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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集注与建国科技大学

從《論語集註》與《論語新解》對〈學而篇〉

首章所揭「好學成德」的若干詮釋

許炎初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本文的動機

本文本於朱子與錢穆二氏對《論語》「學而篇」首章，孔子自道三語所蘊含「好學成德」的深義略加一番闡發與延伸。

本文僅主就《論語》首章要旨「好學成德」的大義而觀，並輔助《論語》其他篇章，希望看出從朱子的《論語集註》到錢穆的《論語新解》，當代中國對孔子其人其學於最核心處所揭櫫的「好學成德」大義之理解已然達到了新的更高峰。

本文的進路

本文第一節先從朱註與錢註釋「學而時習之」一語之比較，以見二家所見的同與異，並見錢穆的《論語新解》一如朱子註書，既體現「述而不作」與「折衷會通」基本精神，又避去朱子所言時人說經盡講向「高處」、「虛處」、「牽引強通」之病，而使《論語新解》的境界能通過漢宋之學的考驗而往前又邁進了一大步。

本文第二節繼而闡釋朱註與錢註對「人不知而不慍」一語的詮釋。

朱註此處提出「成德」的觀念有其關鍵性的貢獻，也就是朱子提出「順而易」與「逆而難」作為對比；本文又進一步闡述朱子認為孔子的「成德」乃不離「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之「外」而「別有」另一番的成德之學。

本文並與錢穆的《論語新解》相比較，錢註的特色則是在繼承朱註的基本精神上格外體現孔子「下學而上達」的「工夫歷程義」與「學與教不分義」，從而將首章孔子自道三語完美地加以統貫一起。

第三節專從《論語新解》看孔子之「學」：

此處包含闡述錢穆認為孔子的「好『學』」，即是「學於道」；並接著闡述何謂孔子的「『好』學」？

揭示「好」在己，己在「志」之「存向」的重要；另闡述孔子的「學」即存在於「志與道」的「內」與「外」兩端；又進一步闡釋朱錢二家所共主「學者，『覺也』」的重要意涵；本節最後點出孔子之是要透過「覺」回到己心之「德」以為「據守」。

本文第四節簡要探討孔子之「德」：

先比較朱子與錢穆對「德」的詮釋；並以二家詮釋《論語》「志於道」章的不同為例示；接著闡述錢穆論孔子之「德」主「心」、主「一」，也就是由「一心之德」而「合內外、通天人」；另本《論語新解》闡述「學」何以「必」臻於「成德」之境的理據；既而再本《論語新解》闡述孔子成德之學與教的「渾括」與「閎深」之義；最後則本《論語新解》展現孔子之「德」的具體例示。

本文最後於結論中則總述各節所獲致的成果。

本文之微意乃有意追效朱錢二家解經的若干用心處，尤其降低旁引與概念分析的抽象運思過程，使朱錢兩大名家之偉註，能稍稍透過本文（主要本於錢穆的《論語新解》）而不失臻於從《論語》全書全局中善盡略加通曉孔子之責。

又筆者的學思僅能及於此，如有失當謬解之處，還敬請諸師友不吝指正。

一、朱註與錢註釋「學而時習之」一語之比較

本文開始先從朱子《論語集註》與錢穆《論語新解》對本章「學而時習之」注解的同異之處入手：

何晏《論語集解》解子曰：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謂孔子也。

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

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

包曰，同門曰朋。

慍，怒也。

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朱子《論語集註》解文則長，簡約如下：

學之為言，效也。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

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習，烏數飛也。

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

說，喜意也。

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錢穆《論語新解》則承自朱子解「學」為：

學：

誦習義。

凡誦讀、練習皆是學。

舊說：

「學，覺也，效也。

後覺習傚先覺之所為」謂之學。

然社會文化日新，文字使用日盛，後覺習傚先覺，不能不誦讀先覺之著述，則二義仍相通。

錢穆於《孔子與論語》〈再談《論語新解》〉一文則針對《論語集註》與《論語新解》註解的同異處提出說明。

錢穆

（1）首先指出朱注中正文與圈下所引二程語意義有不同當要注意。

如朱注下引：

程子曰：

習，重習也。

時復思繹，浃洽於中，則說也。

又曰：

學者將以行之也。

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謝氏曰：

時習者，無時而不習。

坐如尸，坐時習也。

立如齋，立時習也。

《朱子語類》朱子答弟子問，有曰：

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

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

似皆偏了。

觀上述，錢穆認為朱子此處引程子語，復引謝氏語，庶於兩方兼顧。

朱注：

「習，鳥數飛也。

」明承謝上蔡之意，又兼以「效」字、「覺」字訓「學」字，意義周浃；而從「覺」字義中便可包括了程氏之「思繹」義。

至於清儒顏習齋攻擊朱子，主張輕讀書而重實習，自號「習齋」，其實仍只陷於謝氏一邊，未能顧及程子「時復思繹」四字去解釋「時習」之意。

習齋其未能細讀朱注，更自可見。

（2）至於錢穆自己的《論語新解》則依然採用朱子的「效」字與「覺」字來訓「學」字，又明白舉出「誦讀」與「練習」兩項，使孔子之「學」義更見完備。

其中又主「誦讀」為學義，乃依然採用朱子，但言朱注此處卻語義未明，故錢穆又增上「社會文化日興」以下數語，為朱子闡申。

至於習齋語之為偏見，顯然可見。

（3）關於《論語新解》對「時習」二字則云：

（時）此有三說。

一指年歲言。

古人六歲始學識字，七八歲教以日常簡單禮節，十歲教書寫計算，十三成教歌詩舞蹈。

此指年為時也。

二言古人春夏學詩樂弦歌，秋冬學書禮射獵。

此指季節為時也。

三指晨夕言。

溫習進修游散休息，依時為之也。

習者，如鳥學飛，數數反復。

人之為學，當日復日、時復時、年復年，反復不已，老而無倦也。

錢穆此講法，仍自根據朱子而加以變化；並將皇侃疏「時習」說：

「凡學有三時。

一指年歲，二指季節，三指晨夕」納入。

（4）至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兩句。

朱注：

朋，同類也。

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

朱註下引程子曰：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

又曰：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錢穆並格外指出，此處下引驟看似無問題，但《朱子語類》有人問朱子：

程子之意是否如中庸「舜善與人同」之意：

朱子告以不要如此引申推想。

蓋「舜善與人同」，乃《中庸》、《孟子》中語，《論語》中無之。

其意乃是指朱子教人讀《論語》應專管《論語》，且莫問《孟子》、《中庸》，千萬不要牽合他說強通為一（按：

此處亦《論語新解》成書的用心處之一）。

言此是朱子教人讀書極關重要之一項，學者最當注意。

對此錢穆則慎重指出：

在朱子認為此種牽引強通之習，自程子以來，已有三十年之久，因此講古書盡講向高處、虛處，反而會把古書走失了原樣。

只是朱子仍將程子說引在下面，其意只謂：

先讀了他自己所注，然後再推及程說，便可無弊。

此是先求專精，再作會通，此種會通，乃始是新會通。

其意極為深允。

所謂「此是先求專精，再作會通」、「不必如此思量推廣添將去」（朱子言），也即是先求「本義」再求「引申義」。

而錢穆自道《新解》中注此兩句云：

朋，同類也。

志同道合者，知慕於我，自遠來也。

此錢穆則自道仍依朱注而稍詳釋之。

（5）錢穆又指出朱子註書的用心處，言朱子當時說經有四病：

「一本卑作高，二本淺作深，三本近作遠，四本明作晦。

」也就是前述時人盡講向「高處」、「虛處」（朱子言「只是向高乘虛接渺說了」、又言「袞纏說去，更無了期」）、與前述「牽引強通」之習，則錢穆認為我們當據此四點來披尋朱注的用心。

其實朱註之所以卓越超群的優點錢穆於《莊子纂箋》〈序目〉中早已道出。

古人注書，不失之繁委，即陷於枯燥。

惟朱子四書集注，雖亦薈萃諸家，網羅

言，而體尚簡要，辭貴清通。

尤能於訓詁考據、義理、文章三方兼顧，使讀者就注與本文一貫讀之，情味醰醰。

本書竊慕其例，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者也。

錢穆既能善讀朱註兼備「考據」、「義理」、「文章」的用心處，對於朱註錢穆並自道「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從上可再次證實，於《論語》，錢穆自己是遵守「先讀了他（朱子）自己所注，然後再推及程說」的大原則（朱子言「不向屋裏看其間架如何，好惡如何，堂奧如何，只在外略一綽過，便說更有一箇好屋在，又說上面更有一重好屋在」），錢穆並站在朱註上，縫合朱註之不盡處，並以此為基礎「薈萃諸家，網羅

言」，又能從諸家

言中向前推出自己的新解。

錢穆於《論語新解》亦遵循朱子說經的幾個大原則（「卑、淺、近、明」或「體尚簡要，辭貴清通」）來「如實地」恢復孔子的「本義」，因此連本易傳、莊老、孟子或宋明儒「放言」義理的高度都盡量降低，此乃錢穆《論語新解》背後有意避去朱子所體察到的「學者大病」（朱子言「於己何益，將來何用」）；惟《論語新解》有意避去朱子理學的視域此又不可不知。

至於《論語新解》對清儒精於考證而不如宋明儒善於說理的另一極端發展則也有意避免。

然反過來亦可說《論語新解》則是採集宋學與漢學的長處而作註。

簡言之，本節先從朱註與錢註釋「學而時習之」一語之比較，以見二家所見的同與異，並見錢穆的《論語新解》一如朱子註書，既體現「述而不作」與「折衷會通」基本精神，又避去朱子所言時人說經盡講向「高處」、「虛處」、「牽引強通」之病，而使註書的境界能通過漢宋之學的考驗而往前又邁進了一大步。

二、朱註與錢註對「人不知而不慍」

（一）朱註「人不知而不慍」重「成德」：

「順而易」之學與「逆而難」之學

《論語》的編者，於開宗即點出孔子「重學」、重「人道之學」、重學能「驗明」己心，揭示孔子自道「下學而上達」而臻於「悅樂不慍」之境。

至於朱子《論語集註》解子曰：

「人不知而不慍」則關鍵性指出孔子的「好學成德說」：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朱子異於前儒的卓絕之處，在於能夠深體孔子之「學」的最精微處乃是回到更深的己心以「成德」。

也就是說朱子開宗的自註，即藉學有「順與易」與「逆而難」二者的對比，不但點出「學」有「淺」（「及人而樂」者）「深」（「不知而不慍」者）」之別，更明白揭示朱子認為孔子學至「悅樂不慍」於「心」之境即是一己的「成德之境」，故雖在「逆而難」中「學」而能臻於「悅樂不慍」於「心」者乃君子的「成德」之學。

（二）朱子言「成德」即在「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中」

《論語集註》又曰：

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朱子同時言「成德」即存在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中，此即表示朱子認為非別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的「善學」與「正學」之外，而別另有一番的「成德之學」。

換言之，朱子認為即在「學」之「正、熟、深」的不已中，自能「水道渠成」地開出「成德之道」。

故朱子認為孔子之「學」與「德」本非異體，二者本為一體。

（三）錢註揭示孔子一本「下學而上達」的「工夫歷程義」與「學與教不分義」

至於錢穆《論語新解》對「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則說：

人不知而不慍：

學日進，道日深遠，人不能知。

雖賢如顏子，不能盡知孔子之道之高之大，然孔子無慍焉。

慍，怫鬱義，怨義。

學以為己為道，人不知，義無可慍。

心能樂道，始躋此境也。

或曰：

「人不知，不我用也。

」前解深，後解淺。

然不知故不用，兩解義自相貫。

不亦君子乎：

君子，成德之名。

學至此，可謂成德矣。

錢穆言：

「君子，成德之名。

學至此，可謂成德矣」。

（3-1）「君子，成德之名」乃完全取自朱子。

（3-2）至於「學至此」一語，則錢穆顯然強調孔子自道三語乃是表達三種境界；也就是乃揭示孔子一本「下學而上達」的一種「工夫歷程義」。

也是以下錢穆所說「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後當之……最後一境，本非學者所望。

學求深造日進，至於人不能知，乃屬無可奈何」之意：

茍非學邃行尊，達於最高境界，不宜輕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後當之。

學者惟當牢守學而時習之一境，斯可有遠方朋來之樂。

最後一境，本非學者所望。

學求深造日進，至於人不能知，乃屬無可奈何。

聖人深造之已極，自知彌深，自信彌篤，乃曰：

「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淺學所當驟企也。

（3-3）至於《論語新解》解「人之不知」為「學以為己為道，人不知，義無可慍。

心能樂道，始躋此境也。

」錢穆晚年於《論語新解》再版序（民七十六年，年九十三）中則補充說「人之不知」是指「悅於學而樂於教」。

則兩義相通，後義更明白，並補上了《論語新解》中第二境「教」的意思：

樂：

悅在心，樂則見於外。

《孟子》曰：

「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慕我者自遠方來，教學相長，我道日廣，故可樂也。

因而更能顯出晚年再版序中言孔子主「學與教不分」的完整性：

《論語》二十篇開始即曰：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孔子一生為人，即在悅於學而樂於教。

人之不知，亦當指不知此上兩端言。

擴而言之，如合朱錢二註，以《論語》中錢穆所重孔子「下學而上達」或孔子自道「知之而好之而樂之」的逐步「成學」歷程來加以說明，一方面必標立前述朱子《論語集註》主孔子之「學」於「正、熟、深」的不已中，而知所「不厭不倦」地奮勉向學以成德，另一方面在所謂的「學」之「正、熟、深」的不已中，仍須透過《論語》中孔子所言「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而「尊賢取友（師友）」，也就是君子「成德」透過「尊」、「取」、「見」、「思」、「省」的內（更深）外（更廣）交發之學，而有助於「學」之「正、熟、深」。

故而如將朱子主孔子主「學」，「當」在「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中」，並配合錢穆所主透過「尊」、「取」、「見」、「思」、「省」的「內」（更深的溫故與思）「外」（更廣的知新與學）交發之學，纔能逐步「下學而上達」，「由外而內」、「由淺而深」、「由易到難」、「由可見而不可見」，體驗到那種「知之而好之而樂之」最高「成學」之境，而「成學」之境實即就是「成德」之境。

綜上所述，本二節闡釋朱註與錢註對「人不知而不慍」一語的詮釋。

朱註此處提出「成德」的觀念有其關鍵性的貢獻，也就是朱子提出「順而易」與「逆而難」作為對比；本節又進一步闡述朱子認為孔子的「成德」乃不離「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中」之「外」而「別有」另一番的成德之學。

筆者認為朱子藉著開宗的這一番極為重要註解，即前後一致並能融貫性地體現，將隨後散列於《論語集註》的其他各篇章中有關孔子之學與孔子之德－－也就是本文所簡稱「成德之學」。

一語－－加以統貫起來。

我們從朱子的此番註語也可以推想朱子認為這就是最能體現孔子對「學」與「德」二者關係的最正確詮釋理路。

此外，觀察朱子的註語，也可以發現朱子註解孔子與《論語》並未充分發揮其善於精察與分析的哲學精神（例如在其詮釋《孟子》與《中庸》一樣），而輕易開啟了此下將孔子之「學」與「德」所蘊含「渾括」與「閎深」的根源性加以「分解」的學風。

這必須承認是朱子了不起的一番卓識。

朱子知孔、識孔、尊孔之用心至為可見。

因為如將孔子之學也充分支解而分析性開展為一種過高與過虛的哲理之學，必然再一次開啟日後淪為道術為天下裂的又一先河。

錢穆曾有為文指出，朱子乃欲以《論語》為儒學的共同師承。

蓋《論語》的原始編者顯然認為欲理解孔子其人其學，並不是從賦予孔子一番哲學的問題性與精細的辨正理路來切入，始為理解孔子正途。

這點錢穆的《論語新解》可說表現地極有分寸。

換言之《論語新解》一如《論語集註》都不是一本精於分析的哲學著作。

這其中的秘密被雅士培（KarlJaspers）於《四大聖哲》（Socrates,Buddha,Confucius,Jesus:

FromTheGreatPhilosophers,VolumeI）的附錄的一段話所指出。

為了理解他們，一個人必須體驗某種轉化：

一種再生，一種新的世界觀或一種光照。

……在他們身上，人類的經驗與理想被表達到最大極限。

他們視為必要者，也總是哲學所視為必要者。

他們的真實生命與思想模式已經構成人類歷史不可或缺的要素了。

他們成為哲學思想的來源，同時激勵人挺身抵抗，抵抗者透過他們的表率，首先獲得了自我覺悟。

此外，本節並與錢穆的《論語新解》相比較，錢註的特色則是在繼承朱註的基本精神外，更又能格外體現孔子「下學而上達」的「工夫歷程義」與「學與教不分義」，從而將首章孔子自道三語完美地加以統貫一起，錢註並避去了朱註中太明顯的「理學」時代視域，實現其如實地披尋孔子「本義」的客觀要求。

三、《論語新解》言孔子之「學」

前述乃專本朱子之註而配合《論語新解》而大體闡述。

然而孔子仁學中的「成德（於心）」之學，其中卻仍有甚多重要的環節，今當轉本錢穆《論語新解》往下細闡下去。

（一）孔子之「好『學』」即「學於『道』」

通觀《論語新解》，首先當先問孔子的「好『學』」，從何而見？

簡言之，孔子之「學」以「人道」為重，故「人道」即是「學」的對象。

而所謂「人道」即是指「無所不包的大道」。

茲舉《論語新解》一章說明之即可見：

孔子之學，以人道為重，斯必學於人以為道。

道必通古今而成，斯必兼學於古今人以為道。

道在人身，不學於古人，不見此道之遠有所自。

不學於今人，不見此道之實有所在。

不學於道途之人，則不見此道之大而無所不包。

子貢曰：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可知道無不在，惟學則在己。

能善學，則能自得師。

推而言之，誠如錢穆指出「道之所得本於學，學之所求即在道」。

然「道」與「學」仍當一以貫之。

（此以下深述之）

（二）孔子的「『好』學」即「好」在己，己在「志」

錢穆前述所說：

「可知道無不在，惟學則在己。

能善學，則能自得師。

」一語頗為重要。

但其關鍵處顯然在如何體現孔子的「『好』學」，也就是錢穆所說「學則在己」的「己」。

而所謂的「己」實即就是「己心」。

但依《論語》，此「在己」的更關鍵處在於心中「志」於「學」與「志」於「道」的「志」處。

孔子是以此「己心」甚深、甚重、甚肅的「志」（《論語新解》解「志，心所存向」頁232）來作為最高貞定與動力之來源。

可以這麼說孔子既志在己身、又己身是志。

例如《論語新解》解9-25子曰：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

三軍雖眾，其帥可奪而取。

志則在己，故雖匹夫，若堅守其志，人不能奪。

自子在川上章起，至此十章，皆勉人為學。

然學莫先於立志。

有志則進，如逝川之不已。

無志則止，如為山虧一簣。

故凡學而卒為外物所奪，皆是無志。

白話試譯：

先生說：

「三軍之眾，可把它元帥奪了。

匹夫立志，誰也奪不成。

」

錢穆所云「有志則進，如逝川之不已。

無志則止，如為山虧一簣。

故凡學而卒為外物所奪，皆是無志」這是何其的明斷！

孔子晚年能清楚而自覺地自道「十五而『志』於學」，顯然是能深切體察出「好學成德」的真正關鍵所在就在於「志」。

換言之，孔子之學貴於先立己心之「志」。

綜合上述「志」、「學」、「道」三者，孔子此下三十、四十、五十，下學而上達，所謂「合內外而通天人」之道，此持續不已的「志」與「學」與「道」三者能逐次聯成一體最居關鍵與首功。

（三）孔子的「學」存在於「志」與「道」的內與外兩端

故孔子的「志於學」與「志於道」其真義，除了「志」與「道」之外，則所謂的志於「學」道的「學」，是「志」與「道」二者能內外轉換與逐次聯成一體（「一以貫之」）的關鍵，也就是孔子的「學」是存在於「志」與「道」的內與外兩端之間。

孔子平日言學，常兼舉兩端，如言仁常兼言禮，或兼言知。

又如言質與文，學與思，此皆兼舉兩端，即《中庸》所謂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自見有一中道。

中道在全體中見。

僅治一端，則偏而不中矣。

故《中庸》曰：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

析言之，「志」主內心，「道」主外在，「志」顯己心之精微，「道」顯人事之博大。

兩端之間端賴於「學」來內外貫通。

換言之，「志與道」即是透過孔子「博文之學」與「約禮之教」二者之學內外來回地來彰顯。

「志」主於內心的貞一而不動搖，而「道」主於外顯的博大；其全部循環與演進之落實的全程，乃由一己心中最深的「志」，博文於無所不在的「道」，與再由好學無不在的「道」，「約禮」於一己心中的「志」。

故如以「道德」合言，孔子之學由「博文之學」而「通」於「道」，由「約禮之教」而「約」於己心之「德」，如此合兩端內外，即是孔子言「道」「德」的真正本義。

錢穆後來於《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略論中國教育學〉（下）又續說「道」與「德」的分別，並舉例說明：

「道屬用，見於外，尚易如。

德屬體，存於內，不易知」。

其義前後無違：

中國人每連言道德。

道屬用，見於外，尚易知。

德屬體，存於內，不易知。

孔子曰：

「天生德於予。

」此即其所立卓爾者。

孔門弟子日常接觸孔子之言行，即孔子之道。

能接觸孔子內存之德者，顏子其庶幾矣。

中國人之教，則重在教其所不知。

如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皆有事功，有用可見。

伯夷叔齊之事功則不可見，乃若其無用，而其德則與堯舜湯武同。

孔子曰：

「伯夷叔齊古之仁人也，求仁而得仁。

」斯言其體，亦伯夷叔齊之所立卓爾者。

叔孫豹分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功與言皆具體，皆有用而易見。

德則抽象，乃至無用可見，然有大用，更趨於功與言之上。

抑且德存於內，轉易得。

功與言見於外，非可常有。

中國人之教育宗旨與其教育精神，其主要乃在此德字上。

（四）釋「學者，『覺也』」

此處繼而闡述朱子與錢穆對「學而首章」主「學也，覺也」深意。

（1）朱子的〈學而篇〉章句之註文，殊值深思：

學之為言效也。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觀朱子此註，朱子以「效」與「覺」二字聯言解「學」，而「學」的目的則在「明善（人性皆善）而復其初也」。

而錢穆《論語新解》則提出讀《論語》的首務在「反求諸己」、「真修實踐」，也就是「時時反驗之於己心，可以自考其學之虛實淺深」。

這也是一種對朱子「覺」的新詮：

本章列本篇之首，實有深義。

學者循此為學，時時反驗之於己心，可以自考其學之虛實淺深，而其進不能自已矣。

學者讀《論語》，當知反求諸己之義。

如讀此章，若不切實學而時習，寧知不亦悅乎之真義？

孔子之學，皆由真修實踐來。

無此真修實踐，即無由明其義蘊。

（2）但朱子這裏面「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的「性」字，似有淺深二層。

因為朱子點出「學」需賴「效」與「覺」而「明善而復其初」。

但朱子的註到底又是甚麼意思呢？

此處先不論朱子提出「明善而復其初（性）」解「學」是否得當（筆者詳《論語》而認為錢穆其實是並不同意朱子此處的解法），但如勉強將「性」解為一般的「材質個性」，則如以《論語新解》解11-15子貢問：

「師與商也孰賢？

」子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

「然則師愈與？

」子曰：

「過猶不及。

」為例，錢穆就指出：

子張才高意廣，所失常在於過之。

子夏篤信謹守，所失常在於不及。

此皆材質有偏，而學問之功有所未至。

今如綜合朱錢二說，就朱子此處提出「性」字而言，淺層之性曰「材質個性」，人各有偏；深層之性曰「仁性」，是為理想之性。

人苟「順」其淺層之材質個性，每多「過猶不及」之患。

今如遵朱子從「效」而「覺」之註，也就是朱子認為孔子之「學」貴於能知「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或透過本文前述本錢穆的《論語新解》而言，「學」有「尊」、「取」、「見」、「思」、「省」等合內與外兩端交發並進等諸義，來反省思索重視淺層「材質個性」的「過猶不及」之患，如此合內外之道，一層又一層地回到更深的自己（因此「覺」其實也有「淺深」之別），始克逐步開發完成朱子所言深層之性（「明善而復其初」）。

是為追求一個人的完成，此則有待「效」與「覺」的學問之功，來改變材質之偏限。

若然，則「學而篇」之「學」主「效」主「覺」大矣。

上述乃遵朱子之註而輔《論語新解》而順成說之。

然此仍未回答，但到底何謂「覺」？

前述引錢穆之註認為子張與子夏門人是因為「學問之功有所未至」，但是此處放在「學」與「覺」的語脈中，則與其說是「外學」，毋寧說是「內覺」，也就是有賴錢穆解「學而篇」首章中所說的「時時反驗之於己心，可以自考其學之虛實淺深」的「反求諸己」、「真修實踐」之說。

今如以最簡明的說法，既切合於孔子本義，則是以下一語：

「繞經外面（學），以便回到更深的自己（覺）」。

因此這「覺」字，實則與「學」並生，並應有多層的含意。

此處當先要指出，從朱子、劉寶楠氏（引《白虎通·辟雍篇》：

「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

」）到錢穆皆主「學者，覺也」。

然朱子以「覺」釋「學」，此並非來自禪佛，實則漢代即有此說，朱子是遵循古意，也就是朱子的這種「覺」並非禪佛所說的「覺悟」，甚至更可涵括而超過？

就孔子的「本義」而論，《論語》中前述的「效」、「尊」、「取」、「見」、「思」、「省」其中皆有深淺不同的「覺」義，例如依本文前述的語脈可以大略分說三層：

淺之為「用身」去「感覺」，其次為「用心」去「覺察」，再次為「用志」去「覺取」。

再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