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春秋笔法述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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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春秋笔法述论孔子春秋笔法述论xx“xx述述”论论春秋是鲁国的国史,也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编修。
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其中包括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及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春秋史。
前人对春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春秋是否经由孔子笔削而成。
二、春秋中是否蕴涵了圣人精妙的微言大义。
这是研究春秋所避不开的两个问题,也是近现代学者争论的焦点。
可由于史料有限,也许永远难以得出令所有人信服的公论,观点的不同也只代表了对相同的史料的不同理解而已。
对此,本文认同大多数学者较为一般的看法,即,认为春秋确是孔子依据鲁国国史并参考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史编修而成的,虽然并非如绝大多数经学家所标榜的那样,春秋字字都包含了圣人的“微言大义”,但无疑孔子在修撰春秋时采取了一定的体例,巧妙地运用了一些笔法,其中灌输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
关于“春秋笔法”,前人多有研究,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揭示孔子“春秋笔法”的实质,以及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由于春秋记事简短,往往用一两句话或几个字记述一件史实并同时通过谴词造句以示褒贬,所以后世治春秋的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寻求其体例。
关于“书法”、“书例”之说,是东汉何休在其春秋公羊注疏序中首先提出来的。
何休的公羊学传自西汉武帝时代的胡毋子都,他认为春秋的条例在胡毋子都时早已被确定。
所谓“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但何休并未对春秋书法作出归纳总结,真正对此作出系统的研究和概括的是西晋的杜预。
杜氏和何休分属不同的学派,可对此的态度却并无原则上的分别。
杜预坚信左传深得春秋大义,并从左传解经的文字中归纳出五十“凡”,谓之通例;通例之外,还有变例,如杜氏在春秋序中所说:
“(春秋)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为此,杜预还专门著有春秋释例十五卷,对春秋例法作详尽的阐释发挥,其中不乏曲解和牵强附会之处。
1/13后世学者对杜氏之学褒贬不一,但大都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挥,如唐儒赵匡说:
“故褒贬之指在乎例(诸范例是)缀述之意在乎体。
所以体者,其大概有三,而区分有十。
所谓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会,此常典,所当载也,故悉书之,随其邪正而加褒贬,此其一也。
祭祀、婚姻、赋税、军旅、蒐狩、皆国之大事,亦所当载也。
其合礼者,夫子修经时悉皆不取,故公、谷云:
常事不书,是也。
其非者及合于变之正者,乃取书之,而增损其文,以寄褒贬之意,此其二也。
庆瑞灾异,及君被杀被执,及奔放逃叛,归如纳立,如此并非常之事,以史策所当载,夫子则因之而加褒贬焉,此其三也。
此述作大凡也。
”参照今本春秋,这种解释犹显僵硬,但比三传有更多合理之处。
清人顾栋高走得更远,他在读春秋偶笔中论曰:
“春秋书初,书犹,书遂,俱圣笔颊上添毫处;书初献六羽,以明前此之儧;书初税亩,以志横征之始;犹绎,犹三望,是认其可已而不已;犹朝于庙,是幸其礼之未尽废;遂伐楚,次于泾,遂伐许,遂围许,是志其赴机之捷;遂灭赖,遂灭逼汤,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齐侯宋公盟,是志其国事之擅。
他如:
曰诱杀,曰以归,曰取师,曰大去,曰弃师,曰逃归,曰歼,曰戕,曰用,皆圣人用意下字,此其显然者。
”如此刻意探求一字之微言大义,显然求之过深。
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离“圣意”益远。
实际上,幻想从春秋中概括出一套严密的天衣无缝的体例是不可能的,就连汉儒董仲舒也认为“春秋无达诂。
”但两千多年的春秋学研究大体就是沿着这条轨迹摇摇摆摆地前行,虽然其中偶有真知灼见(如前文所引唐儒赵匡所论),但更多的是穿凿附会和冥思曲解。
所谓阐明圣人的微言大义,说到底是借以发挥自己的“大义”。
这使得春秋为层层幻光迷雾所笼罩,让人难以理解。
诚如宋人富弼所言:
2/13“春秋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有疏之,尚未能尽;以之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至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
”1前人研究春秋“书法”、“书例”,并非仅仅把它作为史书的记事体例,而是刻意探求蕴涵在其中的褒贬,即“微言大义”。
从语源上考察,“微言大义”一词当出于东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所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
但几乎历来的研究家都认为春秋微言大义之说肇始于孟子。
孟子?
腾文公下篇说:
“世衰道危,邪说暴行有作。
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又据孟子?
离娄下篇: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檮杌,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由”此可见,孟子认为经由孔子编修过的春秋同原来的史书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春秋之“义”,孔子为挽救当时时势,防止“邪说暴行”,才通过春秋以褒贬当世,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
”后世的经学家便以孟子为依据,认为春秋字字都蕴涵了圣人的微言大义,美刺褒贬。
如范宁谷梁传序云:
“(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戒,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深受今文学影响的司马迁也认为:
“(孔子)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直到近代,仍有学者坚持春秋一字褒贬之说。
如皮锡瑞氏在经学通论?
论春秋一字褒贬之义宅心恕而立法严中说:
“春秋大义,在讨乱贼,则春秋必褒忠义。
”但关于春秋微言大义之论,后世学者多疑之。
唐刘知己史通有惑经篇,从“直笔”的标准出3/13发,对春秋经文提出“未喻”者十二,“虚美”者五。
认为春秋“多是古史旧文”,“孔子之所修者,但因其行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
”孟子所说的“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乃乌有之谈。
北宋王安石则径直将春秋讥为“断烂朝报”。
南宋郑樵也说:
“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此之谓欺人之学。
”2就连理学家朱熹也不满学者过分探求一字之间的褒贬,他说:
“若欲推求一字之间。
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
”3认为:
“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
”4有清一代,历史考据学兴起,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代表的考据史家将“据实直书”、“实事求是”作为史学的根本任务,主张如实记录和审慎考求史实,反对史家追求“褒贬义例”,以既定的价值观来裁断和评论史实。
因此,他们虽然不敢直接否定春秋的微言大义、褒贬义例,也只是认为春秋仅仅直书其事,使之善恶自现。
如钱大昕氏云:
“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
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
”5并对孟子言“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进行了怀疑和批判,认为孟子实夸大其辞。
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也认为:
“若谓春秋之道,但在明法氐罪,以惧乱臣贼子,则已死之乱臣贼子,何由知惧?
见在之乱臣贼子,大利当前,又何恤于口诛笔伐哉?
”6总之,前人虽然对“春秋笔法”多有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大多都过于专精,而割裂穿凿。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春秋著作本身太过简短难明外,还有政治上的因素。
由于孔子和春秋在我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再加上自汉代以来经史分途,就更加导致了学者们认识上的局限和混乱。
研究者大多囿于门户之见,各据一端,或以经绳之,或以史绳之,终难得其要旨。
例如清人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中还振振有辞地说:
“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
”当代学者吕绍纲先生也认为:
4/13“(春秋)看来是史书,实为一部政治书。
”7而近世力倡“新史学”的梁启超,则标榜史学的最高目的是“使恰如其本来”,对我国传统史学提出了猛烈地抨击,其锋芒所向,首指孔子。
他认为我国传统史学“从不肯为历史而历史,而必移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的刍狗而已,岂结果必至强史就我,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
”8并进而讥春秋为“秽史”,所谓“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惟如王安石所讥之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
”9其观点之偏颇,可见一斑。
二春秋笔法,主要是指春秋独特的记事体例。
所谓“体”,就是孔子修春秋时用以选材和立意的一般标准。
“例”,则是指对各类问题分别使用不同书法的具体标准。
如果我们放弃这种幻想从春秋中得出一套完美体例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春秋还是有一定体例可寻的,并非只是“断烂朝报”。
例如,一个人被杀,运用的笔法不同,表示的褒贬就不同,春秋隐公四年记:
“卫人杀州吁于xx。
”xx解曰:
“其称人何?
讨贼之辞也。
”谷梁传解曰:
“称人以杀,杀有罪也。
”春秋僖公七年记:
“xx杀其大夫xx。
”xx解释曰:
“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
可见,称人称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有罪无罪质的差别。
说卫国人杀州吁,意思是卫国人都主张杀州吁,表示州吁有罪该杀。
说郑国杀其大夫申侯,则只是说郑国国君个人杀了申侯,申侯则不一定有罪。
至于国君被杀,称人称国都表示国君无道,只有指出某人弑其君时才表示杀君者有罪而君无罪。
如春秋文公十八年记:
“莒弑其君庶其。
”xx解释说:
“称国以弑君者,众弑君之辞。
”春秋成公十八年记:
“晋弑其君州xx。
”xx解释说:
5/13“称国以弑君者,君恶甚矣。
”又如,春秋同是记战争,有伐、侵、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的写法。
当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虽认为“春秋为鲁史所书”,并未经孔子编修,但仍承认:
“(春秋)亦当有例”。
10故“从春秋中推出些例来,不足为奇。
”白寿彝先生以“春秋经校鲁史佚文”,认为春秋“有袭用旧史者,有修改旧史者,有删繁就简者,有削而不采者”。
11当为公允之论。
据xx史记?
十二xx年表序:
“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鳞,约其文辞,去其繁重,以制义法。
”杜预春秋序亦云: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
”可见,孔子参阅旧史编修春秋的过程也是他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因此,所谓“书法”,“义例”实际上代表了孔子对史实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孔子历史思想的集中反映。
概而言之,xx包括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孔子承认历史事实的发生,但在修史过程中,他又对其重新解释、界定。
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
“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
考之于史实,吴君自寿梦始称王,时在公元前585年。
楚君称王更早,据史记?
楚世家记载,楚君熊渠已立其子为王,后因惧周厉王讨伐,才去其王号。
到楚君熊通时,又自立为武王,并遭到周王室的谴责。
孔子当然通晓此事,可在他看来,当时天下只能有一个王,即周王。
吴楚之君虽然自封为王,但并不是合法的王,所以在修春秋时仍依其原爵称为“子”。
春秋隐公十一年记: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但据左传,我们得知隐公乃鲁大夫羽父所弑。
杜预注曰:
实弑,书薨。
史册所讳也。
”6/13春秋xx十八年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
”而事实上却是桓公和夫人文姜入齐,文姜与齐侯私通,为桓公所责,齐侯便派公子彭生刺杀桓公。
如按春秋的记事体例,“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则此事当记为“公戕于齐”。
此事乃鲁国国耻,孔子当深知之,但孔子却书曰“公薨于齐”。
故杜预注云:
“不言戕,讳之也。
”又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举兵讨伐公族季氏,季氏反击,昭公不敌,逃败于齐。
春秋记为:
“九月乙亥,公孙于齐。
春秋僖公元年记:
“春王正月。
”如按春秋体例,于元年春王正月下应接着书公即位。
对此,左传解释曰:
“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
公出复如,不书,讳之也。
讳国恶,礼也。
”鲁国十二国君中,“元年春,王正月”之下不书“公即位”的除了僖公外,还有隐公、庄公、闵公。
另外,定公元年之下既不书“王正月”,又不书“公即位”。
隐公“不书即位”,摄也。
庄公“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闵公“不书即位,乱故也”。
定公以昭公去年死于国外,次年六月柩至于国,则定公只得于六月即位,而次年又不得不改王,故不书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成公十年记:
“秋七月,公入晋。
冬十月。
”冬十月下,无记事。
左传解释曰:
“秋,公入晋。
晋人止公,使逆葬冬,,葬晋景公。
公送葬,诸侯莫在。
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记:
“冬,天王出居于郑。
”天王者,周襄王也。
杜预注曰:
7/13天子以天下为家,故所在称居。
”明显曲解。
孔颖达疏云:
“出居,实出奔也。
”可谓一语中的。
可明明是周王在内乱中失利,不得不到诸侯国避难,孔子为何书“出居”?
对此,三传解释甚明。
如左传解释曰:
“天子无出。
书曰:
天王出居于郑。
避母弟之难也。
天子凶服降名,礼也。
”公羊、谷梁的解释与此大致相同。
xx襄公二十年记:
卫甯xx疾,xx悼子曰:
“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
名藏在诸侯之策,曰:
孙林父、甯殖出其君。
君入则掩之。
若能掩之,则吾子也。
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来食矣。
”悼子许诺。
惠子隧卒。
由此可知,孙林父、甯殖逐出卫献公一事,诸侯史册均书曰:
“卫孙林父、甯殖出其君。
”这是甯殖自己也很清楚的,所以在临死时才要其子为他掩盖这一丑事,竟以“不来食”相胁。
可今本春秋在襄公十四年却记为:
“卫候出奔齐。
”据此,杨伯峻先生认为“这一定是甯殖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并以之作为否认孔子修春秋的重要证据。
13而实际上这正是孔子修过春秋的明证,因为“卫孙林父、甯殖出其君。
”早已“名在诸侯之策”,就算后来凭借其权势修改了卫国的国史,也不可能重改其他诸侯国的史册。
无疑,今本春秋所书当是孔子所修,是孔子对这件史实深入考察后得出的定性的结论。
按照春秋的体例,“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可知,原来各国史册所书意在责臣下,孔子所书则是责备卫献公无道,出奔系咎由自取。
春秋僖公二年记:
8/13“虞师晋师灭夏阳。
”据左传可知,晋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虞接受了晋的贿赂,且出师和晋师共同伐虢,灭夏阳。
因此,灭夏阳者实晋国也,虞国顶多是扮演了一个帮凶的角色。
而春秋书曰“虞师夏师灭夏阳”,虽属实录,但首书虞师,实际是谴责虞公接受晋国贿赂。
僖公五年,晋复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不听宫之奇之谏,隧致亡国,春秋书曰:
“晋人执虞公。
”按春秋记事体例,显然是罪虞公。
春秋襄公七年记:
“十有二月,公会晋候、宋公、陈候、卫候、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郑伯如会,未见诸侯。
丙午,卒于鄵。
”郑伯,郑僖公也。
郑僖公无礼,终归为其大夫子驷所弑。
而春秋书曰“卒于鄵”,明显是责郑僖公无礼。
公羊传和谷粱传都认为春秋不书“弑”是“为中国讳”,“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
如此探求春秋大义,显然过于迂远。
第二,孔子虽承认史实的发生,但在修春秋时又用自己的观念否定它。
还举司马迁在其史记?
孔子世家里所提到的那个例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
“是会也,晋候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
仲尼曰:
以臣昭君,不可以训。
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关于左传所言之“书”是旧史所书还是孔子修定春秋所书,前人多有争论。
此事又见于史记?
xx本纪,说:
“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
书讳曰:
天王狩于河阳。
根据这条记载,同样无法断定天王狩于河阳是否是孔子所书。
史记?
晋世家亦云:
“晋候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
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
壬申,隧率诸侯朝王于践土。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
9/13诸侯无召王。
“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其”中所提到的孔子所读之“史记”当然是指周史或晋史,而且,晋文公召王时就是以“王狩”作为招牌,必为各国国史所载。
可见“王狩”之说并非孔子发明。
但,孔子肯定并接受了这种笔法,是确定无疑的。
可“会盟”于“狩猎”毕竟是不同的两件事,如汲冢所出土的竹书纪年则直书为:
“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
”也正是这个原因,唐刘知己在史通?
惑经中才批评孔子这种笔法不是“实录”。
春秋xx二年记: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臯。
”对此,左传解释说:
“晋灵公不君,宣子(赵盾)隧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
宣子未出山而复。
太史书曰:
x弑x其君。
以示xx。
xx曰:
不然。
对曰:
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宣子曰:
呜呼!
诗曰:
“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岂我之谓矣。
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为法受恶。
惜也,越境乃免。
由”此可见,当时各诸侯国史官记事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即“书法”,其中贯穿了国家的礼法和习俗并为人们普遍接受。
所谓“书法不隐”,是史官的基本操守,“不隐”,即不隐“书法”中所蕴涵的礼的精神。
如班固汉书?
艺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孔子无疑赞同并继承了这种笔法,所以,于此事的记载直接袭用晋史原文。
可弑君者乃赵穿,书赵盾弑其君,毕竟有违事实真相。
对此,孔子有清楚的认识,既赞扬董狐为“古之良史”,又惋惜赵盾“为法受恶”。
但在求真与求善的矛盾冲突中,孔子还是选择了后者。
10/13宣公四年,楚人献龜于郑灵公,子公与子家将见。
子公食和指动,云:
“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
及入,宰夫将宰龜,相视而笑。
公问之,子家以告。
及食龜,召子公而弗与,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
灵公怒,欲杀子公。
子公于子家谋先为难,子家先不从。
子公隧谮子家。
子家惧而从之。
夏,弑灵公。
”春秋于宣公四年记:
“夏四月乙丑,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左传解释说:
“书曰:
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
君子曰:
仁而不武,无能达也。
即”认为子家为仁不终,故书以弑君以惩戒。
又,召公十九年,许悼公疾,饮太子止之药卒。
春秋书曰:
“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左传解释说:
“君子曰:
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服”虔注曰:
“医不三世不使。
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
公疾未瘳,而止进药,虽尝而不由医而卒,故国史书弑,告于诸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修史是他对史实的重新解释、界定和理解,是按照他的观念对史实经过深入分析后所得出的定性的真理,因此,他所求的“真”实际上是伦理的“真”。
伦理的真当然与事实的真有所不同,学者已多有论之,但如果我们历史地看问题,伦理的真也是历史的一种真,它实际是一种观念的真,它虽不反映当代的事实,却是以往历史的反映。
在孔子看来,三代时伦理的真和事实的真是相符合的,即所谓名实如一。
可东周以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礼崩乐坏”,名实相违,孔子认为历史的发展在逐渐背离道的轨迹,走向无道。
所以,孔子在修春秋时用一定的名分作为标准来衡量史实与人物并寄以褒贬。
即春秋大义。
11/13三关于孔子春秋笔法的标准,前代学者多主张是周礼。
司马迁有“据鲁,亲周,故殷”之说。
杜预认为: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
”胡安国谓“春秋假鲁史以寓王法”。
所谓王法,即周法也。
欧阳秋也说:
“天下之人不禀周礼久矣。
孔子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
”13但也有不同意见,例如唐儒啖助曾驳斥杜氏曰:
“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
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与典礼,固当洽闻;述作之际,何不能赞一辞也?
又云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则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
则杜氏之言陋于是矣。
”14清人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中也对杜氏之说有所不满,认为,如果孔子修春秋只是抄录旧史,并无自己的褒贬义例,“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
“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
这涉及到孔子对周礼的态度,孔子推崇周礼,但并不认为周礼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为万世不刊之法。
例如,他说: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15周初分封的各诸侯国,原本都尊奉周礼,鲁国乃周公之后,更是当时各诸侯国的典范。
据左传昭公二年载,晋使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仍赞叹曰:
“周礼尽在鲁矣。
”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鲁国就是周礼的代表。
尽管如此,孔子仍认为鲁国还要“变”一下,才能“至于道”。
在周礼之上还有一个“道”,这个“道”才是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
又,孔子在春秋中对周天子也有所议论。
如隐公元年记:
“秋七月,天王使宰来归惠公、仲之之瑁。
”天王,周平王也。
,乃助丧之物。
时鲁惠公死已逾年,周王室助丧以属弛缓;且仲子(惠公夫人)仍在,以豫凶事,周天子此举更是违礼。
孔子直书其事,丝毫不为天子讳。
又春秋桓公十五年记:
12/13“春三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可根据周礼:
“诸侯不贡车赋,天子不求私财”。
孔子对周王室诸种违礼之举,纤毫不隐。
据孔子的思维逻辑,我们能看出,所谓“道”,也就是孔子对周礼进行反思的理论成果,集中表现为孔子的仁义之道和德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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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
- 孔子 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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