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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29年前的那次人生观大讨论: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
1980年《中国青年》刊发了“潘晓”来信。
潘祎 黄晓菊
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
小学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
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
日记本用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
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
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
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
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
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
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
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
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
我很矛盾。
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
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
可是,后来就不行了。
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
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
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
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
我得了一场重病。
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
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
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
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
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
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
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
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
我愤怒,我烦躁,我心理堵塞得象爆炸一样。
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
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在我脖子上套着绳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但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
人毕竟都是人啊!
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
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
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
黑格尔说过: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
我也是人。
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
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
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深度阅读 “潘晓”来信喊出青年困惑
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刊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潘晓”。
这封充满迷茫的信,随即引发了一场持续近半年、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
回顾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讨论,关志豪仍记忆犹新。
当时,他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如果那场讨论能继续深入下去的话,关于青年思想的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
”关志豪说。
迷茫
青年的信仰被冲毁
1980年,是一个微妙的节点。
一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们心里崩塌了;以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突然转向了。
青年们有些发蒙,黄晓菊和潘祎也在这个群体中。
那年,黄晓菊25岁,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一名女工。
她中学时代曾遭校方批判,因为她喜欢看《简爱》和《红与黑》这样的外国小说,同学揭发她“看资产阶级黄色小说”。
小伙子潘祎,则是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的二年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性格孤僻乖张,认为“上了大学又怎么样?
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
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的采访联系在了一起。
关志豪曾组织同事们调查,想要搞明白“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
结果发现,“青年们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动乱给他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关志豪回忆说。
怎么办呢?
《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提出,既然青年中存在普遍的人生困惑,是不是可以就此开展一次讨论。
于是,潘祎和黄晓菊进入了编辑的视线,并接受了约稿的要求。
倾诉
编辑整合“潘晓”来信
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编辑部决定,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修改后发表。
文章的署名,从潘祎和黄晓菊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就叫“潘晓”。
在这篇文章里,“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
文末,“潘晓”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
争论
胡乔木作出评价
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5月27日开始,《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
相当多的人举出英雄先烈们的事迹开导潘晓,说“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
对于这一以自我牺牲精神为标榜的人生观,很多人表示不敢苟同,他们认为,只有达到“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这一人生境界,才是最有意义的。
除了上述两种意见的交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同意潘晓的观点,当然也不乏偏激的看法,那就是认为“自私是人的本质”。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这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
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也迅速跟进,肯定了“人生观大讨论”的重要思想意义。
当年6月18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
“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
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
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
关志豪说,虽然从一开始,编辑部就没有隐瞒过“潘晓”是两个人的事实,但很多人都想见到“潘晓”的真面目。
于是,在征得潘袆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编辑部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8月20日,“潘晓”的专题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一时广为传播。
急转
大讨论戛然而止
然而,到了1980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内刊《情况参考》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指黄晓菊“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不久,有中央领导批示:
“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
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出这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
关志豪记得,当年第12期《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的版面,而且宣布发完本期后,讨论就此结束。
在持续8期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一百多位读者的稿件;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升到398万。
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指出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关键是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使“自我”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有关“潘晓”的大讨论,自此偃旗息鼓。
不过,到了1984年1月,《中国青年》又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
》,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里,编辑部公开检讨:
“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
“潘”和“晓”的命运,也被这场大讨论所改变。
1980年5月,潘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学校勒令其退学。
此后他一度四处流浪,1983年,牵涉进一桩盗窃案,赶上“严打”,入狱三年半。
出狱后,潘祎做过很多工作,始终认为“人生观大讨论”是自己的一场灾难。
一夜成名之后,黄晓菊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在“潘晓”声名最盛之时,每天都有人在工厂门口求见,要和她探讨人生,许多大学也请她去作报告。
她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后又离婚。
《中国青年》杂志把她调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后来她又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做图书资料员。
1988年,黄晓菊只身闯荡海南,当过记者,做过女佣,1993年回到北京做服装生意至今。
“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走下去。
”黄晓菊觉得,现在她脚下的路,已经宽多了。
关志豪至今还在为当年的许多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而可惜,“人生观大讨论”
休止后,六万多封读者来信都被焚毁。
“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
”
黄晓菊回忆身为“潘晓”的日子
从小就侵浸在外国文学和哲学名著中的黄晓菊,是个完全生活在自我世界中的人。
用今天的话来说,她是一个骨灰级的小资。
与记者对话时,一开始她不愿多做回忆,但是一聊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聊到她喜欢的咖啡、美食和电影,劲头一下子就上来了。
说话中她常常蹦出“你知道吗”、“你明白吗”。
她评论道:
“最近的那部《赎罪》太棒了!
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断手断脚的人,眼神是那样的纯净!
而我们还在看《我叫刘跃进》!
”
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我可以没有车,但我可以和儿子一起,很精致地做一杯咖啡,我美极了!
这是开一辆跑车没法享受的。
如果你平白无故地给我一辆车,我也美着呢,可是如果没有,也不着急。
”
黄晓菊告诉记者,她23岁的儿子在空军当过兵,现在回到五星级酒店里当调酒师。
和父母一样,儿子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对调酒、咖啡非常着迷,和他母亲兴趣相投。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
”
1980年的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在讲述了人生体验的种种痛苦、创伤和困惑之后,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而得出上述这个结论。
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
舆论一片哗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6万多封来信纷纷涌向杂志社。
这场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经历了一波三折后渐渐平息,走进了人们记忆的最深处。
为大家讨回6元奖金,黄晓菊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2008年3月中旬的一天,北京百盛星巴克店里,“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坐到了记者面前。
她目光炯炯有神,精神头很好。
她就是28年前那场思想激荡的主角。
黄晓菊自幼就与父母分开。
母亲在20世纪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
“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
”黄晓菊说,“小时候,外公是我们家的支柱,他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党委书记,得了癌症还在坚持工作。
发病时,他在建筑工地被抬下来,过了一个多月去世了。
”黄晓菊说,“我外婆召集全家开会,每个人每个月都得交钱。
当时我在房门后,听到这句话,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自己的亲人竟然只认钱!
”
初中毕业后,黄晓菊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
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
“人活着是为什么呀?
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
”
“工友的回答是:
‘你有病啊?
你怎么不想怎么快点长级?
’谁会跟我谈论《安娜·卡列尼娜》?
他们都聊些你家儿媳妇好、他家婆婆不够意思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
一件事完全改变了黄晓菊在厂里的境遇。
那天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电闪雷鸣,眼看要下雨。
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
一个厂领导却悄悄躲在工厂大门后头,把早走者的名字记下来,并在月底贴出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的当月奖金。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觉得这事不对。
”开厂务会时,黄晓菊走了进去质问:
“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6块钱吗?
”
领导以“厂务会的决定”推诿,黄晓菊把状告到北京市纺织局工会。
6块钱奖金补发下来了。
但是她也在厂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令她伤心的是,拿到了工钱的工友们非但没有感激她,反而还讥笑她:
“这人傻冒、二百五!
”
“我是为自己讨回工资而这样做的。
我就奇怪,他们都不满意怎么都不去呀?
有什么好唠叨的呀?
结果我成了出头鸟。
”
“潘晓”引来6万多封来信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酝酿在青年中发起一场讨论。
编辑部当时收到了很多信,都是青年诉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女编辑马丽珍就考虑把讨论主题从“讲实惠”、“一切向钱看”转移到人生观上面来。
经过时任总编关志豪的批准,马丽珍和另一位编辑马笑冬开始奔忙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两位编辑深切地感到,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一样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
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黄晓菊。
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
黄晓菊同意了。
看了黄晓菊8000多字的稿子,马笑东惊呆了,她尤其被“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那段惊得目瞪口呆。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基本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是原文,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一些话也揉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
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那期杂志5月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1000件左右,前后共收到了6万多件。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
”寄来的还有许多钱和包裹,读者们向“潘晓”这个“弱女子”献上同情和爱心。
令编辑部感到最鼓舞的,是6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到了编辑部。
《中国青年》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说,胡乔木不仅肯定了这场讨论的意义,还提出了道德是分层次的观点。
这在当时说来是很超前的。
七八月份,“潘晓讨论”也热到了顶点。
编辑部领导被邀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报告;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晓”;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被别人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许多记者成天堵在编辑部提出直接采访“潘晓”……
黄晓菊一夜成名。
然而在那个时代,名气不像在今天可以很快转化为机遇和金钱。
出名只是给她的个人生活带来了更大困扰。
“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我谈人生,谈理想。
工厂不让进,他们就老待在门口。
我还收到许多大学生的邀请,请我去参加活动,和我共同讨论哲学。
”厂领导显然不会欢迎这样的行为,黄晓菊在单位里的处境越发艰难。
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
“潘晓讨论”的余波
1980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放了对黄晓菊的这次采访。
作为“潘晓”的代表,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成为名言被许多人传诵: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
”
可是,随着黄晓菊的这次“出场”,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情况参考》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
》的专文。
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
“……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也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
成名后,黄晓菊的人生一直在漂泊中
黄晓菊的日子也没有蒸蒸日上。
“出版社发行部是在主楼外面,我与出版社的员工子女们在一起,都是一帮小孩子,我和谁探讨去?
”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但是情况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在民族所图书馆,我管订书刊报纸。
他们订的都是专业类书籍,一天到晚就是来回抄。
我就给他们订了些有人味的,比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这些书我也爱看,这不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吗?
”
这一订就惹事了。
用人体制改革时,黄晓菊遭遇停聘,理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各种自己喜欢看的杂志”。
“可是订刊物时馆长是签了字的,我本可以去上告、去闹的,但我没有。
我要争一口气:
我30多岁就不能养自己的孩子了吗?
”
1988年,黄晓菊来到海南。
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
为了生存,她去了深圳找工作,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小她四岁的丈夫离开了她。
“那时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大院里聊萨特,就认识了。
他父母是外交官,驻国外。
我们俩恋爱,他父母不知道。
等他们回来,我们已经订婚了,一听这事,就说不行。
我们结婚,他家里什么都没给,觉得我们早晚得散。
”
“婚后没有房子,就只好住在我外婆家里我原来的闺房,生活很艰苦。
我丈夫当时在化工厂上班,工资微薄。
在这么块地方看小孩,鸡飞狗跳的,他特别苦恼。
我对他说,你是男人,要承担责任。
他就不高兴了:
‘你怎么也这么庸俗?
你还是‘潘晓’呢!
怎么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婆婆妈妈?
’”结果是协议离婚。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
“我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
衣服我只卖自己喜欢的款式,有的还是我自己裁剪的。
有人看不上,我还会和人争论。
”她的生意一直不大不小,这种状态延续到了今天。
28年后回望人生路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28年过去了,发问者黄晓菊如何看待今天年轻人的人生之路呢?
“每个年代的人生,都有他们的宽和窄。
”黄晓菊回答,“刚刚改革开放时,没那么多经济上的束缚,人际关系单纯;现在的小孩却早早地背上了经济包袱,房贷、车贷,压力大得多了。
”
“但在更多的方面,现在比那时都要宽松。
那时可不能过分地强调自我,生活中偷偷搞三角恋,单位都可以把你开除了!
可现在呢?
”黄晓菊说,“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不管怎么样,现在的社会环境是宽松多了。
”
那么,那场大讨论是否改变很多人的人生?
黄晓菊摇摇头,“人们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
思想讨论并不是要改变生活轨迹,却是对自我意识的一次更正与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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