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实践中的青年列宁与历史的主客体向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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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实践中的青年列宁与历史的主客体向度
革命实践中的青年列宁与历史的主客体向度
张一兵
【专题名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专题号】A1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理论探讨》(哈尔滨)2008年1期第29~38页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以下简称为《什么是人民之友?
》)开始,一直到1906年以前。
在这个时期中,列宁的哲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理论学术上的研究和进展,而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在现实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
这主要是针对不同时期俄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分别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前提和革命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
而青年列宁主要哲学观念的变化,此时还主要依存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
【关键词】青年列宁/哲学/辩证法/普列汉诺夫/历史的主体与客体向度
中图分类号:
A7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08)01-0029-10
从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青年列宁就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革命和学术舞台上的。
这是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起点上的不同。
这也就是说,即使有一个青年列宁时期,那他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逻辑框架之内的事情。
虽然如此,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特别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青年列宁的思想却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不断学习和深化过程。
其中,从1894年至1905年的十多年间,列宁的思想认识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思想转变。
这种转变表现为对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观察维度的转换,随着这种视角的变化,列宁的哲学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更重要的事实是,青年列宁主要哲学观念的变化此时还主要依存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
相对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列宁研究,这算是在摆脱传统解释构架之后的重要“发现”。
一、青年列宁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
我注意到,早在青年时代,列宁就已经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接受,多是与俄国现实斗争相关联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说。
纯学术理论意义上的研究,并不是青年列宁所关注的东西,他主要关心的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命运。
马斯诺夫曾经专门谈及这一点。
他在回忆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青年列宁思想特征时,称其“更感兴趣的是关于俄国命运的迫切问题,而不是纯理论问题”[1]170。
所以,在列宁早期的阅读笔记和批注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大量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献成为他密切关注的内容[2]。
比如,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研究准备中,列宁对《资本论》的阅读,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经济学和社会发展问题,而对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思考[2]5-26。
依我的看法,这是此时青年列宁理论构境中的一种特殊的思考倚重。
应该说,在这些的研究中,列宁的理解基本上是准确和深入的,特别是对将这些科学方法和原则运用于俄国的社会实践时,他显示出了极大的敏感性和历史具体性。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并不代表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和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上,就一定是绝对正确和透彻的。
如处于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之中的前苏联学界对早期列宁思想的评价。
从我们这里的研究视点出发,也就是说,如果客观地从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理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是由于,在哲学理论上,早期的列宁更多的是依靠了他的思想导师——普列汉诺夫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
柯尔施曾经指认过这一学术联系[3]80。
所以,早期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论构境,更多的是一种他性语境。
特别是在他的前期理论探索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对哲学理论的过多投入和系统研究。
并且,我们还可以从文本中看到,青年列宁的哲学思想特点是多变和不稳定的。
特别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认识上,起初,青年列宁的理解明显存在一定的理论偏差。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早期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
1894年,年仅24岁的青年列宁在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哲学的论文《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将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唯物辩证法说成是“对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4]153,它是一种从客观现实出发的方法。
如果这是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基础和理论起点的话,应该说是正确的。
在他看来,唯物辩证法是“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这种辩证法的实质“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自然历史过程”[4]135,137,159。
显然,这个理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内涵相去甚远。
固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是同体的,但这二者显然不是一个东西。
特别是此时的青年列宁,不准确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认定为是“把社会运动看做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4]136。
这些并不完全准确的观点,在斯大林时期的哲学原理体系的制作中,竟然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经典表述①。
列宁为什么要这样说?
认真阅读同期列宁写下的其他文本,我发现,此时的青年列宁主要是在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进行斗争。
显然,这是一个由现实斗争中提出的重要理论要求产生的特定理论构境。
那么,什么是列宁眼中的民粹主义呢?
依他自己后来的定义:
“我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包含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
这是说,民粹主义者试图阻止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生和发展。
第二,“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
在民粹主义那里,俄国的农民村社被看做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
第三,“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
一句话,民粹主义就是不对社会现象作“唯物主义的解释”[5]404-405。
其实质是“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否认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6]25。
青年列宁的政治头脑是极其清楚的,看问题,总是很快抓住事情的要害。
我们可以注意到,青年列宁在与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其理论意向主要是从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客体向度出发的,正是针对民粹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列宁他才会较多地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过程”。
这也就是说,不管民粹主义如何反对,资本主义总是要在俄国客观地生长起来的。
依列宁后来更加准确的概括,他认为“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7]38。
在更深入的社会认识方面,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和司徒卢威大谈所谓历史是由“具有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创造的主观主义观点,青年列宁则更多地说明这种个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的客观的“社会事实”。
这是典型的涂尔干式的社会学术语。
此时,直接影响俄国学术界的重要思想背景之一就是德法的社会学理论。
对司徒卢威作用较大的是齐美尔[8]373-374。
这种特定的理论情境,也使得列宁此时常常也是在社会学的语境中讨论问题。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后来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学术界竟然宣布社会学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列宁似乎是想指认,“这些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表现为行动,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这些并不一定能够直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客观的社会事实的本质。
这个观点是基本正确的。
在此时的青年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方面,其核心概念是“社会经济形态”。
这也就是说,
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取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种关系(按马克思的术语是“生产关系”)的体系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则是这个基础的外表[9]372。
我注意到,列宁此处对社会的观察是直接从生产方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着手的,而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开始的。
后来的毛泽东显然依循了列宁的思路。
固然,他没有看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可是,这一重要的观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已经发表的恩格斯的众多文本中都有十分详尽的表述。
同时,我们能发现,将上层建筑视作经济基础的外表,显然是不准确的。
在第二方面,列宁指出:
“活的个人”在每个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概括起来,并为各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以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集团的活动,一句话,为各个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9]373。
列宁觉得,通过这样的界划,民粹主义的“主观主义”就被“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就没有科学”。
我觉得,将马克思主义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可是,列宁在这里的概括总体上却是不准确的。
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1845年他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客观生存层级是不以个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的,同时,社会生活决定人的全部观念。
这都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最一般和基础性原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肯定人类社会运动始终或永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青年列宁所指认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过程,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情况。
特别是马克思在后来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进一步揭示的,工业性生成之后所出现的商品一市场经济中呈现的社会经济形态里,才会有人不能支配自己创造的社会历史,而反倒为经济力量所奴役的异常情形,他将此形容为是与自然界盲目运动相类似的不正常社会现象。
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可以参见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关于似自然性的讨论[10]。
我以为,此时青年列宁还无法深入地理解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所以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后来的前苏东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将青年列宁此处并不准确的理解畸变成哲学原理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观点,这就是“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了。
我注意到,这种不准确的理论定位是从阿多拉茨基的评论开始的,他因为不能区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所以直接将列宁误认的马克思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理论说明指认为“社会过程”的一般规律性[11]429。
苏联《哲学史》第五卷的作者不但不能辨识这一文本中存在的理解层面问题,反倒将列宁的解释说成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的发展”。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逻辑误导。
我发现,此时青年列宁的哲学思想较多地受到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影响,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背景下考茨基的所谓社会机体观的作用。
所以我们会时常看到青年列宁这样一些表述,比如,经济规律不同于物理和化学规律,但是“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也就是“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4]136。
我们如果读一下考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就不难看出列宁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与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联系在一起的。
这显然是一种他性的支撑性语境。
其实,人类社会存在及其历史运动规律与一般的生物有机体存在和运动规律相比,异质性是更加重要的方面。
所以,将社会存在及其运动简单类比于一般生命体的存在与运动,显然是不科学的。
当然,我不以为这样承认青年列宁在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是在贬低他,而恰恰是客观地看到青年列宁思想成长的真正基础。
也是在这里,一旦马克思的辩证法被狭义地理解为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特殊的社会机体”,其运动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之后,我们看到青年列宁竭力反对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联系起来的做法,特别是在辩证法的观念中谈论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
在《什么是“人民之友”?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反驳俄国民粹主义分子米海洛夫斯基非难马克思“把自己的社会理论建筑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时,青年列宁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了反驳杜林所作的一些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肯定性说法,简单地归为“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此生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或者叫“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而已”。
这又是一种由于特定的驳论性的论战旨趣建构起来的特殊理论语境。
于是,三段式、三分法也被描述为“胡说”,“使庸人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4]137。
正是在这里,列宁为了反驳米海洛夫斯基,似乎仅仅是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作为黑格尔的公式,并把它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截然分开,以此为根据,然后再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黑格尔的三段式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混同起来的错误。
我注意到,他从来不从正面去肯定三段式,更不要说去科学地说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历史关系。
然而,不能责备青年列宁的地方,是因为那时他根本不可能知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存在,以及其中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真实内容和复杂变化过程。
所以,此时列宁对马克思哲学历史语境的了解,必定是一种离思想史真实逻辑进程较远的理论表象,所以,他也当然无法了解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黑格尔的内在关联。
也因此,列宁此时的观点中就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
第一,由于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学说本身还没有一个深入的研究,所以只是一般的批判黑格尔三段式的唯心主义实质。
这一点列宁在后来逐渐地认识到了,并迅速改变了这种态度。
在这里的理论讨论中,列宁都是过多地否定了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关系,也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的理解,所以他只是停留在用一般的区别性来确定二者关系的水平上。
这给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的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三段式,但也承认了其思想的合理成分并不断从客观运动中揭示出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这一点,列宁显然是忽视了。
但是,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整个论战,因为列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总体原则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努力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后来阿尔都塞也注意到了24岁的青年列宁的这一理论态度。
他将列宁写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
》中论及辩证法的“三段论”的十二页讨论,称之为列宁的“反黑格尔的明确宣言”[12]135。
阿尔都塞也知道,在1894年之前,列宁并没有阅读过黑格尔的论著。
据阿尔都塞的看法,列宁是通过仔细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就已经理解黑格尔了”,或者倒过来说,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并不需要通过直接阅读他的著作,因为,当他真正的读懂马克思之后,他也就深刻地弄懂了黑格尔哲学。
从这一点出发,阿尔都塞甚至由此模仿列宁的口气说:
“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
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
”[12]137这真是信口开河。
20世纪30年代,阿多拉茨基最早提出,列宁在写作《什么是“人民之友”?
》时,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13]428。
后来到了50年代,吉谢辽夫也认为,列宁在写《什么是“人民之友”?
》一文时,“在理论上已经完全成熟”了[14]1。
同期,由白俄罗斯学者共同编写的一部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评价[15]20。
我觉得,这种断言说得太满了。
如果作一话语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断言,因为将青年列宁的第一个涉及到哲学的政论性文本指认为“完全成熟”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列宁此后的思想和观念均会是同质正确和伟大的②。
这是我曾经揭露过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凡是说”。
读者已经可以感觉到,我在这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没有像传统解释框架那样简单认定青年列宁在这一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逻辑为参照,细微地去分析这一复杂思想斗争中青年列宁哲学思考的可能性的理论情境。
这与那种将列宁的每一句话都视为真理的解读方式,已经处于根本异质的方法论语境之中了。
二、青年列宁与他的哲学老师普列汉诺夫
可是,阿尔都塞没有注意到的文本事实是,青年列宁对于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否定之否定的态度,甚至包括对黑格尔的态度,不久就有了改变。
我已经指出过,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文本的态度常常是细中有粗的,对列宁文本的研究上,情况就更糟糕一些。
我自己认为,这是由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以下简称《一元论历史观》)的发表所引起的。
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断,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青年列宁这一时期里发生过独立的哲学研究,并且,青年列宁的思想转变,与普列汉诺夫新发表的思想十分接近。
不过,这只是一种主观推断。
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当时受到恩格斯赞扬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恩格斯在世时,曾对维拉·查苏利奇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是:
梅林和普列汉诺夫。
自1889年普列汉诺夫到伦敦拜会过恩格斯之后,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现留存下来的书信有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的书信十四封,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复信五封。
他所写下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
”[16]267列宁自己也说过,当时他“几乎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著作,对《一元论历史观》有很深刻的印象”。
显然,对于青年列宁来说,普列汉诺夫是他们一代人的思想导师。
1900年,当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开始出现日益严重的分歧后,列宁写道:
“我们被敬爱所遗惑,实际上成了奴隶,做奴隶固然是一件坏事情,而当他本人(指普列汉诺夫——本文作者注)使我们看到并且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更加懊丧百倍……”[17]304可见,在此之前青年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十分信服的。
就是在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堕落,列宁不得不与他彻底分手后,列宁在总的哲学观点上还是与普列汉诺夫基本一致的,这样一个状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
普列汉诺夫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可是,这些文本充其量只表现出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可悲的是,普列汉诺夫很少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具体地正确使用它。
并且,就是在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中,还经常带有两个较大的缺陷,一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色彩,这主要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二是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或者说,仅仅是持有消极的抽象的观念辩证法。
这不仅仅表现在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中,更反映在他的政治活动里。
我们这里是想指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学术理论思想的严重影响,虽然他一直很坚定地反对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错误,但对于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的理论缺陷,只是在后来才加以认识的。
比如在1908年以后的一些批判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论著中,列宁已经开始不断发现普列汉诺夫在哲学观点上的“含糊之处”,但这时还并没有从实质上认清其错误的根源。
虽然列宁已经自觉地将自己的哲学观念与普列汉诺夫区别开来,但这种差别并非是异质性的。
真正的转变是在1914年以后,也就是列宁写下“伯尔尼笔记”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后半时段发生的,即列宁的思想出现了革命性认识飞跃中才更深刻体会到普列汉诺夫错误的思想根源。
即便如此,列宁后来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研究和学习他的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先来看对此时青年列宁哲学思想发生直接影响的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一书。
这本书,也是普列汉诺夫为了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等俄国民粹主义而专门发表的重要学术论著③。
这本书的出版,正好与列宁同期写下的一批批判民粹主义的文章形成鲜明对照。
这是老师与学生在相同思想斗争的努力,并且,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同样在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攻击,但是他却没有像青年列宁那样一般的否定“三段式”,而是首先从黑格尔那里就揭示这个“三段式”表象背后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
值得我们的关注是,与青年列宁对黑格尔的抽象否定不同,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了客观的历史性评价。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18世纪旧唯物主义无法面对的“具体现象的复杂和多样的链索”,是由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来“掌握”和完成的“伟大任务”[18]60。
与青年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仅仅描述为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自然历史过程”)不同,普列汉诺夫从元哲学的层面上将辩证法定义为在现象的联系和发展中观察世界的方法。
他准确地注意到:
“黑格尔以自己的辩证法哲学与这一切形而上学对立,辩证法对一切现象是从它们的发展和从它们的相互联系方面来加以考察的,而不是把它们看成现成的和彼此之间为深渊隔着的。
”[18]附录二267显然,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的这个把握视角是正确的。
显然,普列汉诺夫这里的观点,更接近撰写《反杜林论》时的恩格斯。
进一步,普列汉诺夫十分准确地从作为事物本质结构的矛盾(对立面的转化的必然性)入手,并将矛盾作为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内驱力,从量的变化捕捉到作为发展根本性环节的质变(革命性否定),最终再提示矛盾在历史性视角中的长程展开,即否定之否定规律。
因为,所谓“三段式”不过是肯定—否定(新的肯定)—否定之否定(新的否定)的外部特征。
因此,普列汉诺夫写道,米海洛夫斯基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外在的“三段式”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在黑格尔十八卷全集中,在任何一卷那‘三段式’一次也没有起过论据的作用”[18]66。
普列汉诺夫指认道,否定之否定并不是黑格尔的“基本问题”,而是从“任何现象转化为自己对立物这一命题”产生出来的[18]66-67。
矛盾,是否定之否定的根据。
他深入地分析道:
“任何现象,发展到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反过来,同样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
”[18]66这样,普列汉诺夫没有仅仅着眼于出于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由黑格尔制造出来的大量外在“三段式”之上,而是成功地揭示了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的内在结构和本质,这一点论说是十分深刻和有力的。
显然,普列汉诺夫这里的分析所显现出来的学术理论功力,远在此时在同一战线中的青年列宁之上。
也是在这本书中,普列汉诺夫有针对性地反驳了米海洛夫斯基对恩格斯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举的一些例证的非难。
特别是那个燕麦生长的“三段式”。
普列汉诺夫从米海洛夫斯基“已经是不要再相信燕麦是照黑格尔式生长的时候了”的结论出发,详尽批驳了他对恩格斯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正确阐述的恶意攻击。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历史地而且也更深入地说明了恩格斯关于辩证思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从古代的对立统一思想,到近代与形而上学观念对立的辩证思维,从莱布尼茨到德国古典哲学,他特别区别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差别所在,充分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前提。
最后他风趣地说,“燕麦仍然将”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方式“生长”。
显然,普列汉诺夫这一重要的论断,给青年列宁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促使后者在相近观点上发生了悄然的改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谈论辩证法是以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逻辑为前提的,因此辩证法是属于元哲学的逻辑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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