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著录讲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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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版本著录讲稿

版本的著録

南京图书馆孫迎春

讲稿提纲:

一、关于版本著録的起源

1、什么是版本著録

2、学界关于版本著録起源的不同覌点

二、版本事項及相关版式、装帧的著録与揭示

1、版本事项的著録与揭示

2、版式项目的著録

3、装帧形式的著録

三、准确规范的著録是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前提

与质量保证

1、版本著録是版本学价值的重要表現形式

2、准确规范的著録是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前提与貭量保証

版本的著録

一、关于版本著录的起源

1、什么是版本著录

所谓版本著录，也是指各种类型的書目，对各种书籍版本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征，按一定的方式方法准确记录下来，通过这条记录，就能了解和确认这部書，从而起到充分揭示书籍的价值的作用。

版本著录也是版本学价值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学界关于版本著录起源的不同观点

一直以来,学界认可的是,最早著录图书版本的书目是南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

如：

叶德辉的《書林清话》即称：

“自镂版兴，于是兼言版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書目》。

”近人汪辟畺在《目录学研究》中也称《遂初堂書目》“一書兼载数本，则又开后世版本学之先河，又晁陈二家所未逮也”。

崔富章《论版本和善本》一文也称：

“我国書目著录版本，始于宋尤袤《遂初堂書目》，一書多至数本”。

包括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所编的教材《图书馆古籍编目》中亦称：

“著录古籍版本事项，在我国古代编目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尤袤《遂初堂書目》创记录一书不同版本之始，晁公武《郡齋读书志》、陈振孙《直齋書录解题》除编写提要外，对一些書籍的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的情况也多有记载。

”总之，凡言及版本著录之起源，大多都沿袭此说。

然而，谢德雄在《论版本著录之始》一文中却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并称四十多年前姚名达所著《中国目录学史》中就指出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并非系版本著录之始，只是后人多未引起注意而已。

谢德雄认为，《遂初堂書目》确有对一書多种版本的著录。

如《前汉書》著录即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等。

有的则于書名之上冠以该書版本。

但需注意的是，在《遂初堂書目》之前，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即已有对图书版本的著录，其详细的程度，远远超过《遂初堂書目》。

且已有了关于版本的详细记录。

这部书目除了有关图书的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的著录之外，有的还著录了墨色特征、版本掌故等，凡此种种，足以证明其详细的版本著录。

关于晁志与尤目在产生时间上的先后问题，谢德雄认为，一是《遂初堂書目》流传至今，已有残缺。

《四库全書总目》认为原书经过传抄，已有所删削，其成书的具体年月已无从考定；二是作者尤袤生于靖康二年（1127），卒于绍熙五年（1194），活了六十八岁。

他将平生藏书编成《遂初堂書目》，是在晚年之事。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有产生年代可考，其书衢州本晁公武的自序落款署“绍兴二十一年”，即公元1151年，是书最迟在这一年写成。

也就是说成书之时，尤袤只有二十五岁。

鉴于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在书时间应在晚年的事情，至早是二十五岁以后，因此，他认为《郡斋读书志》产生于《遂初堂書目》之前。

开创版本著录之先河者，不是《遂初堂書目》，应该是《郡斋读书志》。

与《郡斋读书志》并称于世的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对版本的著录较《郡斋读书志》又更趋完备，其著录项目包括：

一、版本的行款格式；二、出版时间和出版地点；三、出版人的姓名；四、出版地；五、兼录出版时、出版地、出版人姓名；六、版本的装潢、字体、印记等；七、考述版本异同；等。

因此，他的观点是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版本著录以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为开端；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是这一开创时期的杰作代表，是宋代目录学发展的重大成就之一。

当然以上是属于学术范畴的问题了，学术总是在争鸣中得到进步和发展的。

这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重点，但我们应该有所了解。

二、版本事项及相关版式、装帧的著录与揭示

（一）版本事项的著录与揭示

版本的区分,主要取决于出版时代、出版地、出版者以及版术类型（即出版方式）。

换言之，主要的也就是即刻于何时、何地、何人负责、以何种方法等成書。

例如：

《史记》的版本之一：

宋庆元建安黄善夫刻本

出版时代出版地点出版者版本类别

这四项是考证版本异同、区分版本价值的基本项目，也是区分版本的主要依据。

当然它们还不能完全表达出版本的外部特征和版本优劣，还包括如行款字数、版式宽窄、纸张特色、装帧形式甚至于批校題跋、印章、刻工等相关版式、装帧等项目的著录与揭示。

1、版本时代的著録：

版本时代是记载一部书的版本刻写时代的，是体现版本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般来说，刻印时间越早，就越接近著作的原貌，再加之时间早的本子，越稀少，更受到珍视。

当然，有的古籍，经过后人的精细校勘、刻印，其质量往往也不低于前人。

因此，在著录版本时，首先要将刻印时间搞清楚。

一般版本的时间常常在書内有记载，如序文、跋文、牌记、扉页、凡例等处，如書内没有，就要根据字体、版刻风格、版式、作者生平等其他诸因素综合考定。

即使有依据的，也不能绝对依从某一个依据，而是综合考虑，给予客观确切地著录。

例如以下几种情况在著録时一定要加以注意：

①关于版本时代的依据之一：

牌记

一般来说，牌记记载版刻时间是可靠的，也是版本时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有时单纯依靠牌记是不确切的。

有的書要刻好几年，往往牌记记载的是开刻年代。

但始刻年至终刻年明确可据者，应著录为“口口年至口口年刻本”。

例如，我参加善本再造提要写作的“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现已影印出版。

此書版本各家权威书目著録多云“元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豫章書院刻本”，著录始刻年，盖缘目録後有“至正乙巳秋沙縣豫章書院刊”木記而來，乙巳即至正二十五年。

而是書卷首有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卓説之序，可看作豫章書院重刻是書始于至正二十五年，刊竣于至正二十七年，因此版本作元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至二十七年（一三六七）豫章書院刻本較為妥貼。

另如，有读者拿来一部书，封面书签用毛题题“清康熙十九年刊本”，書的扉页牌记也署“康熙十九年刊”，而书的内容实际是民国初广益書局的石印本，版心下亦题“广益书局”，且石印本特征明显。

又如民国汉口小志，其牌记署“中华民国四年五月出版”，很多书目均著录“民国四年铅印本”，而该书宗季同序称“成书后以付印，今始告毕。

”故版本时代应著录为“民国五年铅印本”。

因此，在著录版本时代时要慎审地综合考定。

②关于版本时代的依据之一：

序文

序文和跋文也是版本时代的重要著录依据，但同样，不能全信，要结合凡例、记事内容等因素加以正确著录。

例如，[同治]大冶县志，各家书目均署“清同治六年刻本”，皆因扉页牌记署“同治丁卯镌，板存儒学”，丁卯系同治六年，且修者胡复初同治六年也有序文；但是书凡例称“按部开雕，其有接续送局各志随收随查，归入补录以便重辑汇录”，且卷十八补录记事止同治十一年，版刻风格亦无异，只是陆续增补完工拖了几年，因此正确的著录应为“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③出版时代由确切依据的程度不同，大致呈现出三种情况：

①某朝某代某年。

这种情况一般根据可靠，确凿。

如：

元大德三年刻本。

②某朝某代。

有一定依据，但不是太确切。

如明万历刻本；清嘉庆道光间刻本。

③某朝。

依据不充分，但仍可以推知断代的，如：

明刻本；元刻本；清抄本；特别是抄、稿本，较难断定，如依据不足，即可含糊宽泛一些，从简著录。

跨年的，用“至”连接起迄年份。

具体刻印年代不明确的，可只写朝代或朝代时段，如“明初”。

2、出版地的著录：

古往今来，刻書事业遍及全国各地，刻書地点也不胜枚举。

古代不同地方的刻書，具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其价值也不同，因此在著录时，尽可能对出版地进行考查，确切地反映出来。

如：

通常所说的明州本（宁波）、严州本（建德）、湖州本（吴兴）、越州本（绍兴）；麻沙本（指福建建阳麻沙镇所刻之書）；蜀本（成都）、池州本（安徽贵池）等等。

国外的，如朝鲜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3、出版者名称的著录：

一般指主持刻書的单位、家族、书坊或个人，也是出版责任者和版权所有者，与刻工要相区别；历代刻書出版者成千上万，但大体形成以下三大系统，他们在内容、品种、印刷技艺等方面均有很多差异，对于一部書的版本价值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此，正确判断、依实著录就很重要。

第一、官刻本：

指官府刻書，有中央、地方之分。

如，监本：

系历代国子监刻本，明代又分南监和北监。

中央级的刻書机构，殿本：

清朝内府武英殿矛盾刻的書，简称殿本；等。

还有公使库本：

宋朝设在各地专门接待过路官员的机构，所刻之書称公使库本。

局本：

清朝同、光年间在各省成立的官書局所刻之書称局本。

如金陵書局、江苏書局、浙江書局、崇文書局、淮南書局等五局合刻的《二十四史》，即称五局本。

第二、私刻本：

指私人出资校刻的書。

因不以谋利为生，一般校对精审，刻印精良，质量较高。

刻書者常以署名、室名、某宅、祠堂等名目出现。

第三、坊刻本：

专以印售图書为业的書店。

旧称書坊、書肆、書林、書

堂、書铺等，他们所刻之書称坊刻本。

坊本都有自己的铺名堂号和牌记，类似广告效应。

坊刻書是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刻書系统。

因系以谋利为生，故所刻之書，渉及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医書、小说等。

①出版者的名称有确切可靠依据的，要依实著录。

例如，同治西宁新志，牌记明确题：

“同治十二年七月宏州州院校刻”，且纂者楊笃又为宏州書院院长，他在序中也说到宏州書院刻此志的情况，因此，就可定为宏州書院刻本。

②但有的牌记、扉页的依据就要综合考虑。

例如，有一部書，其牌记、扉页均题：

“光绪十七年孟春刊，板存桂林書局”，很多書目均著录为：

“清光绪十七年桂林書局刻本”，实际正确的著录应为：

“清光绪十七年刻本”，桂林書局是板子刻好存放处，不能作为版刻主持者。

因此要注意，藏版处不能作为出版者名称，将藏版处如“本衙”、“谷仓”等作为出版者名称，这种情况很普遍。

③有的書出版者名称确切的，如不能得到反映，就会大大影响其版本价值了。

出版者名称通常是依靠牌记、扉页、序文、跋文中的依据来判断著录，但古籍的情况较为复杂，要有反常规意识，要到其他处查找，综合考虑。

有时会出现在卷端、版心或其他卷文内容后。

例如，本馆所藏的西域闻见录，系光绪二十四年陸贻琬抄本。

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版本主持者项就没有反映出来，此書卷端正文下题：

“长白七十一椿園著”，七十一是作者，其字椿園。

而卷端右下角又题：

“光绪二十四年陸贻琬抄”，容易忽视，故著录时要仔细查找，审慎考定。

4、版本类型的著录：

是指一部书的制版种类和印刷的方法。

自图籍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衍生出很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形，可分为稿本、写本、抄本、影抄本、刻本、重印本、重修本、增修本、递修本、活字印本、套印本、石印本、彩绘本等等。

版本类别方面，其概念及区别教材上都有，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版本类型的著録涉及种类、修版、重印等因素，客观正确的著録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仅挑选几种，从著录的角度谈一谈所要注意的现象：

①重修本的著录：

在原雕版基础上，对一些字句或个别内容进行剜改后印刷成的本子。

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

古書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

其间很多原因，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

所以再要进行印刷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这种情况，在版本著录就称为“某代某朝某年刻某代某朝某年重修本”，例如：

明万历刻刘应举重修本；明万历三十八年刻清顺治十三年重修本。

修过的本子与原本会有明显的不同，墨色、字体，甚至于有时修过的版片还刻有修补的年份和修补工匠的姓名，但有时重修依据不太容易寻找。

例如，湖北下荆南道志二十八卷，有一个版本应为“清乾隆五年刻嘉庆二十一年重修本”，有的书目著录为“清乾隆五年刻本”。

其依据虽有鲁之裕乾隆五年序称“越一年梓成”，但此书卷二十七第九页末有陈延桂嘉庆二十一年跋，且称“版存道库中，今则残毁者逾百卷，余为捐廉补刻之复成完书”，显属破损版片修补，且内容亦来增加，属典型重修本范畴。

重修本著录要细致考据，正确著录。

②增修本的著录：

在原雕版基础上，增加一些内容后印刷而成的本子。

增修本要和重修本相区别，它不仅修版，关键是增加一些内容。

增修情况在方志文献中是最普遍的现象，方志由于其连续性的特征，因此较其它古籍版本情况更为复杂一些。

一朝多志、一地多志很是平常。

每一任行政官都有修志要求，因此在有关选举、职官等方面增加一些内容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当然其他古籍也要注意从内容是否增加、版刻是否有差异等因素去那是判别是否系增修本，并加正确著录。

例如：

清顺治十年刻康熙十九年增修本。

③递修本的著录：

系经过两次或两次以上修补过的旧版刷印而成的书本。

宋代的雕版，经宋元两代修补后在元代刷印成的书本称宋元递修本，或经元明两代修补在明代刷印成的书本称元明递修本，或经宋元明三代修补在明代刷印成的书本称宋元明递修本，亦称三朝递修本。

如宋版眉山七史，多经宋、元、明三朝修补，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例如，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屡经递修，这种有明确依据的，就应依实著录。

例如，[康熙]金华县志十卷本，原刻是康熙二十二年，康熙三十四年又经过修纂，有序，乾隆年间又修过，并有乾隆避讳，且记事止乾隆十五年，又参看版刻、字数、版框等均有不同，因此这部部書应著录为“清康熙二十二年刻乾隆十五年递修本”。

总之递修情况比较复杂，在进行版本著录时应审慎考证，仔细判别。

④重印本的著录：

用原版再次或多次印刷成的本子，一般有未转版或转版之分。

有明确依据的，应详细著录。

例：

明天啓刻清莲溪草堂印本。

清康熙三年刻雍正重印本。

但有很多重印本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

有时依据不容易找到，会被忽视。

如[光绪]南汇县志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多家权威書目均著录为“光绪五年刻本”；而此書在纂修姓氏表末署有“民国三年修志筹备处重印”，因此正确的著录应为“清光绪五年刻民国三年重印本”。

⑤翻刻本的著录：

翻刻一次，书的内容和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准确著录翻刻的版本特征，应将底本在备注项或附注项说清楚，有些翻刻本，质量不低于原刻。

如：

清浙江官書局印的《二十二子》，其底本大多来源于明著名藏书家顾春世德堂的藏书，因此这部丛书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是研究古代诸子学说可利用的优良版本。

又如：

商务印書馆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也多借用名家收藏的宋元珍本作底本。

⑥活字印本的著录：

用活字排版印制的本子，均称活字印本。

可依据制字材料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木活字印本；銅活字印本；泥活字印本等。

活字印本不是太多。

如清末学者邵章续编的《增定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是著录版本较细较全的書目，其所收書七千多种，约计版本有二万多种，其中活字印本仅二百余种；《北图善本書目》收历代善本一万多种，其中明、清两代的活字印本亦仅只150余部，仅占百分之一。

活字印刷术没有得到普及和发展，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泥活字以烧土做成，易于残损，不易长久保存；第二，木活字木质有伸缩性，沾水后高下不平；第三，锡活字难于沾墨，印刷字迹多模糊不清；第四，铜活字在当时未能制作字模，一字一刻费工时，价格昂贵，不易普及；第五，活字排版后，容易分合移动，易使文字错乱；诸多因素造成活字印刷术没有得到普及和发展，因此鉴定著录时要审慎。

⑦稿、抄本的著录：

指作者亲笔书写的自己著作的底本。

分手稿本、清稿本和修改稿本。

这三种情况在实践中真正区分清楚并不容易，所以常采用稿本作为通称。

著录时要注意：

一、不能忽略抄稿本的行款分栏情况的著录。

一般稿本很少分栏，但有少数是有分栏行款的，例如，本馆所藏的《澹生堂書目》是今存明代唯一的、也是我国最早的書目稿本。

而这部稿本在形式上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采用了格式化的方式，有行款分栏。

每页8行，每行分上下两栏。

上栏记書名，下栏每条又分为左右两小栏，著录卷数、册数、撰者时代及姓名，有的还记有版本等，这种形式有可能是受明代戏曲小说上图下文形式的启发，有特殊价值。

二、有时稿本中有很多俘签，渉及成稿等情况，可以帮助鉴定。

抄本有确切依据能鉴定出确切具体年代或抄写者的，即著録详细，如：

清雍正元年謝浦泰抄本；清乾隆内府抄本；清黄氏銀花藤館抄本；等等。

有时抄本鉴定比刻本更难，纸张、墨气、字体、风格、藏印等，都可提供一些线索，没有确切依据的，即可宽泛著録为好，如清抄本，民国抄本，抄本。

⑧刻公文紙印本的著录：

古代纸料贵重，印文又用纸量大，所以有一些書籍是利用已经用过的旧公文纸的背面印刷的，因此称“刻公文纸印本”。

以旧公文纸印書，本来是为节约用纸，但这样的印本，根据纸背公文所记的年代及内容，却可供作者查原書印刷时间范畴的大致参考，故又赋予了其特定的版本价值。

例如：

題唐馮贄所撰《雲仙散録》；就是宋開禧刻公文紙印本；此书开版宏朗，刻印精美，即为宋版书中不多见的公文纸印本，经清代郁松年、徐渭人、丁丙等收藏，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值得珍视。

刻公文紙印本很少，要注意鉴别。

5、藏版处与牌记的著录：

藏版处：

有时作为官刻中各地方官府机构的刻印主持者，但有时是作为单纯的藏版处，因此要注意区别，审慎判别。

特别注意非刻印主持者的藏版处，如“本衙”、“谷仓”、“儒学”等，不能著录为刻印主持者，直接反映版本的不同价值。

牌记：

牌记又称书牌、墨围、碑牌。

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但所记载的内容不如版权页完整而系统。

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

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有方形、钟形、鼎形、葫芦形等不同样式；

例1：

明弘治五年詹氏进德書堂刻的《大广益会玉篇》的牌记，是一幅“孔子授徒图”，牌文是用题额和对联来处理的。

题额为“玉篇广韵指南”，左为“三峰精舍弘治壬子夏之吉”，右为“詹氏进德書堂重刊”，整个牌记图文并茂，巧夺天工。

例2：

张存惠晦明轩刻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其牌记造型也很别致：

它有三个牌记，卷首是长方形龟座牌记“泰和甲子下己酉晦明轩刻書”，目录后琴形牌记“平阳府张宅印”刻在書中某卷后面，还有一个古钟形牌记“晦明轩记”。

例3：

本馆所藏《颐堂先生文集口口卷》，南宋乾道八年王抚干宅刻本，清丁申、丁丙跋，其牌记“乾道壬辰六月王幹宅谨记”即在卷一后，有时会忽视，故著录时要细致。

另外，有确切依据的，要著录完整。

例如，有一部书牌记署“光绪三十三年三月首版；印行者：

国学保存会”，就应著录为“清光绪三十三年国学保存会铅印本”，其月份省去。

（二）、版式项目的著录：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

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

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版式项目要结合审报表格中版式项的要求进行著録。

古籍版式图

版框：

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

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

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

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

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

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

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一般卷轴、经折装，上下单边。

界行：

分隔版面行字的隔线。

也称界格。

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

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

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

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

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行款：

又称“行格”，指文字的書写顺序和排列形式，也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

通常以半叶计算。

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

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字数：

指一版内或半版内所刻所排每行的文字数目。

一般习惯统计半版或半叶所刻每行的文字数目。

古籍每版的行字大多是固定的，如十行二十四字，九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字数一般也是相等的，但少数也有字数不等的，还有小字双行字数翻倍的。

版心：

也称“叶心”，或简称“心”,为一版印页的中心，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是对折时的标准。

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

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版心下题是否有字数，主要是指宋代统计本版字数的内容，也就是计量付酬。

其它内容如卷、書名等就不要反映。

书口：

又称版口，或简称口。

也是版心。

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

就印纸折叠装订成册，特别是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就成了書的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鱼尾：

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

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

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

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或对魚尾、顺魚尾个别有三个鱼尾。

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

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既美观又实用。

象鼻：

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

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象鼻是空白的为白口。

书耳：

又称“耳子”“耳题”“耳记”。

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1厘米宽、三四厘米长，格内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

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例如：

明嘉靖九年刻的《农書》；上下两栏；即有書耳。

朱丝栏：

乌丝栏：

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

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

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例如：

本馆藏的《银海精微二卷》；清乾隆四库全書本，写本，即为朱丝栏，较精美。

（三）、装帧形式的著録：

1、古籍的结构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

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书签：

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

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书衣：

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书名叶：

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

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书脑：

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书脊：

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书首：

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书脚：

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书根：

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分。

2、古籍装帧形式的著录

1、书籍装帧形式发展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书籍是以一定装帧形式组合起来的一定数量的手刻、手写或印刷材料的篇页。

不同的装帧形式，反映了書籍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同时也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是很重要的古代書籍形式的实证。

我国书籍先后出现了简册、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

从而也形成了我国书籍装帧历史的三大阶段：

简册时期、卷轴时期和册叶时期。

2、主要装帧形式

简策：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始自简策。

在纸发明之前，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也就是从商周到东晋的数千年中，中国古代书籍主要载体是竹木。

简策意即编简成策，古人将竹木加工处理成狭长的简片，把若干简用绳编连起来即为策。

竹木简编连方式主要是用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普通者上下端编两道绳即可，若是长简，为牢固耐用，则需编三四道绳。

根据考古实物，既有先写后编的情况，也有先编后写的情况。

最常见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