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精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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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精神

什么是清华精神呢？

（一）爱国

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与根基。

中国是唯一的没有中断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没有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像中国那样，出了那么多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

像岳飞的“精忠报国”，像“苏武在北国，十年持汉节”，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像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像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像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兴盛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史实故事，都体现着深刻的而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精神。

清华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几乎是与生俱来、生生不息的。

清华在其孕育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精神文化背景，其中有着明显的美国国家利益的反映。

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分得巨额庚子赔款，美政府也认为“实属过多”。

1906年伊里诺伊大学校长James给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指出：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

”建议“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式获得更多。

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修改中国赔款的议案。

1909年游美学务处设立，并“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在清华园旧址兴建“清华学堂”。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

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在其诞生之日起，便打上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烙印。

但是，清华毕竟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清华师生将清华学堂看作“国耻纪念碑”,以雪国耻，图富强为己任。

这种由列强的侵略所激发的爱国精神，有的老学长称之为“哀兵士气精神”。

1937级的刘昌裔学长在《清华精神鼓舞清华人前进》一文中说，正是八国联军和日本的侵略所带来的耻辱刻骨铭心，为了反帝反封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同学们发奋图强，决心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直到牺牲自己，视死如归。

例如，1932年毕业的学长刘崇海，在上海吴淞口驾机撞向日本旗舰，以身殉国，就是“哀兵士气精神”。

在新中国成立后，肩负建设重任的清华人，一方面为国家巨大的进步所鼓舞，一方面，又为国家科学技术的落后而着急，巨大的振兴民族的责任感与一种“耻不如人”的压力，激发广大清华人，奋发图强，刻苦学习，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清华的核能事业，无论是低温、高温反应堆，无论是集装箱检测技术，能走在世界前列，就是生动的说明。

在清华有爱国主义的好传统，历任的领导都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老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就要求清华师生“紧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后来的蒋南翔校长明确要求学生在思想境界上要上好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层楼”，当时，同学们以“两个拥护，一个服从”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服从祖国需要为基本要求，当时，我们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在毕业志愿书上填的是服从祖国需要，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义无反顾地走上组织分配的工作岗位；改革开放后，学校通过“我的事业在中国”等活动一直在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氛围。

现在学校将“两个热爱，两个服务”，即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服务祖国，服务人民作为基本要求。

清华大学是一所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学校，蕴育了一代代爱国的能人志士，其生动的事例举不胜举。

1）“祖国儿女，清华英烈”——在水木清华北岸山坡上的纪念牌镌刻着39名为国捐躯清华师生的英名，记载着先烈们献身祖国的业绩。

当我们驻足碑前时，似乎可以听见韦杰三弥留之际的遗言：

“我心甚安，但中国快要强起来呀！

”；可以听见施滉在呼唤：

“火，五四的象征，爱好自由民主的人，都到这儿来拿取火种吧！

”；可以听见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张甲洲的慷慨陈言：

“抗战之时不知有家，临战之时不知有身，金钱地位不动心，飞机大炮不怕死。

”可以听见闻一多先生怒对反动派的枪口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和庄严的宣布“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再准备再跨进大门！

”，我们还可以听见《红岩》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的就义诗“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

先烈们这种为人民的解放，民族的复兴而视死如归英勇献身的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表现，每每想起他们，就会觉得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大局，个人的利益是渺小的，是不足挂齿的。

先烈们连生命都可以舍弃，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吗？

清华人的爱国精神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中，也反映在建设事业中，这与我们靠得更近。

2）“两弹一星”的爱国主义旗帜将永远飘扬。

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两弹一星”功臣大会上说：

“‘两弹一星’研制者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

许多研制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他们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写就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诗史。

”被表彰的23名功臣，包括14位清华人，正是杰出的代表。

其中最不能使我忘怀的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和王淦昌。

邓稼先是带着民族恨于1940年入西南联大的，1948年赴美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研究生。

赴美前曾对后来结为伉俪的许希鹿说：

“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在美国，他夜以继日地奋斗，只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于1950年8月20日，便获得博士学位。

9天后，便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了。

1958年8月的一天，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对他说：

“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他坚决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晚上，回到家里，告诉妻子说要调动工作了，并对妻子说，今后我恐怕顾不了这个家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

做好了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明白，搞原子弹研制工作，就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某些朋友交往，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儿父母自己在什么地方，自己在干什么。

但是，面对这个关系祖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义无返顾地肩负起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总负责人的担子。

以后的事实证明，邓稼先是一位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出色的组织者。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大炮仗”起爆了！

这次东方巨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保护自身不受侵犯的力量。

紧接着，1967年6月17日，中国用比其他核大国短得多的时间，成功地爆炸了氢弹。

1986年7月2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受核辐射过早地走完了生命历程。

8月3日，国防部长张爱萍在悼词中深情地说：

“邓稼先同志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

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重大原理的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邓稼先同志长期忘我工作，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奋斗了数十年。

他病重时仍念念不忘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在这里，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他在病重期间所想，所说和所做：

他患的是癌症，因为严重的病痛，臀部不能坐椅子，只好用气垫圈把臀部架起来，艰难地写完给中央的建议书《世界局势和我们的对策》，为我国在国际核竞争中赢得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他要求妻子转交这份建议书时，说“这份材料比生命更重要，下午3点你务必送到。

”他对妻子说:

“我作为一个核科学家,我最想听到的不是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声，而是世界各大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

”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想做的另一件事便是最后再看一次天安门。

他与警卫员偷偷从医院里跑出来，身上带着引流瓶，来到天安门。

艰难地走近国旗基座，恭恭敬敬地向五星红旗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这是对祖国的什么样的感情啊！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时刻，几位国防科工委的作家访问他，想听听他的人生箴言。

他忍住剧烈的疼痛说：

“我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

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

”在他昏迷一阵醒来后，又以更加微弱的声音说：

“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这就是邓稼先对祖国对事业的耿耿忠心。

邓稼先是研制核武器的理论部主任，而领导试验的则是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

王淦昌是1929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是著名的叶企孙教授领他进入物理科学殿堂的。

他亲身经历了“三一八”惨案，亲耳聆听了叶教授关于落后就要挨打和科技强国的教诲，后来又经过抗战8年颠沛流离的教学生活以及朝鲜战场血与火的体验。

1961年4月，当领导对他说：

“请你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时，从他内心发出了：

“我愿以身许国！

”铿锵誓言。

并由此隐姓埋名17年。

有人联想到50年代末他领导杜布纳高能实验物理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成就，惋惜地说：

“王淦昌这样做太可惜了。

如果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他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

”但是，王淦昌说：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现在是报效国家的好机会。

”他义无返顾地以“王京”的名字消逝在“信箱”中，与邓稼先等一起去寻找核武器的金钥匙去了，一起成为中国核弹之父。

同学们，常常听到有人说，爱国是件容易的事。

前几年我对艺教中心的老师们说，我们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老师们要注意教书育人，特别要重视爱国主义的教育。

在许多艺术作品蕴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怀，1987－89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曾亲身感受过音乐对慰籍爱国情怀的作用。

每当我思念祖国和亲人时，我常常要听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和捷克爱国主义音乐家斯美塔纳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

据说，艺教中心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教师听了我的话不以为然，说：

“不要把艺术庸俗化，说爱国，我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爱国。

”当然，他能回归服务可以说是爱国的表现。

许多学者或留学生，在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国，都说：

“学成回国是不要有什么理由，留在国外才要有理由。

”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在美国任教的华罗庚教授决定放弃终身教授职务回国时，写了致留美学生公开信，信中说：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我们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国的工作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当时，像西南联大校友、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等一批青年学者，正是与华罗庚一样返回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在不同的年代，都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事例。

例如，92－96年留学日本，曾担任东京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水利科学工程青年学者胡和平，在决定学成回国时，许多熟悉他的人都问，在日本你的专业很对口，待遇又高，为什么要回国。

胡和平对此感到吃惊。

他想，学成回国是件很自然的事，怎么有那么多的人问自己为什么要回国呢？

被问的次数多了，他也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回国。

他联想起在清华大四到长江葛洲坝工地参加6周的实习，每天与工人一起冒着40－50度高温绑钢筋，浇混凝土。

1988年他与新婚的妻子沿着长江水利工程做新婚旅行，当他们登上了当时的“长江第一坝”时，思绪联翩。

看到眼前气势磅礴的长江和这宏伟的建筑物，为自己能在此洒过汗水而无比自豪。

他感到个人是渺小的，而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

刹那间，似乎明白了生命意义之所在。

再想一想，更加宏伟的三峡工程，和举世触目的社会主义建设工程，自己能继续为之出力流汗，不是依然令人很骄傲很自豪的事吗？

想到这些，他坚决地回到祖国，回到清华园。

同样是留日在1992年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的罗毅，也是学成在物理电子学科做出了世界级成就后，毅然回到清华。

他说：

“作为一个享受公费优待的留学生有两个责任，其一是回国工作，其二是把国外一切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带回来。

”回国不久，在国家与学校的支持下，便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实验室。

1992年罗毅被破格提升为教授，2000年开始担任国家973信息领域首席科学家。

现在正带领同仁们一步一步地向着世界一流电子物理学科目标接近。

我自己虽然没有他们回国时那样壮观，或思绪翩翩。

也经历了美国supervisor一再挽留，并表示可以帮助把妻子孩子接往美国，但对我来说，的的确确，回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我深深感受了在美国中国学者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认识到“我的事业在中国”。

而今天，随着中国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我的事业在中国”这个由清华学子提出的口号，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留学学子所理解，所实践。

当然，爱国不仅表现在学成回国，也不仅表现在当国家利益受到外国侵犯时表示愤慨和谴责。

更加本质的是应当像“两弹一星”元勋那样体现在生生息息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的实际行动，包括在个人、家庭、小单位的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能自觉地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前头。

可喜的是，在众多的年轻学子中“两弹一星”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得到弘扬。

1996年清华的博士毕业生现为海军工程学院教授马伟明，这位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事迹令人感动，令人振奋。

他在我国新型潜艇动力系统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

为我国独立电源系统和电力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99年获得国家“十大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

由于他的声誉，一位外国公司老板多次邀他到该公司工作。

当他了解到所取得的成果和专利只能属于该公司时，就问“那么我的价值从何体现？

”老板说：

“我可以支付足够的薪水。

”马伟明说：

“按照中国的说法，我只是贵公司的打工仔”，老板说：

“准确地说，您是本公司的高级顾员。

”马伟明明白地告诉老板：

“坦率地说，您给予我的，中国暂时还不能给我。

但是，中国给予我的，您的公司永远不可能给我。

”这个老板可能永远也不明白中国会给以马什么。

马伟明近十年取得的科研成果90％以上及时应用于国家建设。

在马伟明看来，这些凝聚着自己聪明才智的成果，既是自己对祖国的奉献，也是祖国对自己的褒奖。

这种永恒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鼓舞一代代清华人为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富强进行不懈努力的力量源泉和动力。

（二）求实

求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表现为实事求是，重实干。

在我国古代《汉书》中有过“实事求是”的记载，意指根据实证，求索真知。

后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目的），颇有科学精神。

”也说的是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求得真知。

后来经过毛泽东的发展，实事求是便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其内涵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了。

这些在清华的校风、学风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1925年清华改大迈出了关键性的实际步骤，成立了大学部和国学院。

这是在教育独立，“科学与玄学”之争，科学占了上风的大背景下做出的决策。

国学院便以“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为宗旨。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便是一个标志性成果。

但是，科学的方法还不等同于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精神即求真的精神；是从实际出发探索客观规律的求实精神；是不尚空谈讲求行胜于言的实干精神；是敢于胜利不怕挫折的创新精神。

这些科学精神在清华办学过程中不断得到弘扬，体现在众多的大师名师身上，影响了一代代清华学子。

清华大学一直是以严谨求实的学风著称的，而求实与严谨是不可分的，一切理论和设想都要受到实际的严格检验。

实验物理家王淦昌在清华物理系学习时，受到实验物理学大师叶企孙和吴有训深刻的影响。

是叶把他引入实验物理的大门，又是吴给以他更为直接的治学态度的影响。

吴经常身穿粗布工作服，亲自动手做实验设备，带领学生培养实验动手能力。

他要求王淦昌细心操作，认真观察，一丝不苟地纪录。

王毕业后，成了吴的助手。

在吴的指导下，他完成《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强度及每天的变化》，使王的严谨学风和实验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王说，这段实践对他日后核物理的实验有着重要影响。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的王希季对学校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他举了刘先洲教授判题的例子。

一次刘先生布置一道机械计算题，要求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他未加注意。

结果，解题方法都对，就没有准确到第三位。

刘先生给了零分。

此事对他冲击很大，使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做一件事情必须把目标要求考虑得非常清楚。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

没有昨天的零蛋，哪来今天的导弹？

在我就学期间也经常感受到这种严谨治学的教诲。

在我们同学中，有人只求会解题，对结果对不对不在乎。

老师就提醒说，你们今天结果不对只影响字面的成绩，今后就会造成工程事故。

还举例说石油学院的大楼盖了一半就塌了，就是工程计算错了一个小数点；还举例说，西主楼由于测量基准的错误，结果与中央主楼同楼层之间不得不用台阶连接。

这些教诲是受用一辈子的。

使我们无论是做设计，还是考虑工作，不仅要细想是不是可行，还要考虑怎样获得预定的结果。

关于“实干”，这不仅仅因为清华有工科，工程的事不实干不行。

在大礼堂前草坪南端，1920级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纪念物——日晷上镌刻的铭言：

行胜于言，已成为清华的校风。

所以，即使是清华文科也是重实干的。

老校长梅贻琦是有名的“寡言君子”。

他倡导“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

他认为学校造就了人才是为了实用，“否则将是极悲惨的事”。

中文系老主任朱自清先生就说：

“清华的精神是实干”。

清华出了那么多“两弹一星”的元勋，那么多的院士，还有许多人进入各级领导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

就连清华的后勤效率比较高，食堂办得比较好，也都得益于实干。

当然，一切重大的实际问题，都要靠实干精神去完成。

在神州五号清华群英中有8位关键岗位的指挥员或研究所长，他们都是杰出的实干家。

如1986年走出清华校门，39岁出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吴燕生，是从普通设计员做起，长时间帮人“打杂”，做了大量枯燥的基础性工作。

他认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把一件事情做好，才能被安排做第二件事情；只有做好每件小事，才能成就大事。

“实事求是”是清华治学的传统。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这样的说明：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我们的老学长、社会学家费孝通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为了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他花去了大半生时间，而主要的时间就是在最基层的农村搞调研。

在西南联大时期，为了深入调研，他睡在寺庙里，住在猪栏边，与村民同吃同行。

在他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又与新婚妻子去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

结果在竹林中迷了路，他掉进了村民捉老虎的陷阱，妻子王同惠去喊人，不幸掉进山谷，被淹死了。

费孝通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社会学的传世之作。

实事求是也是学校的领导作风。

蒋南翔老校长，他早年是中文系的学生，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即出于他之手。

他一生追求真理，无私无畏，实事求是，旗帜鲜明。

他是1952年底到清华任职的。

有人把清华文科分出去记在他身上，实在是冤枉。

他来时，院系调整已基本完成。

实际上，他毫不掩饰把当时居全国最高水平的理学院和文、法学院调出清华的惋惜，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并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意见。

他还力排众议，把清华图书馆文科图书期刊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十分宝贵的财富。

院系调整后，清华如何发展？

他抵制了苏联专家提出的把清华办成水土专门学院的主张。

后来，他从国情、校情出发，果断地提出创建新技术专业和发展应用理科的战略，为清华日后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高校中取得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主持学校工作中，经常讲“基层出政策”，对来自上面的精神要消化，要根据清华的实际情况决定具体工作方针，这成为清华党委一贯坚持的原则。

对解放前的清华，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提出了有名的清华发展的“三阶段，两点论”的观点。

主张对老清华的好传统，如严谨治学，一定要继承和发扬。

关于学苏，他坚持要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

在文革前，面对社会上包括党内强烈的“左”的思潮，他说，要把清华园的“围墙”筑得再高些，要“开万人顶风船”。

文革中在受到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原则，坚贞不屈。

69年中秋节，写下《釵头凤》词，表明“身虽囚，心如旧”。

对当时清华革委会主任迟群等泡制的办学文件，逐条批注，对违反教育规律的内容，表示了不同意见，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蒋南翔长校14年，对清华形成良好的实事求是的校风起了重要作用，影响是深远的。

清华那么多学子进入各级领导机构，就得益于实事求是的作风。

值得高兴的是，这种求实的传统在年轻的清华学子中得到了传承。

80年代初，由化72班提出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不仅在校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正是这种实干精神，使许许多多的清华学子做出了骄人的业绩。

现在，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把实事求是的作风表述为：

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相信有更多的清华学子，会成为新一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实干家。

（三）追求卓越、追求完美

在清华改大后一直坚持高标准。

老校长梅贻琦在表述其办学思想的文章《大学一解》中，提出求学问的最后目的，最大精神，可以由《礼记∙大学》头一句话来表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为办学，为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002年，当时的总理朱鎔基在他辞去经管学院院长职务的报告中，曾深情地谈到“为人为学，追求完美”的清华精神给予的教育。

“追求完美”与“追求卓越”、“止于至善”是一个意思。

追求卓越，追求完美，止于至善，反映的是一种自我激励，不断进取的境界。

这可以以朱自清先生为例。

朱先生生活清苦，身体孱弱，但不为身边的困境所难倒，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

他在1942年成文的《论自己》中说：

“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那儿就打不开一条路？

”“力量不够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

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

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

”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即使到了自觉得日子无多的时候，仍然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自励，并注释道：

“这两句诗只是表示积极，乐观，执着于现实的意思。

”在病重使体重由55公斤降至不到39公斤的十分衰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讲学，坚持读书，还制订了“每天轮流看一本英文书和中文书，利用休息时间读诗的计划”，做到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正是由于这种积极进取，追求完美的精神，他的作品和教学都受到广泛的赞誉。

然而，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在朱先生的日记里先后两次提及“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一次梦见学生“斥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而愿意“提出辞职”。

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这种心态，反映出朱先生对自己要求之严格，不断自我鞭策，自我完善。

朱先生这种自我激励，追求完美的心态，在清华带有普遍性。

许多人刚进清华学习工作时，也常常受到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力量的推动。

原来在北师大工作、36岁就当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的博导尹鸿，在来清华工作不久，就逐渐感到，清华的魅力不仅在她的美丽，有很多名师，培养出一大批名人，更在于她的特殊的气质和强烈的精神：

自傲但不自满，自信但不自大。

他说，与清华人接触，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老师、学生心气都高。

大家都以世界一流的名校做为参照系，做起事来便给自己加了压力，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都特别能吃苦耐劳。

在清华园里，老师学生大多行色匆匆，许多人以办公室、实验室为家，学生也习惯了寝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四点一线”、周而复始的生活。

到深夜或周末，办公室、实验室、教室常常灯火通明。

这番描述是不是比较实际而生动？

清华人要做就做得最好的精神是历史悠久，处处可见的。

前副校长倪维斗院士在他写的《六位院士的启示》中，把成功的原因之一归结为“要做就得最好”的强烈意识。

吴良镛院士在《与研究生谈治学》一文中讲的第一条就是要高标准地要求，“取法乎上，仅得乎中”。

曾在清华求学十年，一直是双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