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意识形态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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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意识形态资料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的始作俑者是法国人特拉西，原初语境只是想建立一门“观念”体系的学说，意识形态一词的现代语境是由马克思确立的，虽然他也在一般意识形式的意谓上宽泛地使用过这一概念，但他针对过去全部历史存在过程中的观念体系的历史本质，第一次实现了一种重要的语义转喻，即阶级社会中的观念体系的本质智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保全统治阶级利益的显性或隐性目的下，这些特定的观念体系神秘地颠倒为一般（特别幻化为一般，这一点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核心）。

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从马克思开始，一直到阿尔都塞前期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模式是“作为一种教条、一个思想、信念、概念等复合体的内在意识形态概念，其目的是说服我们想念其‘真理’，而实际上服务于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殊的权利利益。

”第二种意识形态也是“客观形式的意识形态”，即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学说。

齐泽克将其概括为“他性（otherness）——外化形式的意识：

这样的外化，指的是在意识形态实践、仪式和机构中的意识形态物质存在”。

在齐泽克那里，还有一个当代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三阶段，齐泽克称其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

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原来那种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消失了，过去是“他们不知道，但是在做”；而现在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在做”。

三、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几个论点

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为了生存，也为了能够进行生产，每种社会形态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进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因此就必须进行生产力的再生产与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生产力的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必要条件不仅包括物质再生产（给予工资保证无产阶级生活与抚育子女所需）与技能再生产，而且包括对统治意识形态臣服的再生产或这种意识形态“实践”的再生产。

而正是国家机器通过使用强制手段和意识形态方式进行运作，不仅完成了劳动力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还完成了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两种不同的国家机器：

首先，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强制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却有许多个；第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的领域，而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完全属于私人的领域（阿尔都塞在这里对于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是仅就物质与资产归属而言的）；第三，阿尔都塞认为两种国家机器的根本差别在于强制性国家机器“以暴力手段”来发挥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

但是，这样一种根本的差别也不是绝对的，每一种国家机器，无论是强制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都是既通过暴力手段也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对于不同方式的侧重。

处罚与规训：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能通过强制手段来发挥作用，虽然这样的强制手段相当的微弱和隐蔽，甚至是象征性的。

学校和教堂就使用适当的处罚、开除、淘汰等方法，既规训（discipline）教师和牧师，也规训学生和教徒。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这样一种强制性的处罚与规训，塑造出一套人为的现实环境，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虚假的表象，而实质上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只是一种想象关系，一种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的生存状况的关系。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转：

首先，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致力于同一目的：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其次，各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利用与其相适的方法来达到这个单一目的，如传播媒介机器利用出版、广播和电视这些传播工具按日常服量向每个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根据沙文主义观点，体育比赛的作用头等重要）、自由主义、道德说教等等；再次，当权统治者把各种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意识加以合并，形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最后，阿尔都塞把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喻成音乐会上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角色，通过接受教育，劳动力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并使得无产阶级把自己被剥削的阶级地位置于一种合理的想象当中。

　　四、关于意识形态的几个论点

　　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个命题是一个纯粹的否定命题。

它有两个涵义，首先，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就其一般性存在而言是一个纯粹的梦，并套用了弗洛伊德的概念，认为无意识的永恒性（也即是没有历史）与一般意识形态的永恒性有着密切的关联。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幻象，的确又影射着现实，并且承认它须经“阐释”，才能使我们在世界的想象表象背后发现实在的世界。

然后，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意识形态虽然是制造幻象的，但他得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为前提（教堂，印刷机和报纸）。

主体性想象与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认为，在落入唤为主体、臣服主体、普遍相识和绝对担保这四重组合系统之后，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而意识形态作为主体就“工作起来”，并在一般情况下是“自行工作”。

意识形态导致了一种“想象性畸变（imaginarydistortion）”，也就成了一种阶级无意识，人们以一种想象形式来表现他们实际生存状况，而这样一种想象性换位并不是强权势力（教会与专制君主）或是物化力量的强制。

对主体的解构与反人道主义立场：

阿尔都塞对主体性想象与意识形态的分析使人的主体性获得变得不可能，这其中就暗含了对先验存在与超验主体的否认。

阿尔都塞赞同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认同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看法，认为“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

”而正是因为意识形态替代了个体成为进行活动的主体，因此，一切企图依靠构建人的主体性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都背离了科学的本质，根本无法改变资本主义进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现状，使主体（自由地）接受对主体（实质上是意识形态）诫命的臣服。

在阿尔都塞看来，仅仅借助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就能改造社会的企图基本是不可能奏效的。

使社会产生改变的前提，必须首先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造的实践。

他批评了从青年卢卡奇到马尔库塞的学说只把现实的无产阶级视为一个哲学范畴，认为理论先行行为为后是一种颠倒关系。

这也使得他学说非常的激进，并深受法国青年学生的喜爱，最终影响了五月风暴这一场激进的革命运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问题上，阿尔都塞最有影响的是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

阿尔都塞并没有系统地探讨国家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的国家学说。

他在早期著作中几乎没有谈到国家的问题，只是到后期才涉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１９７０年，他在法共机关刊物《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文，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此也奠定了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上的一席之地。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提出

    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各自所处的时代相比较，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重大的突出的变化，就是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大大地增强了，意识形态对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起了极大的作用。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旧保持着强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事实上它们更多地借助各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同化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消除人们的积极反抗的意识，从而保证了自己的安稳统治。

意识形态发挥了暴力镇压也无法起到的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变化，不能不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国家问题的重新思考。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强调国家是暴力机器，强调国家的镇压职能，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则强调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职能，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中的作用，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共同点。

最早把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考察的视角转到意识形态方面来的，是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葛兰西。

葛兰西通过文化的领导权的理论，说明了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文化的领导权，同化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控制了市民社会，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暴力强制和文化控制相结合的重要特征。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就是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下提出的，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

阿尔都塞认为，葛兰西“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想法，即国家不能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而是象他说的包含有若干‘市民社会’的机构：

教会、学校、工会等。

”〔（１）〕但是，在他看来，葛兰西没有把这一思想系统化，还只是停留在《狱中札记》中一种非常零散的状态。

葛兰西只是把教会、学校、工会等看做是市民社会的领域，而阿尔都塞则明确地将这些社会组织看作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且阐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点，特别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从而系统地阐述了由他本人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并且将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理论的补充，以此完善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阿尔都塞认为，在《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特别是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著作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国家被看作是镇压的机器，正是这个镇压机器保证了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并使工人阶级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剥削。

阿尔都塞指出：

将国家看作是镇压机器的定义，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抓住了国家问题的要点。

    但是，阿尔都塞在此特地将这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打上了引号，表明他对这种“理论”有着特定的看法。

他认为，将国家的本性看作是镇压机器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种“隐喻”，还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并非一种“纯理论”。

这种描述性理论尽管抓住了国家问题的要害，但还是有缺陷的说法，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纯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这种理解，是阿尔都塞“根据症候阅读”的著名方法得出的。

阿尔都塞反对直观的镜子式的直接阅读经典著作的方法，而是将阅读看作是一种对文本的刨根究底的重新思考，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通过这种阅读方法，察觉经典著作文本中的“缺失”、“空白”，发掘出潜藏在文本中的深层含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直接写出来的东西说出来。

实际上，阿尔都塞正是采取这种方法，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

他读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国家问题的阐述，特别是其中关于国家是镇压机器的定义，还是有缺陷的、不够严谨的描述性理论，需要加以补充和推进，使其达到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纯理论的水准。

阿尔都塞自我解释道，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镇压机器的观点说成是描述性的理论，“这当中并没有别有用心的指责的意思。

相反，我有充分理由认为，伟大的科学发现不能不通过我将称之为描述性‘理论’的阶段，……我们可以－－而按我的看法我们必须－－把这个阶段看成是理论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

”〔（２）〕当我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仍然部分地具有‘描述性’时，这首先意味着这一描述性‘理论’毫无疑问地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开端，这个开端给我们提供了基本点，即决定了这一理论今后发展的原则。

”〔（３）〕阿尔都塞认为，将国家看作是镇压机器的观点确实是正确的，因为国家问题的事实，与这样的观点是符合的，１８４８年的六月起义、巴黎公社的事件都证明了国家确实是镇压机器。

这种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开端，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方向。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中，这种观点毕竟还只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应该被取代的阶段，因为它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纯理论，而只是一种描述性理论，科学“要求这一理论继续发展，超出‘描述性’的形式”，〔（４）〕如果只停留在“国家是镇压机器”的阶段上，就不能得出科学的国家理论。

 正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描述性的理论发展为科学的纯理论，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以此作为对“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的观点的一种补充，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当然，阿尔都塞强调，自己明确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非是凭空杜撰的，而只是将潜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层结构中的东西发掘出来而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事实上已经进入这个领域，不过没有以理论形式系统地整理并明确地表达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尽管把国家定义为镇压性机器，但实际上又不仅仅把国家看作只是镇压性机器，而是把它看作更为复杂的东西，只是没有用相应的理论把这个更为复杂的东西表述出来而已。

这个比镇压性国家机器更为复杂的东西是什么？

阿尔都塞认为，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同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样实在的东西，是确实存在着的，是整个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就是不完整的。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家机器通常指的是：

政府机关、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

阿尔都塞认为这些只能算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还有另一部分，那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何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

他指出：

“我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一些以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实在。

……我们暂时可以认为下述机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列举的次序没有任何特别意义）：

 －－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

 －－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私立学校的体系），

 －－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法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

 －－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信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物，广播电视等），

 －－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等）。

〔（５）〕

通常人们总是把宗教、教育、家庭…看作与国家机器相区别的市民社会的领域，而阿尔都塞恰恰把它们都视为国家机器，这样就将国家机器的概念的外延大大地扩展了。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某种机构能够执行国家的职能都可以称之为国家机器。

政府机关，军队等能够执行国家职能，是国家机器，而宗教、家庭、教育、工会、文化等机构也能够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国家职能，因此也应当看做是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指出，镇压性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而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教会、家庭、学校、报纸却属于私人领域，为什么能够把只是私人性质的机构看作是国家机器呢？

他认为，这是因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并不重要，只要私人的机构也能执行国家职能的话，就可以被看作是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为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他认为这两种国家机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够混为一谈。

通过对二者的比较，阿尔都塞阐明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基本特点，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一，镇压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有许多。

“（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多样的、不同的、‘相对独立’的”。

〔（６）〕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相对独立的许多部分所构成的，因此，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失去了整个镇压性国家机器，却依然能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部分保持自己的牢固阵地；被统治的阶级虽然尚未取得镇压性国家机器，却能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部分找到表现自己的手段和机会，用意识形态的形式来对付掌权的统治阶级。

这就使得多样性的、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充满阶级矛盾，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

 其二，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中央集权组织来保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保证的。

阿尔都塞认为，尽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且充满矛盾和斗争，但是一般地说来，它是统一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下面的。

“如果‘统治阶级’在原则上握有政权，因而能支配（镇压性）国家机器，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同一个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是积极主动的，因为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实现的最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矛盾中实现的。

”〔（７）〕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能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不能将意识形态统一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下面的话，那就不能长期地掌握政权，就会危及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的稳固。

 其三，“镇压性国家机器‘以暴力方式’执行职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

”〔（８）〕这是两种国家机器的基本差别，也是两者各自具有的最本质的特点。

实际上，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机器都具有双重的职能。

作为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军队、警察也会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执行职能，保证自己内部的团结，向外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念。

而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教会也会采用惩罚、开除这样的‘暴力’方式执行职能，使人们服从纪律。

但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说，暴力镇压的方式毕竟只是次要的，它主要地大量地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向人民大众宣传、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正是这一主要的特点，使它能与镇压性国家机器区别开来，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阿尔都塞还进一步指出，虽然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执行职能，但是二者的基本作用都是共同的，归根到底都是要保证某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剥削阶级国家中就是保证剥削关系的再生产，二者的不同只是“分工”的不同。

 从逻辑意义上说，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国家职能，明显地具有同义重复的毛病。

但是，这里所表达的思想倾向应该说是明确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以宣传、教育的意识形态方式，统一人们的思想方式，将人们的思想意识统一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下面，保证现存生产关系、现存的社会制度能够稳固地存在下去。

 　　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认为，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是共同的，就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执行国家职能，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但是，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的表现方式却是不一样的。

 在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数目要小一些，在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教会、亦即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有象三级会议、议会那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象商会、工匠会那样的“行会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各自在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保证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发挥自己的功能。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中世纪的历史中，“有一点极其清楚，即当时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教会，它不仅集中了宗教职能，而且集中了教育职能和大部分信息与‘文化’职能。

”〔（９）〕因此，从１６世纪到１８世纪，欧洲的全部意识形态斗争，从宗教运动的最初冲击开始，都集中地表现为反教会和反宗教的斗争，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中世纪占统治的地位，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首先就集中在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上。

 作为当代的思想家，阿尔都塞更为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他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管是什么，都是为了助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助成这一结果。

政治机器通过议会、公民投票，造成政治“民主”的意识形态；信息机器借助出版物、广播电视宣扬自由主义；甚至连体育运动都被用来灌输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它如家庭、学校、教会也是如此，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宣传、灌输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一般人总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政治机器，亦即是普选权和党派政治结合起来的议会民主制。

阿尔都塞则认为，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虽然处在前台的位置，却不占主导地位。

他认为，教育机器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我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占据前台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幕后，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首要的、即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机器，教育机器的职能实际上已取代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

”〔（１０）〕他是这样来分析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许多是通过家庭、教会、军队、闲书和电影甚至是通过足球赛传播给大众的。

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象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象学校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所有的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作为义务的受教育者，每周５、６天，每天８个小时接受学校的教育。

学校给儿童灌输包括语文、数学、科学等基本知识，而这些基本知识是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装着的，受教育者在接受各种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学校还传授那些纯粹状态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伦理学、哲学、公民守则等等。

大约在１６岁时，大量的孩子走出校门，投入生产，这部分接受教育较少的人就成了工人或农民。

另一部分人继续多学几年，走上社会后就充当初级和中级技术人员、白领工作人员，或者成为各种小资产者。

最后还有一部分人，继续接受高层次教育，成为知识分子群走上社会后，成为经理，行政官吏、神甫等等，成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

被学校送出去的每一批人实际上都具备了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角色的意识形态。

被剥削者的角色，如工人、农民具有服从管理的“职业的”、“公民的”意识；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则具有了管理、统治的意识。

所有这些角色的意识，主要的就是在学校的教育中形成的。

 事实上学校传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培养出具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角色，这就保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学校作为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显然比其他机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居于主导的地位。

但是，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把学校描绘成没有意识形态的中性环境，在那里，教师们用他们的榜样，用他们的知识和品德，为受教育者开拓通向未来的道路。

 必须指出的是，阿尔都塞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除了强调教育机器的主导地位外，也强调了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中世纪是教会和家庭的结合，而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学校和家庭的结合，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此，他指出：

“现在正在动摇全球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的空前深刻的危机，往往与动摇家庭制度的危机（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宣布了的）结合在一起，具有一种政治意义。

”〔（１１）〕

 阿尔都塞将教育（学校）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对此进行了令人心服的分析，这一见解是有其独到之处，令人深思的。

学校不仅使受教育者掌握了各种知识和技能，而且也培养出了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角色。

这确实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应当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这种教育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阿尔都塞的独到分析，为我们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上面我们简要地阐述并分析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重视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国家中的作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共同点。

从早期的葛兰西提出领导权理论之后，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非常强调并且注意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阿尔都塞的学生普朗查期、工具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代表米利班德在国家理论著作中，都阐述了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的问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流派－－法兰克福学派，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到今天还活跃在思想界的哈贝马斯，也都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分析。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这种倾向是完全一致的。

阿尔都塞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对应的概念，而且还系统地阐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