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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为何诱导日元贬值
日本政府为何诱导日元贬值2002
去年3月的日本年度结算,7月布什有关美元价值应由市场定位的讲话和“事件”的冲击,日元都有机会向上攀升,但当日元爬升到115日元兑换1美元水平时,日本中央银行即接连多次入市干预,对日元升值进行打压,使日元回调到120日元附近。
然而从去年年末以来,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日元持续快速下滑到现时的132日元水平,达到3年半前的新低。
尽管日本央行行长重谈不能接受日元近期贬值的老调,但日本政府财经首脑却频频表示日元的走贬并没有偏离日本经济的基础,暗示日元还应继续贬值。
素有“日元先生”之称的前日本财务省次官神原英资甚至于表示日元与美元的比价有可能贬值到140-150日元。
无独有偶,在此之前,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格鲁克曼就主张日本用扩大货币供应量来对抗日本的通货紧缩,并预测日元兑美元有可能下滑到150-170日元。
面对日元的快速走贬,G7会议国家并无任何表示,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作为日本的主要债务、贸易对手国和巨额逆差国的美国更是沉默如金,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默许日元的继续走贬,让处于困境的强势美元能继续维持强势,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呢?
日元汇率的持续走贬,日本政府可以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长达11年之久的日本低迷的经济基本面作出解释。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必须从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战略,要求日元走贬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日本通商派———产业界的代言人在日本对外经济政策层中占居上风和日本近几年来兴起的一股日本身陷史无前例的泡沫经济乃至经济危机,恰恰是由于日元与美元关系扭曲,美国终在金融战场“打败”日本所致的论调等深层次原因中去寻找日本政府主导日元走贬的真正原因。
日本是东北亚的一个岛国,其土地和矿产资源贫乏和短缺,但人力资源充足,其经济天然具有依赖国际市场的特点,其对外贸易不仅在GDP中一直占居重要位置,甚至可谓经济的生命线。
因此,日本战后在美国的扶植下,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引进资本和先进技术的经济后发优势、低的日元汇率等,制定和实施从进口替代到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过了40年的重建终于使日本从一个战败的经济国跃升为GDP产值一度达5万亿美元,几乎占全球经济总量达七分之一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以资本输入国晋升为全球最大的核心资本输出国和占据近4千亿美元的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其货币日元兑美元的比价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360日元兑1美元上升到现时的130日元水平,1995年4月19日更曾达到日元兑1美元的历史高位,升幅从最高时的346%到现时的170%,美元兑日元则下跌了60%上下。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劳动制度日趋僵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优势丧失,经济后发优势不再,特别是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使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难以实施。
在此情况下,日本企业被迫纷纷移向海外,导致国内产业出现空洞化,失业率继续上升。
与此同时,面对日元升值日本政府不是去开放国内市场,用高估的日元购买具有比较利益的全球廉价的商品,让日本人民享受高质量的生活,相反却为抵销日元的升值让日元利率降至接近零利率,如此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具有很强的获取高额利润的商业银行过度放款给投资于高风险的证券、房地产公业,这就导致了金融机构自己陷入从事风险投资的道德风险和制造了巨大的资产泡沫。
因此,当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增长高速运转时,经济开始走向热胀的泡沫,当日本央行意识到日本热胀和经济泡沫的严重性时,却又过急地追随美元利率大幅度提升利率加以打压,终于使日本泡沫经济于1990年破灭,之后又经历了已长达11年、迄今还见不到尽头的经济急剧冷缩的经济泡沫后遗症———通货紧缩,日本人谓之为一项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经济混乱的“平成危机”。
这次危机使日经指数从1989年的38900日元下降到现时的1万日元,跌幅达75%,房地产价格下降了95%,给日本金融资产造成的损失估计约超过上千万亿日元之巨,几乎达到二战时期日本所有物质损失,在国家财政中占到14%的比例。
对此,日本朝野在反思“平成危机”的原因时,认为错在日本大藏相和日本银行诱发经济泡沫的政策失误,特别是日本央行长期实施的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
有的认为是日本政府为泡沫经济开错了药方,匆匆忙忙,操之过急地挤破了所有泡沫,而不是实施稳健的、渐进式的调整政策。
更有的认为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不应该把不良债权的处理放在优先位置等等。
总之,各说各理,莫衷一是。
无论如何,以往一帆风顺的日本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热胀和九十年代的急剧冷缩停滞是应该有其相应的特殊缘由的。
漫长而看不到尽头的“平成危机”的经济混乱究竟因谁而起,而使日本真正失去20年时间的祸根何在?
近期日本政府主导日元走贬,是否意味着日本已找到了“平成危机”的祸根———不同于正常经济规律的因素,就是横亘在作为日本经济活动之要素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根本矛盾。
也就是说,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美元迄今仍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同时又与美国一国的经济政策密不可分。
因此,美国只要随心所欲地变幻着反映自己意志和利益的时而升值、时而贬值的美元价值,就足以扼杀日本的出口和轻而易举地削减对日本负有巨额美元债务的负担,同时还可得扼杀日本国力之益。
早在1998年10月日本神奈川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吉川元忠就在其着述的“金融战败”一书中坦率地指出了“平成危机”的本质和形成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横亘在作为日本经济活动之要素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根本矛盾。
就是说,美元至今仍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同时又与美国一国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美国只要随心所欲地变幻着反映自己意志的美元价值,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其结果是给日本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因此日本“平成危机”是美元造,是1985年5国财长会议达成的美元有序下调的“广场协议”,使日美汇率从1美元兑270日元下降到1987年的120日元扭曲的结果,是日本对自80年代以来,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从实体经济转换为虚拟、表象经济,即从商品、服务贸易转换为金融交易的方式,对于世界经济虚化的现实麻木不仁的结果。
因此,日本没有意识到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如同正反两面的一枚硬币一样的一个整体,没有意识到80年代“日美贸易战争”的背后还隐藏着与之平行发展的“日美金融战争”这样一个整体的现实,而自认为制造业胜于美国而在金融经济上败给了美国。
事实上,如果把两者看作为一个整体的话,日本在金融战争中败给了美国的同时,恰恰又把贸易战争中赢得的财富拱手还给美国甚至比之还多。
这些使得当今的日本山穷水尽,走投无路。
事实上美国明确意识到“金融战争”意义,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其“金融经济”优势地位。
而日本政策当局根本就没有金融战略的意识,这才是导致今天日本困境的根本原因。
70年代初美国终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贸易赤字。
接着又出现了财政赤字,到80年代初,美国已由世界头号核心资本输出国变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
与此同时,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和外汇管制的逐步取消,资本交易的自由化,世界经济已转向虚拟化,资本流动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和汇率的重要因素。
美国为了弥补其双赤字,以高息和减税政策来吸纳主要来自日本的和全球的大量资金,日本将贸易和经常帐顺差流向美国,美国则用这些资金维持经济和市场繁荣以及进口日本商品,这些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贸易顺差的膨胀。
说得极端些,就是日本用自己的钱叫美国来买自己的产品,并把这种买卖当成了贸易顺差。
日本开始成为以美元表示的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经常帐的顺差以资本形式流向美国购买美元,不仅支撑了美国经济,还支撑了美元并扭曲了外汇汇率,日本铸成了金融战败的第一步。
80年代上半期的美元高利率、税收优惠政策使大量日资流入美国并推高美元汇率,坚挺的美元给美国带来双赤字的危险性难以维持和解决贸易不平稳,美国终于在1985年9月召开的5国财长会议上使之达成一致的下调美元汇率的“广场协议”,在有关国家入市干预下,不足3个月美元与日元的比价即由当时的美元兑240日元左右下调到200日元,直至1987年2月7国卢浮宫财长会议后,1美元兑150日元才算告一段落。
但10月的“黑色星期一”又使美元下浮到120日元上下。
“广场协议”让美元有序下调并未使美国真正压缩贸易收支赤字,原因是美国产业外移的“不可逆转性”和“贸易当中的过程效应”,却给日本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对外贸易,特别是自80年代起,给流入美国的巨额日元资金,在美元狂泻、日元飙升的背景下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得日本在美资产价值骤然减少了40%,债券甚至于减少了60%。
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原因是日本对美贸易和巨额投资都是以“美元结算”的。
大规模的资本流向他国,并以流入国货币结算,在当今货币借贷史上可谓绝无前例的,而且在现代国际社会的常识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因为,美元事实上仍是世界货币,可以以一己私利随心所欲地变幻着美元汇率价值,时而实施强势,时而导向弱势。
说得极端些,美国如果想引进外资,弥补双赤字,用高估的美元把吸收多余的资本再输出或购买全球廉价的商品以满足国内需求,提高美国国民生活质量的话,就可实施强势美元达到上述目的;如果想减少以美元结算的美国债务,打击贸易对手国,增强美国出口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削弱债权国和出口国的国力,只需把美元导向弱势使足可达目标。
这是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上演的魔术。
面对这样的魔术,非美元货币国除最大限度地使用本国货币建立对外经贸关系外,别无其他良策。
当今欧盟国家可摆脱美元魔术,惟有建立自己的欧元货币和在区内使用欧元才是良策。
“广场协议”让美元有序下调,不仅给日本出口和对外资产带来严重的影响和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与此同时,也给日本带来史无前例的经济泡沫和危机,使之一蹶不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广场协议”后的1987年,美国为了减轻中南美对其债务的负担和减缓经济放缓,使美利率从1980年的两位数降至%的超低水平。
当时日本经济增长已从1986年的冲击很快恢复到“广场协议”前5%的增长水平。
但是在美国所谓的“国际政策协调”下,使日本央行早于1987年2月将日元利率降至%的超低水平,并根本不应该成为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的理由。
美国以协议为名逼迫日本、德国同时下降利率,其目的是使日、德与美长期利率保持3%的差距,以继续诱导日本等国资金远远不断流向美国,弥补美国的双赤字。
加之日本央行为抵销日元升值的压力,一方面实施如此长久的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又入市干预,大量卖出日元,买入美元,最终导致市场日元供给过剩。
而过剩的货币及其低成本又被与政府又有千丝万缕关系,并且有很强的获取高额利润的商业银行过度放款给投资于高风险的股票和房地产事业,导致了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在日积月累下日本终于形成伴随着严重通货膨胀的泡沫经济。
1987年9月美国单方面将官方利率从%上调到6%,直至1989年末的7%,扰乱了以“协调”为前提的美国证券市场的稳定,终于引发1987年10月19日的股市崩盘。
但德国央行随之升息,但日本央行却死守低利率,并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使日本在3年中经济泡沫达至顶峰,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1987年“黑色星期一”后的1988-89年,美元利率由%上升到7%,而日本仍坚守%的低利率,直至1989年春才终于修正了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使当今日本的股价到达高峰,地价亦稍后于1990年达致高峰后转为急速下跌。
时值日本央行新任行长、被誉为“通胀斗士”的三重野康上任,继1989年10月升息后,又接连于1990年2月和8月两次提高官方利率,使之达致6%,使日本泡沫经济开始进入决定性的崩溃期。
日本泡沫经济的生成,主要是由于80年代,日本政府为引导日本资本持续流入美国特别是80年代后半期,而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所致。
尤其应该指出的也是日本社会在采取统一行动时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该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
最终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1年、迄今尚见不到尽头的通货紧缩衰退期。
近期日元在日本政府主导下大幅快速下滑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经济基本面等常规的思维去解读,我们必须从日、美两国过往的、长期以来形成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关系中去解读。
从日本学者提出的日本泡沫经济,日本“金融战败”是世界货币美元造、是日美汇率长期扭曲的结果的论点去寻找,而且这一观点似乎已为日本决策层所接受和实施。
我们可以从日本财政次官的容忍日元贬值,仍是对于之前日元过强走势的调整的表示看出其端倪。
日元汇率的自主下浮似乎表明日本要让日元脱离美元的影响,主动地、暂时地靠拢和进入欧元圈,以建立日元的稳定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在亚洲建立日元世界的终极目标呢?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关注,我们决不能没有“金融战争”的意识和战略,而听任事态的发展。
日元走强,日美汇率长期扭曲,毕竟是日本泡沫经济、“金融战败”的外部因素,外部因素要通过内部因素才能起作用的,日本固有的“以出口为导向”忽视内需的经济战略,僵化的劳动力制度,日美关系的过于紧密和听从美国以及金融制度陈旧僵化等导致制度和技术创新不足才是问题的根结所在。
当然没有外部条件的存在,事物也不会发生质变。
因此,长时期来日元的过度升值和日美汇率和经济关系的扭曲对日本经济造成的教训深刻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这些教训是日本在战略上和安全保障上对美国的依赖导致了经济混乱。
日本以美元资产支撑美元和美国经济导致了经济泡沫和金融战败。
这些教训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和教益的:
首先是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对外依存度仍较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是否到了足以支撑人民币升值的阶段;二是中国的外汇资产会否成为支撑美元的力量;三是中美贸易总量和收支差额最终会否替代日本规模,从而引发矛盾,无法脱逃支撑美元的命运;这正是给我们带来的现实课题,也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以避免在对美经贸、金融关系上成为第二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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