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 战国时哲学家和藏书家惠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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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战国时哲学家和藏书家惠施
国学战国时哲学家和藏书家惠施
惠施,(约前370~约前310),宋国人。
战国时哲学家、名家“合同异”派代表人物。
藏书家。
据传曾任魏相十余年,主张联合齐、楚,停止战争。
以善辩有名,与庄周友善,过从甚密。
在哲学上,认为一切事物的差别对立,都是相对而言的,具有相互的辩证思想。
《庄子.艺文志》著录《惠子》一篇,已佚。
其言行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诸书中。
、
惠施曾在魏国为相达15年之久。
据《庄子.秋水》记载:
惠施做了魏国的宰相,庄子要去看他,有人便对惠施说:
“庄子这次来是想夺你宰相之位。
”惠施听了很害怕,于是就在国内搜寻庄子,长达3昼夜。
庄子闻讯后,主动去见惠施说:
“你知道南方有一种叫凤凰的鸟吗?
它从南海飞往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
一只猫头鹰拾到了一只腐朽的死老鼠,便仰起头来大喝道,不准抢我的死老鼠。
你以为我来魏国是来夺你的相位吗?
”惠施听了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惠施为相时,曾帮魏惠王立过新法,法令公布后,百姓都说法令好。
献给惠王,惠王也认为很好。
拿给翟翦看,翟翦亦认为很好。
惠王问:
“可以实行吗?
”翟翦说:
“不可以。
”惠王说:
“既然好,为何不能实行呢?
”翟翦说:
“如今抬木头的,前边喊着号子,后边走的响应着,这号子对抬木头人来说是好的。
虽然有郑国、卫国那样悦耳的音乐可唱,然而却不如这号子更适合抬木头的人。
所以治理国家也像抬木头一样,需要有适合的法令。
”从此,不难看出,惠施所制定的法令,虽然很好,但脱离魏国的实际,所以,未能够在魏国实行。
惠施主张联合齐楚,停止战争,并随同魏惠王见齐威王,使魏齐互尊为王。
在当时的名辩思潮中,他和公孙龙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基本派别:
一个倾向于合万物之异,即“合同异”;一个倾向于离万物之同,即“离坚白”。
惠施的“合同异”命题,有“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谓之大同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等。
认为一切事物的差别、对立都是相对的,归根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思想。
他在“遍为万物说”的论证中,大量揭露事物的矛盾统一,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但由于过分夸大了事物相对的同一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本质差别,结果导致相对主义的诡辩。
惠施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在当时思想界却是一位博学善辩的大学者。
庄子曾将他与儒家、墨家、杨朱、公孙龙并提,可见他在当时思想界影响之大。
庄子在《天下》篇说: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可见著作之多。
但其著作已散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篇,亦佚。
其言行片断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
庄子与惠施
庄子有着旷达的心境,视富贵荣华有如敝屣。
其高超之生活情趣,自然超离人群与社群。
无怪乎在他眼中,“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天下》)既然这样,就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
像庄子这样绝顶聪明的人,要想找到一两个知己,确是不容易。
平常能够谈得来的朋友,除了惠子之外,恐怕不会再有其他的人了。
他们都好辩论,辩才犀利无比;他们亦很博学,对于探讨知识有浓厚的热诚。
惠子喜欢倚在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的时候,就据琴而卧(“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这种态度庄子是看不惯的,但他也常被惠子拉去梧桐树下谈谈学问(“惠子之据梧也……”),或往田野上散步。
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便是在他们散步时引起的: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
庄子说:
“小白鱼悠闲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
”
惠子问: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
庄子回说:
“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
”
惠子辩说:
“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准此而推,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了。
”
庄子回说:
“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
你说:
‘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云云,就是你知道了我的意思而问我,那么我在濠水的桥上也就能知道鱼的快乐了。
”(《秋水》)
庄子对于外界的认识,常带着观赏的态度。
他往往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
惠子则不同,他只站在分析的立场,来分析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
因此,他会很自然地怀疑到庄子的所谓“真”。
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如果从“认知活动”方面来看,两人的论说从未碰头;如果从观赏一件事物的美、悦、情这方面来看,则两人所说的也不相干。
而只在不同的立场与境界上,一个有所断言(“知道鱼是快乐的”),一个有所怀疑,(“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显然的!
”)他们在认知的态度上,便有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着重知识论的判断。
这不同的认知态度,是由于他们性格上的相异;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与惠子,由于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基本立场,进而导致两种对立的思路──一个超然物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来观赏其美;一个走向独我论,即每个人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第三者的心灵状态。
庄子与惠子由于基本观点的差异,在讨论问题时,便经常互相抬杠,而挨捧子的,好像总是惠子。
在《逍遥游》上,庄子笑惠子“拙于用大”;在《齐物论》上,批评他说:
“并不是别人非明白不可的,而要强加于人,所以惠子就终身偏蔽于‘坚白论’”(“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德充符》上也说惠子:
“你劳费精力……自鸣得意于坚白之论。
”这些批评,庄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而他最大的用意,则在于借惠子来抒发己意。
另外《秋水》篇记载:
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时,庄子去看他,谣言说庄子是来代替惠子的相位。
惠子心里着慌,便派人在国内搜索了庄子三天三夜。
后来庄子去见惠子,对他讲了一个寓言,把他的相位比喻猫头鹰得着臭老鼠而自以为美。
这故事恐怕是他的学生假托的,不过庄子与惠子,在现实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距离;惠子处于统治阶层,免不了会染上官僚的气息,这对于“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庄子,当然是很鄙视的。
据说惠子路过孟诸,身后从车百乘,声势煊赫,庄子见了,连自己所钓到的鱼也嫌多而抛回水里去。
(《淮南子.齐俗训》)
他们两人,在现实生活上固然有距离,在学术观念上也相对立,但在情谊上,惠子确是庄子生平惟一的契友。
这从惠子死后,庄子的一节纪念词上可以看出: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
“楚国郢人捏白士,鼻尖上溅到一滴如蝇翼般大的污泥,他请匠石替他削掉。
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点完全削除,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郢人站着面不改色。
宋元君听说这件事,把匠石找来说:
‘替我试试看。
’匠石说:
‘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
’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了!
”(《徐无鬼》)
惠子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
在这短短的寓言中,流露出纯厚真挚之情。
能设出这个妙趣的寓言,来譬喻他和死者的友谊,如此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之。
(陈鼓应)
惠施的相对论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
这种区别,在着手从名实关系中分析名的时候,就变得明显了。
我们来看一句简单的话:
“这是桌子”,其中的“这”指具体的实物,它是可变的,有生有灭的。
可是“桌子”在这句话里指一个抽象范畴,即名称,它是不变的,永远是它那个样子。
“名”是绝对的,“实”是相对的。
例如“美”是绝对美的名,而“美的事物”只能是相对美。
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个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这个事实。
惠施的著作不幸失传,《庄子.天下》篇保存有惠施的“十事”,我们所知道的惠施思想,仅只是从此“十事”推演出来的。
即:
①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②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③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⑤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⑥南方无穷而有穷。
⑦今日适越而昔来。
⑧连环可解也。
⑨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⑩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学者大多认为其中①③⑤⑩等命题表达了惠施“合同异”的思想,②④⑥⑦⑧⑨等命题指出了事物的相对性。
惠施注意到事物的联系与发展及其辩证性质,对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也具有相对主义的局限。
第一事是: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这两句话都是现在所谓的“分析命题”。
它们对于实,都无所肯定,因为它们对于实际世界中什么东西最大,什么东西最小,都无所肯定。
它们只涉及抽象概念,就是名:
“至大”、“至小”。
为了充分理解这两个命题,有必要拿它们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故事作比较。
从这种比较中明显看出,惠施与庄子在某一方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这个故事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水很大,河伯(即河神)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
他在那里遇见了北海若(即海神),才第一次认识到,他的河虽然大,可是比起海来,实在太小了。
他以极其赞叹羡慕的心情同北海若谈话,可是北海若对他说,他北海若本身在天地之间,真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秭米。
所以只能说他是“小”,不能说他是“大”。
说到这里,河伯问北海若说:
“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北海若说:
否。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
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
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他接着下定义,说最小“无形”,最大“不可围”。
至大、至小的这种定义与惠施所下的很相似。
说天地是最大的东西,说毫末是最小的东西,就是对于“实”有所肯定。
它对于“名”无所分析。
这两句都是现在所谓的“综合命题”,都可以是假命题。
它们都在经验中有其基础;因此它们的真理只能是或然的,不能是必然的。
在经验中,大东西、小东西都相对地大、相对地小。
再引《庄子》的话说;“因而所大而大之。
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则万物莫不小。
”(同上)
我们不可能通过实际经验来决定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小的实际事物。
但是我们能够独立于经验,即离开经验,说:
它外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大的(“至大无外”);它内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小的(“至小无内”)。
“至大”与“至小”。
像这样下定义,就都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像这样再分析“大一”、“小一”这些名,惠施就得到了什么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
从这个概念的观点看、他看出实际的具体事物的性质、差别都是相对的、可变的。
一旦理解了惠施的这种立场,我们就可以看出,《庄子》中所说的惠施十事、虽然向来认为是悖论,其实一点也不是悖论。
除开第一事以外。
它们都是以例表明事物的相对性,所说的可以叫做相对论。
我们且来一事一事地研究。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这是说,大、小之为大、小,只是相对地。
没有厚度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厚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小。
可是,几何学中理想的“面”,虽然无厚,却同时可以很长很宽。
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大。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这也是说,高低之为高低,只是相对地。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这是说,实际世界中一世事物都是可变的,都是在变的。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
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我们说,所有人都是动物。
这时候我们就认识到:
人都是人,所以所有人都相同;他们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
但是。
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物的相同。
因为是人意味着是动物,而是动物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它们都与人相异。
所以惠施所谓的“小同大异”,正是这种同和异。
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为一个普遍的类,就由此认识到万物都相同,因为它们都是“万有”。
但是,我们若把每物当作一个个体,我们又由此认识到每个个体都有其自己的个性,因而与他物相异。
这种同和异,正是惠施所谓的“大同异”。
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被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
名家的这个辩论在中国古代很著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
“南方无穷而有穷”。
“南方无穷”是当时的人常说的话。
在当时,南方几乎无人了解,很像两百年前美国的西部。
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南方不像东方以海为限,也不像北方、西方以荒漠流沙为限。
惠施这句话,很可能仅只是表现他过人的地理知识,就是说,南方最终也是以海为限。
但是更可能是意味着:
有穷与无穷也都是相对的。
“今日话越而昔来”。
这句是说,“今”与“昔”是相对的名词。
今日的昨日,是昨日的今日;今日的今日、是明日的昨日。
今昔的相对性就在这里。
“连环可解也”。
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
从另一个观点看,毁坏也可以是建设。
例如做一张木桌,从木料的观点看是毁坏,从桌子的观点看是建设。
由于毁坏与建设是相对的,所以用不着人毁坏连环,而“连环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当时的各国,燕在最北,越在最南。
当时的中国人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即世界。
所以常识的说法应当是,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南、越之北。
惠施的这种相反的说法,公元三世纪的司马彪注释得很好,他说:
“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也。
”“把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以上各命题,都是说万物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
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绝对的界线。
每个事物总是正在变成别的事物。
所以得出逻辑的结论:
万物一体,因而应当泛爱万物,不加区别。
《庄子》中也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德充符》)
我们对于惠施至少可得出下述数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先秦诸子,在他们的生前多未能行其道,而为空言垂世的思想家:
而惠施不同,一方面是自成宗派的学者,另一方面又是当时最活?
的政治活动人物。
我们都知道,战国时代最有权威的政客首推公孙衍(犀首)和张仪,孟子书中曾说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惠施是张仪的最大政敌,是所谓“合糊政策”的实陈组织者。
他在魏国掌握政权前后达十五六年之久,其政治地位之高,且驾乎佩五国相印的公孙衍之上(参照战国策魏策及吕氏春秋开春篇)。
我们研究惠施所代表的学派的逻辑思想,首先即应把握这一重要的特征。
第二,关于惠施的身世,我们还不能明确。
但是在战国年代,他是从所谓“治人者”立场出发,致力于“合纵”运动以抵制秦之统一,则似无可疑。
吕氏春秋不屈篇下列一段记载,最足表明此义:
“匡章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
‘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
为其害稼也。
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
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
’魏王曰:
‘惠子施也,难以辞与公应。
虽然,请言其志!
’(此段疑有夺字)惠子曰:
‘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希望:
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
使女工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
施而治农夫者也,公何事比施于?
蝗乎?
’”
惠施此论,与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甚为近似;而与墨子学派的社会学说及其政治理论则极端相反。
这同样是我们研究此派逻辑思想所应缜密注意之点。
第三,战国时代的学风,自墨子以后,即具有由好尚争辩而转化为诡辩主义倾向的趋势。
此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似以惠施为开创人。
庄子天下篇说: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郭沫若释为“龉龃”),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惠施以此(即历物十事)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
……辩者以此(即离坚白学派十三论题)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
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
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
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堕不陷,风雨雷霆之故。
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
为万物说。
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
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
”
从上面的话看来,可证惠施为诡辩主义的有力开创者。
的确,以惠施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其“治农夫者”的有闲情趣,再附以善辩的技能与好辩的习惯,其得以开创一种适应于自己的学风,也是在势理上说得过去的。
我们把握惠施在诡辩主义发展上的开创作用,这也是非常重要之一点。
第四,惠施在当时学人中,是“以善辩为名”(庄子天下篇)。
其所以能以善辩名家,则因其“多方”,而所谓“多方”,实兼涵“博学”、“善譬”二义。
关于惠施的“博学”,如历物十事及“辩者二十一事”中“属于合同异组”(见前节)的诸论题,即可以表示出惠施所具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实在相当丰富。
庄子天下篇关于惠施,一则说“强于物”,再则说“散于万物而不厌”,三则说“逐万物而不反”,也可证知惠施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极大的兴趣。
关于惠施的“善譬”,兹取二例如下:
“匡章谓惠子曰:
‘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倒)也?
’惠子曰:
‘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
’匡章曰:
‘公取之代乎?
其不与?
’(惠子曰:
)‘施取代之。
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贵不可哉?
’匡章曰:
‘齐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击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惠子曰:
‘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
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
’”(吕氏春秋爱类篇)
“客谓梁王曰:
‘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
’王曰:
‘诺。
’明日见,谓惠子曰:
‘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惠子曰:
‘今有不知弹者曰:
“弹之状何若?
”若应曰:
“弹之状如弹”,则喻乎?
’王曰:
‘未喻也。
’‘于是更应曰:
“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
’王曰:
‘可知矣。
’惠子曰:
‘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王曰:
‘善。
’”(说苑善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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