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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镇冰

三一文库（XX）

〔萨镇冰〕

　　*篇一：

清朝-中华民国内阁

　　清朝内阁总理大臣

　　第一任：

奕劻（1911.5.8-1911.11.16）

　　内阁协理大臣：

那桐、徐世昌

　　外务大臣：

梁敦彦（邹嘉来署理）

　　民政大臣：

善耆、桂春、赵秉钧

　　度支大臣：

载泽

　　学务大臣：

唐景崇

　　陆军大臣：

荫昌

　　海军大臣：

载洵

　　司法大臣：

绍昌

　　农工商大臣：

溥伦

　　邮传大臣：

盛宣怀、唐绍仪（未到任，吴郁生署理）

　　理藩大臣：

寿耆、善耆

　　第二任：

袁世凯（1911.11.16-1912.2.12）

　　外务大臣：

梁敦彦（胡惟德暂署）

　　民政大臣：

赵秉钧

　　度支大臣：

严修

　　学务大臣：

唐景崇

　　陆军大臣：

王士珍（寿勋暂署）

　　海军大臣：

萨镇冰（谭学衡署理）

　　司法大臣：

沈家本

　　农工商大臣：

张謇（熙彦暂署）

　　邮传大臣：

杨士琦（1.4辞免，梁士诒署理）

　　理藩大臣：

达寿

　　南京临时政府内阁

　　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1912.1.1-1912.3.12）

　　临时副总统：

黎元洪

　　内务总长：

程德全（未就任）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外交总长：

王宠惠

　　陆军总长：

黄兴

　　海军总长：

黄钟瑛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教育总长：

蔡元培

　　交通总长：

汤寿潜（未就任）

　　实业总长：

张謇（未就任）

　　北洋政府内阁国务总理

　　第一任：

唐绍仪（1912.3.13-1912.6.27）

　　内务总长：

赵秉钧

　　外交总长：

陆征祥（当时系驻俄大使，故由胡惟德署理）

　　财政总长：

熊希龄

　　陆军总长：

段祺瑞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王宠惠

　　教育总长：

蔡元培

　　农林总长：

宋教仁

　　工商总长：

陈其美（未就任，由王正廷署理）

　　交通总长：

唐绍仪（兼，后由施肇基代理）

　　参谋总长：

黄兴（未就任）

　　代理国务总理：

陆征祥（1912.6.17-1912.6.29）

　　第二任：

陆征祥（1912.6.29-1912.9.22）

　　内务总长：

赵秉钧

　　外交总长：

陆征祥（兼）

　　财政总长：

熊希龄

　　陆军总长：

段祺瑞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王宠惠

　　教育总长：

蔡元培

　　农林总长：

宋教仁

　　工商总长：

陈其美（未就任）

　　交通总长：

朱启钤（7.26任命）

　　参谋总长：

黎元洪

　　代理国务总理：

赵秉钧（1912.8.20-1912.9.25）

　　第三任：

赵秉钧（1912.9.25-1913.7.16）

　　内务总长：

赵秉钧（兼）、言敦源（1913.5.1任命）

　　外交总长：

梁如浩、陆征祥（1912.11.5任命）

　　财政总长：

周学熙

　　陆军总长：

段祺瑞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许世英

　　教育总长：

刘冠雄（兼）、范源濂、陈振先、董鸿祎

　　农林总长：

陈振先

　　工商总长：

刘揆一

　　交通总长：

朱启钤

　　代理国务总理：

段祺瑞（1913.5.1-1913.7.17）

　　朱启钤（1913.7.17-1913.7.19）

　　（临时内阁）代理国务总理：

段祺瑞（1913.7.19-1913.7.31）内务总长：

王治馨（代理）

　　外交总长：

陆征祥

　　财政总长：

梁士诒（代理）

　　陆军总长：

段祺瑞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许世英

　　教育总长：

董鸿祎（代理）

　　农林总长：

陈振先

　　工商总长：

向瑞琨（代理）

　　交通总长：

朱启钤

　　第四任：

熊希龄（1913.7.31-1914.2.12）

　　内务总长：

朱启钤

　　外交总长：

孙宝琦

　　财政总长：

熊希龄（兼）

　　陆军总长：

段祺瑞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梁启超

　　教育总长：

汪大燮

　　农林总长：

张謇（兼）

　　工商总长：

张謇

　　交通总长：

周自齐

　　代理国务总理：

孙宝琦（1914.2.12-1914.5.1）

　　北洋政府政事堂国务卿

　　第五任：

徐世昌（1914.5.1-1915.10.27）

　　内务总长：

朱启钤

　　外交总长：

孙宝琦、陆征祥（继任）

　　财政总长：

周自齐、周学熙（继任）

　　陆军总长：

段祺瑞、王士珍（继任）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章宗祥

　　教育总长：

汤化龙、张一麐

　　交通总长：

梁敦彦

　　代理国务卿：

陆征祥（1915.10.27-1915.12.21）

　　第六任：

陆征祥（1915.12.21-1916.3.21）

　　第七任：

徐世昌（1916.3.21-1916.4.22）

　　第八任：

段祺瑞（1916.4.22-1916.6.29）

　　内务总长：

王揖唐

　　外交总长：

陆征祥、曹汝霖（暂署）

　　财政总长：

孙宝琦、周自齐（署理）

　　陆军总长：

段祺瑞（兼）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章宗祥

　　教育总长：

张国淦

　　农商总长：

金邦平、章宗祥（兼）

　　交通总长：

曹汝霖

　　北洋政府内阁国务总理

　　第九任：

段祺瑞（1916.6.29-1917.5.23）

　　内务总长：

孙洪伊、谢远涵（代理）、范源濂（兼）

　　外交总长：

唐绍仪（未就任）、陈锦涛（兼）、伍廷芳、夏诒廷（代理）财政总长：

陈锦涛、李经羲（未就任）、杨寿枏（代理）

　　陆军总长：

段祺瑞（兼）

　　海军总长：

程璧光

　　司法总长：

张耀曾

　　教育总长：

范源濂

　　农商总长：

谷钟秀

　　交通总长：

许世英

　　代理国务总理：

伍廷芳（1917.5.23-1917.6.12）

　　第十任：

李经羲（1917.5.28-1917.7.2）

　　内务总长：

张志潭（未就任）

　　外交总长：

伍廷芳

　　财政总长：

李经羲（兼）

　　陆军总长：

王士珍

　　海军总长：

萨镇冰

　　司法总长：

江庸

　　教育总长：

袁希涛（未就任）

　　农商总长：

李盛铎

　　交通总长：

龙建章

　　代理国务总理：

江朝宗（1917.6.12-1917.6.24）

　　清朝复辟内阁

　　内阁议政大臣：

张勋（1917.7.1-1917.7.14）

　　外务大臣：

梁敦彦

　　民政大臣：

朱家宝

　　度支大臣：

张镇芳

　　学务大臣：

唐景崇

　　陆军大臣：

雷震春

　　参谋部尚书兼陆军总长：

王士珍

　　海军部尚书：

萨镇冰

　　法部尚书：

劳乃宣

　　邮传大臣：

詹天佑

　　理藩大臣：

贡桑诺尔布

　　农工商部尚书：

李盛铎

　　学部尚书：

沈曾植

　　第十一任：

段祺瑞（1917.7.14-1917.11.22）

　　代理国务总理：

汪大燮（1917.11.22-1917.11.30）

　　第十二任：

王士珍（1917.11.30-1918.2.20）

　　内务总长：

钱能训

　　外交总长：

陆征祥

　　财政总长：

王克敏

　　陆军总长：

王士珍（兼）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江庸

　　教育总长：

傅增湘

　　农商总长：

田文烈

　　交通总长：

曹汝霖

　　代理国务总理：

钱能训（1918.2.20-1918.3.23）

　　第十三任：

段祺瑞（1918.3.23-1918.10.10）

　　内务总长：

钱能训

　　外交总长：

陆征祥

　　财政总长：

曹汝霖（兼）

　　陆军总长：

段芝贵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朱深

　　教育总长：

傅增湘

　　农商总长：

田文烈

　　交通总长：

曹汝霖

　　代理国务总理：

钱能训（1918.10.10-1918.12.20）

　　第十四任：

钱能训（1918.12.20-1919.6.13）

　　内务总长：

钱能训（兼）

　　外交总长：

陆征祥

　　财政总长：

龚心湛

　　陆军总长：

靳云鹏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朱深

　　教育总长：

傅增湘

　　农商总长：

田文烈

　　交通总长：

曹汝霖

　　（临时内阁）代理国务总理：

龚心湛（1919.6.13-1919.9.24）内务总长：

朱深

　　外交总长：

陈箓

　　财政总长：

龚心湛（兼）

　　陆军总长：

靳云鹏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朱深

　　教育总长：

傅岳棻

　　农商总长：

田文烈

　　交通总长：

曾毓隽

　　*篇二：

英国军官1874年评邓世昌与他的同学

　　英国军

　　官1874年评邓世昌与他的同学：

孱弱没点雄心2014年07月25日08:

50

　　来源：

天下湖南作者：

佚名

　　128153评论

　　核心提示：

从智力上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

　　（马尾船厂，2号船坞（3000吨级）。

资料图/福州船政博物馆提供）

　　本文摘自：

天下湖南网，作者：

佚名，原题：

《“以一校一级大战日本一国”的福建船政局办公室，曾让外国人惊骇》

　　马尾船厂原址所在的马江边这处滩涂，145年前是成片的农田，现在是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福建船政局是中国第一家国有造船企业，诞生于十九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

　　尽管它的造船被认为不是很成功，却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

它原本为造船，却意外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外交家，最著名者，就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

　　它还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海军史上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邓世昌、萨镇冰、程璧光，皆发轫于此，中日甲午海战被称为是船政学堂“以一校一级大战日本一国”的战斗。

　　但它官办的弊病，以及洋务运动停留在器物层面对西方的追随，常为人诟病。

　　给皇帝的奏折一直联署左宗棠的名字

　　1866年，有“湖南骡子”之称的湘阴人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负责镇压太平天国残余部队，追剿到漳州，此时在福建停留了一段时间，做了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6月25日，他向皇帝上奏请求设立福建船政局，半个多月后就得到批准，派左宗棠来办这件事。

此前曾国藩、李鸿章于上一年已在上海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

　　不久左被调往陕西任陕甘总督，镇压回民起义，他推荐了当时在家守孝的前江西巡抚、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

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从云南回福建时路过长沙，会见了抱负远大、见识不凡的举人左宗棠，两人在湘江的舟上彻夜长谈，清末两代著名的改革派官员因此结下不解之缘。

　　按照左宗棠的规划，船政局是一个负责造船事务的特设机构，而船政大臣则是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

　　为什么要为造船设立这么一个机构呢？

因为清朝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都见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

江南制造总局，主要就是造枪炮，船政局主要是造轮船。

当时轮船靠燃煤驱动，船体巨大，能够运载军队远征，清朝希望拥有轮船，抵挡住西方的威胁。

　　左宗棠推荐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主要是因为沈是当时的改革派集团“洋务派”成员之一，办事稳妥。

沈当时正在为母亲守孝本不能出任官职，加上自己又是本地人怕关系复杂不好办事，婉谢了左的推荐，但左最终说服了沈。

　　福州的官绅听说左宗棠要走，都怕这样一来船政局搞不成，于是联名写信挽留，于是左又在福州呆了几个月。

左宗棠后来虽然去了陕西，但朝廷要求左仍要过问船政局的事，直到沈葆桢卸任的1875年前，给皇帝的奏折里也一直联署着左宗棠的名字。

　　学生作业用外文写就，毕业时淘汰将近一半

　　左宗棠对船政局的发展蓝图提出了一些设想和规划，比如除了设立造船厂之外，同时开办造船和驾驶学校，左称之为“求是堂艺局”，其最终目的是中国人自己能造船。

　　由于船政局的厂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成，在位于福州马尾的船厂建成前，“求是堂艺局”就在福州城内开办了。

　　当时人追求的还是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他们给报考者开出了有足够吸引力的条件：

被录取的人，不仅免收学费，每个月还发4两银子，补贴家用，并提供食宿和医疗费用；成绩好的学生有奖学金；学成后还有机会成为造船工程师、舰长和海军军官，等等。

　　不少衰落的士绅家庭子弟成了船政学堂学生，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严复。

当时，严复的父亲刚刚去世，家道中落，他的母亲恳求中了举人的叔叔作担保，让严复前去报考。

他在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的作文中有感而发，情文并茂，考了第一名。

　　才开办的船政学堂暂借福州城中定光寺为校舍。

若干年后，严复在文章中回忆，每天在念佛声中和琅琅读书声中度过，那时他才12岁。

学校规定报考学生年龄为15岁左右。

　　定光寺中有一座白塔，又叫白塔寺，位于于山，一座海拔不高的小山，寺旁是戚继光祠。

2011年7月22日，我们来到这里，只见白塔和佛寺还在，只是找不到船政学堂的一点痕迹。

　　借居的船政学堂很快就搬到了马尾。

造船学校用原版法文教材教学，因为当时造船以法国最为先进；驾驶学校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因为当时航海技术以英国最为精湛。

法文学校称为前学堂，英文学校称为后学堂。

　　如今这两所学堂已无迹可寻，留下来的照片中可看到山下一片白白的房子，记载称原址在马尾实验小学，我们来到这里时，学校已放暑假，门口的家长向记者反映学校拒收外地学生的问题。

　　我们在当地的船政博物馆见到船政学堂学生留下的作业，都是用外文写的。

现已无法想象不远万里来的外国教师，和十几岁的中国少年，怎样才能完成专业的教学任务。

　　船厂方面，外国工匠要教中国工匠造船，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据说学校除了招福州一带的学生，还从香港、广东等地招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英文基础较好，其中就有邓世昌，日后海军史上的英雄，据说他帮助过严复学习英文。

　　据一些外国人的记载，船政学堂的孩子学习进展非常迅速，表现一点也不比外国孩子差。

这固然与入学时的严格选拔有关，与学生的勤奋刻苦也不无关系。

　　“从智力上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

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

”当时参观过学校的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记载。

　　学校没有周末，也没有寒暑假，只是在一些传统节日才放几天假。

学校考核严格，三个月考试一次，考一等奖10两银子，连续三次考三等就要退学。

学制5年，学校开办之初招收学生300多名，毕业时淘汰将近一半。

　　学生们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

　　“人家既然骑马，我就不会骑驴”

　　1866年8月19日，左宗棠和日意格在马尾的罗星塔下圈定了船厂选址，这里靠山面江，是水面宽阔的良港。

　　为了创办船厂，左宗棠请了日意格和德克碑——两名曾帮助镇压太平天国的法国海军军官，分别担任正、副监督，在业务上协助船政大臣沈葆桢。

日意格、德克碑从法国请来了工匠和教师，并购买了造船用的部件。

　　1866年9月，左宗棠和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合同，规定从铁厂开工之日起，5年之内教会中国人独立造船。

中国方面给法国雇员开出的工资堪称高薪，比他们在本国所得高出两三倍，可见决心之大。

　　当时船厂的原址上是一片临马江（闽江支流）的农田，船政局就买下这片农田，修建十多个车间的厂房、外国工匠洋房、教堂，还在江边修了一条外国人购物的街道。

船厂最大时占地600亩，工人有两三千人。

造船用的各种材料配件，除进口的之外，都由本厂生产，有铁厂、轮机厂等。

　　1869年，船政局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千吨级轮船，由中国船员独立驾驶出海。

1874年，船政局制造的“琛航”号木质轮船，由管驾林国祥、大副邓世昌开往上海展览，引来一片惊叹。

　　从1866年到1874年，船政局制造了15艘轮船，花费白银600多万两，超出预算一半。

1872年，船政局遭到了朝中保守大臣质疑，称造出的船只离计划还未过半，却已大大超出预算，浪费钱财。

　　事实上，造船的花费确实昂贵，造船的木材要从泰国、缅甸等地进口，很多零配件也要从外国购买，还要给外国员工发很高的工资，造一只船要花费几十万两白银。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多为船政局据实辩。

左宗棠用他富于个性特色的语言驳斥道：

“西方有，中国不必骄傲自己无；西方巧，中国不必骄傲自己拙；人家既然骑马，我就不会骑驴；别人划船，我就不会使用竹筏。

”

　　“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

　　到1874年，外国雇员按合同离开船政局时，中国工匠已能自造船只。

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能设计图纸，监造船只，还能仿造轮船用的蒸汽机。

　　船政学堂非常重视学生实践，一边学习理论，一边要学生下车间，毕业前要上船实习。

1871年，船政学堂的老师带着驾驶专业的学生远航实习，出去的时候由老师驾驶轮船，南下菲律宾、新加坡，北上天津、辽东，回来的时候，则由学生自己驾船航行。

　　为了掌握造船和驾驶技术的精髓，进行独立研发和制造，1877年，船政局派出留学生前往欧洲留学，这也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留学生。

第一批是1872年派往美国留学的幼童。

此后，船政学堂成为清朝公派留学生最多的机构。

　　留学生在英、法等国，进入船厂和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等学校，学习了三年。

他们学习非常努力，收获颇丰，有的甚至因为劳累过度早逝。

　　严复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成绩“屡列优等”，为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器重。

其中像罗丰禄、吴德章做了驻外国的大使，陈季同做了参赞，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甚力。

　　这些学生日后都成为海军、外交等领域的精英。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13名将官中有11人是船政学堂毕业生，被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为“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的战斗，其中英勇殉国者最著名的有邓世昌、林永升等。

　　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八，日本海军排名第十一。

历史学家蒋廷黻评论说，中国战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而是战略不如人，战术不如人。

　　“阻难专在官”

　　船政局造船的费用由朝廷拨款，造出的船由各省无偿认领。

造的大部分是兵船，商船比较少，而且不作为商品出售（当时清朝政府禁止私人建造和买卖轮船），这也被认为是船厂失去活力的原因。

　　这座船厂确实有那种官办企业的特点，1875年参观过船政局的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撰文写道：

“到处都看到工人们支着颜色华丽而光泽的油漆纸伞。

当我的眼睛望进一个监工的公事房里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肥胖而伶俐的中国人斜卧在一个交椅上，一个理发匠正在替他梳发辫，这使我颇为惊骇。

”

　　船政局的管理人员都是官员，有着和官员一样的待遇和级别，在权力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无法避免贪污。

1907年船政局停办前的41年里，尤其到了后期，贪污挪用现象特别严重。

　　*篇三：

有公足壮海军威!

——还原真实的邓世昌

　　读书文摘

　　题目：

有公足壮海军威！

——还原真实的邓世昌

　　作者：

倪海宁

　　书报刊名：

《世界军事》2014年十月上，第65～69页

　　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披露乃至“再解读”，有些声音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

质疑之处举其要者，有邓“待下苛酷、打人致死”，带船“事故率最高”，且“致远”沉没是因舰上鱼雷中弹引爆，而北洋海军接战前曾要求各舰将鱼雷弃海，可见“邓为人莽撞粗心”。

又说“致远”速度不及“吉野”，邓“以慢撞快”乃蛮干之举，且在蒸汽铁甲战舰时代使用撞击战术是“不讲科学”?

?

邓世昌是否“真英雄”？

且看下文对他的为人及履历的全方位剖析。

　　忠正练达，顾全大局

　　壮年老成

　　观众会为《甲午风云》中邓世昌“激辩”方伯谦和面对李鸿章慷慨陈词而击节叫好，但这些情节均无史料所载，且真实的邓世昌是位在人情世故上通达得多的高级军官。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

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时已18岁，在那批后来多成为北洋海军高级军官的同学中，年龄最大，比一般同学要大三四岁（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年方11）。

同时，他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进入船政学堂成为军人前，邓世昌已随父移居上海，是个商人，人情练达超过了所有同学，有记载即称邓青年时“性沉毅”。

　　也许细微之处更见精神。

1887年，邓从英国驾舰回国，航经直布罗陀遇到一些被西班牙掠卖去的广东华工恳请搭救。

邓非常同情他们“食不饱，寒无衣”的悲惨境遇，不惜冒可能引发外交争端之险，当即携之回国。

还是在这次归国途中，一名水手病故。

若将此事上报当时“以提督衔总理出洋接船事宜”的英国人琅威理，一贯按章办事的他必令沉尸于海。

面对水手们的集体请求，邓世昌决定自己承担责任，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令木匠备棺殓尸，以等靠岸时安葬。

这种体量人情的变通之举，既使死者入土为安，也使生者得到慰藉。

“高配”的中军副将

　　在北洋舰队中，邓世昌有着先天的不足——他是北洋主力舰舰长中唯一非闽籍的汉族军官。

而北洋海军中福建人的排外，是连李鸿章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其实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都始终被冠名为“闽系海军”）。

邓世昌却能与闽系军官们和睦相处，使之对他较好地接纳（尽管也有并不尽如人意之处），不仅在同辈中能脱颖而出，且深得李鸿章信任，丁汝昌对他更是倚重。

　　邓世昌的官职就是鲜明体现。

且看甲午战争前夕的北洋海军军官序列。

居首的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步蟾和林泰曾两位海军少将（两翼总兵），管带最强大的“定远”“镇远”铁甲舰；位居其后的一等主力舰舰长，一般是海军上校（副将），即“经远”的林永升、“靖远”的叶祖圭、“来远”的邱宝仁、“济远”的方伯谦。

所辖军舰较弱的舰长职衔就更低些，如一等主力“超勇”“扬威”无防护巡洋舰（清军称“快碰船”）舰长黄建勋、林履中是中校（参将），“平远”装甲巡洋舰舰长李和更仅仅是上尉（都司）。

邓世昌则比一般主力舰长地位要高，准确职务应是海军准将（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地位仅次于两位总兵。

应看到，邓的头衔属“高配”，他的“致远”属“防护巡洋舰”（仅锅炉舱、动力舱等关键部位加装甲防护，清军称“穹甲快船”），档次其实低于邱宝仁和林永升2位副将管带的“来远”“经远”2艘德制装甲巡洋舰（舷侧有装甲保护，清军称“铁甲快船”）。

尽管上层重用邓世昌有借此遏制闽籍将领的意图，但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与中枢更为接近，如无成熟的人际交往经验，署理此职是很难想象的

　　为掩护旗舰而献身

　　旗舰“定远”开战即被击中，信号中断，丁汝昌负伤，全军被打掉指挥部陷入混乱。

战至当天下午3时左右，“定远”舰艏不幸又中弹，燃起大火，烟雾笼罩导致主炮无法瞄准射击。

日舰乘机疯狂聚攻，“定远”万分危急。

　　位于“定远”两侧的“镇远”和“致远”立即挺身救护。

邓世昌于千钧一发之际，毅然采用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做法：

令“致远”冲至队前，升旗吸引敌人火力，为旗舰遮挡弹雨、争取自救时间。

关于邓升旗的目的还有争议，但基本结论是他并非要接管指挥，而是升起类似将旗或日海军Z字旗那样的旗帜表示挑战（这种举动，中法马尾海战中“飞云”舰管带高腾云也曾做过）。

“致远”重伤后，邓着眼全局，又对大副陈金揆说：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毅然前出撞击，最终以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定远”、“镇远”两主力舰重整旗鼓，并在随后的战斗中重创日旗舰“松岛”，最终逼退日军。

邓世昌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勤奋务实，精于研习

　　“穷求洋人奥秘”

　　据史料记载，邓少时即“有干略”，在上海时曾从欧人学习算术，通英语，目睹中国积弱的现实，“留意经世之学”，立志投军以御强敌，并以优异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4年的学堂生活，对其钻研品格的养成又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该学堂是在洋务运动“自强”口号下创办的，在教学中特别强调学生独立地掌握造船和航海技术，要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而“不藉外人”。

有官员即评论这批学生说：

“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

”

　　此后，尽管因为籍贯广东，未能入选福建出资的海军留英计划，邓世昌却通过在国内任职锻炼并积累了丰富的海上经验。

他先是留福建船政水师任运船大副和炮舰管带，1880年清政府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