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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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问题
管理近真空城乡接合部:
中国城市化发展期的"一团麻"
在我国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地带:
它汇聚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贫民聚居、城乡土地分割与城市行政管理弱化等一系列问题———
人们总是欣喜地看着城市里不断攀升的摩天大楼,不断拓宽的街道,不断兴建的大广场……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着城乡交错的接合部地区。
在那里,环境杂乱,道路泥泞、交通拥堵、危楼林立,众多流动人口住着当地农民自建的简陋出租屋,每天奔走在城市提供的临时性低端岗位之间。
然而,这些城市的建设者,却往往享受不到城市化发展的成果。
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认为,城乡接合部区域,汇聚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贫民聚居、城乡土地分割与城市行政管理弱化等一系列难点问题。
事实上,这一区域已经成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期的难题。
“城中村”的“瓦片经济”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27岁的安徽蚌埠人蒋冲抱着不到2岁的儿子,带记者穿过两排临时搭建的平房,来到一片破烂的两层楼农宅,这里住的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一家住在最北面的一间。
站在院子里的公用水池边,蒋冲对记者说:
我来上海已四五年了,在陆家嘴金融区一家公司做保安,哥哥、妹夫和弟弟,我们四家人都住在这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来打工。
通过同乡介绍,才找到这里来的。
这样的房子月租260元,在北蔡镇一带算是便宜的,现在很难找到了。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北京有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的研究表明,居住在上海郊区的外来人口占来沪外来人口总数的比重近八成。
按照我国现行土地政策规定,农民在自家宅基地兴建的住房,不能用于出租、转让等商业行为。
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让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农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上加盖违章建筑。
随着新增流动人口涌入更多,违章楼房的层数也在增高,从三层、四层,直至七层、八层。
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一幢白色的7层高楼成为村中最豪华的建筑。
这幢被称作“巍然屹立公寓”的大楼,是兄弟四人连同母亲,5家人的宅基地合在一起建盖的,房东自称投资上千万元,共有338个房间出租“24小时供暖和热水,上下班有班车接送!
”
距离唐家岭不远的肖家河社区有7个村,盖了1.4万间出租屋,住有外来人口近4万人。
村里家家都盖违建房,四五层楼高的很普遍;在其中一个叫正黄旗的自然村,全村只有一户是平房。
农民自建楼除了自住,一般可以有20-30间房屋出租,每间房月租400元左右,一年收益高达10万多元。
在武汉市的姚家岭村,住有流动人口接近2万人,当地星星社区居委会李主任介绍说,这里的违建房很多,社区有近1000栋用于出租的楼房,一栋房子高四五层,每家约有20个房间出租。
不堪承载的水电气
北京去年入冬的两场大雪后,北京海淀区唐家岭村变成了“泥浆上的村庄”,村里主干路成了泥浆路,路两边多是四五层的楼房,一楼是餐饮、超市等店铺,再往上是被隔成小房间的出租屋。
路两侧有很多小胡同与主街相连,就像一条条“泥沟”,行人只能选择稍浅一些的泥路蹒跚前进。
记者趟着没过鞋面的泥水走进一个一米宽的小胡同,随时要警惕别被住户们私拉的纵横交错的电线碰到头,北侧是一排低矮的平房,20多间八九平方米的出租屋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这里住着很多从事装修行业的农民工。
湖北黄冈的农民工老高告诉记者:
“住这里最怕下雨下雪天,路都没法走。
”
记者在东南街25号的一间出租房看到,这间房仅够摆放下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简易塑料衣橱。
两名住在这里、在中关村经营电脑配件摊位的河北青年说,在这儿生活,最恐怖的是每天上班挤公交车,早上从七点到九点,好几千人拥在站点上,本来车过来的时候挤得已经上不去人了,还要扒开车门,再挤上去几个。
肖家河社区警长刘京军告诉记者:
以前肖家河地区打一口井,供应3000人喝水没有问题,可到了2008年,要供应3万人喝水,现在打到第3口井,还是不够用。
本来村里有一个自己投资建的排水系统,违章乱建出租房屋多了以后,排水通道堵塞,一到下雨,水流不出去,倒灌进村民的住宅。
后来街道办事处出钱,把村里主要道路的排水做好了,但是大量垃圾又把下水道给堵了,还要雇人再去疏通。
更严重的是,房子建得一家连一家,消防车根本进不去,一旦发生火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同样的困境,也苦恼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沔北居民区的党总支部书记郑明昌。
他说,村里的流动人口多了以后,夏天用水的时候特别困难,虽然换了直径150厘米主送水管道,但水压不够还是供不上水。
卫生管理就更加难了,村里雇了15名卫生管理员每天保洁,但脏、乱、差现象还是很严重。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镇长刘景瑞说,镇里原来基础设施是按两万居民建设的,现在一下子涌进了20万人。
电力不足,供水吃紧,下水不畅,环境也破坏了,想看奥运会电视直播都看不了,一旦大家同时看电视,电闸承担不了负荷就会跳开。
私搭乱建筑“围城”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等专家认为,在城市规划并没有将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纳入到范畴内,当地农民利用了集体建设用地在城市规划范畴之外发展了出租屋,满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尽管违背了土地使用政策,却有其积极的意义。
但是由于城乡接合部区域规划长期存在着不统一和不确定的问题,其建设和发展处于无序状态和短期行为,这种私搭乱建“围城”现象,将严重制约城市化的有序推进。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部分城乡接合部及“城中村”的混乱状况,事实上是源于城市建设开发的不彻底。
当城市扩展到城乡接合部的农村时,开发单位由于看到拆迁成本过高,就只征用了耕地,没有及时征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出现了“征地不征人”的现象,这部分“失地农民”利用自家的宅基地建盖了出租房屋。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白墙子村的农地早在1997年被征用开发为方庄小区,村里的建设用地在规划中作为小区的配套绿地,当地村民已全部转为城市居民,但因为绿化地无经济效益,开发商迟迟不拆迁,几年来村民私搭乱建,把自家房屋租出去了,村中的大小事务无人管理,形成城市“真空”。
由于城乡接合部呈现动态发展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一方面被逐步被纳入城市建成区,同时又不断地向外扩展,吸纳新的农村地区,形成新的城乡接合部。
这种不稳定性促进了当地农民的建筑和经营只能是短期行为,建设上尽量采取简易材料,争相扩大违建面积,一是为获得财产性收益,二是期望拿到更多数额的拆迁补偿。
这也给下一步的城乡接合部改造带来较大难度。
更为严峻的是,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当地以后,原有的乡村管理体制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巨幅增长的压力,进而形成了城乡管理的盲区。
在唐家岭村,本地人口不足3000人,接纳了近5万人的流动人口,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规模,却仍然由村委会来管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村委会只管自己的村民,其他的都不管。
拆村建城是出路
去年底,记者来到大兴区义和庄村,眼前呈现出的是一大片已经腾退出来的空地。
村支部书记赵显军说,这里就是当年的村庄,全村一共920户民宅,在37天之内全部签订了拆迁协议。
2009年以来,北京市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地区大兴区整建制拆除33个村近1.18万户民宅,拆除总面积将超过340万平方米。
当地的负责人介绍说,要想彻底解决城乡接合部的问题,出路只有拆迁。
记者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看到,随着城市化向城区外围扩展,一些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的土地商业价值开始显现出来,使政府有能力通过实施土地开发,并按市场化价格对当地村民进行补偿,完成城乡接合部的治理。
北京的城市拓展区已从原来朝阳、丰台、海淀,推进到大兴、顺义、通州等地;上海2009年提出郊区与城区发展并重的战略,并将未来经济增长重心放在了郊区;武汉计划在3年内,把100多个城中村全部改造。
武汉市推进的大规模拆迁“城中村”,也同样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安置。
在2009年底基本完成拆迁的武汉市汉阳区江堤村,原来村民的收入主要以出租房屋为主,村里的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差不多1:
1的比例。
原村党支部书记、现改制为武汉江腾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喜平说,当初流动人口租村里一间房子,一个月只要100元,而改造完成后,一个月的租金要七八百元,根本住不起,只能往外走。
在北京办学15年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河南籍农民工易本耀画了一张漂泊图。
记者从“漂泊图”上摘录了这所学校在京城搬家的停驻点,共有8处,分别是:
五棵松菜地-甄家坟-沙窝村-彰化村-凌云出租房-五路居48号-紫竹院路60号-龚村67号。
搬迁路线跨越北京丰台、石景山和海淀三个行政区。
易本耀形容“就像长征”,其中1997年春天的两个星期里,学校被迫搬了3次家。
记者采访中,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拆农村、建新城,才能根本解决城乡接合部问题,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
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指出,这部分“天量”流动人口,并不会因为城乡接合部的改造和城中村的拆除而离开城市,只是从一个地区又被挪到了另一个地区,始终生存在城市边缘,最终造成“城市烂边”的扩散效应。
打破“不完全城市化”束缚
记者采访部分城市管理学专家、人口学专家认为,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完全”、非正规的特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城镇化的难点,必须打破“不完全城市化”束缚,实现流动人口有条件、有秩序、低成本向城市转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指出,我国大量农村人口迁向城市,并常住城市就业、生活,但他们无法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政治权益等方面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在工作上也同工不同酬,由此形成的“不完全城市化”状况,极有可能使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演变成“城市内部二元结构”。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等专家建议,应稳妥有序地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分期分批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镇务工就业的流动人口进城定居落户问题,特别是允许携家眷长期在城镇务工就业的外来人口办理城镇落户手续。
同时,积极推进流动人口待遇市民化,使其在就业、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和具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平等的待遇。
地处长三角核心区的浙江省嘉兴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这个拥有180万流动人口的城市,从2007年开始实行新居民居住证制度,流动人口根据在本地工作时间长短、技能高低、贡献程度,申领不同的居住证,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专门成立了新居民事务局,作为市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负责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子女教育、就学、文化、居住和维权等一系列服务,受到流动人口的欢迎,城市也没有因此而引发流动人口的大规模涌入。
(记者 董振国 邓华宁 王振宏 )
城镇化成解决三农问题新切口:
如何避免农民"穷居闹市"现象
中国推进城镇化发展必须破除“五个担心”
2010年01月28日08:
00:
23 来源:
经济参考报
面对我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居住区的现实,一些专家提出,应发挥城乡接合部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低成本吸引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重要功能,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
首先,探索集体土地用地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进城定居创造条件。
在采取严格保护耕地的措施下,在城乡接合部地区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改革模式,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建设流动人口住宅,出租或者转让给流动人口使用。
或通过挖潜改造旧镇区,进行迁村并点,解决小城镇建设用地问题。
其次,通过科学的规划,走出城乡接合部城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避免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严重的“贫民窟”现象在我国被复制。
部分专家提醒,规划要注意到我国低收入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落户,无法承受高成本的规划设施,防止城镇发展中过多地注重形象、政绩工程,防止超标准修建不切实际的大马路、大广场、大公园和政府办公区,进而抬高城市门槛,拉大城乡差距,限制农民进城的倾向。
第三,允许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向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延伸,改善中心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小城镇流动人口集聚区的居住、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
根据农村人口需要低成本向城镇转移的特点,安排城乡接合部的流动人口居住区以较低水平的基础设施条件,匹配廉价的出租屋,并相应地配套适用的公共基础设施标准,使这些接纳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的区域逐步向功能完善的现代城市覆盖区过渡。
采访中,一些专家指出,打破“不完全城市化”束缚,推进城镇化发展,必须破除“五个担心”。
一是推进城镇化并不会导致“贫民窟”的出现。
虽然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都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但在我国可以通过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步改革,有序有条件地分期分批解决流动人口进城定居落户。
目前在部分城乡接合部地区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治安和环境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处于流动状态,并没有纳入正常的公共服务范畴。
二是推进城镇化进程并不会浪费耕地资源。
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就业的流动人口,已经集中或者分散居住在城镇的各个角落,或者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出租屋,并没有引发新的占用耕地问题。
即使是有序地促进流动人口进城定居,也可以更多地采用租房的方式,低成本地进入城镇。
三是流动人口进城并不会成为社保的负担。
相反,流动人口进城后可以缓解城市老龄化带来的社保资源不足等问题。
据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研,目前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8岁,距社保最终支付期还有32年,现在缴纳社保基金,只是为城镇老龄人口做贡献。
四是流动人口进城定居和就业,可以缓解城镇公共资源闲置和过剩的问题,不会影响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
目前不少城市以需要支付的公共服务成本过高为由,拒绝将流动人口纳入财政经常性支出项目。
但是,随着城市人口增长水平的下降,公共资源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过剩。
五是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和城镇居民的就业互为补充,甚至还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会对就业产生过大冲击。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北京市流动人口就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餐饮业、家庭服务业和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城镇居民则在专业技术、办事人员等方面的就业比重显著高于流动人口。
而且,当大批流动人口进城定居,集中居住,带来城镇人口密集度的增加,会创造更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
预警“城镇化建设”
2009年12月31日08:
43:
29 来源:
经济参考报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2010年推进城镇化建设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词之一。
表面来看,推进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过的阶段,也有利于提高各种市场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破除城乡二元隔阂的重要通道,城镇化建设实在是一项被耽搁太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不过,如何推进,由谁来推进这个进程,大有讲究,大有不同,必须进行分析。
如果依靠传统的政府主导,则很容易再次陷入权力政绩工程陷阱,那非但不能解决农村衰败的问题,反而诱使对农民的进一步剥夺,进一步扭曲现有的经济社会结构,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隐患。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
其中,对于农村发展起到最大抑制作用的,应该是户籍制度。
因为有了以控制社会流动为初衷的户籍制度,那么农民就被剥夺了很多参与资格,包括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资格,获取经济资源的平等资格等,这其中,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一直以来严重滞后于城市居民。
农民经济境遇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劳动力的市场化,也就是在外务工来获得收入。
但是同样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歧视,农民工们无法在城市享受同等的经济社会待遇。
当然,简单地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也许可以在某时某地掩盖某些问题,但是这根本无法扭转农村整体上的经济社会落后的局面。
这回提到的推进城镇化建设,方向上和以前诸多以“输血”为特征的农村政策不一样,给人们一些想象的空间。
不过,城镇化建设同样歧路纷呈。
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很可能演变为简单的建城造镇运动,用加法来快速推进,比如把小村合并成大村,把大村合并成城镇,这是最容易操作的路径,也是最容易出政绩的路径,但是这样的做法,将是对农村和乡镇既有经济社会关系的粗暴干涉,可以想象的是,这个过程中很多有价值的土地资源将成为权力的盛宴,农民利益被再次剥夺,这必然酿成新一轮灾害。
回到上面的分析,城镇化路径应该是做减法,那就是减去捆绑在农民和农村身上的诸多体制性的束缚,尤其是户籍制度。
只有农民自身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只有农民拥有对资源的充分掌控能力之后,他们才知道以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进度,来建造适宜他们居住的家园。
(温克坚)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尚需四个坚持
2009年08月23日15:
32:
05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8月23日电(记者杜宇)45.68%的城镇化率,表明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然而,我们的国情却是耕地、淡水、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劳动力素质偏低,各种矛盾相互交织。
因此,转变城镇发展方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紧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在众多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合理确定发展目标。
我国区域差异大,不同地区城镇化条件、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
要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环境基础,合理确定各地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城镇化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城镇化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条件相协调。
东部地区要重点提升中心城市服务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生态环保工程建设,着重提高城镇化质量;中部地区要完善中心城市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大力提高县城、中心城镇的综合服务水平,促进人口有序转移和聚集,重点建设粮食、能源新型材料、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要围绕大中城市,进一步增强人口聚集能力,扶持为旅游、内陆边贸服务的特色小城镇发展,加大对边远山区、革命老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城镇发展的扶持力度;东北地区要加强区域性交通设施、能源电力、节水节能工程建设,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注重资源枯竭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森林工业城市和国有农场地区城镇的建设,促进城镇发展转型。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城乡统筹,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不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要求。
这就需要我们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统筹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引导农民向中心村集中,加强对闲置的乡村建设用地的整理,促进城乡建设用地总体集约节约。
结合“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加强乡村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
改善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使广大乡村居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强对城乡空间的规划管理。
要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放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突出节地、节能、节水、节材。
将基本农田、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和生态保护区、环境脆弱区作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地区,严格控制这些地区的建设活动。
同时,还要划定城镇增长边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促进城镇紧凑布局,集约发展。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城镇人居环境建设水平。
要加强住房建设,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提升居住品质,使“居者有其屋”。
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加快对“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的改造,降低中心城区过高的人口密度,增加公共绿地。
积极发展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改善路网布局,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把握城镇化实质推进我国城镇化健康稳步发展
2010年01月06日10:
12:
20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2010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政策要点和主攻方向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分析与部署。
会议提出了在"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
关于城镇化,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整整十大要点。
具体地讲,一是基本思想,那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二是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三是要"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四是从现实出发,建议将当前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来;五是"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六是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七是要"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八是要"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九是要"完善城市管理";最后,作为一个总体的要求,那就是要使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得以"全方位提高"。
这是继中央十年前提出"小城镇、大战略"之后又一次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所进行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部署,是一次强有力地实施积极的国家城镇化政策的集中体现。
需要强调的是,中央的这些意见与建议都是作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措施而提出来的,试图通过这样一些政策和措施,力争做到在"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的同时,通过"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而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取得明显进展。
我们知道,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不仅是短期发展的需要,更是长期发展的要求;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更是一个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城镇化定位为解决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依托",意义重大且深远,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结合这次会议提出的这些基本思想,我想就城镇化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加深我们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与城镇化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认识。
首先,我们需要对城镇化的本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一般地讲,当我们谈到城镇化时,都比较看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这样一个基本指标,因为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核算指标。
透过这样一个基本指标,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在其地域空间上实现流动与转移(一般是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和集中(一般是集中到城市或城镇)的情况与发展趋势。
但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以及他们在不同空间地域的集中,即人口和劳动力在不同空间地域上的分布状况并不是城镇化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城镇化的本质特征。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人口和劳动力得以转移和集中的基本动因的话,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断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实现转型的过程中,其人口和劳动力自然地就会从农业部门流出,并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这既是伴随着农业的不断现代化而持续不断地将原来大量沉积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和人口"推出"这一部门的现实要求,更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将大量劳动力和人口"拉入"这些新型部门的客观需要。
因此,透过人口和劳动力空间分布状况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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