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归扣制度在民法典的构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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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归扣制度在民法典的构建
遗产归扣制度在民法典的构建
摘要:
被继承人对继承人所为的特种赠与非继承人应继份的前付。
归扣是一种法定的特殊的遗产分配方法。
归扣的主体只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适用时应依具体情形确定。
归扣的客体应采列举加兜底的立法模式。
归扣方式上,赠与财产价额的确定,原则上动产以赠与时为准,不动产以遗产分配时为准。
归扣的效力在遗产分配时权利人主张后发生,归扣的免除应类推适用遗嘱的有关规定。
在体例安排上,应置于继承编法定继承章中,在遗产一般分配规则之下,单列条文规定。
关键词:
遗产归扣;制度构建;民法典;体例安排遗产归扣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的法律制度,其历史可追溯至罗马法,是一个旨在保障共同继承人公平地分配遗产的法律制度。
遗产归扣制度之所以能够自罗马法时代历数千年而传承至今,盖其能将法律之公平正义践行至社会人间,满足人民生活之需要,亦符合社会秩序建构基础之情理。
而我国现行《继承法》在法定继承章中对于被继承人遗产分配的规定,以同一顺序继承人均分遗产为原则,例外情形可以对部分继承人不分、少分或者多分,并没有遗产归扣制度的规定。
关于遗产归扣制度是否应当纳入我国立法范畴,在学术界历来争论不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观点。
大多数学者通过对遗产归扣制度的法理基础和社会基础的考察,认为未来民法典应当规定遗产归扣制度淤,也有少部分学者从遗产归扣制度与民法的一些理论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于。
对此,笔者曾撰文对遗产归扣制度的传统理论进行了反思及重塑,认为特种赠与并非应继份的预支付,归扣只是一种特殊的遗产分配方法,是对法定继承平均分配遗产规则过于刚性的修正[1]。
这种认识将遗产分配规则的根本立足于公平正义,而不再拘泥于平均分配的形式正义,从而避免了为实现实质正义而创设“将被继承人对继承人的特种赠与视为应继份的前付”的假说。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认识下,以往关于归扣制度与民法其他制度之间的冲突就不复存在。
遗产归扣制度入法的理论障碍消失而其入法根基愈发坚固,因此未来民法典应顺势而为,对遗产归扣制度予以规定。
关于遗产归扣制度在民法典中的具体构建,学者多有研究但并没有较为统一的观点。
例如在归扣的主体上,特别是在归扣的义务主体范围存在较大争论。
房绍坤教授认为归扣的义务主体以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为限[2]67,吴国平教授认为归扣义务人范围应限定为参与共同继承的人,包括配偶父母在内[3]18。
对于特殊情形下(抛弃继承时、丧失继承权时、代位继承中)的归扣主体,更是存在着重大争议。
在归扣的客体上,哪些赠与应看作是特种赠与,在遗产分配时应当予以归扣?
张平华教授认为应明确归扣客体的范围,采用列举的方法予以规定,具体包括被继承人对继承人婚假、分居、营业以及超出正常限度的教育、培训开支[4],吴国平教授虽然也认为归扣客体的范围应当宜窄不宜宽,但他主张采用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3]18。
鉴于此问题的重大争议性并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将主要着重于对遗产归扣制度的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及义务主体范围的确定、特殊情形下归扣主体的确定)和客体进行讨论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己之见。
同时为保证制度建构的整体性,本文还对归扣制度的方式、效力、免除及其在民法典体例上的安排作了一定的分析,为未来立法提供参考。
一、遗产归扣制度的主体遗产归扣的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所谓义务主体是指接受被继承人特种赠与之法定继承人,权利主体是指得请求将义务主体所接受的特种赠与价额归入遗产进行合算的其他共同法定继承人。
(一)归扣义务主体范围的确定。
现行《继承法》第十条规定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
因此,在继承发生时,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为法定的共同继承人。
既然遗产归扣的主体为法定共同继承人,则在理论上配偶、子女、父母都可以成为遗产归扣的义务主体,在国外也存在这样的立法例。
例如《法国民法典》就规定配偶和父母可以作为归扣的义务主体,《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亦有此规定。
但是《德国民法典》则规定归扣义务人只限于被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5]51-52。
可见,对于归扣义务主体的范围,国际上并无统一的立法例,因此从比较法上无法得出满意的答案。
笔者以为,归扣义务主体范围的确定应当以归扣制度的产生背景及其法理基础为指导。
在古罗马社会,子女有自权人与他权人之分,自权人得独立享有财产权,而他权人的财产归家父所有,但是二者均可以继承家父的遗产,为保证子女在财产继承上的公平公正,大法官创设了财产加入制度,此即归扣制度的雏形。
随后又发展出了出嫁女嫁妆的加入及卑亲属财产的加入两种类型。
由此可见,归扣制度旨在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间发生作用以保障遗产分配的公正。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归扣的义务主体范围应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
另一方面,被继承人对于自己子女的长辈之爱是平等的,不会特别明显地偏爱某一子女,故而在财产继承的分配上也应当平等,归扣正是人们这一朴素情感的法律体现。
而对于配偶和父母而言,其与被继承人的子女不在同一亲等上,相互之间也没有可比性,且没有“平等之爱”的伦理基础[6]63。
因此从归扣制度的法理基础看,归扣的义务主体范围也应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
(二)归扣权利主体范围的确定。
被继承人生前对某一直系卑亲属有特种赠与,在法定继承时,其他直系卑亲属没有主张归扣时,被继承人的配偶或者父母不得主张归扣。
笔者认为,归扣制度是旨在保障直系卑亲属继承权平等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其可以主张而未主张时,应视为对权利的放弃,被继承人的配偶或者父母不在归扣制度的保护范围之内,故其不能作为归扣的权利主体而主张归扣。
唯须注意的是,在被继承人的其他直系卑亲属主张归扣时,被继承人的配偶或者父母会因此享受利益,但这绝非归扣制度对配偶或者父母继承权益保护的体现。
综上,归扣的主体只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而不包括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配偶和父母。
(三)归扣主体的具体确定。
一般情形下,归扣的义务主体为接受被继承人特种赠与的法定继承人。
归扣的权利主体,在学说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得请求归扣之权利人,系不受生前特种赠与之其他共同继承人。
”[7]另一种认为,“只要是同一继承顺序上之继承人,而未受特种赠与或受特种赠与较少者,皆为归扣权利人。
”[8]还有一种认为,“只要有人受特种赠与,其他共同继承人无论其是否受有特种赠与,亦不问其所受之特种赠与价额多寡,均为归扣权利人。
”[9]133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归扣权利的行使旨在将继承人接受的特种赠与价额加入遗产进行合算,从而增加己身的应继份额。
因此在确定归扣的权利主体时只需关注其他共同继承人是否受有特种赠与,而对于主张归扣之继承人是否受有赠与或所受赠与价额在所不问。
在抛弃继承、丧失继承权、代位继承等特别情形时,确定归扣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则稍微复杂,下文将详细论述之。
二、特殊情形下的归扣主体
(一)抛弃继承时归扣主体的确定。
归扣义务主体之确定首先得有可发生归扣之情形,因此在讨论抛弃继承时的归扣义务主体问题之前,应当明确的是如果受特种赠与之继承人抛弃继承权,其他共同继承人是否仍得主张对该特种赠与进行归扣,即受特种赠与之继承人抛弃继承权后是否仍得作为归扣义务人?
有学者认为,继承人抛弃继承时无归扣制度的适用,盖被继承人的生前特种赠与乃属应继份的预支付,抛弃继承之人既无应继份,则无扣除可言。
但抛弃继承后,其所受领之财物,即属于无法律上原因之所得,应负不当得利之返还义务[10]。
笔者认为,倘若将被继承人的生前赠与视为遗产应继份的预付,那么在继承人抛弃继承或者应继份额小于特种赠与价额时,则必然发生财产返还,此对于所有权制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归扣之立法本旨在于使被继承人之财产在其直系血亲卑亲属间均等分配,其法理基础是人们最为朴素的情感,即长辈对于每一个晚辈的爱都是平等的。
但并不能排除长辈偏爱于其中的某一个晚辈而有使其特别受益之意思。
因此,归扣所发生之法律效果在于使被继承人之遗产在共同继承人之间公平分配,非通过剥夺受特种赠与之继承人的受赠与财产使之负返还义务来实现“劫富济贫”。
归扣是被继承人遗产分配的方法,归扣之适用只会导致各继承人所获得遗产份额的不均等,不会发生特种赠与财产之返还。
在特种赠与价额高于应继份时,应认为这是被继承人对于该继承人的偏爱,对被继承人的这种默示意思表示应予尊重。
归扣是在法定继承之下的一项法律制度,其主张之主体或承受之主体须为共同法定继承人之一或部分,继承人抛弃继承时,即丧失继承的资格。
因此,其既不得成为归扣权利主体,也不得作为归扣义务主体。
(二)丧失继承权时归扣主体的确定。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时,如同抛弃继承之情形,从共同法定继承人群体中脱离出来,与继承不发生关系,故而不得成为归扣权利主体,也不得作为归扣义务客体。
但是有学者认为,丧失继承权与抛弃继承不同,剥夺继承权是对行为人严重不法行为的惩戒,使其受有不利益。
若丧失继承权不需要进行遗产归扣,则会使丧失继承权之人反而受有利益,此显然与剥夺继承权的立法目的是相悖的,甚至有可能助长不伦行为[11]58。
笔者认为,归扣制度只是遗产分配的方法,并不会发生财产返还的效果。
因此,即便不适用归扣,丧失继承权之人也并不会因此而受有利益。
之所以主张归扣,无非是使受赠与人交出赠与物,从而达到对行为人的严重不法行为予以惩戒的目的。
但是,法律剥夺行为人的继承权,即已经对该不法行为进行了评价,同时刑法也对这些行为作出了评价,此时如果还要否定赠与的效力从而再一次剥夺其财产权,就有双重惩罚的嫌疑,这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6]63。
其实,对于丧失继承权人“恩将仇报”这一问题的解决并非归扣一种思路。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情形大抵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所规定的赠与人得撤销赠与的情形,同时《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又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因此笔者认为,在赠与人即被继承人死亡时,赠与人的其他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对丧失继承权之人的特种赠与,从而使不法之人交出赠与财产,实践法律的公平正义。
(三)代位继承中归扣主体的确定。
代位继承中的归扣主体问题,分为被代位人受生前特种赠与和代位继承人受生前特种赠与两种情形,代为继承之发生原因又有被代位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两种,从而导致问题的错综复杂。
鉴于此,下文将分情况讨论之。
在被代位人受特种赠与后死亡而发生代位继承之情形,被代位人所受的特种赠与财产应否成为归扣的标的?
在学说上存在归扣说与无须归扣说两种。
主张归扣说的学者认为,代位继承人系承袭被代位人之应继份,此应继份自应包括被代位人之特种赠与,因此于遗产分割时,将之归入遗产自属合理。
若解为不须归扣,则有违被继承人应继份前付之意思,被继承人之意思,不应因被代位人之死亡而有所变更[9]130。
主张无须归扣说的学者认为,代位继承人并非代替被代位继承人之地位而为继承,乃本于自己固有之权利而直接继承被继承人,则被代位继承人所受之特种赠与,与代位继承人直接继承被继承人所生之应继份,即为二事,故而代位继承人无须成为被代位人所受特种赠与之归扣义务人[12]。
笔者以为,特种赠与性质上非为遗产应继份的前付,故归扣说之理由自难以成立。
而无须归扣说虽在逻辑上能够自洽,但与代位继承之立法本旨不合。
“若被代位人未死亡,其所受之特种赠与于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分割时,理当予以归扣,以维护共同继承人间之公平。
故若仅因被代位人之偶然死亡,而发生代位继承时代位继承人却无须归扣,则使共同继承人本可期待之归扣利益丧失,且被代位继承人死亡后代位继承人仍可以先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该特种赠与,如此亦有违归扣制度系维持各子股公平之立法意旨。
”[13]因此,被代位人所受之特种赠与在遗产分配时应以归扣说为宜,唯须注意的是,归扣的份额应以代位继承人在继承被代位人遗产中所继承的该特种赠与的份额为限。
盖在被代位人之遗产继承中,除代位继承人外,第一顺序继承人尚包括被代位人之父母和配偶,代为继承人所获得的遗产中并不包括特种赠与价额之全部。
虽然我国现行《继承法》第十一条只规定了被继承人的子女死亡为代位继承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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