
日本为448万人。
英国为46万人。
中国公务员有两种统计口径。
狭义的公务员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数量为500万人,宽义的公务员是指,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数量为1053万人。
上述各国的国家公务员与其总人口的比例,即“官民比”为,美国1∶12;法国1∶12;日本1∶28;英国1∶125。
中国有两种情况:
狭义公务员的“官民比”为1∶256,而宽义公务员的“官民比”为1∶122。
由此可见,我国公务员占总人口比例是相当低的,也就是中国一个公务员每天干着相当于美国24、法国24、日本22、英国2个公务员的工作量。
繁忙的工作量,导致中国公务员的身体状况普遍较差,人数在不断减少,尤其是非正常损耗,损失的是中国公务员的精英中的(原)精英,应当引起重视。
1.1993年---1997年,检察院进行普查时,发现有181873人可能或即将会发生非正常性损耗。
,经过挽救,最终由法院确定,有158806人不幸发生非正常损耗,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610人,司(局)级171人,省(部)级6人。
2.1998年---2002年进行普查时,情况不容乐观,特别发现有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可能或即将会发生非正常性损耗。
经过挽救,最终确定,其中2662人不幸发生非正常性损耗,同时,经过统计,五年间非正常性损耗人数为8330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2662人。
五年一次的普查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正常损耗情况的发生,于是,改为一年一查,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3、2003年,普查时发现,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728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67人、省部级干部4人可能或即将会发生非正常性损耗。
经过挽救,同年年底,确定有县(处)级国家工作人员458人,地厅级73人,省部级6人发生不幸。
4、2004年,普查时发现,43757人可能或即将会发生非正常性损耗,其中包括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960人,其中厅局级198人、省部级11人。
经过挽救,同年年底,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772人,其中省部级6人,地厅级98人发生不幸。
5、2005年,普查发现,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99人,其中厅局级196人、省部级8人可能或即将会发生非正常性损耗。
经过挽救,同年年底,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932人,其中省部级6人,地厅级178人不幸。
从1993年---2002年10年间,共有242114人确定发生非正常性损耗,平均每年24211人发生不幸,其中县处级以上占六十分之一(1:
60),共有4272人,平均每年427人。
2003年----2005年,虽然各项服务全面提高,但情况不太理想。
三年间,仅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就有3162人不幸,平均每年1051人,比1993年--2002年10年间的平均每年427人高出许多。
虽然,没有尚未对发生非正常性损耗人数做一个全面的统计,但从县处级以上人数统计上可见端倪,以1:
60计算(不考虑增长或减少因素),每年发生不幸的人数可能为60000人。
从上述国家最权威的机关发布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发生非正常性损耗的公务员人数在大幅度上升,中国公务员的人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官民比”,且会发生非正常性损耗,据分析人士透露,公务员的人数严重不足,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中国公务员效率最低
分析公务员适度规模的经济因素的指标是“公务员人数与GDP的比例”。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
为更好地应对社会的挑战和解决社会的冲突,更全面而细致地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对政府职能和部门进行剥离和分工。
这一方面能够保证各职能部门可以培养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从而提高解决各职能范围内公共事务、缓解社会矛盾的效率和力度,但另一方面,每项新的政府职能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政府职能部门和政府公务员数量的增加。
因此,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分工而出现的新职能必然需要更多的政府机构的增多和公务员数量的增加。
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
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即公务员与GDP的比例。
依各国定义的公务员,计算公务员与GDP之比为:
美国2.31人/百万美元GDP;中国狭义公务员3.96人/百万美元GDP,宽义公务员8.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1.14人/百万美元GDP;英国0.3人/百万美元GDP。
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为:
美国2.31人/百万美元GDP;中国39人/百万美元GDP;法国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1.58人/百万美元GDP。
由此可见,从经济视角考察,英国公务员效率最高,其次是日本,再次是美国和法国,中国公务员效率最低。
从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来说,不论统计口径如何变换,我国的狭义公务员、宽义公务员和广义公务员的数量都太多了。
也就是说,从经济增长来分析,我国公务员数量规模过大。
“中国公务员不多”是大睁两眼说瞎话
岳建国
多年来,一旦有人提出我国公务员数量太多,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进行“驳斥”,使这个几十年前就有定论、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越探讨越糊涂,实在让人忍不下去。
2月11日,媒体刊登了这一消息: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部的指导下最新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七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
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
”几天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课题组的朱光磊、张光、孙涛、张志红先生就发表文章,逐一“推翻”这个结论。
笔者回顾了以往的这类“驳斥”文章后,总觉得作者们大都完全置身于身边的现实和切身感受之外,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和五花八门的统计角度、技巧和数字出发,其结果是好像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但和现实一比照,马上就牛头不对马面。
因此,笔者决定放弃概念,主要参照自己的见闻和直觉谈谈这个问题,看看有无道理。
改革开放后许多党政机构被恢复,几乎是在同时,机构臃肿、办事效率差这个问题就被提了出来。
当中央最初将改革的矛头指向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时,精简机构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如果我国一直不存在这个问题,当时的中央决策是否搞错了?
如果没错,二十多年来,在机构臃肿、人多为患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的背景中,公务员怎么变得不多了?
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三级行政体制,而我们实行的是五级,即多了地市和乡镇两级。
怎样取消这两级行政,中央正在着手研究,乡镇政府不准再进人就是例证。
如果一个乡镇的公务员按200人这个保守数字计算,全国近4万个乡镇就有800万公务员;再加上全国地级市的公务员,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试问,这是不是多出的公务员?
外国的政府职能部门很少设副职,至多一个,而我国却是一个副职泛滥成灾的地方。
县级党政部门的一个局长、主任后跟着六七个甚至十几个副职早不是新闻。
如果一个县按30个局级(委级)、一个局内按5个副职算,就是150人,全国2000多个县,合起来就是30万人。
那么,县内还有许多个层级的副职,再和全国部、省、地、乡所有的副职加在一起,那又是怎样的一个数字?
,如果外国的行政首脑没有因副职少耽误工作,我们的副职难道不是“六指挠痒——多一道子”吗?
还有,外国的党派、团体、工会、协会等群团组织都不是行政机构,不吃财政,里面的人都不是公务员,但我们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县一次就能揪出几十个不上班但照拿公务员工资的吃空饷者,这叫怎么说?
外国的官员们很少有公费旅游的,而我们这里却很红火,其足迹遍布国内国际的所有著名城市和景区;我们到党政部门办事时,公务员上班时间看报、上网、玩电脑游戏、闲聊、打瞌睡等是常见的现象,县、乡级许多部门的公务员上班时间关起办公室的门“斗地主”(赌钱)恐怕也是公开的秘密了!
如果公务员并不多、都因“一个萝卜一个坑”忙得脱不开身,他们能有这么多空闲时间吗?
总之,我们的公务员不是不多,而是太多了,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产生争论,只能说明许多人是在大睁两眼说瞎话,是对机构臃肿的麻木不仁甚至故意掩盖,这只能给中央提供错误的决策依据,只能耽误改革的宝贵时机。
拜托了,我们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张召忠谈中国公务员奢华程度
2009-08-0919:
05
据报道中国现有公务用车六百多万辆,国家每年光养车的费用就比军费还高,是这样吗?
张召忠: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奢华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
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
美国人请我吃饭,每次总是把菜汤倒在米饭里吃掉,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菜,一口汤,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
一顿饭能够吃掉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个小学一年的经费,这样下去得了吗?
当然,在经济萧条的今天,大吃大喝或许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呢!
你看现在经济危机影响到餐饮业了吗?
相反,却越来越红火。
还有送礼的问题,托人办个事儿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送,多么吓人!
如果有机制,有考核,还需要这样吗?
按程序办就是了,为什么留有那么多的黑洞和暗箱操作空间?
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10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要判刑。
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它虽然在衰落,但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了。
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
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
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
我去过的一些市政厅和市长办公室都非常的简朴,从规模、豪华程度而言比不上我们有些地方的乡镇办公条件。
如果市政厅很简朴,老百姓就很容易与你来往,如果你搞得过于富丽堂皇,老百姓就感觉你是个衙门口,距离也就拉开了。
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的人均GDP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
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
在我小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县委书记深入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采取派饭制度,就是今天在张家吃,明天到李家吃,那个时候农民很穷,没什么可吃的,县委书记就跟着农民那么随便吃。
住宿也是这样,与农民一起住,焦裕禄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典范。
现在行吗?
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去年终于发现了一个典型案例,但不是在大陆,是在台湾,这个人曾经当过市长,是党的主席,他下乡的时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完一天活,晚上就睡在猪圈里和牛棚里,这个人的名字叫马英九!
他现在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
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
单位集体活动都是租车,租用出租公司的车,专业司机,准时准点,没有事故隐患。
这样的管理,省去了大量的司机编制,抑制了腐败,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大大减缓了城市交通压力。
北京市为了控制交通,采取了很多的法规,包括限行制度。
但是,这些都是制标不治本的,真正管用的措施:
一是在现有公务车的基础上,同比例缩减70%以上(当然包括驻市内的军车);二是确定一个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凡是高于这个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五环以内,严重者强行限制淘汰;三是数倍提高三环以内停车收费标准,过去一辆车停一小时花费5元,以后应该增加到15-20元,随着时间的增加收费要呈指数增多。
英国的将军带领学员到外出参观见学,身着迷彩服,乘坐出租公司的车辆,到达战场后徒步行进。
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发现包括上将、中将所有将军的车,都没有空调,车辆的级别相当于我们夏利车的水平,他们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电扇。
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汗颜啊!
GDP不算高,国力不算强,享受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而这种享受不是普通民众,却是民众的衣食父母。
不是张口闭口就说领导就是服务吗?
既然是服务就要把自己当作公务员,而不是衙门里高高在上的官僚!
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
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
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
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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