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创富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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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创富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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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创富论》
《国学创富论》文章
开栏的话: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当财富成为今天无数人追求的梦想,古人特别是圣贤之人是如何看待的呢?
他们又是如何去追求财富、创造财富、分享财富的呢?
探讨古代财富观,反思现代创富论。
述说有关财富的种种故事,评论有关财富的是非功过,《国学创富论》采用生活化视角,聚焦于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佛家等,梳理不同思想流派下的财富群体无意识,洞悉他们的财富态度、创富手段以及财富分配法则等,对照现代的创富潮流及财富思维,以理解不同时代的创富技能和生活方式,以及永恒的人类智慧。
作者南镜,陈文水,国学生活化倡导者,主张“以生活的姿态看哲人、以哲人的眼光看世俗。
”请看首篇道教之《“桃花源”里的财富密码》——
《“桃花源”里的财富密码》
南镜/文
心灵的自由与快乐,这是道家认为的最大财富,也是道家财富观的终极密码。
——南镜
“桃花源”仙境可能是中国诗人无意中创造的理想世界,但一定是道家思想的生活标本。
这种生活曾吸引了无数人梦寐以求,以至于竟成为国人的精神乐园。
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个“桃花源”。
如若把“桃花源”从天上拉回人间、从理想关照现实,以道家一贯的“小国寡民”的社会追求来看,那么,这种社会模式的组织基础——社会财富,就不能太空中楼阁了。
在这种“桃花源”里,它的财富密码又是什么呢?
道家的出世心态固然神仙,但也要食人间烟火。
当然,这个“人间烟火”是越多越好,但是不要打破社会均和状态,这是道家财富态度所体现出来的第一点就是:
注重群体型财富,也更讲究财富的社会均和。
这也是解读道家财富观的第一个视角、第一个密码。
关于这一点,老子《道德经》里有很精彩的描绘:
“小邦,寡民。
使什佰人之器毋用……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
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段话的意思是:
“国家小,人民少,即使有十倍百倍效率的工具而不使用。
觉得自己吃的饭菜甘甜可口,自己穿的衣服美观顺眼,自己住的房子安好舒适,自己的风俗习惯喜欢快乐。
邻国之间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的声音互相听得见,但直到老死也互不往来。
”这是道家的理想社会模式。
在这里,财富以“小国寡民”的状态均和分布,人们安于现状,对生活感到由内到外的幸福。
老子的这种理想后来在陶潜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延续。
陶潜在其著名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财富丰盈、均和分布的天地: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种和谐社会的场景,一方面需要群体财富的丰富,另一方面则需要个人财富大致均等。
社会上的财富乃是公有的,人人有权享用社会财物,但不能容许少数人占有大量财物、多数人极端贫困的不合理现象的存在。
与这种群体均和财富的理念相配套的是,道家不崇尚个体的财物追求,即使追求也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是道家财富观的第二个密码。
正因为个人不崇尚财物追求和“取之有道”,才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不至于严重,也最终达到了社会和谐的效果。
有一篇寓言《曹商使秦》,记载庄子的一次遭遇,故事是这样的: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替宋国出使秦国。
他去的时候,得了几辆马车。
秦王喜欢他,赐了他百辆马车。
回到宋国后,拜见庄子,他炫耀道:
“住穷弄窄巷里,因为贫穷而要编织鞋子,枯瘦的脖子焦黄的耳朵,这都是我曹商所缺乏的;见一次拥有万辆马车的国君,而跟着得到百辆马车,这才是我曹商所擅长的啊。
”庄子当即回答说:
“秦王得病请的医生,治疗痈疖痤疮的得马车一辆,舔尝痔疮的得马车五辆,所治疗的部位越低下,得到的马车就越多,你岂止是治痔疮啊,要不怎么得到的车这么多呢?
你走远点吧!
”
在这个故事中,庄子对曹商用尊严去换车的行为十分不屑。
他不觉得自己靠编草鞋去卖的谋生会比拥有百部车辆差多少。
这说明,道家对财物的追求仅限于满足生存需要,超出生存需要的范畴皆视为奢侈。
此外,在这一点上,道家还有一些告诫:
一是对财富的追求要适可而止,不可贪得无厌;二是即使富裕了,也要节俭;三是要扶危济困,不能为富不仁。
在物质上安贫知足、安贫乐道,要把主要追求放在心灵的富有之上,这是道家财富观的第三个密码。
这种安贫知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道家学说中有很多阐述。
老子曾说: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尚足矣。
”后世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也说:
“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无足也。
常足者福之所伏也,无足者祸之所钟也。
”甚至还主张贫贱者应“以无财为富”,反对“与贾竖争利”。
老子甚至还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认为金玉等财物最终总会流失,富贵是召祸之源。
庄子在他的《至乐》篇中也说道: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其用,其为形也亦外矣。
”意思非常明显:
“富有的人,劳累身形勤勉操作,积攒了许许多多财富却不能全部享用,那样对身体也就太不看重了。
”
与上述物质上的寡欲知足理念相对应的是,道家十分强调心灵自由与快乐。
心灵的自由与快乐,这是道家认为的最大财富,也是道家财富观的终极密码。
庄子内篇的《逍遥游》与外篇的《至乐》在这方面是很有意趣的。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心灵自由和快乐呢?
很简单,就是要“得道”。
“道”又是什么呢?
道者,主宰着宇宙人生的变动。
这一点,《易经》、《老子》与《庄子》都是承认的,也都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如何应对宇宙人生的变动呢?
《易经》重视的是因时、因地、因主观条件、客观状况来决定。
而《老子》则是看重“道”的反复,主张取柔、取弱、取反、取下。
至于《庄子》,则认为“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所以,因对宇宙人生的变动,最好的方法,是不分别、不计较,进而完全的逍遥游、无所作为和顺其自然。
当然,如今我们不可将这种“道”机械地、简单地理解为“财富”概念。
但是,我们应当把这种“道”的追求视为道家的无上财富境界,并对此作一些财富具体形态的思考,同时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样的无上境界,也就是财富的永恒追求。
两千年后,当我们现代人中听说有疏财修道之举,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起了道家财富观的存在。
这种“轻财物、重心灵”的思想影响力所及,往往是以满足生存需要为财物尺度,寡欲知足而又内心高尚,的确也算是道家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
(注:
请关注下期儒家之《“盐铁论”中的财富纠结》)
“盐铁论”中的财富纠结
南镜/文
“以德养位,以位取财,以财培德”。
在没有建立“以位取财”的工商文明社会中,“以财培德”就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南镜
《盐铁论》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彩的会议纪录之一。
汉昭帝在位时举行了一次盐铁会议。
当时,全国贤良文学60多人与当朝者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当场进行公开辩论,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根据这次会议发言提纲而“推衍”整理而成的著作《盐铁论》,详细记述了当时对汉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辩论焦点。
这种大辩论和著作影响力所及,贯穿了整个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堪称是儒家经济思想体系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
今天再回头去看这部著作,我们发现儒家对于社会财富的观点是如此的混乱和羸弱,那种对于财富深刻的“纠结感”和“无力感”也逐渐凸显。
如何权衡道德与利益,二者孰重孰轻?
在儒家的看来,首先就是深刻的“义利之辩”。
孔子曾说过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荀子紧接着加了一句:
“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
这些话引起了千古误会——后世认为儒家强调重义轻利,不但不重视财富,更反对人们对财富的一昧追求。
《荀子·法行篇》讲了一个故事,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故事是孔子与子贡在讨论玉石为什么比较贵的一段对话。
孔子先提出问题来考子贡的,子贡这样回答:
“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珉是一种低档次的玉石)?
因为玉比较少,而珉比较多。
”听了这个回答,孔子很不满意,他说“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意思就是说:
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贵某一东西呢?
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
接着,博学而又可爱的孔子,洋洋洒洒地说了“玉之七德”。
学识高妙的孔子,反对“物以稀为贵”的常识,而将物品的珍贵进行了道德学上的区分,这就表明了对于财富的一种观念——铜臭味越少越好,道德感越高越好。
然而,又有人说:
“不对!
其实儒家也很重视财富。
”何以为证?
孔子曰: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在《论语·子路篇》也讲了一个故事:
话说孔子评论卫国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刚有一点财产时,孔子说:
“差不多合格了。
”稍微增加一些财富,孔子又说:
“这就比较完备了。
”当他富裕的时候,孔子就说:
“这就很美好了。
”(原文: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
始有,曰:
‘苟合矣。
’少有,曰:
‘苟完矣。
’富有,曰:
‘苟美矣。
’”)财富是美好的。
随着卫国公子荆的财富增多,孔子评价也越高。
这说明孔子是支持富裕的、赞美富裕的。
后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意思是如果没有特别高尚的品德,却终日贫贱,满口仁义道德,同样也是不光彩的。
儒家在思想观念上一方面以谈论利益为耻,一方面却憧憬财富增值。
饱读诗书的儒学之士喜欢标榜自己视金钱如粪土,生怕被人说成是“一身铜臭味”,这正是儒家对于财富的矛盾心理和纠结所在。
为义让利是儒家的最大特色,但如果利义相悖,那么毫不犹疑的要选择义。
这种不计功利的思想本身无所谓对此,但以此基本态度上升到治国高度,那就有点儿捉襟见肘的意味,显得可笑了。
我们看到的是,在《盐铁论》中,论及重商主义还是重农主义、国家主义还是放任主义时,贤良文学明显占据了先锋——他们服庸儒家,讲道德,说仁义,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工商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他们要坚定走的是“贵德贱利”的道路。
事实上,在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独尊儒术”治国方案中,就有两种突出的表现:
其一是经典儒学大师对经济行为的蔑视。
在先秦诸子中,孔孟及历代儒家对工商业的阐述很少,在经济政策上也少有突破;其二,中国大一统政体也局限了利益的发挥和民间财富的积累。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来,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之下,历代治国者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式的行政模式和经济管理经验,与之相伴随的则出现了极富特色的、先盛后衰的工商文明。
当中央集权形成之时,就是专制生成、民间羸弱之际,而当地方坐大之时,又必然产生割据分裂的景象。
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
在这一个个轮回中,最具创富性质的工商经济一次次地成了牺牲品和殉葬品。
于是,两千多年来,我们看到的景象正是:
在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工商运行体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
在这样的前提下,另外一个结果是,工商阶层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非常薄弱,对经商者身份的鄙视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及知识阶层,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对此颇为不齿。
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即便到了晚清,先进者如张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经商称之为“舍身喂虎”。
一面是在社会生活中对工商业极力抑制,一面对于扩张的中央集权保持天然兴趣。
对于薄弱的、非完整的儒家经济理论体系,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因此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外儒内法”的状态。
虽然,儒家对于财富积累和工商业鼓励发展素手无策,但对于取得财富后如何体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却有着同样道德主义的看法。
《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周游列国到达卫国时,他的最有治国才干的弟子冉有为之驾御车马。
师生们看到卫国人口稠密。
冉有问孔子,一个国家人口兴旺后该怎么办?
孔子回答说:
“富之”。
问“即富矣,又何加焉?
”孔子回答:
“教之”。
儒家经典《大学》认为:
“以德养位,以位取财,以财培德。
”在这里,“德”是一个人的先天才干、遗传基因,“位”是一个人所处的时空位置。
在没有建立“以位取财”的工商文明的社会中,那么“以财培德”就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儒家的财富纠结也许就在于这两者之间的鸿沟。
(作者简介:
南镜,原名陈文水,哲学硕士,国学生活化倡导者。
请关注下期法家之《“法术势”下的财富扩张》。
)
《“法术势”下的财富扩张》
南镜/文
西汉独尊儒术以后,法家富国强兵思想尽数被吸收到儒学的体系之中,其所带犀利的财富“扩张”性格也逐渐被磨光打平,纯粹的富国强兵之学开始潜入历史深处。
——南镜
要富国,还是要富民?
这搁在现代社会里是个大问题。
可是在先秦法家看来,这几乎不用考虑——当然是要富国,而且更要强兵。
所谓的先秦法家思想,核心并非只有法律,而是一种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这套理论与方法,与先秦儒家、墨家完全不一样,它的出生和发展是带着血淋淋的“扩张”基因的,富国强兵就是其扩张的目的。
春秋初年,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管仲治齐,最早致力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这措施取得了空前的成效,齐国一下子富强起来,法家也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在管仲之后,这个富国的理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分别在魏、楚、秦、韩等国实行变法图强,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其中,作为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商鞅,他是最早将先秦法家思想系统化并付诸实践者,并对当世和后世影响较大。
在商鞅看来,“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
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
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
”(《商君书·画策》)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富,就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下创造的产品富余。
换句话说,这是农耕经济中的重商主义。
为了实现这种产品富余,商鞅设计了一揽子的措施和手段,比如:
废井田,开阡陌,颁布“垦草令”,鼓励老百姓开垦土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通过国家行政力量,调节并控制人口社区密度,做到“人地相称”;颁布“耕战令”,明确规定可以用上缴的农产品折抵相应的军功,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制定并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力图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业生产人口,减抑商贾游食之人,根绝技巧奢华之事,“壹之农,则国家可富。
”(《商君书·农战》)等等。
在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外,商鞅还特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管理原则,叫“国富而贫治”,即国家虽富,也要按照贫国的开支标准来实施管理,禁绝游荡奢侈。
他认为,“国富而贫治”是“重富”,即富上加富,而“国贫而富治”则是“重贫”,即贫上加贫。
商鞅所说的富,不是民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而是“国富”,即由国家掌控一切财富,让国家行政权力在已定法制的范畴内进行合法的财富扩张。
商鞅明确规定,“家不积粟”,就是说农民除了口粮、种子之外,剩余的粮食百姓统统上缴国库,而不能积存于家,否则便要治重罪。
商鞅重“法”,他的财富之道便是以国之力“合法”扩张。
在他之后,申不害则重“术”。
他像西方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一样,直言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实行统治。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
为富国强兵,申不害十分重视土地问题。
他说:
“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
”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
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
申不害在韩国当宰相15年,以“术”御“道”,“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政局得到稳定,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并对外进行了国土扩张。
慎到是法家中强调“势”治的一派。
他独辟蹊径,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强调权力与威势。
他以“法”作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
这种专制的做法无疑极大鼓励了扩张的野心。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并空前膨胀了扩张的欲望。
这些思想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为后期统一六国做好了准备。
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法家的富国之学是为君主霸道服务的,看重现实政治需求,看重眼前的政治实效,这与先秦儒家的富民之学颇为不同。
相较而言,儒家的财富积累理念是为王道服务的,追求政治理想,追求长远利益,两者的旨趣颇为不同。
此外,就着眼点而言,法家富国之学则注重国家实力,注重政治功利,而儒家富民之学注重民生,注重争取民心;就用心和风格而言,法家富国之学则延续了官僚贵族的眼光,把百姓当作工具看待,严加管制,冷峻急切;而儒家富民之学则保持了宗法家族的眼光,希望统治者像看待家人一样看待百姓,善加引导,用心仁厚。
总之,法家重事功,切近现实,但却急功近利,主张对外扩张;而儒家重人事,仁厚阔达,但却有点迂腐,陷于纠结情绪。
战国后期,儒法两家也在相互的辩难中既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有意无意地吸取对方的长处,双方开始走向融合,并确定了富国与富民的两者关系:
富民是基础,富国是目的;富民为先导,富国为归宿。
到了西汉独尊儒术以后,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治富国强兵思想更是尽数被吸收到儒学的体系之中,法家所带的犀利的财富“扩张”性格也逐渐被磨光打平,成为了中华民族和平维稳的基因,而纯粹的富国强兵之学开始潜入历史深处,只有在后来乱世中再一展手脚了。
(作者简介:
南镜,哲学硕士,国学生活化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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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相爱”中的财富自律》
南镜/文
墨子在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之时,却轻轻地将生活权利和思想权利等抹掉了。
于是,他那坚忍的财富自律精神也在历史发展的路途中,也被轻轻地抹掉并遗忘。
——南镜
春秋战国时代,有这样的一个怪人:
他既是工匠,又是学者;生前赫赫,追随者众,死后沉寂,学说零星;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却又独立门派、分庭抗礼,成为与儒家并驾齐驱的显学,他就是墨家创始人墨翟,世称墨子。
墨子既怪,整个墨家学派也怪。
据载墨家中人推崇夏禹,“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十足的苦行僧样子。
那么,这帮“怪人”在思想上有啥特色?
在创造、分配社会财富方面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观念中有“天地人”三才之分。
整体而言,道家侧重主“天道”,儒家侧重主“人道”,而墨家则侧重主“地道”。
地是生养人与万物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主“地道”的墨子,应该重点探讨与生存物质有关的事理。
事实上,墨子比任何人都要更加重视劳动生产、厉行节约,这可能与其作为小手工业者的身份和习惯有关。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
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固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衣食。
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积,衣食之财固已具矣。
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注:
《墨子·非乐·上》)这里的“强”、“力”,即指劳动。
在墨子看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就在于人能劳动,而且人必须劳动。
劳动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人类正是依赖于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才得以生存下来。
动物有皮毛作衣服,以草木为食物,故此,雄性不用耕作,雌性不用纺织,也能衣食充足。
但人却不同,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自食其力,这便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意思。
“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
墨子进一步说,只有农夫早出晚归,辛勤耕耘;妇女早起晚睡,纺纱织布,一个家庭才能富裕。
勤劳是创造财富、发家致富的根本。
“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墨子·非命·下》),所以“强从事”“不敢怠倦”。
同样,国君治国,大夫从政,也需要这种兢兢业业的精神。
至于治国生财的方法,墨子提出了增加人口、“以时生财”(把握时间进行劳动)、“各尽分事”等主张。
有点意思的是,墨子还勾勒出一幅社会分业论——王公大人与士君子、普通农夫与妇人,他们在“实仓廪府库”和“多聚叔栗”,要垂直分业,甚至根据性别分业,以达到最佳的创富状态。
墨子这种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富足社会、国治民安的社会思想,可以说是万世不移的真理,也反映了下层劳动者的真实想法。
但墨子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因为墨家学说中两个基本内核“兼相爱”和“交相利”。
所谓的“兼相爱”,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实行普遍的、无差别的互相友爱,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
“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
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
又谈及:
“吾必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
(《墨子·兼爱·下》)在这里,墨家认为,“交相利”不仅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条件,而且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只有利于他人才可能利于自己,只有那些能使双方获利的社会交往或社会实践才可能持续,才可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
其实,在墨子的眼里,一个国家走向富裕无非是以下两条途径:
首先是“强力”劳动、增加生产,做到物流其畅;其次是“节用”去靡、减少损耗,做到物尽其用。
在分配社会财富上,墨家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平等、公正的分配方式,即在社会成员中“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达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墨家的这种原始、朴素的按劳分配思想,是一种以自身劳动气质而贴上的精神标签,也是墨家财富创造中的外向自律。
为实现这种物品流通,墨家可能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唯一倡行商品交换的学派。
这不仅在于墨家所代表的是当时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而且在于他们对于商品交换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足够的认识。
当然,墨子所注重的交换前提是“兼相爱、交相利”,然后“价宜则售。
价也宜不宜,在欲不欲。
价宜,贵贱也。
”(《墨子·经说·下》)其实,墨家的这种主张社会商品交换的互利原则与亚当.斯密的现代市场交换互利原则已基本一致。
相对于费心力去创造财富,墨子更重视要尽力去节约财富,这是墨家财富创造中的内向自律。
墨子直白的说,圣人治理一个国家,可以使这个国家财富成倍增长;圣人治理天下,可以使天下的财富也成倍增长。
财富增长的办法不是通过侵略战争掠夺别国,而是去掉不必要的耗费。
所以,墨子把“节用“看成是治国的根本方针。
墨子财富要“节用“,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王公贵族而言的。
他们剥削百姓,搜刮民众的财产,建筑豪华的宫殿和亭台楼阁。
君主们吃饭时的食物,多得遍布桌前而不能尽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可是广大民众则终日要为衣食担忧,不得温饱。
这样的国家,要想不乱是不可能的。
因此墨子呼吁要放弃奢侈浪费的生活,将钱财用于国家开支。
“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墨子·节用·中》)
墨子甚至开始为各国的君主们制定了“节用”的方法,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他提倡“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甚至对当时奢靡的礼葬方式尤为不齿,坚决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他说“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墨子·节葬·下),甚至他还反对搞音乐,因为制造乐器劳民伤财,享受音乐并不能解决衣食问题,反而增加了生活负担。
今天,我们可以将墨子看成是邻居家那位只懂干活却不会享受、道德高尚却尖酸迂腐的“老古董”。
在他那里,人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财富利益,没有政治利益。
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墨子在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之时,却轻轻地将生活权利和思想权利等抹掉了。
只有生存,没有生活,就这样,墨子的“兼相爱”财富自律精神,在历史发展的路途中,也轻轻地被抹掉并遗忘。
而他所代表的墨家一派,虽盛极一时,但到了汉代以后,竟慢慢地变成了一门“绝学”,徒留一些历史的叹息。
(作者简介:
南镜,原名陈文水,哲学硕士,国学生活化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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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学”中的财富零和
南镜/文
在阴阳学的背景下,只有对财富的均衡认知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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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创富论 国学 创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