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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和北洋军阀的末路国民革命和北洋军阀的末路第二章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末路第一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一、孙中山晚年的伟大转变,联合俄联共政策的确立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为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一直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一)孙中山立场的转变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1913年7月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
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斗争。
1917年7月,针对段祺瑞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在广州揭起护法旗帜,失败后闭门著书,摸索继续前进的道路。
1919年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准备继续领导革命。
1920年11月,在广州开始第二次护法,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正式政府。
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6月至9月,统一两广后,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北伐仔直系。
1922年6月身兼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三要职的陈炯明,与帝国主义和直系勾结,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
8月,孙中山比据上海,第二次护法失败。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帮助第二次护法失败,使孙中山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但孙中山并没有丧失革命的信心,他坚信“最后的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
但是怎样“努力”呢?
他不能不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方法。
正是在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孙中山“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1918年夏开始,孙中山和苏俄政府之间就有电信联系。
此后,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威金斯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成员达林等相继与孙中山举行国会晤,建议他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并同中国共产党结成民主联合战线。
1921年12月,马林曾向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
一要有一个联合各界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好的政党;二是建立起革命的武装,创办军官学校。
孙中山对这些意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十分赞成,陈炯明事件的发生,推进了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
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向达林表示,他也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世纪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帮助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一方面,对他进行适当的代鼓励性的批准。
为1922年6月15日,在对时局的主张中,赞扬、鼓励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的革命活动,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
只有国民党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它的党纲,“是民主主义的色彩”,它的行为,“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
同时,也诚恳严肃地提出了批评意见,指出他们不依靠群众而幻想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错误,“实有改变的必要”。
另一方面是通过共产党员个人关系做孙中山的工作。
李大钊等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给他以极大的帮助和影响,终于使孙中山在迷茫徘徊中找到了新的革命出路。
实现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22年8月下旬,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建议。
孙中山很快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同时,李大钊等多次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答应李大钊“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当帮助我。
”李大钊便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不久,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相继加入国民党。
1923年1月,苏俄代表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宣言表明了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对孙中山的友谊,也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寻找国际革命力量援助的愿望。
这个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演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很快就认识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确定的。
1、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曾做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决议。
1922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马琳向中共中央提出同国民党联合的建议,并主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党内联合的统一战线。
当时,这个建议未被中共中央接受。
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威金斯基的信中表示“绝对不赞成加入国民党”。
同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通过了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决议,提出了联合战线的具体计划。
这与“一大”的决议相比,是一个重要改变。
但这时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式,是建立在党外的联合战线。
2、西湖特别会议:
共产国际支持马林的建议,因此在“二大”召开后不久,即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由全体中央委员5人: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此外还有马林和张太雷。
会议经过争论,最后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有一个重要转变。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做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再次肯定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应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推动了国共合作的进行。
但决议过分肯定了国民党的作用,过分低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这种不恰当的估计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对陈独秀产生了重要影响。
3、中共三大为了正式确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统一全党的思想,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会上,在共产党员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和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张国焘等人反对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
马林、陈独秀等人主张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和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但却散布了许多抬高资产阶级、贬低无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观点,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陈独秀赞同马林的观点。
大会对两种观点进行了批评和不予同意,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在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的前提下,全体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同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形式的统一战线,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方面,所以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主要是因为:
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革命力量,通过与他合作,就可以团结和争取他所代表和影响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同盟军,壮大革命的力量。
同时,孙中山在广东有一个根据地,他对南方各地军阀也有相当的联系和影响,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便于我们党去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的斗争。
另一方面,建立统一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因为:
第一,因为国民党是当时群众所熟悉的一面通俗的革命旗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利用这面现代的旗帜,易于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当时共产党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并且处于秘密状态,而国民党却具有广泛的革命影响,在广东,在南方各省,甚至北方的一些省份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国民党的妻子发动和号召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可以事半功倍,对促进革命的发展更加有利。
第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以把共产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国民党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地主阶级分子,一部分工人和会党群众,成份十分复杂,是一个可以容纳各种革命力量的松懈联盟。
如果共产党参加进去,对国民党加以改组,通过制定革命纲领发展工农党员,增强革命的新生力量,就可以把它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在这个革命联盟内部实现党对革命的领导,比事先党内合作更方便、更容易。
第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内合作也是孙中山镰刀的国民党所能够接受的唯一的一种合作形式。
孙中山一方面需要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可以接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欢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便使国民党革命化;另一方面,孙中山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主,容纳共产党,不同意实行党外联合。
这种情况下,只有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是国共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合作形式。
中共“三大”制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杜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但这次大会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军队问题,没有提出或没有做出明确决定。
三、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中山接受中共的建议,从1922年9月起,开始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他回到上海还不到一个月,便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地会议,成立了起草宣言、党章及中港的机构。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指出今后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的民众。
1923年1月中旬,广西境内的滇军和桂军一部以拥护孙中山的名义,进军广州,逐出陈炯明,因而孙中山于2月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
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了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1月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草案,并积极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去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遇到了国民党内一部分右翼势力的反对。
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污蔑攻击共产党,反对改组国民党。
他们指责共产党帮助孙中山确定反帝反军阀的纲领。
孙中山对邓泽如灯的信件批示说:
“我国革命革命向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我。
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
所望为国情,。
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
孙中山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没有因右派势力的反对而动摇。
四、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一)会议的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30日在广州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165人,一半是由各省推选的,一半是由孙中山指定的。
被指定的代表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各省推选的代表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林伯渠等人。
大会主席团由5人组成,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李大钊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大会的几个审查委员会都有共产党员参加,共产党员约占大会代表总数的4%。
共产党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帮助,保证了大会的成功。
(二)会议的主要内容1、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
在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原来仅仅适应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基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新三民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
宣言指出它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免除帝国主义侵略”和“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
旧民主主义主要是反对满族的统治,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纲领,在国内民族关系上,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思想,新的民族主义则增加了对外反帝、对内主张民族平等的新内容。
关于民权主义:
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规定“为国民者不但由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所得而私”;“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不得享受自由权利。
而旧民权主义只有“民主共和国”和“博爱、自由、平等”以至“护法”等空洞的口号,很不彻底,很不明确。
新的民权主义,把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纲领发展成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纲领。
关于民生主义:
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
宣言指出:
“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党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私人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而旧民生主义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纲领。
新的民生主义具体提出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改善工人生活问题,从而使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的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民主义的新发展,是孙中山多年来政治思想发展的新的高峰,使他的一大丰功伟绩。
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相同,因此,新三民主义就“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
当然,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和新三民主义的政纲是有原则区别的,特别是二者的指导思想即宇宙观和对领导权问题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2、大会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
大会闭会后,1月31日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
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8个部。
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
各省、市的国民党部也大部分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改组。
(三)会议的意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政治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同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从而使国民党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方向;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国民党的正式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在组织上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国民党组织很快在全国大部分省区建立起来。
五、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5月建立中国共产党陆军军官学校。
小织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上,故称黄埔军官学校。
孙中山亲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任党代表。
周恩来、熊雄曾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先后参加了军校的政治、军事教育工作。
军校按照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对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此外,我党从全国各地选派了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和工作,成为军校的骨干,我党还在军队建立了以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团结进步力量,同军校内以“孙文主义会”为代表的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军校共办六期,从第五期起,在武汉、潮州、广西、长沙设有分晓。
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1924年10月12月,黄埔军校先后成立了教导一团和教导二团的学生军,以次为基础,1925年对广建旅、师、军。
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而成立的革命军第一军,成为后来同意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基本力量。
第二节北伐战争一、国共合作建立后的国内形势和革命运动的开展
(一)国共合作建立前后北洋军阀的混战与国内政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和中央统治权,继续争斗不已。
到1924年9月相继爆发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江浙战争1924年9月上旬爆发。
在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和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进行。
起因:
争夺上海地盘。
战争的结果:
卢永祥宣布“下野”,北京政府任命孙传芳(时任闽粤边防督办)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夏超(原卢永祥部属,战争中投孙)为浙江省长。
齐燮元的势力扩张到上海。
2、第二次直奉战争江浙爆发后,北京政府站在齐燮元方面,下令讨卢,孙中山、张作霖因与卢之间有同盟,支持卢。
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由,于1924年9月15日起兵讨直,自率六路大军向山海关和热河方向触动。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战争中,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
结果使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直系最终失败。
11月初,吴佩孚率2000余人由塘沽乘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3、北京政变及多中国政局的影响冯玉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河南督军,但督豫不到半年,就被调任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率所部十一师移驻北京南苑。
同时孙中山对冯玉祥进行争取工作。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除了直系外部的反直三角同盟外,在直系内部又有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反吴的三角同盟的形成。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击奉军。
但冯暗中与段祺瑞、张作霖联络,准备病变。
10月23日夜,冯军乘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酣战时,秘密回师北京,一夜之间控制北京城。
24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
冯军监禁总统曹锟。
政变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被消灭,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奉军大批入关,占领天津,并沿津浦线南下;冯玉祥与奉张的矛盾趋向激化;段祺瑞东山再起,从掌中央大权;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表示“拟即日北上”,晤商“建设大计”。
北京政变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武装政变,为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北京政权又落到军阀手中。
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
为对抗全国的国民会议运动,决定召开善后会议。
1925年2月1日4月21日,善后会议召开。
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为军阀官僚及附属他们的知识分子,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也拒绝参加这个会议。
(二)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二七惨案后转入低潮的工人运动,在1924年开始恢复和发展。
在广州,1924年7月,党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的罢工。
这是一次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妨碍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自由的政治罢工。
在广州革命政权的支持下,罢工坚持一个多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妨碍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次罢工胜利,成为“二七”惨案之后,工人运动复兴的起点。
1924年2月7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此外,党还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直接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推动和组织工人运动,逐步恢复了各地被封闭的工会。
这样,“二七”惨案以后转入低潮的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也有所发展。
国民党一大确定的扶助农工的政策,便利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最为突出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成立,培养了农运的骨干力量。
(三)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对外关系上坚决主张与任何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经过多次谈判,与中国政府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
协定的签订,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情绪。
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
参加运动的除广大人民群众外,还包括不少上层人物,反映了斗争的广泛性。
中国共产党努力将运动引导到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轨道上来,在向导上多次刊文,号召人民开展反帝运动,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逐驱帝国主义的侵略。
运动是一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起到了动员中国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作用。
(四)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召开国民会议议解决中国政局问题的主张,是中共中央于1923年7月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时提出的。
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他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于1924年11月离粤北上,这次北上的两大口号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
在国共两党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很快掀起促成国民会议的运动高潮。
在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召开后,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
各界代表200余人。
会期一个多月,讨论了有关反帝反军阀斗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做出相应的决议。
会议在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五卅运动1、中共四大的召开在全国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为了迎接和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22日,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从组织上准备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会议决议中指出:
“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权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会议决议中指出:
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
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
共产党必须尽可能地发动农民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否则,“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大会初步总结了一年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右倾错误是当时的主要危险。
大会分析了国民党改组以来已经形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确定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扩大左派,批评、团结、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任总书记。
这次大会推动了党的工作的迅速开展和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5月,爆发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5月1日,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这次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大会闭幕不久,就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
2、五卅运动1925年2月和4月,在党的领导下,上海、青岛日商纱厂工人曾先后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
但当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复工后,资方拒不履行所答应的条件,并无理开除工人。
5月14日,工人再次罢工。
15日,日本资本家惧怕罢工扩大,借故关闭第七厂,并停发工人工资。
工人向厂方提出要求发给工资,厂方不仅不允许,并开枪射击要求领取工资的人,当场打伤了11人,其中共产党员顾正红身受重伤,于17日死去。
这一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
这一惨杀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上海日资纱厂2万工人罢工,随后,学生起来援助工人的斗争,继而民族资产阶级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
5月28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上海各阶级的动向,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
5月30日,2000名学生在公共租界个马路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枪杀工人、抓捕学生的罪行,又遭逮捕。
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外的万余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立即释放学生。
英国侵略者竞命令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4人,重伤数十人,伤后不久身亡者又9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发动三罢,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
5月31日晚,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刘华分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
6月1日,三罢实现。
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总罢工。
5万学生罢课。
商人罢市,代表大资本家利益的上海总商会,受反帝怒潮的影响,也赞成罢市,运动中所用款项不足部分,大部分由总商会等单位垫付。
6月4日,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作为统一指导斗争的机关。
联合会提出向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包括惩凶、赔款、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等。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实行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的反革命两面政策。
一方面,他们出动大批海军陆战队,对工人和学生大使逮捕和屠杀,以5月30日至6月10日,英日帝国主义杀害中国民众60余人,重伤70余人。
另一方面,他们勾结中国资产阶级以内部分裂统一战线。
他们对资产阶级一面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进行诱惑,一面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应相威胁。
总商会会长、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虞洽卿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并提出13项妥协的谈判条款,删去了17项条件中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条款。
又提出“罢市一天,中国商人损失30万元,罢市无益”的说法引诱商人退出斗争。
6月23(26)日,商界单独开市,并压迫工人复工,破坏了“三罢”运动。
同时,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学生的罢课斗争,因暑期的到来,纷纷离校。
鉴于此种情况,中共决定改变斗争策略,有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
从8月25日至9月30日,各地罢工工人在资方承认一定条件下先后复工。
经过这场斗争,中国人民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了总结。
1、证明了工人阶级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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