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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2015最新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5年5月号第1辑
1.无知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乙肝病毒”
2.“以生为本”怎能遭遇“无能为力”?
3.电话诈骗何以敢在局长头上“动土”?
4
4.“部门利益”何时不再是改革阻力?
5.景区何时摆脱“门票经济”依赖?
6.律师“碰瓷”不能查清了事
7.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一种“大数据思维”
8.旅行社的票从何而来理应明确交待
9.“尾气检测”怎么成了“金钱检测”
10.终身追责专治“期权腐败”
11.削减文艺评奖让文艺不再“名利”
12.高龄农民工何以慰藉残破的夕阳
13.“应急车道之堵”验证救护惩戒机制效力
14.治理不合理低价给旅游市场吹来清风
15.“雷人安全标语”有违文化安全
16.最大的伪装是对权力的“伪监督”
17.霸气“恶导”是如何炼成的?
18.边界越清晰,规则意识越易养成
19.15元米饭,到底公道不公道
20.“路培国一游”考验旅游新政效力
1.无知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乙肝病毒”
堂吉伟德
吴昕怡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
在学校的一次义务献血之后,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阳,系乙肝病毒携带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进单独的学生宿舍居住。
(4月30日《新京报》)
尽管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大多是“血液、性交和母父婴传播,以及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密切生活接触传播”,日常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处一室、握手、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乙肝病毒。
然而,基于对乙肝知识的不了解,以此由此产生的歧视,才使得乙肝携带者被视为异类,甚至被当成“不可接触者”而受到排斥,让其背负了过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在被人为孤立的情况下,被社会抛弃者若心态不够坚强,其就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归之路。
歧视来源于恐惧,恐惧又来源于无知。
因为对乙肝的认识不足,从而才有了“谈之色变”的恐惧,并对乙肝病毒感染或者携带者避而远之。
很多人歧视乙肝或者艾滋病患者,就是基于对这种病症的认识不足,对其安全性没有把握,于是采取了“一概拒绝”的方式,人为将其孤立起来。
比如学校让感染乙肝病毒的学生住单间,保护反成了最大的伤害。
这种如同瘟疫的隔离,也意味着将其作为一个异类,被限制在主流人群之外。
科学素养不足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无知的恐惧,无孔不入体现在各个层面,即便连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窠臼。
包括政府在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招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都对乙肝携带者或者患者给予了拒绝。
当然,这样的恐惧与认识,并非与生俱来而属于医学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只有以此结论作为基础,然后才能开展常识性的宣传和普及,让公共政策迈出第一步后去实现破题。
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具有“先知”的超前性,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危害性的情况下,不能以“有可能存在传染”,而在政策制定上出现偏差和歧视。
虽然像女大学生这样自杀的案例还不少,但公众对于乙肝的认识发生了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由之前的抗拒者而转身为呼吁者和接纳者,同时政策层面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比如在高考、公考和就业方面,“不得强制要求检测乙肝项目”已成一种规制,并以此推动了整个社会观念的迅速跟进。
但必须承认,根深蒂固的偏见要得到消除和改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还有待于做好长久之功。
而要从根本上消除歧视,还得从解决无知和消解恐惧上下功夫。
因而,进行医学常识的普及,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依然是解决乙肝、艾滋病歧视的根本路径,也是实现权利平等,让每个人都免于恐惧的最终出路。
2.“以生为本”怎能遭遇“无能为力”?
郭文婧
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刘佳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可她通过自己的身份证号在网上查询,却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
原来学校录取她时采集的身份证号有误,是个错误的身份证号。
毕业证成为一张废纸,找工作屡屡碰壁。
学校也为她着急,可是表示无能为力,无权修改信息。
(4月23日《法制晚报》)这年头,谁都不想摊上事儿,高校也不例外。
对于已经毕业了的学生,除了可以沾光的荣誉,或者以校友身份捐款,面对因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信息错误而焦急万分的学生,学校的“无能为力”四个字,呈现了“常回母校看看”的几多虚伪、几多矫情。
反正,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的母亲,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想孩子之所想、急孩子之所急、做孩子之所需,即使是真的无能为力,也不会忍心将“无能为力”破口而出。
错误总是需要改正的,办法也一定比困难多。
是的,高校确实无权随意修改学生的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信息,但(来自:
www.zaidian.cOm书业网:
学信报告,素材)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是有权修改的。
教育部要进行修改,也得首先确认以前采集的信息确实有误,需要从源头提供证明材料。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就读的高校,不仅有义务告知学生更正的程序,更有义务协助学生提出申请和提供相关证明,怎会“无能为力”呢?
明知可以为,却告知学生“无能为力”,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
按照笔者所熟悉高校学生学籍管理的工作,学生在高校就读期间,至少有三次可以发现和更正错误信息的机会。
第一次是新生入校后的入学资格复查,发现错误后,学校会及时与学生生源地省级招办复核,省级招办负责办理并补报教育部更正,并将复核结果及时反馈学校。
第二次是新生正式取得入学资格后,学校要通知学生上学信网查询校对学籍注册信息,第三次是毕业前的图像信息采集、毕业资格审查与毕业生信息核对,发现有误,都可提出来要求更正。
刘佳同学的身份证号,除了前两位和生日数字无误之外,其他均是‘0’,学校在入学资格复查时,理应发现这个疑点并进行复核。
该发现却没有发现,这一个细节实际上已经反映出学校相关工作的“认真”程度,我们也可以估计学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也就明白了学校“无能为力”的原因所在,就是学校不愿意承认工作疏失,更不愿意承担因工作疏失造成问题的责任。
当然,由于该身份证号码来源于录取时招生部门采集的考生有效身份信息,在刘佳同学高考报名、打印发放准考证、高考证件信息核对等环节,也理应发现错误并进行更正。
要更正刘佳同学在学信网上的错误信息,也少不了高中就读学校、教育局、招办、考试院、公安局等单位的协助,甚至有可能追究责任,所以这些部门不愿意配合高校进行错误信息更正。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也可能确实“无能为力”。
即使是这种情况,学校也可以告知刘佳同学,可咨询学信网的客服,可通过行政申请、甚至是行政诉讼来要求更正。
实事求是地说,刘佳同学也是够糊涂的,居然到拿到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后,才发现自己的信息有误,可见她平时对自己的事情也是不认真、不够负责任的。
而她的不认真、不够负责任,也许正是学校长期“无能为力”的教育熏陶的结果。
如今,整个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学校更是强调以生为本,尽管有学生自己的责任,
但更多的是相关部门、学校自身的工作失误,给学生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一句“无能为力”岂不让“以生为本”难堪?
问题来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
包括“以生为本”在内的所有理念与口号,既体现在平时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里,更体现在面对问题时的作为上。
对学校来说,学生为本,不能只挂在嘴上;对其它学校来说,也当以此为鉴,包括学籍管理在内任何关乎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的事情,都马虎不得;对刘佳同学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应该举一反三、吸取教训,任何事情,首先都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不能总是指望别人对自己负责。
(
3.电话诈骗何以敢在局长头上“动土”?
薛家明
4月29日,广州市副市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谢晓丹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一名记者投诉早上收到自称广州市公安局某分局打来的诈骗电话,谢晓丹借此爆料,自己局长办公室的座机也经常接到诈骗电话。
据他透露,广州市公安局将出台“一揽子”防诈骗举措,开展针对信息诈骗的专项打击行动。
(4月30日《南方都市报》)
在记者与公安局长的一问一答中,我们不难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如今诈骗无孔不入,甚至敢在公安局长的“太岁头上动土”。
二是,骗子的手法,虽不断升级,但万变不离其宗,公安机关早就对这些诈骗路数摸得门清了。
但言及于此,每个人都不禁会问,既然骗术早就没有秘密可言。
可现实中,公安机关为何任由骗子嚣张?
到底是什么助长了骗子的嚣张?
还需先让事例说话。
2014年7--11月,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先后被骗54万多元。
颇让人玩味的是,在被骗走7万元的时候,刘先生已经意识对方有问题。
可他却选择继续被骗,原因很简单,“才这么点钱,公安应该不会管的,干脆就赌一把,把数额弄大一点。
”刘先生任性被骗,可能只是个案,但这也是相关部门不给力的现实投影。
试想,如果公安机关对每一起网络诈骗,都给与足够的重视,刘先生用得着兵行险招,把骗局做大么?
当然,“案值”较小的诈骗案得不到重视,也与基数大有关。
据统计,仅今年1至3月,北京网络安全反诈骗联盟共接到网络诈骗报案4920例,报案总金额高达1772.3万元。
窥一斑可知全豹,可以想象,加上其它诈骗,以及未报案案件,全国诈骗案件总量肯定是个“海量”数字。
囿于有限的警力,公安机关也只能抓大放小。
但“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对小额诈骗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诈骗分子的疯狂。
试问,“小打小骗”驾轻就熟之后,突然有一个机会,能骗几十万,骗子会收手么?
结果只能是越骗越大,最终害人害己。
而且,经小“案值”诈骗练手之后,骗子的演技会越来越逼真,达到戏霸的程度。
这也是,“我是你领导”“社保卡出问题”“你家人生病”等老掉牙的骗术,依然能够“钓”人上钩
的重要原因。
可见,“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丛生,也是公安机关对小额诈骗放纵的恶果。
当然有人会说,诈骗案件丛生,杂糅着多方面因素。
比如,电信公司、银行的长期“视而不见”。
试想,电信公司对手机号码实名制执行的严苛一点,对诈骗号码封杀的及时一些,银行假若多科普一点银行卡使用技巧,骗子们的犯罪门槛都会提高很多。
但任何事都不能因过程变复杂,就推卸掉担当。
公安机关不能因为案件多、侦办难,就推卸掉担当。
目前,广州市公安局已推出“一揽子”防诈骗举措,但不重视再好的举措,也出不来。
以110设防诈骗专线为例,假若机位不够,电话长期占线、无人应答,对防骗而言,又有何益呢?
因此,要让防骗举措出实效,相关部门就要百分百的重视起来。
也唯有真抓实干,“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才不会继续到“局长头上动土”。
(
4.“部门利益”何时不再是改革阻力?
何勇海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近日发布的《行政改革蓝皮书: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显示,当前我国行政审批改革中存在“中梗阻”现象,近六成接受访问者认为“部门利益作祟”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
(4月30日《南方日报》)
这份报告的副主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样的调查结果发人深省”,“这个调查佐证了多数人对本轮简政放权,可能出现‘中梗阻’的担忧”。
确实,国务院近年来在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激活市场,这些改革大多数要靠地方落地,地方如何落地收效,是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之关键。
当部门利益成为地方改革阻力,改革出现“中梗阻”绝非危言耸听。
一旦出现“中梗阻”,改革就会出现政令不通、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等问题。
举个“红顶中介”的例子。
近年来,一大批审批事项本被取消或下放,地方相关部门不能把控着审批权而敛财了。
然而,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红顶中介”(相关部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下属单位,或直接指定的中介机构同,或有利益输送关系的中介机构),却悄然从政府部门手中接过本被取消或下放的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的改革红利,致使百姓和企业需面对的审批与收费有增无减。
这样的改革,可谓是走了样、变了形。
要提升改革“含金量”,首先要突破改革“中梗阻”,而要突破“中梗阻”,首先要去除部门利益。
去除了部门利益,才能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
事实上,部门利益成地方改革阻力,这是不难想到的多年顽疾,决策层旁敲侧击了多回。
比如前几日,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
篇二:
2016高考素材热点
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5年5月号第1辑
1.无知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乙肝病毒”
2.“以生为本”怎能遭遇“无能为力”?
3.电话诈骗何以敢在局长头上“动土”?
4
4.“部门利益”何时不再是改革阻力?
5.景区何时摆脱“门票经济”依赖?
6.律师“碰瓷”不能查清了事
7.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一种“大数据思维”
8.旅行社的票从何而来理应明确交待
9.“尾气检测”怎么成了“金钱检测”
10.终身追责专治“期权腐败”
11.削减文艺评奖让文艺不再“名利”
12.高龄农民工何以慰藉残破的夕阳
13.“应急车道之堵”验证救护惩戒机制效力
14.治理不合理低价给旅游市场吹来清风
15.“雷人安全标语”有违文化安全
16.最大的伪装是对权力的“伪监督”
17.霸气“恶导”是如何炼成的?
18.边界越清晰,规则意识越易养成
19.15元米饭,到底公道不公道
20.“路培国一游”考验旅游新政效力
1.无知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乙肝病毒”
堂吉伟德
吴昕怡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
在学校的一次义务献血之后,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阳,系乙肝病毒携带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进单独的学生宿舍居住。
(4月30日《新京报》)
尽管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大多是“血液、性交和母父婴传播,以及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密切生活接触传播”,日常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处一室、握手、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乙肝病毒。
然而,基于对乙肝知识的不了解,以此由此产生的歧视,才使得乙肝携带者被视为异类,甚至被当成“不可接触者”而受到排斥,让其背负了过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在被人为孤立的情况下,被社会抛弃者若心态不够坚强,其就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归之路。
歧视来源于恐惧,恐惧又来源于无知。
因为对乙肝的认识不足,从而才有了“谈之色变”的恐惧,并对乙肝病毒感染或者携带者避而远之。
很多人歧视乙肝或者艾滋病患者,就是基于对这种病症的认识不足,对其安全性没有把握,于是采取了“一概拒绝”的方式,人为将其孤立起来。
比如学校让感染乙肝病毒的学生住单间,保护反成了最大的伤害。
这种如同瘟疫的隔离,也意味着将其作为一个异类,被限制在主流人群之外。
科学素养不足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无知的恐惧,无孔不入体现在各个层面,即便连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窠臼。
包括政府在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招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都对乙肝携带者或者患者给予了拒绝。
当然,这样的恐惧与认识,并非与生俱来而属于医学
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只有以此结论作为基础,然后才能开展常识性的宣传和普及,让公共政策迈出第一步后去实现破题。
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具有“先知”的超前性,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危害性的情况下,不能以“有可能存在传染”,而在政策制定上出现偏差和歧视。
虽然像女大学生这样自杀的案例还不少,但公众对于乙肝的认识发生了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由之前的抗拒者而转身为呼吁者和接纳者,同时政策层面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比如在高考、公考和就业方面,“不得强制要求检测乙肝项目”已成一种规制,并以此推动了整个社会观念的迅速跟进。
但必须承认,根深蒂固的偏见要得到消除和改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还有待于做好长久之功。
而要从根本上消除歧视,还得从解决无知和消解恐惧上下功夫。
因而,进行医学常识的普及,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依然是解决乙肝、艾滋病歧视的根本路径,也是实现权利平等,让每个人都免于恐惧的最终出路。
2.“以生为本”怎能遭遇“无能为力”?
郭文婧
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刘佳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可她通过自己的身份证号在网上查询,却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
原来学校录取她时采集的身份证号有误,是个错误的身份证号。
毕业证成为一张废纸,找工作屡屡碰壁。
学校也为她着急,可是表示无能为力,无权修改信息。
(4月23日《法制晚报》)
这年头,谁都不想摊上事儿,高校也不例外。
对于已经毕业了的学生,除了可以沾光的荣誉,或者以校友身份捐款,面对因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信息错误而焦急万分的学生,学校的“无能为力”四个字,呈现了“常回母校看看”的几多虚伪、几多矫情。
反正,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的母亲,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想孩子之所想、急孩子之所急、做孩子之所需,即使是真的无能为力,也不会忍心将“无能为力”破口而出。
错误总是需要改正的,办法也一定比困难多。
是的,高校确实无权随意修改学生的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信息,但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是有权修改的。
教育部要进行修改,也得首先确认以前采集的信息确实有误,需要从源头提供证明材料。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就读的高校,不仅有义务告知学生更正的程序,更有义务协助学生提出申请和提供相关证明,怎会“无能为力”呢?
明知可以为,却告知学生“无能为力”,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
按照笔者所熟悉高校学生学籍管理的工作,学生在高校就读期间,至少有三次可以发现和更正错误信息的机会。
第一次是新生入校后的入学资格复查,发现错误后,学校会及时与学生生源地省级招办复核,省级招办负责办理并补报教育部更正,并将复核结果及时反馈学校。
第二次是新生正式取得入学资格后,学校要通知学生上学信网查询校对学籍注册信息,第三次是毕业前的图像信息采集、毕业资格审查与毕业生信息核对,发现有误,都可提出来要求更正。
刘佳同学的身份证号,除了前两位和生日数字无误之外,其他均是‘0’,学校在入学资格复查时,理应发现这个疑点并进行复核。
该发现却没有发现,这一个细节实际上已经反映出学校相关工作的“认真”程度,我们也可以估计学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也就明白了学校“无能为力”的原因所在,就是学校不愿意承认工作疏失,更不愿意承担因工作疏失造成问题的责任。
当然,由于该身份证号码来源于录取时招生部门采集的考生有效身份信息,在刘佳同学高考报名、打印发放准考证、高考证件信息核对等环节,也理应发现错误并进行更正。
要更正刘佳同学在学信网上的错误信息,也少不了高中就读学校、教育局、招办、考试院、公安局等单位的协助,甚至有可能追究责任,所以这些部门不愿意配合高校进行错误信息更正。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也可能确实“无能为力”。
即使是这种情况,学校也可以告知刘佳同学,可咨询学信网的客服,可通过行政申请、甚至是行政诉讼来要求更正。
实事求是地说,刘佳同学也是够糊涂的,居然到拿到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后,才发现自己的信息有误,可见她平时对自己的事情也是不认真、不够负责任的。
而她的不认真、不够负责任,也许正是学校长期“无能为力”的教育熏陶的结果。
如今,整个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学校更是强调以生为本,尽管有学生自己的责任,但更多的是相关部门、学校自身的工作失误,给学生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一句“无能为力”岂不让“以生为本”难堪?
问题来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
包括“以生为本”在内的所有理念与口号,既体现在平时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里,更体现在面对问题时的作为上。
对学校来说,学生为本,不能只挂在嘴上;对其它学校来说,也当以此为鉴,包括学籍管理在内任何关乎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的事情,都马虎不得;对刘佳同学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应该举一反三、吸取教训,任何事情,首先都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不能总是指望别人对自己负责。
(
3.电话诈骗何以敢在局长头上“动土”?
薛家明
4月29日,广州市副市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谢晓丹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一名记者投诉早上收到自称广州市公安局某分局打来的诈骗电话,谢晓丹借此爆料,自己局长办公室的座机也经常接到诈骗电话。
据他透露,广州市公安局将出台“一揽子”防诈骗举措,开展针对信息诈骗的专项打击行动。
(4月30日《南方都市报》)
在记者与公安局长的一问一答中,我们不难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如今诈骗无孔不入,甚至敢在公安局长的“太岁头上动土”。
二是,骗子的手法,虽不断升级,但万变不离其宗,公安机关早就对这些诈骗路数摸得门清了。
但言及于此,每个人都不禁会问,既然骗术早就没有秘密可言。
可现实中,公安机关为何任由骗子嚣张?
到底是什么助长了骗子的嚣张?
还需先让事例说话。
2014年7--11月,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先后被骗54万多元。
颇让人玩味的是,在被骗走7万元的时候,刘先生已经意识对方有问题。
可他却选择继续被骗,原因很简单,“才这么点钱,公安应该不会管的,干脆就赌一把,把数额弄大一点。
”刘先生任性被骗,可能只是个案,但这也是相关部门不给力的现实投影。
试想,如果公安机关对每一起网络诈骗,都给与足够的重视,刘先生用得着兵行险招,把骗局做大么?
当然,“案值”较小的诈骗案得不到重视,也与基数大有关。
据统计,仅今年1至3月,北京网络安全反诈骗联盟共接到网络诈骗报案4920例,报案总金额高达1772.3万元。
窥一斑可知全豹,可以想象,加上其它诈骗,以及未报案案件,全国诈骗案件总量肯定是个“海量”数字。
囿于有限的警力,公安机关也只能抓大放小。
但“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对小额诈骗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诈骗分子的疯狂。
试问,“小打小骗”驾轻就熟之后,突然有一个机会,能骗几十万,骗子会收手么?
结果只能是越骗越大,最终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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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是你领导”“社保卡出问题”“你家人生病”等老掉牙的骗术,依然能够“钓”人上钩的重要原因。
可见,“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丛生,也是公安机关对小额诈骗放纵的恶果。
当然有人会说,诈骗案件丛生,杂糅着多方面因素。
比如,电信公司、银行的长期“视而不见”。
试想,电信公司对手机号码实名制执行的严苛一点,对诈骗号码封杀的及时一些,银行假若多科普一点银行卡使用技巧,骗子们的犯罪门槛都会提高很多。
但任何事都不能因过程变复杂,就推卸掉担当。
公安机关不能因为案件多、侦办难,就推卸掉担当。
目前,广州市公安局已推出“一揽子”防诈骗举措,但不重视再好的举措,也出不来。
以110设防诈骗专线为例,假若机位不够,电话长期占线、无人应答,对防骗而言,又有何益呢?
因此,要让防骗举措出实效,相关部门就要百分百的重视起来。
也唯有真抓实干,“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才不会继续到“局长头上动土”。
(
4.“部门利益”何时不再是改革阻力?
何勇海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近日发布的《行政改革蓝皮书: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显示,当前我国行政审批改革中存在“中梗阻”现象,近六成接受访问者认为“部门利益作祟”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
(4月30日《南方日报》)
这份报告的副主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样的调查结果发人深省”,“这个调查佐证了多数人对本轮简政放权,可能出现‘中梗阻’的担忧”。
确实,国务院近年来在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激活市场,这些改革大多数要靠地方落地,地方如何落地收效,是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之关键。
当部门利益成为地方改革阻力,改革出现“中梗阻”绝非危言耸听。
一旦出现“中梗阻”,改革就会出现政令不通、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等问题。
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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