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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问题研究框架
平等问题研究框架
王绍光
回顾战后六十年的历史,不免使人产生沧海桑田的感叹。
在头三十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连西方国家也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主义因素。
后三十年,风向陡然逆转,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移帜,大量独立后的新兴国家陷入困境。
无论是在西方、东方,还是南方、北方,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
三十年过后,当人们环顾周遭时,他们发现自己居住的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十分不平等了。
矚慫润厲钐瘗睞枥庑赖賃軔朧。
这种不平等首先表现国与国之间。
图一向我们展示各国不平等的程度是如何变化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均GDP基尼系数在过去三十年一路大幅攀升,至今完全没有停缓的迹象。
这说明,富国与穷国之间本来已经很大的差距已拉得越来越大。
聞創沟燴鐺險爱氇谴净祸測樅。
图一:
各国人均GDP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
BrankoMilanovic,“WorldsApart:
inter-nationalandworldinequality1950-20XX,”WorldBank,February20XX.残骛楼諍锩瀨濟溆塹籟婭骒東。
不仅国与国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很多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图二给出两组国家的数据,上面一组是发达的OECD国家,下面一组是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
在前一组里,除了荷兰和爱尔兰以外,不平等程度都有所扩大,尤其是在墨西哥、美国、英国、以色列、意大利和奥地利。
后一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向资本主义以前,不平等程度普遍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短短几年转型之后,不平等程度急遽扩大,到9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多数大于0.3,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酽锕极額閉镇桧猪訣锥顧荭钯。
图二:
OECD与转型国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变化
资料来源:
OleksiyIvaschenko,“GrowthandInequality:
EvidencefromTransitionalEconomies,”20XX;LuxembourgIncomeStudydata,。
彈贸摄尔霁毙攬砖卤庑诒尔肤。
这一股席卷全球不平等大潮也蔓延到中国。
关于中国不平等程度有各种各样的测度。
图三依据的是国家统计局城市和农村入户调查数据。
我们看到,改革初期,不管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都不大。
改革的过程也是城乡内部不平等扩大的过程。
到本世纪初,农村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35,城市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3。
加上中国特有的巨大城乡差距,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45;即使考虑到城乡之间生活成本的差异,全国基尼系数距0.4也只是一步之遥。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速度实在有点太快。
謀荞抟箧飆鐸怼类蒋薔點鉍杂。
图三:
中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
MartinRavallionandShaohuaChen,"China’s(Uneven)ProgressAgainstPoverty",WorldBank,June16,20XX。
厦礴恳蹒骈時盡继價骚卺癩龔。
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已从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变成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只有31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比中国更不平等,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见图四)。
如果,中国的不平等持续以过去一些年的速度恶化,要不了多久,中国就有可能进入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列。
茕桢广鳓鯡选块网羈泪镀齐鈞。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本身不一定是件什么坏事(Bertola20XX;Bardhanetal.20XX)。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改革前经济和社会差距很小,未必有利于调动人们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改革初期曾对“平均主义”进行过批判,后来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着眼于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因此,改革导致收入和其它方面的差距扩大,恐怕在所难免。
问题是在纠正“平均主义”倾向方面中国是否走过了头?
当前的不平等程度是否已经过大?
这些问题看似容易回答,其实不然。
鹅娅尽損鹌惨歷茏鴛賴縈诘聾。
恩格斯指出,“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
反之,要研究不平等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平等。
自从18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平等一直是世界上很多人追求的理想之一。
同时,它也是最具争议的理想之一。
“平等”看似一个简单的概念,人人都可以就此慷慨陈辞一番。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一般的、超越时空的“平等”概念(Rae1981)。
不同人所说的“平等”意思可能千差万别、甚至完全不同。
正如德沃金所说,“赞颂与诅咒它的人对他们所赞颂和诅咒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常常众说纷纭”(Dworkin20XX:
2)。
另外,平等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它,失真在所难免。
例如,以上图表涉及的只是一种类型的平等,即收入不平等。
它的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它充其量不过是诸多类型不平等中的一种,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种。
鉴于“平等”的多面性和复杂性(Temkin1993,chap.2),要在总体上把握它,要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平等”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主体、客体、准则三个向度的考察,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领域。
以下三节分别讨论这三个向度,最后一节将讨论这样的框架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目前的不平等状况。
籟丛妈羥为贍偾蛏练淨槠挞曉。
图四:
各国基尼系数比较,20XX
数据来源:
UNDP,HumanDevelopmentReport,20XX,Table14,。
預頌圣鉉儐歲龈讶骅籴買闥龅。
平等的主体:
谁与谁之间的平等?
谈平等首先要考虑是谁与谁的平等?
这就是平等的主体问题。
平等的主体既可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
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的同质性和信息的可获取性很高,平等的主体应该是单个的人,平等应该是他们之间的平等。
这类平等最好的例子是“一人一票”,其主体单位是单个的人。
很多收入分配研究也是以单个的人作为主体单位。
渗釤呛俨匀谔鱉调硯錦鋇絨钞。
如果以单个的人作为平等的主体,必须注意操作上和概念上可能产生的问题。
就操作而言,数据的收集往往以家庭而不是个人为单位,因为收集个人层次的数据不但很麻烦,而且成本很高。
有些研究者往往拿以家庭为单位的数据替代以个人为单位的数据;也有人会设法把以家庭为单位的数据转化为以个人为单位的数据。
但这两种做法都可能忽略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平等。
铙誅卧泻噦圣骋贶頂廡缝勵罴。
就概念而言,谈单个人之间的平等必然会涉及到总体的外延问题。
哲学家伯林曾谈到一个分蛋糕的例子。
假设有一个蛋糕,十个人。
如果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九个人平分蛋糕,只要总体的外延到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九个人为止,这些分配从总体内部看都是平等的。
但从局外人的角度看,这类分配没有一种是真正平等的(Berlin,1978)。
这里的关键是总体的外延范围有多大。
在伯林假设的蛋糕例子中,总体的外延越小越不平等。
在现实中,如果我们以单个的人作为平等的主体,总体的外延范围更是至关重要。
恩格斯指出,“在最古的自发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是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
”这种情况延续到古代雅典城邦,城邦内的公民是平等的,但奴隶和妇女被排除在外。
西方普选权的发展也是一个例子,它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
1)有产男人的普选权,2)男人的普选权,3)所有人的普选权。
在前两个阶段,对有产男人或男人来说,他们在选举权方面是平等的,但这种小范围的平等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在改革前的中国,票证(如粮票、油票、布票等)在城市居民中的分配是相当平等的;但这种平等仅限于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并不能享受。
总而言之,不管是平等的具体内含是什么,我们都可以问,平等的原则是适用于普天下所有人、某个国家的合法公民、还是合法公民中的某一部分人。
虽然没有明言,大多数平等理论只涉及一个社会内部的公平。
发达国家的居民尽可以对落后国家的贫困表示真挚的同情,并不时伸出援助之手,但他们并不会同意其它国家的人分享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因为他们不认为外国人具备享受平等的主体资格。
擁締凤袜备訊顎轮烂蔷報赢无。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经济学家研究平等时依然对将单个人作为主体情有独钟,因为在经济学里,人被假设为同质的理性动物。
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不管人的总体外延有多宽,总体内部的个人往往并不是同质的。
例如,在美国有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别,在印度有种姓之间的差别,中国有城乡之间的差别。
除了这些特殊的差别外,在这三个国家还存在其它类型的差别。
别的国家也大同小异。
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平等也许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
这是因为,由自然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
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
例如,在卢旺达,比利时殖民者曾对胡图族与图西族分而治之,并故意造成两族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类似的不平等也存在于其它饱受冲突困扰的地方,如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之间,塞尔维亚的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
反之,如果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小,社会和谐比较容易保持。
贓熱俣阃歲匱阊邺镓騷鯛汉鼉。
表一:
三类平等
个人为主体
个体为主体
群体为主体
多少群体
1
≥2
≥2
群体内还是群体间平等
群体内
群体内
群体间
以人群为主体的平等与以个人为主体的平等含意非常不同。
前者关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对应群体之间的平等;如果以收入分配为例,群体之间的平等是指各群体的平均收入相差不大(Rae,1981:
20-44)。
很明显,即使各群体的平均收入完全相等也不意味着各群体内部是平等的,或者所有群体内的所有人是平等的(见表一)。
个体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与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出现表二列举的四种关系。
从逻辑上讲,在各个群体内部差别很大的情况下,单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高并不一定表现为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高(情况II)。
但在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情况I(在群体间不平等程度低的社会里,单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往往也较低)或情况IV(在群体间不平等程度高的社会里,单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往往也很高)。
从政治的角度看,情况IV是十分危险的。
不过,情况III(单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不高,但群体间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也会孕育着危机。
既然群体间的平等程度事关社会稳定,研究平等时,将群体作为主体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单个的人。
更何况,消除群体间不平等不失为彻底消除个体间不平等一个有效途径。
坛摶乡囂忏蒌鍥铃氈淚跻馱釣。
表二:
个体与群体不平等之间的可能关系
个体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低
高
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低
I
II
高
III
IV
不同群体的形成有自然原因(如性别差别、年龄差别、种族差别)、地理原因(如地区差别)、文化原因(如民族差别、宗教差别)、社会与政治原因(如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国际差别)。
有时,不同的群体差别可能相互重叠,如地区差别与种族/民族差别、宗教差别重叠。
从政治上看,几种差别重叠是最危险的,它可能强化所涉人群的对内认同感和对外疏离感。
这类人群倾向于认为他们与其它人群之间的差别是不公正的、不可接受的。
中国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差别带有三种差别重叠的特点,需要格外留心。
蜡變黲癟報伥铉锚鈰赘籜葦繯。
对中国整体而言,最重要的群体差别恐怕是地区差别、民族差别、城乡差别、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别、性别差别以及阶级/阶层差别。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差距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Tsui,1991;Tsui,1993a;Tsui,1993b;WorldBank,1995;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1995;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王绍光、胡鞍钢,1999;王梦奎,李善同,20XX;蔡昉、都阳,20XX;林毅夫、刘培林,20XX;王小鲁、樊纲,20XX);近年来,城乡差距也引起了研究者极大的注意(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Xue,1997;Johnson,20XX;Lu,20XX;Shi,20XX;Shi,Sicular,Zhao,20XX)。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不平等的主体应该是阶级。
然而,在阶级/阶层差别、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别、以及性别差别方面,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还不太多,仍有待加强。
此外,随着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以及人口的老龄化,不同年龄群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别会日渐突出,也必须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買鲷鴯譖昙膚遙闫撷凄届嬌擻。
平等的主体不同,衡量平等程度的方法也会不同。
当以单个人或家庭为主体时,不平等可以用基尼系数、泰尔系数等方法衡量;而当人群被分为两个(如男女、城乡)、三个(如东中西三大区域)或不多的若干个(如阶级、宗教)群体时,其它的方法可能更适合一些。
綾镝鯛駕櫬鹕踪韦辚糴飙钪麦。
平等的客体:
什么东西的平等?
关于平等的主体,虽然有些争议,但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平等的客体就不一样了。
森(1992)指出,分析和评估平等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东西的平等”。
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流派都力图争取某种东西(收入、财富、福利、自由等)的平等,但他们对什么应该是这个“某种东西”争执不休,相互对立。
一个流派认定某种东西的平等至关重要后,它完全可以容忍其它东西的不平等。
驅踬髏彦浃绥譎饴憂锦諑琼针。
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成为平等的客体呢?
为了便于把握,我们列出几大类。
不同的思想流派对哪种东西应该成为最关键的平等客体看法不一。
猫虿驢绘燈鮒诛髅貺庑献鵬缩。
尊严的平等(Moralequality)
18世纪以前,一般认为人生来不是平等的,而是不平等的。
等级制是天经地义的,不平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然,这并不是说,平等的思想火花此前从未闪烁过。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斯多葛派便强调所有理性动物的自然平等。
早期的新约基督教也把人类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地位上升为一项原则,不过这项原则后来被等级森严的教会体制完全忽略了。
人的平等的思想也出现在犹太法典与伊斯兰教义中。
17世纪以后,自然法及社会契约的思想开始在西方出现,为人的平等奠定了基础。
霍布斯(1651)认为,既然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具备相同的能力伤害彼此,他们因此也具有平等的权利。
洛克(1690)相信,所有人都拥有对自身和自由的同等自然权利。
卢梭(1755)同样认为在和谐的自然状态,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并谴责社会不平等是一种堕落。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1785),“绝对命令”(thecategoricalimperative)要求人类普遍的平等。
他从对“自律”(autonomy)及“自我规范”(self-legislation)的哲学反思中得出结论:
所有人自由是人权的唯一原则(康德1797)。
这一系列启蒙观念为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并先后被各国宪法和人权宣言所吸收。
例如,法国革命使“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响彻云天,并将它们变成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基石。
锹籁饗迳琐筆襖鸥娅薔嗚訝摈。
在启蒙思想中,说人人平等并不等于说人人相同,或人人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
这里,平等的含意是,在千差万别的表面背后,人作为人是一样的,他们应该享受同样的关怀和尊严,仅此而已(Vlastos1962)。
现在尊严平等的原则已被各种政治思想流派接受,成为“平等的底线”(“egalitarianplateau”)(Kymlicka1990,p.5)。
然而,人的尊严的平等实在有点太空泛了。
要形成一个清晰的道德准则,必须将这个抽象的原则更加具体化。
構氽頑黉碩饨荠龈话骛門戲鷯。
权利的平等(Equalityofliberty)
权利平等的思想来自洛克的传统。
洛克认为,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用她合法拥有的资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同样,每个人都有权免受他人的伤害,除非她自愿放弃这种权利,自愿将权利让度给他人、或因自己的错误丧失这种权利。
在人们享受权利的同时,他们有责任尊重他人的权利。
在洛克传统中,应该平等分配的只有自由和权利,而不是其它什么东西。
洛克所谓“自由”是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只规范什么受到保护,不要求一定出现什么状态。
当代洛克的传人是自由放任主义者(libertarians)(Hayek1960;Nozick,1974),他们强调自由和私有产权,反对社会权利与再分配。
他们认为,除了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外,追求其它任何东西的平等都是危险的。
輒峄陽檉簖疖網儂號泶蛴镧釃。
机会的平等(Equalityofopportunity)
机会平等的思想有两个假想敌。
一个是身份等级制度,另一个是结果平等的思想。
每个社会都有等级,一些等级的社会地位比另一些等级的社会地位更高、更有利。
如果在某个社会里,人们在等级中的地位是由出身决定的,那它便是一个身份等级制度。
在一般情况下,那里的孩子难以超越她父母所处的社会地位。
在身份等级制度下,社会流动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比较罕见。
很明显,在身份等级制里,既然机会不平等,结果也不可能不平等。
而且,机会不平等往往是结果不平等的原因。
南非以前实行的种族隔离和现在印度依然残存的种姓现象是身份等级制最好的例子。
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的城乡区隔的户口制度也带有强烈的身份等级色彩。
尧侧閆繭絳闕绚勵蜆贅瀝纰縭。
机会平等要求所有的社会地位对所有人开放,反对任何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出身地、宗教信仰的歧视。
什么人得到什么地位应看他们的能耐和努力程度:
谁的竞争力强,谁就上去;谁的竞争力弱,谁就下来。
与僵硬的身份等级制相比,机会平等思想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当一个身份等级制的社会向机会平等的社会转化时,它会有助于缩小结果不平等的程度。
识饒鎂錕缢灩筧嚌俨淒侬减攙。
然而,即使消除了限制机会平等的所有法律障碍,结果方面不平等也不会消失。
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的美国如此,90年代消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亦如此。
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同意这样一个观察: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国家大,也就是说,美国机会的分布比欧洲国家更平等,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不平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一般所说的“机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
家庭背景(财产、教育)和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使孩童并不是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开始人生的道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和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教育和训练)、文化资本(品味与谈吐)和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宽度、厚度和密度)又会影响自己追逐人生目标的历程。
因此,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无法保证实质意义上的机会平等。
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已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质机会平等理论,如罗尔斯的“公平机会平等”(equalityoffairoppounity)(Rawls1999,section12),阿尼森的“福利机会平等”(equalopportunityforwelfare)(Arneson,1989,1990);以及科恩的“优势机会平等”(equalityofaccesstoadvantage)(G.A.Cohen,1989:
916f.)。
不过,这些实质机会平等理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即在某些关键领域(当然不是所有领域),结果必须平等,只有这些领域的结果平等了,人们在机会上才是真正平等的。
凍鈹鋨劳臘锴痫婦胫籴铍賄鹗。
当人们谈到结果平等时,他们心目中平等的客体是非常不同的,几乎社会中所有的好东西(goods)与坏东西(bads)都是可能的选项。
下面我们讨论其中一部分受到关注的选项。
恥諤銪灭萦欢煬鞏鹜錦聰櫻郐。
收入的平等(Equalityofincome)
可以说,绝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聚焦在货币收入的分配上。
货币是交换的媒介,谁有钱,谁就可以买来自己需要(needs)和想要(wants)的东西。
在自己预算的许可范围内,货币给了人自由,它可用来买这种或那种东西。
钱越多,预算许可的范围越宽,人们的自由度越大。
收入平等的目的是让所有人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享受这种自由。
鯊腎鑰诎褳鉀沩懼統庫摇饬缗。
然而,多数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缺陷。
一方面,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税前收入上,忽略了税收的影响。
对税收体制的累进性研究很多,结论也不尽相同。
但是,多数研究表明,大部分国家的所得税具有累进性,税后收入比税前收入更不平等的现象并不多见。
例如,最近一项对36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就整个税收体制而言,13个国家具有累进性;不过,这些国家的所得税都具有累进性。
值得忧虑的是,这些国家税收体制的累进性都在下降,原因是所得税的份额不断滑落(Chu,DavoodiandGupta,1999)。
另一项研究也发现,近年来,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率有下滑的趋势(Tanzi&Zee,20XX)。
值得注意的是,在累进性较强的国家,如牙买加、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税收制度可以显著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Chu,DavoodiandGupta,1999)。
过去,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在中国税收体制中份额不大,但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
现在,它们加在一起已占税收总额的20%左右,占GDP的4%左右。
税收对中国初次收入分配的影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硕癘鄴颃诌攆檸攜驤蔹鸶胶据。
另一方面,多数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没有考虑财政转移支付(transfers)和社会支出(socialexpenditures)对最终分配的影响。
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诸如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伤残救济金等种种收益。
这类转移支付在发达国家面向全民,且规模很大,在发展中国家仅面向正规经济中一部分就业者,且一般规模较小。
中国的这类财政转移支付(如最低收入保障)正迅速增长,但由于基数很小,其对最终分配的影响现在恐怕还不大。
但中国政府对教育和卫生的社会支出已占GDP近4%,占财政支出约五分之一,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Wang,20XX)。
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教育与卫生支出一般具有较强的累进性。
在55项对政府教育支出的研究中,31项呈累进性,尤其是花在小学教育上的经费累进性最显着;在38项对政府卫生支出的研究中,30项呈累进性。
当然,国与国之间往往有天壤之别(Castro-Lealetal.,1999;Filmer,20XX)。
阌擻輳嬪諫迁择楨秘騖輛埙鵜。
既然税收方面要么是累进的,要么是中性的,支出方面大多是累进的,那么在研究收入不平等时仅仅考虑初次收入分配就显得有欠周全了。
氬嚕躑竄贸恳彈瀘颔澩纷釓鄧。
资产的平等(EqualityofAssets)
初次收入分配是复杂经济过程的结果。
收入有两类:
劳动收入与资产收入,后者取决于拥有资产的规模与资产的回报率。
这告诉我们,收入分配的一部分不是由个人努力程度决定的,而是由资产(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分布决定的。
BourguignonandMorrisson(1990)运用多国数据推算出,土地的不平等分布可以解释17%的收入不平等;他们的研究同时显示,那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因为这些资源被少数富豪垄断。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经历过土改的地方(如中国大陆和台湾省,韩国等),收入分配比没有经历过土改的地方(如解放前的中国、菲律宾和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要平等得多。
看来,历代农民起义的“均田地”口号,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口号,以及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都是有道理的。
当然,在现代社会,对其它形式资产的占用可能比对土地的占用对收入分配影响更大。
因此,那怕是仅仅出于对收入平等的追求,也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对资产平等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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