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痛《边城》与《黑骏马》的互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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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痛《边城》与《黑骏马》的互读

生命之痛：

《边城》与《黑骏马》的互读

　　沈从文的创作和张承志的早期创作，在风格上可以说是迥异的，一个恬淡哀矜，一个热烈悲怆；一个在行文中几乎零度感情介入，一个却是激越的倾述。

然而这样风格各异的作家，却殊途同归，都在根柢上触摸到了生命本质的疼痛。

他们的代表作《边城》和《黑骏马》就流露着这种边地情怀。

两人都是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都是远离中原文化背景度过的，这样相似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们拥有了相通的情怀和姿态。

但湘西之于沈从文，蒙古草原之于张承志，并不简单是一种地理概念，更像是一种精神状态，像一个心理梦境。

他们都是在用文字寻找并且构筑他们的精神归宿。

但是作家们孜孜追求的却是令他们自己也无法释怀的结果：

沿着自己的精神之旅上溯，他们几乎是命定地触及到了生命本身的伤痛，他们的探寻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伤痛之旅。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注定要孤独地、深切地体验和诉说生命的痛感和宿命的不可违逆，这一点，在《边城》和《黑骏马》里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而本文就是试图从《边城》和《黑骏马》入手，以文本互读的方式来探寻两位作家对于生命的思考。

　　不管是《边城》还是《黑骏马》，随着人事哀乐的展开，生命之痛如影随形，从未有一刻离开过。

打开这两篇小说，触目的，都是些孤独的人们，都是些人性、人情无法扭转、无法控制的情境，这样的孤独，这种命定，这些成长中的无奈，都是生命的必然。

我们且看，沈从文和张承志将要怎样表现这样的伤痛。

　　一、孤独：

爱与隔膜

　　从《边城》到《黑骏马》，凸联盟显着一个边地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书写模式，那就是愚钝与敏感、强悍与诗性共存的人物生命状态。

边地作家的书写在不断建构民族话语，但文本中暗藏的波澜，正是主人公们的“失语”存在。

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没法准确表述。

失却表述直接造成了故事中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深爱着，却隔膜甚深，甚至误会重重。

无法言说和表达自身，以一种被无限延宕的生命希冀的形式，成为《边城》和《黑骏马》的内在的叙事驱动力。

边地世界的隐痛于此昭明。

　　《边城》由二老——翠翠——大老——爷爷这四人构成了主要的关系结构，而在《黑骏马》里则演变为白音宝力格——索米娅——奶奶。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表现在：

翠翠与二老初次相见，二老让翠翠到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翠翠就误会了二老的好意；爷爷不知道翠翠爱的是二老而鼓励大老的表白；二老把爷爷对翠翠婚事的热心当成“做作”；翠翠更是到了爷爷死后才知道爷爷的奔走和无奈；二老深爱着翠翠，却因为种种误会而负气远行。

所有人都在努力，但所有的努力都被无法打破的隔膜消解。

在本该沟通的地方，作者有意无意地让主人公缄默不语，而且又时时提醒着这种缄默：

“两人皆记起顺顺家二老的船正在青浪滩过节，但谁也不明白另外一个人的记忆所止处。

祖孙二人便沉默着一直走到家中。

”

　　在可以沟通的地方，作者绝不让他的主人公开口说话，而是让这误会持续下去。

他始终不肯将祖父和翠翠在这点上的误会打破。

祖父、翠翠、大老与二老统统被作者抛掷到了一个无效沟通的漩涡，谁都没有一句能够打破隔阂的话，于是这隔阂持续下去，直到最终的悲剧发生。

但克制平静的叙事中作者又不断提醒读者，他对于人的孤独存在的惊诧和悯恤。

文本内置的错落几乎成为沈从文所有创作的共性，舒缓悠然的笔触与天地不仁的内质之间的张力所牵扯出来的，是令人心惊的裂隙：

他要为“爱”作证，却直抵人的孤独甚至荒谬的存在。

　　而在《黑骏马》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也在处处提醒读者人在本质上的不可相通。

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青梅竹马，亲密无间，虽然都是奶奶一人养大，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当世界被邪恶力量打破的时候，生命在荒莽世界中的孤独存在境遇也由此被揭开：

索米娅“小心地、迟疑地盯着我，那眼光不仅使我感到陌生，而且似乎含着敌意的警惕”。

而奶奶也“神色冷峻地注视着我。

……她那样隔膜地看着我，使我感到很不是滋味。

一种真正可怕的念头破天荒地出现了：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并不是这老人的亲生骨肉”。

张承志在表现这种隔膜时同样切断了沟通的可能。

他的处理与《边城》有着惊人的相像：

二老在哥哥面前那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感情，却不肯在翠翠面前有一点热情的表示，所以才造成了翠翠在爱情面前退缩不安。

《黑骏马》里冲突出现时，所有人都缄默不语，目光交错中，人与人被彻底孤立为无援的存在。

他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愤怒、悲痛，哪怕是深爱着彼此，他们之间依旧存在着巨大的裂痕。

索米娅和奶奶一样，与草原本身的质地和传统一脉相承，在宽容、隐忍中含有宿命的哀艳。

而“我”从一开始就是与这传统相剥离的，是草原气质之外的人。

“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

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

”这里，张承志似乎为人的孤独存在找到了文化和伦理法则的理性解释，但《黑骏马》中萦绕的古歌，却又完全成为边地人对于宿命的谛听。

　　不管是《边城》还是《黑骏马》，人与人之间都有着距离，彼此相爱，却无法沟通。

其实沟通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作者不这样处理，原因在于，他们都相信，事情必须如此，只能如此，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命运的底线上，不留后路。

这其实也是与他们熟悉的少数民族生活、信仰习惯有关的，那就是人对宿命的服从和敬畏。

　　二、宿命：

悲剧轮回与不可救赎

　　《边城》和《黑骏马》的天命观首先表现在悲剧的代代传承和不可违逆：

翠翠继承了母亲的命运，成了爱情的牺牲品；索米娅继承了奶奶的命运，不得不远嫁他乡。

作者从一开始就点明故事的结局：

《边城》最开始就先交代了翠翠的身世，让翠翠的生命与爱情悲剧直接发生了联系，死亡和被弃成为她的生命底色。

作者在行文中不断提到祖父对于母女二人共通命运的不祥预感。

不时出现在文本中的母亲好像是巨大的宿命的影子，时时纠缠着翠翠，这就像是《黑骏马》里时时萦绕的《钢嘎·哈拉》的古歌。

在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第一次听奶奶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为以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等你真的走遍了锡林郭勒和全部草原以后，你会像奶奶唱的那样，骑着你的钢嘎·哈拉回到这里，来看看我吗？

”天真的询问中暗藏的宿命的阴影正在古歌里明明白白地唱着：

“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

”索米娅从头到尾都是守着她的“等待被寻找”的命运，白音宝力格也逃不开古歌里预示的结局：

他并没有找到他想要找到的索米娅。

《黑骏马》以古歌贯穿全文，同时也用文本来诠释古歌；《边城》以翠翠母亲的故事贯穿全文，同时也是用翠翠来讲述十五年前的故事。

相互印证的故事中透露出属于作者自己的悲悯的眼神。

于此，读者真正触摸到生命本身的疼痛。

　　沈从文和张承志的书写已然将生命本身作为悲剧的载体。

其相通的表现就是祖父和奶奶的生命寓言式存在。

两位老人对于天意的顺从和对于自身悲剧的承纳，其静默、仁爱中掩藏的生命的痛楚以及人对于生命的庄严坚守，已然成为坚韧的边地世界的人格化存在。

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以这样的生命仪范昭示边地世界的神性。

作者隐藏了两位老人面对儿女死亡的悲恸，却凸显出他们默默关注甚至焦急着孙女的未来，然而他们再次承受打击，并且死不瞑目。

生命的终结不是圆满，而恰恰是经由死亡这一节点再次将疼痛留给下一代：

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多年后的相遇，索米娅以“奶奶死了”打开了无声的质问，事实上，这一质问不是对白音宝力格，而更像是对宿命，对于人的存在的永恒缺憾。

这一质问总让我想到《边城》，如果二老和翠翠再次相见，沉默之后，翠翠唯一的质问也会是：

“爷爷死了。

”沈从文的“和谐”生命理想在文本中示人以永恒的未完足性。

“湘西世界”也徒然成为乌托邦世界的纸上建构。

　　《边城》和《黑骏马》触摸到了人的存在的荒凉底子，却也试图将主人公们从宿命中打捞上来。

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选取了一种交通工具：

渡船和马。

渡船是渡人的隐喻，马是与神性相连，是拯救的力量。

然而无法避免的，他们最终都面临着一个令人难堪的结果：

救赎无法实现。

　　《边城》里，渡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有论者曾指出：

“《边城》中的渡船不仅具有器具功能，而且应具有普度众生的象征寓意，把人从此岸渡到对岸，即把人送到幸福的地方。

但渡船人的悲剧是，他每天都在引渡别人却不能引渡自己。

……老船夫不能实现自我引渡，把他和翠翠引渡到幸福之处所。

”①祖父拼命地要阻止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他身上有着源于对宿命阴影的体察而来的惶恐，以及对于世事人情的洞察而来的难堪，如影随形的焦虑成为无法摆脱的负重，最终把他压垮了，他没有能够拯救自己和翠翠。

　　在游牧民族的文化中，骏马是草原上的神灵。

《黑骏马》中，马从一开始就与神性有关，而不仅仅是作为草原上的交通工具。

“我”重回草原见到黑骏马后的第一个念头是：

“白音乌拉，索米娅远嫁的地方！

钢嘎·哈拉已经决定我们立刻去看她。

我不能再做迟到的悔恨者。

也许，我的沙娜正在生活的漩涡中呼喊我，等着我向她伸出救援的手。

”这里用了“救援”一词，且是“钢嘎·哈拉已经决定”，“我”见到黑骏马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去拯救索米娅。

借助黑骏马来寻找失落的梦想，黑骏马的暗示意味即是拯救。

然而我们知道，“索米娅在这间小屋里度过的日子尽管可能艰难，但绝非是无法容忍和水深火热。

”“我”要救援索米娅，没有实现。

另一个层面上，救援的对象不只是索米娅，更是“我”自己。

九年前，在索米娅最需要救援的时候“我”离开了，而九年后的回归，是在外面世界中失意后重新回头的自我救赎。

结果是索米娅不需要救援，所以，“我”的自我救赎也是失败了的。

　　不管是《边城》还是《黑骏马》，都将宿命的因子深深埋进文中，命运轮回的无奈，生命充满痛楚，而人又挣扎不休，却依旧无法拯救自己。

然而这宿命又并不是作者要说的全部，还有更加深远的对于人生的思考。

其中之一就是成长。

　　三、成长：

丢失与承担

　　《边城》和《黑骏马》都有很重的成长小说的痕迹。

在这两篇作品中，有构成成长的一系列词语：

出走、丢失、等待、回归、蜕变。

这些词将一点一点撕开生命的本质，可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展示生命悖论的过程。

不管是《边城》，还是《黑骏马》，文本中充斥着时间的变换。

时间冲刷，时移事往，青春不再，成为驱使“原乡”的动力。

时间是生命面临的巨大挑战，而翠翠，索米娅，她们都带着几乎是命定的“红颜弹指老”的无奈走在生命轮回之中，等待和消耗，成为《边城》和《黑骏马》中的不能开释的余恨。

　　翠翠和索米娅成长的关键词就是等待，并且承受打击。

两个美丽而天真的女孩子，一步步见证命运无常，体味生命之痛。

对于翠翠来说，大老死了，爷爷死了，二老走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承受这一切，并且最终，以等待的姿态来挑战命运的巨大阴影。

小说中大老对翠翠的评价是：

“翠翠太娇了”，可就是这样一个娇弱的女孩子，在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变得坚强勇敢，她选择以“等待”这样执着而自尊的姿态面对无际无涯的时间的消耗。

　　对于索米娅，白音宝力格走了，奶奶死了，故乡远离了，孩子长大了，依旧是想抓住什么却是抓不住的，在深痛的地方，张承志将索米娅的等待隐藏了，但正因为这隐藏，使得等待在凸现的一刹那具有了异常的悲怆力量：

　　小姑娘的嘴唇轻轻地嚅动了一下——

　　“巴帕。

”她小声叫道。

　　一股酸酸的滋味猛地涌向我的喉头和鼻尖。

　　“巴帕，我看见了门口拴着的黑马。

”小女孩怯生生地说：

“妈妈以前说过，我的巴帕会骑着一匹黑骏马来看我们。

”

　　张承志借着其其格之口来喊这一声令人心酸的“巴帕”，掩在背后的怀念和无尽的等待汹涌而来，我们一下子看到那个期待着骑马少年归来的女孩，她在岁月风霜里承担一切磨砺，坚守被命运辜负了的等待。

　　而白音宝力格的成长也同样是以丢失作为条件：

不属于草原，不属于都市，奶奶死了，妹妹远嫁他乡，寻找和救赎双重失落，孤身一人，像远古的骑士走向自己的末日。

　　《边城》以出走为结局，《黑骏马》以回归为开端，我们隐隐看到，这好像是对《边城》的补充和延续。

回来寻找的白音宝力格其实同样是多年后回归的二老。

白音宝力格寻找的最后，是失落，也是升华，是古歌里已经预示的结果。

我们可以想象，归来后二老看到的翠翠，在经历了命运冲刷之后，还会是当年的翠翠吗？

她更多会像沈从文笔下无数的妇人一样，平和，聪慧，包容，淡淡的忧愁，像多年后的萧萧一样，像《菜园》中的母亲一样。

这是成长这一命题的最终完成，也是作者对于生命给出的最终答案。

　　可以这样说，两篇小说在探究生命的过程中，也在寻找一种最本质的民族精神，在这点上，两位作家是智慧而又慈悲的，他们找到了成长最后的依托：

那就是承担。

这承担，同时也展示了女性的坚韧。

这两篇作品的另一共同之处是：

当人物关系陷入重重困境时，女性的承担力往往更加强大。

白音宝力格离开了困境中的索米娅，同样，二老离开了困境中的翠翠。

但两位看上去脆弱的女孩子却选择了承担：

她们默默承受了心上人离去的结果，翠翠代替祖父执掌渡船，索米娅代替了奶奶来抚育生命。

而《黑骏马》中如果说有希望的因素存在，那就是作为母亲的索米娅，全文最后的升华就是：

找到了母亲索米娅。

很明显，翠翠和索米娅不仅仅是人物形象，更是文化象征，在她们身上，附着着更加深远的东西：

一种在疼痛中坚韧生存，从人生的残缺中重觅生命的肯定的力量。

　　①曾一果：

《神之隐退——由“老船夫”看〈边城〉世界》，《名作欣赏》xx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