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市城市规划历史与展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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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城市规划历史与展望丹东市城市规划历史与展望丹东市城市规划历史与展望学术报告丹东市城市规划历史与展望学术报告1城市形态的概念及内涵城市是一个由众多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有机体。
它包括了空间组合的具体的物态环境和反映各要相互关系的抽象的结构模式。
城市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城市外部形状和内部空间结构。
城市形态的演变是城市空间扩展和结构组等有形的物态表现,而就其实质内涵而言,它是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织作用的物化,是技术能力与功能要求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城市用地形态还未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学术领域。
有关城市用地形态的探讨散见于城市形态、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空间结构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论述中。
鉴于城市用地问题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1】,由于不同的城市自然环境、区位条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应不同的城市形态。
分析城市空间形态,掌握城市用地时空演变规律,对于优化城市空间,推动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所指的城市用地形态主要由下列几个方面的因素构成:
城市的用地规模,主要是建成区的面积;城市的用地形状,如带状;城市的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各区域的功能划分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的人口总量及分布【2】。
由于丹东的城市具有沿江、沿海、沿边、沿线(大陆桥)的“四沿”的特征,但是用地沿鸭绿江下游狭长地带布局:
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结构,而且这种布局对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还需要进行分析研究。
2设置初期的用地形态特征丹东地处中国东北的东南边陲,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历史悠久。
在据今3818亿年以前,就有了丹东地域的原始古陆。
1982年8月,在东港市前阳镇山村子村一个洞穴里,发现了古人类头骨、颌骨、牙齿和股骨化石,经鉴定,距今已有18000多年的历史。
这说明,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1987年考古认定的东港市马家店三家子村的原始村落遗址的大量文物,证明距今6000至7000年前,这里的先人已迈入新石器时代。
1975年在宽甸天桥沟附近双山子黎明村出土的青铜剑、铜矛和铜镜,告诉人们,此地原始氏族社会的车轮已于3500至4000年前驰进青铜器时代。
自上古(伏羲时)至汉魏,约3000年,丹东乃至全东北,是汉人开发时期。
在考古中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物,雄辩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中原汉人便来这里开拓了。
除汉族外,虞夏时东北不咸山(今长白山)处已有肃慎(息慎)族活动了。
之后,在东北见于史籍的还有扶余(与肃慎同称北胡)和东胡(包括室韦、契丹、鲜卑、乌桓)。
各族共同开发东北这片广袤的大地,为中华民族的多彩和繁荣做出了贡献。
丹东地域在唐尧时隶青州,虞舜时属营州。
叵商末,纣王的诸父箕子劝谏,纣王不听,将其囚禁。
周武王灭商后,将其释放。
他率5000人出走朝鲜,被周武王封为朝鲜侯。
当燕自尊为王时,他也自称为王。
但他已受周封,不得无臣礼,故每十二年来朝。
朝鲜实为周室藩国。
所辖疆域包括鸭绿江右岸一部,丹东疑于其中。
战国时期,燕国由于乌桓、鲜卑等东胡屡屡犯扰,遂派秦开率军破东胡。
又攻朝鲜西方,取地1000公里。
丹东地区便直接隶属燕。
公元前221年后,秦统一六国后,这里又隶于秦。
西汉初,原燕汉人卫满推翻已传40余世的箕子朝鲜,自立为朝鲜王,史称后朝鲜。
卫氏多次煽动由于战乱而逃亡的汉人袭扰中原,还不肯奉诏入朝,并发兵攻杀汉朝辽东东部都尉。
于是,汉武帝便于元封二年(109年),兵分两路征服了卫氏朝鲜,南疆至汉江、大同江流域,从而占据朝鲜半岛大部。
之后,新置郡县,其中,在今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上尖村设西安平县(或省称安平),并于今凤城市凤山镇刘家堡村置武茨县,二县隶属辽东郡。
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辽东太守公孙度自立辽东侯,自号平州牧,除领辽东、中辽、辽西三郡外,又渡海占领东莱诸县(今山东半岛之地),还统领玄菟等五郡,后增一郡。
于是,西安平、武茨二县陷于公孙氏治下,处于地方割据之中。
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春正月,司马懿奉旨率4万兵马征讨公孙氏,于8月平乱。
武茨县、西安平县复归中原王朝。
西汉末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乘机起兵,建立政权。
从公元304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止,135年间,先后建立16国,史称“十六国”。
其间,于三国时期,居住在高句丽县的扶余族一支的高句丽(亦称高句骊)族盛起,逐渐内侵。
魏齐王正始三年(242年),高句丽王宫(又作位宫)又兵犯西安平县。
正始五年(244年),齐王命幽州刺史毋丘俭讨伐高句丽。
正始六年初,又率万人,同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于沸水(今浑河)大败高句丽兵。
10月,攻陷高句丽都城丸都(在今吉林省集安境内),取得了彻底胜利。
之后,高句丽王虽返都,高句丽却一蹶不振。
丹东地区又处于相对安宁之中。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建晋。
他称帝后,曾亲临鸭绿江,见水流湍急如同箭离弦,于是将这条曾有马訾水、盐列水、淹水、施淹水、淹滞水等等诸多名称的大江,命名为“箭川江”,不久又改为剑川江,后又被称益州江、爱河。
当时,仍设西安平县和武茨县,二县仍属于辽东郡。
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统一中国。
疆域东北逶迤至朝鲜半岛西北部,鸭绿江右岸皆在其中。
司马炎死后,晋贵族争夺政权,八王混战,立帝弑君。
皇位更迭犹如走马灯,时间长达16年。
史称“八王之乱”。
这时,中原王朝无暇无力顾东北。
结果,前燕慕容皝率先发兵占据丹东地区。
接着,后赵石虎于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遣将率舟自海道破安平,前燕、后赵遂占据今辽宁的一部分。
349年,石虎死,后赵亡,高句丽便与鲜卑慕容氏争雄。
高句丽极力扩展势力,开疆拓土,但西扩受鲜卑慕容氏阻挡,并两次被慕容氏烧宫毁都,便于335年挥师南下,初陷辽东等郡,404年再掠辽东等郡。
从此,丹东地区被高句丽占据长达265年之久。
高句丽在建置制度上,多称为“城”,如西安平县改为泊汋城,并在凤凰山、浪头分别设置乌骨城、大行城,并置乌骨州以辖之。
其中乌骨城位于今凤城市边门镇旭光村古城里,北西南与凤凰山主峰相连,东与一面山接壤,周长15公里余,屯兵可达10万余。
至今,遗址犹存。
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于平壤。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庙号文帝),建隋朝。
九年灭陈,统一中国。
之后,于大业八年(612年)举兵伐高丽(即高句丽,从公元6世纪北魏正始年起称高丽,此后中国史书多用之。
或称句丽、句骊,亦写作高夷、蒿离。
朝鲜史书通称高句丽)。
隋兵分道并进,皆会于鸭绿江上,结果失败而归。
隋炀帝弑父登基后,三次发兵高丽,均以失败结束。
唐初,以高丽为藩属国,封以王号。
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见高丽东郡大人泉盖苏文(姓泉,号盖金)弑其王建武,立高藏为王,继而联合百济进攻新罗,谕起罢兵又不听。
因此,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诏营州都督张俭攻打高丽,却无功而返。
于是,太宗决意亲征。
御驾天讨,兵分陆水两路并进,先后攻克辽东10城,收复了一部分失地,置州设官,派兵驻守。
后因天寒粮尽而班师。
太宗亲征中,曾遣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统水路师,率16总管,由东莱渡海伐高丽。
张亮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江”,逆乌骨江(古称大虫江,即今爱河)而上,猛攻乌骨城,未克。
青丘道行军大总管薛万彻率军入鸭绿江口至百余里,于泊汋城大败高丽兵。
接着,又与由高文率领的乌骨安地诸城来援的高丽兵激战,杀出了威风。
进军至安市(今海城东南辽阳与盖州之间的营城子旧地,唐中叶废),唐将契苾何力率800劲骑,大破从乌骨城赶来的万余高丽援兵。
在鸭绿江畔,唐太宗曾经留下诗篇,并把其将士清洗战袍的大江称为“洗袍江”,但有人见江水绿若鸭头,却把此江叫做“鸭绿水”。
鸭绿江之名始于此。
唐太宗死后,高宗继位,于龙朔六年(655年)、显庆五年(660年)、乾封元年(666年)三次征讨高丽。
其间,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曾于鸭绿江大破高丽兵。
总章元年(668年),唐兵曾于虎山同高丽兵恶战。
破敌后,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引军渡鸭绿江,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拔高丽都城平壤,擒其王高藏。
唐代长达20余年的征伐高丽的战争,终于以胜利而结束,被高丽占据了265年的丹东地区,从此又归属中原王朝。
灭高丽后,唐在辽东及高丽其他旧地设置安东都护府,治所始于平壤,后内迁。
以右威卫大将军、平阳郡公薛仁贵为首任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以镇守(安东都护府共置93年,薛任期2年,其后继任者约9人)。
今宽甸隶于安东都护府极利州,现丹东其他地区均属于安东都护府辽城州。
现今,丹东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唐代征东(高丽)的故事,还留有不少唐时遗址和文物资料。
唐玄宗时,东北北部的靺鞨(即虞夏时的肃慎,亦作息慎、稷慎,秦汉多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部已渐兴起,首领大祚荣自立振王,后被玄宗封为渤海王,自此有了渤海之号。
至于926年被辽灭亡,渤海历史长达228年。
渤海疆域辽阔,以泊汋城为南界,其官制效法唐朝。
立国初,各州多沿用高丽旧名。
今丹东市区属于鸭绿江府神州,今宽甸古搂子等地和今凤城为西京鸭绿府桓州辖地。
渤海为唐一藩属,历世执礼颇恭,朝贡不绝。
水路每次都经泊汋河(今大蒲石河)、鸭绿江,渡海赴登洲,转而西去西安。
鸭绿江成为“朝贡道”,今虎山、九连城便为必经之地。
但当羽本之后,渤海竟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9月,发兵攻取登州,杀死登州刺史,其进军路线,水路依然经鸭绿江渡海。
契丹失刺部大人(首领)耶律阿保机(汉名亿)合并各部契丹,于909年称可汗(庙名太祖。
可汗,或称可寒、合罕,是古代蒙古等民族最高领袖的称号,宋元以后汉文史籍中省称汗),立国号为契丹。
契丹国一经建立,便与渤海争斗,经20多年战争,于926年初,灭渤海国,遂将渤海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并入契丹版图。
阿保机在征战杀戮之暇,曾洋洋自得地“钓垂于鸭绿江”。
灭渤海后,阿保机将原渤海之地改称东丹,立太子耶律羽(一称倍)为东丹人皇王(他自称天皇王、王后为地皇王,与太子合称天、地、人皇王)。
耶律羽多沿用渤海政治制度。
但由于渤海遗族多次举事欲复国,他担心渤海遗民居于原地会继续闹事,因此将渤海遗民南迁,原渤海诸州也随之南移,多不在故地。
原珲春县附近的盐州、穆州、贺州均迁入今凤城市境内。
珲春县附近隶于东京龙原府的庆州,不仅于开泰年间南迁,而且更名开州(一说开封府改置),治所开远(今辽宁凤城市),依然隶属东京道,辖境相当今凤城以南直到鸭绿江下游一带,包括今宽甸一部分。
并在今九连城置来远城。
其时,丹东虽直接为熟女真之地,却控制在契丹人的治下。
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契丹为辽(9831066年,曾重称契丹)。
辽景宗(耶律贤)乾亨四年(982年)东丹并入辽。
丹东便为辽管辖,直到天庆六年(1116年)左右,金陷东京,取东京14州后,方移主于金。
东北继契丹兴起的是女真。
女真亦称女直,之先出于黑水靺鞨,分生熟二种多部,活动于东北北部广大地区。
首先崛起的是女真完颜部。
其首领阿骨打起兵打败辽国,于1115年称帝,起汉名旻,建国号金,建都会宁(故址在今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1158年称上京。
后,都南迁)。
是年12月,又破辽兵于护步答冈,夺取开州,席卷辽东。
1125年,于应州(今山西应县)擒辽主天祚帝(耶律延禧,契丹名阿果,被俘后降封海滨王)。
辽灭,契丹宗室耶律大石率部分契丹人西迁建立西辽(又称哈剌契丹、合拉乞答、黑契丹)。
1117年,灭北宋。
丹东地区便成为金的辖地。
1125年辽灭亡至今已有880多年了,历经沧桑,辽代大量的东西几经湮没,但契丹人在丹东地区统治达190年之久,许多遗迹是抹不掉的。
例如,浑江口北侧的辽代瓦窑遗址尚存;1910年、1974年、1979年,多次在九连城、宽甸古楼子等地发现多枚铜印,还有许多钱币、陶片等文物。
其中有“大辽尚书吏部之印”一枚、“万户之印”一枚、“劝农副使之印”一枚、“行军把总之印”一枚。
为了解辽代的建制和历史,提供了极好的佐证和研究资料。
女真人实行的是猛安谋克制度,规定300户为一谋克(氏族单位),10谋克为一猛安(部落单位,亦称千户)。
进入中原又施行“归附降人”政策。
占据丹东地区后,遂于今凤城市境内设开州猛安、克剌阿领猛安。
不过,在行政建制上,基本上沿袭辽制,在今九连城置婆速府路,属东京道,下辖凤城市境内的两个猛安、今宽甸及桓州(今集安)等州。
金废开州后,仍于今凤城市境内设盐州。
金宣宗(完颜珣)贞祐二年(1214年),以纥石烈桓端任宣差副提控知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对婆速府路进行军政管理。
然而,时局方定,兵燹又起。
贞祐三年(1215年),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叛金,占据东京(今辽阳),称天王,国号大夏(史称东真,或作东夏),建元天泰,却屡被金攻败。
四年附于蒙古,以子入质,旋又杀蒙古所置辽东行省官,叛去南京(今吉林延吉城子山故城),后率10万余众横渡鸭绿江去海岛。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4月,他突然侵犯婆速府路,并破江东高丽大夫营。
金哀帝(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9月,他被蒙古军擒拿灭国。
鸭绿江下游一带方从战乱中解脱出来。
为抵御江东高丽来犯,金于鸭绿江右岸遍设边堡。
其中,在今九连城镇西北部依山临河险要处建筑的城堡,明朝始称九联城,后改称九连城。
至今,丹东地区还有许多村落以“堡”称谓(清代,满族也称小平原或小盆地聚居区为“堡”,现在这些村落的称谓也函盖在内)。
1979年,在大蒲石河口遗址出土的金代“提控所印”,为研究金代在这一带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蒙古族(史称蒙兀室韦,亦作萌古、朦骨、蒙古里,为古族室韦的一部,东胡的一支)领袖孛儿只斤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庙号太祖),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改号元),之后,大力扩充实力。
蒙哥汗时,已陆续攻灭西辽、西夏、大理,并与南宋联合灭金。
对金联合作战,是宋将孟珙率先破城灭金的。
论理,南宋作为重要的战争胜利的一方,应该收回全部或部分被金侵占的领土,然而南宋皇帝理宗不仅将胜利成果拱手让人,而且在蒙古连连进攻下毫无作为,只一意纵情声色,右宰相贾似道又密向蒙古称臣纳贡诈称胜利。
结果,疆土日削,国势益危。
丹东等地回归自然无望了。
当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元灭南宋后,丹东地区遂长期被纳入元朝版图。
元沿袭金制,称婆挲府路,隶于辽阳行中省。
至元三年(1266年)改置婆挲府宣抚司,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改置婆挲府,后又改婆挲巡检司,属于辽阳路。
另设婆挲府屯田府,还在今九连城建驿昌站。
并在今凤城市境内建龙凤站、斜列站、开州站、汤站。
也在今宽甸境内建站。
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治下的民族分为四等:
蒙古人地位最优先,色目人次之,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再次之,南人则最后。
丹东地区的满汉各族便被列为三等贱民,在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言行受到严格限制,承担着极沉重的役税,因而激起满汉等民族的愤怒和反抗。
至今,这里还广泛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古代我国对北方少数民族统称为“鞑靼”,这里专指蒙古人)。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181年)4月,成吉思汗小弟弟帖木格斡赤斤的玄孙诸王乃颜(即斡赤那颜)叛乱,占据辽东。
鸭绿江流域虽未遭其兵扰,但元朝为了镇压叛乱,抓丁抢粮,使这里百姓遭到涂炭。
直至1268年3月,万颜余党被肃清,局势方稍稍稳定下来。
元顺帝(孛儿只斤阿速吉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庙号太祖)在南京即位,建立明朝,年号洪武。
之后,挥戈北上,攻入元都大都(蒙古人称为“汗八里”,即汗城,址于今北京),推翻元朝。
从此,丹东地区复归汉人主政的中原王朝。
元朝灭亡后,残元逃到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去了,但还有一些蒙古族老百姓留住在丹东地区,经长期同满汉等民族共同生活,这里的蒙古族在风俗习惯上,除婚丧嫁娶等方面一些细节还有些传统特征外,同其他民族已无差别了。
但古时蒙古人的足迹犹存。
丹东市区北部五龙山的称谓便是一例。
山上有五条山沟,从山顶蜿蜒直达山麓,每逢雨季,山洪滚滚而下,形若五条咆哮的长龙,蒙古人因其貌称之“达本套勒盖”(亦作“他本套勒盖”)。
汉译为“山峦上五条沟壑像五龙奔啸”,这就是五龙山名称的由来。
明灭元后,退据草原的残元和逐渐强大的女真还对中原王朝经常侵扰。
143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不但几十万明军全军覆没,连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了俘虏。
面对严重的边患,明朝在进行宣抚和绥服的同时,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
修筑长城是措施之一。
明长城,时称“边墙”。
辽东副总兵韩斌受命主持修筑辽东边墙。
明宪宗实录载: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五年(1479年)6月,“修筑东路自开原抵鸭绿江边墙”。
考古确认,九连城东爱河左岸的虎山便是明长城东端起点。
边墙逆爱河北上,至老边墙、边沟,后经凤城、宽甸交界的蚂蚁顶,折而向东北再经窝头峪至爱阳,后经二台子、八里、大边沟入本溪境内,这丹东段全长约100公里。
边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石砌,或土夯,或劈山,或木建,虽建筑结构多式多样,却雄伟壮观。
现复建的虎山长城,再现民众为明长城的修筑,付出智慧和汗水乃至生命。
明防御措施之二,是设堡置墩戍守。
例如,明曾于女真入掠的必攻之地的西安平县故址建江沿台堡,此堡后移位于今丹东市振安区楼房镇石城村,再移建于虎山长城端。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十五(1546年),于今宽甸杨木川土城子村南500米处,建辽东重镇险山堡,驻兵3700人。
嘉靖四十三年设险山参将,驻镇险山堡,管辖爱河、汤站、凤凰城、草河,江沿台等13堡,设74边台。
今宽甸双山子沟门有一块城堡石碑,上面“万历年”三字依稀可辨。
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元年(1573年)起,明于今宽甸满族自治县境内,修筑宽奠堡(今宽甸县城)、长奠堡(今长甸)、永奠堡(今永甸)、大奠堡(今坦甸)、新奠堡(今赫甸村)苏奠堡(今长甸镇苏甸村驻地),史称宽甸“六堡”。
当宽奠堡建成后,险山堡明军便移驻此地。
现尚存的部分残垣断墙,特别是创筑大奠堡记碑,为研究明代边防建设提供了重要资料。
史载,六堡是辽东总兵李成梁奏请主持修筑的。
明朝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兴筑六奠堡之日,正是建州女真族崛起之时。
先是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挑起战争。
明万历八年(1580年)初,王兀堂杀人掠地,寻衅滋事。
李成梁发兵讨伐,3月5日,打败王兀堂,13日又与王兀堂激战于永甸。
当王兀堂战败逃跑时,李成梁又率军猛追,至王兀堂的根据地鸭儿匮(今桓仁、宽甸境内),经过激战,攻破营寨,获得胜利。
10月,王兀堂率兵复仇,所部千余骑摇旗呐喊,从村岗谷进入宽甸。
明朝总兵姚大节受命督军迎敌,与王兀堂大战于宽甸。
当王兀堂败走后,又追到葛绿寨,不久攻克葛绿寨。
接着是努尔哈赤起事。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5月,努尔哈赤于建州起兵攻打杀其祖父和父亲的尼堪外兰,当其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之后,又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合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时,他和三弟舒尔哈齐竟向李成梁勒索,“先后请金缯(丝织品)”,李成梁则竟乖乖地“即于爱阳、清河诸沿边田土摊派给之”。
养虎为患,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后,便于赫图阿拉(今新宾西南),称“抚育列国的英明汗”,即汗位(尊为太祖。
汗,亦作罕,汉族称其罕王,久之,满族亦然)。
国号“金”(史称后金),都名兴京(1621年迁都辽阳),建元天命。
明朝命李成梁率重兵镇压。
为避其锋芒,努尔哈赤曾率主力从新宾入本溪,进宽奠北部山区,在灌水镇北牛毛生(女真语“细鳞鱼”)河两侧屯兵养马,组建武装达15万军骑,分为10大寨。
其中,牛毛寨设于今双山子镇甸心子处,马家寨置在今八河川镇鹿沟处,分别由努尔哈赤的八子皇太极、次子代善率军扼守。
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于萨尔浒(今抚顺东浑河南岸山名)等处大败前来镇压的明军。
皇太极也于宽奠双山子、八河川、牛毛坞一带大败总兵刘铤率领的明军。
天命六年(1621年),明辽东巡抚派游击毛文龙率军开赴辽东招降。
毛文龙先后攻占镇江堡(今九连城)、宽奠、爱阳、金州等地,却被后金打败。
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毛文龙又奉命依据今东港市椅圈镇南大鹿岛等海岛,镇守海疆及辽东重镇,但不久便被后金攻占。
丹东地区遂全部被女真占领。
后金为加强边境统治,派驻3000多官兵,将沿江一带居民全部内迁,划“十字街”以西为“禁区”,致使区内人烟寥落,土地荒废。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
第二年,他死去,皇太极(庙号太宗)即位,年号天聪。
天聪八年(1634年),尊沈阳为盛京(1657年改为奉天府,1907年为新设的奉天省治所)。
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
之后,定族名满洲(民国时改称满族)。
清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入关,定都北京,八旗均“随龙入关”。
清廷为保护“龙兴之地”,从顺治年间起,东起黄海边,西至山海关,挖壕筑堤,插柳结绳,修筑长达450公里的边墙,俗称“老边”,又叫“柳条边”。
丹东段,东起今东港市长山镇窟窿山,经黄金口、长安镇入凤城市杨木镇,出边门,折向东至爱阳,再经宽甸满族自治县二台子、大边沟,然后进入本溪县碱厂。
禁止在边外农牧、渔猎、采伐、采矿,不准居民进入。
从此,边外便成了荒凉之地。
穆宗同治年间,清朝经济开始衰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河北、山东等地大批灾民闯入关东,冲进柳条边,涌入丹东地区劳作谋生。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被迫宣布“东北地带全部开禁”。
由于丹东地区人口和开垦的土地不断增多,清朝于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起,在安子山(今丹东市安民镇)等处设置升科纳税。
次年,又于大东沟等处等办升科纳税事宜,建立大东沟木税局、沙河山货税局、长甸河口税捐征税局。
是年2月,划大东沟至爱河一带,设置安东县,治所沙河子,初任知县四川华阳人张云祥。
光绪三年(1877年),又设置宽甸县。
二县同属奉天府,由凤凰直隶厅代管。
后金,实行“满民分治”,将女真人分为8旗,对汉人初用明制。
天命七年(1622年),将凤城一带划正蓝旗管辖。
清顺治元年(1644年),设凤凰城守官。
圣祖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设凤凰城守尉,分设8个旗署,后增设蒙古巴尔虎旗。
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将巨流河巡检司移驻凤凰城,更名凤凰城巡检司,属于岫岩厅(清设的厅,相当于分府,由同知职掌)。
丹东市的设置源于清朝时期的“东边地带全部开禁”。
随着晚清国力衰落,加上天灾人祸,河北、山东等地的汉民冲破禁令涌入丹东,进行垦植、伐木、采参等活动。
在沿江一带形成一些木材集散地和船舶停泊的村落,丹东当时又称谓“木都”。
形成了沿鸭绿江右岸近20公里的一个条带状木材集散地。
为了守住“龙兴重地”免受外国染指,被迫利用“禁区”富饶的资源“归化流民”,进行护土安边,到1874年规定“东边地带全部开禁”。
“把凡认地耕种者,无论旗民一体编入户口册”,在1876年正式在鸭绿江边设置安东县。
一些商民请求在沙河子地方选择地基,盖造铺屋,作为长久安身的处所,当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街,该街东起中富街与前聚宝街的交叉处,西至县前街,全长470m,路宽10m,已有大小店铺几十家,前店后坊。
在安东港域包含沙河子、六道沟的沿江码头到三道浪头,外港延至鸭绿江口。
在港域之内,有停放下运木材的天然地势,六道沟还有贮木的水池,上游漂流下的木排更便于在港口附近存放、设卡检验。
安东港独特的地理优势,它成为鸭绿江木材的中转港。
1910年以前,安东仅有柞蚕缫丝厂一家,用脚踏机器生产,油坊11家,用石油发动机和木机生产。
到1916年,缫丝厂发展到7家,并且有了纺织厂。
到1924年油坊已发展到26家,用汽桩机器生产,全年共制大豆60余万石,产油2590多万斤,豆饼510多万枚,油质提炼清洁,号称“精油”,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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