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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学语文延伸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构建大学语文课程延伸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摘要】大学语文是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人文类基础性公共课。
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系统工程中的核心课程,它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等多项重任。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的加快,关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讨论也日渐高涨,多种具有不同特色的改革模式相继问世,并且取得了可喜成绩。
然而这些努力与大学语文教育总体目标的实现依然有一定差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本文认为,针对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不应仅仅满足于有限的语文课堂教学的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教材、教法、教学手段的改革上,而应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树立“大语文”的教学理念,构建大学语文课程的延伸教学体系,即构建一个以大学语文课程为核心,融文学、口才、写作于一体,立足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体系,使大学语文教学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这才是实现大学语文教学目标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这样既可以弥补大学语文课程学时短缺等方面的不足,又能使学生根据自身需要获得自由选择的空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实现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构建大学语文延伸教学体系
大学语文是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人文类基础性公共课。
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系统工程中的核心课程,它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等多项重任。
早在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当时的目的有四点:
一是提高大学生的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
目前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也指出:
“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
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
”
然而,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的加快,专业设置的变化,课程的调整以及功利实用至上主义的影响,使得作为基础课的大学语文受到了巨大冲击,大学语文在全国多所高等院校的处境极不乐观,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而与此同时,大学生母语意识的缺失,人文精神的失落也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语文水平、语文能力的低下,也成了困扰很多大学生的一个主要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近两年来,大学语文课程再次引起很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探索也日益受到重视。
但是,时至今日,命途多舛的大学语文课程在众多院校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大学语文教学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这门课究竟应该以怎样的面目去面对高等院校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
这已经成为广大专家、学者和一线大学语文教师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大学语文教学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事实上,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至今,大学语文课程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戏剧性变化。
1978年,南京大学率先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是为了在高等院校学生中普及汉语言文学知识,提高学生的阅读、文学鉴赏和写作能力。
后来,在许多高校都相继开设了这门课程,而且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大学语文”也成了一门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考科目。
自从大学语文课程开设之后,教材的编写也就成了专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各种版本层出不穷。
各高校自行编写的教材有之,如1981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大学语文》;1983年7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中文教研室编写的《大学语文》;1987年10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江苏高师五校编写组编的《大学语文》;地方性教材有之,如1988年9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春英、康永祥主编的《大学语文》等。
在众多教材版本中,1983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中玉、钱谷融主编的《大学语文》(修订本)和1988年6月二人共同主编的《大学语文》(全国组编本,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课教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
这些教材或以文学发展史为线索(83版的《大学语文》将选篇分成先秦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几个单元),或按文体分类(88版教材按文体分为论说文、记叙文、诗词曲赋和小说四个单元,并在单元之后附有论说文和记叙文的特点和写作、诗词曲赋和小说的特点与欣赏)。
在最初几年,该门课及上述教材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当时正值文革结束,高考刚刚起步之时,这时的大学生,经历了文革“读书无用论”的洗礼及学业的荒废,他们大多文学知识贫乏,阅读、鉴赏及写作能力亟待培养和提高,而大学语文课及相应教材恰好适应满足了他们这一需要。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很多高校又相继取消了大学语文课程;或者理科院校开设,文科院校不开;或者即使开设,也不过是作为对专业课程不足的一个补充,而并非像当初出于对学生需要的考虑。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当然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从客观来看,教材的老化及教法的死板单一导致学生对这门课程兴趣全无。
同时,教师死板单一的教法又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最终的结果自然只能使学生“想说爱你不容易”了。
也无怪乎很多大学生称大学语文为“中四”语文了。
更何况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学生视野开阔,能力提高,已不能再把他们与恢复高考初期的学生们相提并论,老一套的教材教法根本无法满足学生更高层次的需要。
其次,从主观来看,历年来,大学语文一直作为基础课而存在,学校、教师及学生三方都不能给它以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认识。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校也受到很大冲击,专业设置的变化及课程的调整,使得大学语文这门基础课逐渐成了众多专业课之外的一个点缀,因此,有些院校由于课时有限,干脆挥刀将它砍掉了。
而另外一些院校则视之为候补队员,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开设,不需要它的时候,就请它走开。
学校的态度、教师的行为以及学科本身的性质,自然影响到学生对这门课的认识,再加上教学内容的狭隘、教学方法的陈旧,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轻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伴随着大学语文教学的萧条冷落,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
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失落、语文水平、语文能力的低下,这些问题都成为众多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近几年,大学语文课又陆续被搬入大学课堂。
二、近年来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情况综述
(一)突破与创新
几年来,由于大学语文教学的不尽人意和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关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探索和讨论已经从上到下在各地迅速展开。
仅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南方周末报》等权威媒体直接介入并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大学语文教育的文章;网上有关中国高校语文教育教改的研究讨论更是此起彼伏。
国家一级学会“全国高校大学语文研究会”1980年成立以来,连续召开了十多次学术年会,研究成果丰富,反响强烈。
而且,全国地方性的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其中湖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大学语文研究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2004年,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大学语文学部与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联合发起并主办了“经济全球化与高校中国语文教育的回应”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四地高校中国语文教育学术研究会”,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的八十多所高校的教育专家和近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就中国语文教育现状、观念、模式、教育定位、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内容涵盖了整个语文学科。
总的来说,各地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基本上都以教材为突破口,体现了不同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正式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有上百种之多,就《大学语文》所反映的成果和特色来看,已经形成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四大语文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并初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上海地区语文教育改革比较有影响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为代表的以文本主题词集成单元模式,其代表教材为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
本教材完整地体现了徐中玉先生的语文教育改革思想。
徐老先生认为,大学语文课程的教育重心,应当在中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培养上。
因而在教材的编排上打破了传统的散篇集成方式,采取了按文本主题词加文选集成单元的模式,全书由以民为本、心怀天下、和而不同等十六个主题组成。
在选文上,立足本国,重视吸收我国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兼顾历史、哲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同时也选择部分外国名家名作,这种编排方式和选文标准,体现了其研究性、深入性和创新性,比较有利于大学语文实现素质教育的课程定位,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形成、精神境界和人格的提升。
上海地区影响较大的另一种语文教育模式,是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夏中义先生为代表的以“大学人文”取代“大学语文”的新的高校语文教育模式。
其代表性的教材有两本,一本是由夏中义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新语文》教材。
这本教材力图打破以“文学阅读”为中心的老套路,将大学语文教育定位在“人文教育”的高度,通过引导大学生感受、领悟语言文学的巨大魅力而引领其追问生存的意义和存在的真相,激发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培育和滋养其健全的人格与人文关怀意识,为学生提供“精神成人”的诗意空间。
该书较之徐中玉版《大学语文》有根本性的突破,或者说实现了由传统的“大学语文”向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教育”的转变。
该书的编排思想跳出了传统语文教材偏重知识性和工具性的特征,跳出了民族文化、文学以及国粹的框架,以人类普适价值为参照,将时代性和世界性两个重要的元素带入其中,以唤起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带领学生进行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观照,以达到培养大学生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情怀。
全书体现了思想新、体例新、选文新三大特点。
该书由16个关键词立章形成单元,每个主题词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指向有利于大学生“精神成人”的维度,每个主题词下的选文之后有“编者点击”、“圆桌议题”和“阅读链接”三大内容,以达到深化主题,拓展学生阅读空间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达到人文教育的目的,在《大学新语文》成书之前,夏中义教授还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三卷本和《大学人文教程》,该套书200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应该说,这两套书是作者为了推动大学语文教育改革,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目标而推出的姊妹篇。
尽管形式不同,但殊途同归。
尤其是“大学人文读本”的出版,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当下高校语文教育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可能促成中国高校语文教育由“知识语文”向“人文语文”教育的根本转变,更为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了系统的优质思想资源。
该书三卷本,分别以“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主题命名,它从普适性的人类文化价值认识出发,选编了200余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
每一章还以“编者旁白”的方式,进行评述、解说,提出思考、疑惑乃至忧虑,同时也为渴望“精神成人”的当代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丽的精神家园。
北京地区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其标志性的成果有两种思路和模式。
一种是以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语文》为代表,给大学语文以“高等”的教学定位,建立起完全区别于中学语文的、适合大学生特点的语文教育的高等形态和教学模式,尝试建立一门富于变革意味的课程。
该成果完全打破了传统惯有的文选讲解的模式,而采用分专题讲授语文知识(包括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的知识),外加文选,并引入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拼盘”式模式。
全书给了教师讲解和指导自学更大的选择空间,从语文的角度兼顾到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更有利于满足学生的兴趣。
全书共分25个专题,每个专题都分三个层次,内容合理搭配。
第一层是专题讲座,也就是导读;第二层与导读相结合,详细解读与专题内容相一致的一篇或多篇文选;第三层是拓展阅读材料。
三个部分中,以文选讲授为主,又有所发挥。
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是目前大学语文教育改革中,大胆突破传统、形式最为新颖、最适合于综合性大学学生的一种全新的语文教育模式,内容涵盖《诗经》、《离骚》、《易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唐诗、宋词、《九章算术》、《孙子兵法》、《红楼梦》、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等经典性文学与文化精品,应该说该教材体现了“大语文”或“文化语文”的教育思想,有较强的学术性。
由于专题内容都是由著名专家执笔,因其内容太深,涉及面也不够宽,比较适合于综合性大学使用。
尽管一部分专家、学者对该教学模式有不同的意见,但这种使人耳目一新的教学模式给当代大学语文教育改革以巨大的震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同时也给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以很大的启迪,值得广泛关注。
北京地区的另一种语文教育改革模式是以北大教授钱理群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文学》教材为代表,不过这一模式较之温儒敏模式影响较小。
钱理群的《大学文学》只是作为《大学语文》的一种改良方案提出来的,变革意味较小,但仍然突破了传统的单篇文选方式,改用以作家、作品的介绍、外加文选以形成单元的编排模式,当然单元后也有拓展性的研究资料。
全书共分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及外国文学四个部分,内容涵盖了主要作家及作品。
钱理群教授认为,以《大学文学》取代《大学语文》,以文学教育代替语文教育,是“取法乎上”。
文学大于语文,文学高于语文,文学也包含语文。
“中学语文”与“大学语文”的区别,在“语文”上无法反映,只能用文学的标尺反映出来,因此,在中学语文之后,继之以“大学文学”,是归本认宗,反之于正。
通过理解文学来理解人生、社会、生命、世界与历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大学文学教育,应以“文学经典”为中心,文学经典的教育是全面人文素质教育的重点组成部分,通过大学文学教育,给学生指出了一条通向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道路。
武汉地区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可谓异彩纷呈。
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都组织编写出较好的《大学语文》教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新型教材是周金声、江少川教授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语文》。
这套教材是一批大学语文教学第一线的同仁在长期教改实践和在吸收了他人经验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试验、提炼的结晶。
他们针对普通本科院校人文师资和文科专业薄弱以及注重应用人才培养的特点,将人文与语文结合,确立“精神教化+语文技能”的思路,强调人文性、综合性、拓展性和实用性。
首先,在语文教育观念方面,坚持大语文观,把现行的“大学语文”课改造成“人文语文”新型课程模式;打破传统的单向度的纯文学教学,既关注生动、优美的文学形式载体,也注意选读哲学、美学、历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方面的作品,充分发挥文学丰富多彩、可读性强的优势,使学生在美的享受中获得更广泛和更具文化内涵的知识,同时注重增强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培养。
其次,为了落实这些新型教育教学理念,在教材上采取了全新的框架。
从总的方面按文学文化史的线索分为“中国上古文学与文化”、“中国中古文学与文化”、“中国近古文学与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以及“外国文学与文化”五大部分,每个大部分里面又包含“名家名著与专题”和“作品研读”两类。
“作品阅读”部分着重精选文学文化精品,供学生阅读和教师选讲,每篇后设有“汇评”、“拓展资料”和“争鸣研讨”等栏目。
这种编排设计,既突出了综合性的特点,有利于梳理和整合学生中学以来所学的知识,完善其知识结构,又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整体文化观,实现学科间的交叉与交融。
既有一定文史的理论深度和知识的宽度,又有点有面,能够将知识点落在实处,使学生便于从感性知识上升至理性认知,易于接受,是一种难易适中、容量较大、使用方便的好教材。
第三,在教学方法方面,突破传统的“一本书”“讲记”模式,引领学生寻找知识的源流和海洋;搭建知识框架结构,毛坯建筑,引领学生做泥瓦匠。
第四,致力于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以文化的眼光沟通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拓展系统知识。
全书以读、思为重心,以说、写为展台,促进学生学识升华和深化,形成独见。
这种苦心孤诣的设计和编排,是语文教材上的创举。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鹤云教授审读此教材后评价说:
“本书可谓精心结构,思路开阔,面貌全新,使人读后精神为之一振。
”黄济华教授也说:
“本书的编写构思颇有新意,《大学人文语文》书名也好,更有别于中学语文的套路,有利于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
南京地区大学语文教育开课时间较早,早在1978年,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率先垂范,引领了时代潮流,经过多年的发展,南京地区仍然成为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突出性成果是以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和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联合主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级“十五”规划教材《大学语文》为代表。
该书的编写,突出了“大学语文”要姓“大”的教改理念,否定了“大学语文”对“中学语文”的补课功能,提出了“大学语文”对过去所学知识的“梳理”、“激活”、“总结”功能。
特别强调大学语文教育不再仅给学生“一杯水”或“一桶水”,而是要给学生“一条河”。
由于大学语文是学生一生语文课堂学习的终结,因而编者主张要改变中小学“打破沙缸问到底”的学习方法,代之以“好读书,求甚解与不求甚解相结合”、“深化与浅化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提倡在知识层面、学术观点、学术视野、学习方法等方面的多元与开放。
王教授强调,大学语文是高校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干课程。
应在古今文学精品的感染下,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素质,引导学生讲气节、讲廉耻、讲正气、讲民本思想、讲平民意识,以促成学生高尚人格升华的目的。
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坚持了开放与多元相结合的思维模式,体现了系统性、网络性、立体性、大信息的特点。
全书以文学史为纲,构成41个单元,选录精讲课文128篇,泛读课文617篇,内容涵盖了几千年中国文学的各种题材,每个单元突出一个内容专题,系统拓展学生的阅读范围和视野。
通过“注释”、“赏析”使课文浅显易懂,又通过“总论”、“集评”、“汇评”、“作品综述”、“研究综述”使内容拓展与深化,以提高教材的学术品味,以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
综合上述四个地区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的成果,有影响、有特色的中国高校语文教育改革新模式主要共有四种:
一是“主题+文选”模式,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和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大学人文读本》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二是“专题+文选”模式,温儒敏教授的《高等语文》和周金声教授的《大学人文语文》是这种模式的典范。
三是“作家+文选”模式,钱理群教授主编的《大学文学》教材,是其代表。
四是“文史+文选”模式,王步高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其代表。
此外还有按“体裁+文选”的方式集成教材,限于篇幅,不再论述。
(二)局限与不足
以上述四个地区为代表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取得可喜成绩,但我们也能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和不足。
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于课程的定位模糊,强调人文性,忽视工具性。
上述几种教学模式有的侧重于文学素质教育,有的侧重于人文素质教育,有的侧重于文史素质教育,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学语文的“工具性”的特点。
根据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的精神,学界普遍认同大学语文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以及课程目标主要是:
注重人文性,加强工具性,达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完美结合。
我们知道,语文课程的最本质特性就是它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工具性”着眼于语文课程培养学生语文运用能力的实用功能和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人文性”着眼于语文课程对于学生的思想感情的熏陶感染的文化功能和课程所具有的人文学科的特点。
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的共同期望。
从根本上来说,前面这几种教学模式都比较注重人文性而忽视了工具性,即注重对学生的人文教育,而淡化了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
我们这里所说的工具性同基础教育阶段的工具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指具体的字、词、句、篇章结构等,而是指语言文字的表达,尤其是指大学生的口语表达及日常应用文写作。
2、改革力度有限,难以解决课时不足的问题。
据多方了解,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各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中(仅限于开设该门课程的院校)大学语文的课时都极为有限,大约在30学时至70学时之间不等。
综观上述几种改革模式及其他大部分有关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方面的文章,都主要集中于对大学语文的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的变革,而这些改革虽然收到很大成效,但在有限的学时面前,依然显得十分尴尬。
众所周知,语文是最具开放性的一门学科,一本书即使它的内容再丰富也是无法完成这门学科的教学任务的。
而且有限的学时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想方设法压缩教学内容,结果只能是顾此失彼,很难做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完美结合。
3、难以满足学生多方面的求知需求。
上述几种教学模式虽然都分别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但由于学时有限,依然很难满足学生多方面的求知需求。
在我们的学生中,有的深爱文学,他们渴望获得更多的文学营养;有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他们希望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有的写作能力欠缺,他们希望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靠《大学语文》一本书,仅仅靠大学语文一门课的几十学时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只有加大改革力度,寻求新的改革途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三、树立“大语文”的教学理念,构建大学语文课程的延伸教学体系
(一)大学语文课程延伸教学体系的内涵
这里所谓大学语文课程的延伸教学体系,是指在保证完成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在全校范围内开设语言文学类公共选修课,举办内容新颖的语言文学类讲座,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等,作为大学语文课程的延伸教学,目的在于拓展大学语文的教学空间,在大学语文课程之外搭建新的教学平台,并使之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使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都能感受到语文的影响,既强化了母语意识,提高了文学素养,又提高了综合素质。
(二)构建大学语文课程延伸教学体系提出的依据
1、大学生母语意识、母语能力的缺失呼唤进一步加强大学语文教育。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而很多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缺失,人文精神的失落更是令世人瞩目。
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很多青年学生在日益重视英语学习的同时,却越来越忽视对于母语的学习,越来越缺乏汉语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字词句的表达能力。
这些问题都足以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很多不足,而对于大学语文教育重视不够是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
因此,进一步加强大学语文教育,改变大学语文的教学现状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要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应该说,大学语文课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语文教育的任务,但是大学语文课不能等同于语文教育。
众所周知,“语文”的内涵极为丰富,语文课的教学目标十分复杂,而语文教学又不能不受到时间的限制,因此语文课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起到的只是引导的作用,学生很多能力的形成还主要依赖于课余时间去实现。
因此要在大学校园加大语文教育力度,必须拓宽思路,利用多种渠道,为学生创造机会,搭建平台,使大学语文教育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得到有效地延伸,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2、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学时短缺的矛盾呼唤新的改革模式。
大学语文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双重属性,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但是从前文对于近年来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情况综述及局限性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更新教材,改革教学方法,还是改变教学手段,还都只是停留在课堂改革层面。
这几种改革模式因为受到学时的限制,既难以做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完美统一,又难以满足学生多方面的求知需求,而且往往是顾此失彼,因此大学语文课仍旧处于两难的境地。
要改变这种局面,仅仅依赖于课堂改革,显然难以奏效。
鉴于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性及大学语文教学及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针对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不应仅仅满足于有限的语文课堂教学的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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