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与山西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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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与山西发展
中部崛起与山西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进一步呈现出东部地区加速发展、西部地区积极推进、东北地区重振雄风,而中部地区继续凹陷的格局,被经济界人士形象地称为“东高、西起、中间凹”。
为实现东、中、西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思想,至此国家形成了“东部腾飞、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发展战略。
山西省作为中部“凹陷地区”的欠发达省份,面临的局面是:
东部地区,借改革开放以来特殊政策形成的高速增长惯性和领先地位的优势,正在加速发展;西部地区,2001年起开始享受国家政策倾斜的扶持,开始大开发,大发展;东北地区,2003年也有了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许多特殊政策支持,重振老工业基地的雄风;而我省却只能在与国家数次政策倾斜擦肩而过后,作为少数几个没有多少国家政策倾斜优势的省份,自力更生地去发展。
国家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思想以后,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都在制定相应的策略,加快发展。
我省如何认识当前形势?
如何抓住这次机遇,克服自身缺失,发挥自身优势,加速发展,在全国区域经济板块中实现赶超和崛起?
就成为当前我们山西人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历史天空中的闪耀与辉煌
近些年提及山西,可能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抱愧山西》,内称:
“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地区,而竟是山西!
直到本世纪末,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通过这断话语人们似乎突然发现了令他们惊讶不已的三晋“旧貌”已换了“新颜”。
的确,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达官显贵、不论街头巷尾还是茶余饭后、不管是宏篇巨著还是街头小报,山西一直是人们最耐人寻味的话题。
有则笑话可以佐证:
一位山西老乡去了美国,美国友人问:
“客从何来?
”答曰:
“山西。
”美国人竟不知山西,于是老乡为之解释:
“就是万荣的那个山西。
”美国人大悟:
“噢,离万荣很近吗?
那一定是万荣的郊区。
”由这则现代万荣笑话可见一斑。
作家郑义曾说山西是“国中之国”,懂得山西就懂得中国。
2001年香港凤凰卫视曾做过一个专题电视节目,全方位介绍山西的历史和经济发展情况,在这个节目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为什么这么说?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所以“十年中国看深圳”;一百五十年前上海只是江苏省松江县的华亭镇,现在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所以“百年中国看上海”;北京真正成为大中国的首都是从辽金时代开始的,距今约850年,所以“千年中国看北京”;从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开始,到现在正好是三千年,所以“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从尧舜禹时代到现在大约是五千年,所以“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说实话,历史天空中的山西曾经是最耀眼的一颗星,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描绘山西昔日的辉煌:
第一,华夏文明源三晋。
实际上,山西不仅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和最早开发的省份之一,而且还是中国远古人类生息繁衍之地。
在人类进化史上,山西省的先民们胼手胝足,开拓创造,累绽异彩,可称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个提法有确凿的历史根据和理论依据。
我们原来学的历史课本最早说到的是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现在晋南芮城县境内西侯渡文化的大量遗存已证明人类在距今180万年前就能人工取火和打制石器,迈出了人猿相揖别的第一步,把世界的文明史整整推前了一百余万年,这是人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笔。
襄汾县的丁村遗址,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中间进化环节,具有现代黄种人的形体特征。
丁村文化的遗迹绵延不绝并向四周辐射,开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文明的先河。
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尧舜禅让,稷播百谷、仓颉造字,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遗迹遍布山西。
尧舜禹的很多传说都在山西,尧王立都平阳是在公元前4700年发生的事情,尧王在这里划分九州,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体制。
尧王制定的法典——《尧典》也是在这里。
敬敷五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制度,大禹治水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仓颉造字开创了中国文字纪事的先河,由后稷稼穑、神农氏教人种地,中国从此进入农耕时代。
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里,愚公率领众子孙要移走的两座山,一座是阳城县境内的王屋山,另一座便是太行山。
威风锣鼓是一种打击乐,传说这种锣鼓的形式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尧王有两个女儿,名叫娥皇和女英,尧将女儿许配给舜,以后两个女儿便以万安村为婆家,以羊獬村为娘家,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娥皇、女英回娘家时,万安村的村民要敲锣打鼓送行,回来时羊獬村的村民要敲锣打鼓送回,你来我往,以示威风,经过几千年的世代相传,威风锣鼓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气韵,大的锣鼓队上百人齐奏,地动山摇,气吞云梦。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山西境内,这些神话和寓言传递着华夏先祖们非凡的想像力与坚韧的生命力,说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三晋大地,这断然不是夸张。
这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能依稀看到踪影。
《诗经》中收入了“魏风”多篇。
当时的“魏”就在山西南部,“魏风”就是山西南部的民歌。
“魏风”中有两首传诵至今的名篇《伐檀》和《硕鼠》。
前者以一名砍伐檀木的劳动者口吻,在“河水清且涟猗”的环境里,在伐檀的间歇,对“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奴隶主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提出了严厉责问和尖锐讽刺。
责问表达了山西人敢怒敢言的豪爽之气,讽刺则表现了山西人细致幽默之情,读来十分传神。
后者则以一个饱受残酷剥削,无法在原地生活的农民身份,传达了要逃离当地另觅“乐土”的思想情绪。
他把压榨农民,吃他“黍”、“麦”、“苗”的奴隶主称之为“硕鼠”,形象生动而深刻。
这说明,山西人即使在艰难困顿的生存状态下,既有强烈的反抗性,又有丰富的想像力,溶豪爽与细致为一体。
整个山西是一个树叶形状,南北相距七八百公里,东西相隔三百多公里,分为晋北、晋中、晋南三部分,所以称为“三晋”。
晋北是佛教文化,以五台山和云岗石窟为代表;晋中主要是晋商文化,也叫大院文化;晋南是根祖文化,现在全国尤其是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掀起了寻根热,像尧舜禹的发祥地,还有洪洞县都是人们想去看一看的地方,民间有句话说“要问祖宗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元末明初中原一带的移民大多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从最北面的大同云冈石窟往南面走,一路上有北岳恒山、应县木塔、五台山、太原的晋祠、祁县的乔家大院。
像五台山有一个佛光寺,是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至今1400多年,全国只此一家;应县木塔是900年前的建筑,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是世界奇迹,叫做“中国的比萨斜塔”,实际上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还要高,是世界现存最古最高的木结构塔。
乔家大院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其实规模很小,不过是封闭的财主式小家小院。
规模最大的是榆次常家庄园,目前开发出五分之一就有12万平方米,整个庄园非常畅亮,与财主们不一样,常家祖辈是做茶业的,从乾隆到宣统历经七朝,沿袭150余年,现在只开发出了几万平方米。
介休县的灵石有一个王家大院也非常大,这些大院开创了晋中的商文化。
如果说山东的古迹都进了博物馆的话,那么山西的古迹都遗落在了民间;如果说陕西的文物都埋藏在地下的话,那么山西的文物都散驻在了地上。
国内现存的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有70%在山西。
在山西,历史与现在遥相呼应,只要抬眼就可以瞩望,伸手就可以触摸,侧耳就可以倾听。
第二,华夏名人出三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山西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北方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历史上山西毗邻皇城,位于繁华富庶之地,因此名人辈出,灿若群星。
且不说名臣武将,也不说文人墨客,就是美女名媛说起来也都是家喻户晓的,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史学家……真可谓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20世纪60年代曾出过一本《中华名人大辞典》,其中十分之一多的人物是山西人。
思想家首推战国后期儒家文明的始祖之一荀子,他是太原人,排在孔子、孟子之后,在儒学分化中,他代表着革新势力,其学术源于儒家,但又吸收和熔化了当时进步的思想学说。
在天道观上,提出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观点,强调“制天命而用之”。
而且他特别强调“礼”的“化性”作用,以为必待“隆礼至法”,纳法入儒,实现“王道”才有保证。
东晋时的郭璞,闻喜人。
这位才高气傲的大学者,竟然以一个算卦先生的身份频频参与政事,最后谋反者让他测其生寿,郭璞说你若造反,其祸立致,相反则寿不可测。
对方反问他:
你能活多大?
郭对曰,我活不过今天。
对方顿时怒不可遏,将郭璞杀死在了南松岗头。
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山海经注》。
清代后期,徐继畲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启蒙思想家,是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也是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
他曾多年在福建、广东任高级地方官,悉心研究“洋务”及国际形势,同治年间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及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是当时中国难得熟悉外务的有识之士。
他所著的《瀛寰志略》十卷是鸦片战争后继魏源《海国图志》后又一部介绍世界地理和各国概况的名著,更主要的是这部书开了最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
迄今为止在美国国会里,他对美国初期民主的见解还始终被镌刻在墙上。
因为他敢于直谏,一入朝就接连上疏,弹劾了好几个违法的地方官吏,而且坚决反对官官相护的不法行为,所以得罪了很多朝中权贵,一直没有受到特别的重用。
政治家不能不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晋文公重耳,历经十九年颠沛流离的磨难,发奋图强,锐意改革,击败了强邻楚国,终成霸业。
赵武灵王(雍)勇于破除汉族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礼仪制度,学习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长处,下令实行“胡服骑射”,不仅国力大增,而且推动了我国军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由车战时代转入骑战时代。
忠贤干练的狄仁杰向来是民间公案小说中智慧的化身,忠勇机智的寇准则更是民间戏曲里让百姓千百年传颂的角色。
北宋元佑元年,一代才干超群的贤相去世,举国同悲,百姓画像供奉,他就是司马光。
一部《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双峰并峙。
“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册史书安民生”,历朝历代的皇帝,不管是汉族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不管是成年皇帝,还是少年皇帝,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大抵一样,都来源于三部书——《论语》、《史记》、《资治通鉴》,从而导致中国政治一统、经济一体、文化一致。
清朝初年,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因为倾慕司马光,不远千里步行进入山西,一直走到夏县司马光墓旁,安心著述,最后陪葬在墓旁。
清初,于成龙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任两江总督,他颇具山西人的性格特点,一方面富于开拓精神,刚直不阿,敢于为民作主,整顿吏治,解决悬案冤案;另一方面清廉自守,病逝后人们在他居室里看到的只是“故衣破靴,外无长物”,他作为“清官”形象前些年因电视剧的摄制而声名远播。
军事家中一个个神武绝伦智勇兼备的将军更是数不胜数,俗话说得好:
“浙江的秀才,山西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汉代,杰出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河东人)先后相继衔命征讨骚扰中国西疆的匈奴,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解除了近一个世纪对中国的威胁,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为中西方交流打开了门户。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三国时得蜀将关羽关云长,这位挑夫出身的运城人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一柄青龙偃月大刀一路劈砍,刀锋闪过,射出神性的灵光,几乎将山西人的名声推向了极致,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千秋义勇,万古勋名,成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所尊崇的义气之神和财富之神而享受烟火。
群雄纷争之下,三国时与关羽、张飞同时留下名讳的还有曹魏阵营里勇冠三军的大将张辽和徐晃。
还有“太原公子”——李世民,唐朝之前李渊父子起兵就在太原唐明镇,这里是他们的龙兴之地,后来太原成了唐朝的夏都,被称为“龙城”。
晋祠里立了一块唐碑,是李世民学习王羲之的草书写的,光一个“之”字就有30多种写法。
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在与兄长建成、弟弟元吉血泊夺位的“玄武门之变”中,掉下马的李世民被李元吉死死扼住喉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将尉迟恭向李元吉飞去一箭。
要不是这位朔州猛将的一箭,盛唐的历史完全有可能被改写。
后来,这位屡建奇功的骁勇武将的画像被老百姓贴上了大门,被当作门神守护着老百姓朴素而安宁的平安梦境。
三箭定天山、年近七旬不动一刀一枪吓退20万突厥大军的薛仁贵,传说中张飞转世的张巡,再造大唐的郭子仪,戴着铜面具披发杀敌冲锋的狄青。
山西还出了很多很多武将,“万年三晋,论谁数,多少裴杨人物”。
“杨”是指北宋的杨家将;“裴”是指山西裴氏家族,一个家族千年不衰,出现了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14位中书侍郎、8位皇后及王妃、21位驸马、数百名大臣。
在现代史中,国共两党有很多高级将领是山西人。
像忻州市方圆不过几十里,就出了阎锡山、徐向前、薄一波、续范亭和解放军原总参谋长傅全有,这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
据统计,仅一个原平市在前些年就出了22个将军,军长以下的干部更不用说了。
另外,山西美女如云,德才兼备,中国四大古典美人,山西就出了两个。
一个是貂蝉,《三国演义》中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家喻户晓,在民间故事中她是“人中之杰,女中之英”,“不惜万金躯,何惧险象生”。
在连环计里,她让董卓吕布父子反目成仇,董卓为吕布所杀。
功成之后,曹操故伎重演,将貂蝉赐予关羽,貂蝉为了不连累刘备三兄弟,自己扑剑身亡。
据说在貂蝉出生之后,她家乡的桃杏树千百年来就没有开过花。
传说貂蝉是忻州人,而吕布是定襄人。
以后有了一句话——“忻州无好女,定襄无好男”,都是因为他们二人的缘故。
另一个就是杨玉环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一位千娇百媚,雍容华贵的女子,与唐明皇的爱情浪漫故事大家都已经了解很多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尤其当她自缢马嵬坡之后,传说更多了。
什么玄宗梦里会太真,马嵬坡从此桃李不华。
还有武则天,这位从山西文水走出来的女政治家,留下了千年毁誉,也留下万古勋名,她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
今天,我们在洛阳伊水河畔的龙门石窟中,从根据武则天拓影雕塑的卢舍那大佛身上,还依稀可以窥到她风姿绰约的影子。
秀骨清相而气度雍容,尊贵而严峻,威武而英睿,庄严而慈祥,正体现着唐朝朝气蓬勃时代的自强与激昂,昌盛与大度的气象。
两位山西女性,武则天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基础,杨贵妃直接导致了开元盛世的终结。
一曲爱情悲歌落下帷幕的时候,大唐朝的辉煌也慢慢地由盛而衰,风光难再了。
她们二人连同英姿勃发的盛唐气象一起,常常带给人绵绵不绝的追思与怀想。
还有一位,就是晋武帝时期禹都故地的卫夫人,一位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女性。
这位在诗礼悠扬的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女性,一直被奉为中国书法的“女神”。
她的书法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若树,穆若清风”,又则“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印水,碧冶浮霞”。
其书法清宛灵动,妩媚娇柔。
同时,她还著有《笔阵图》一卷,全面深入总结有关书法理论,具有独到的见解。
曾经有一位风流儒雅的少年投于卫夫人门下学习书法,他退笔成冢、鹅池成墨,笔管所致,皆为神品,“兰亭之上,茂林修竹,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他一气呵成的《兰亭集序》将汉文字线条之美又推至神妙境界,这就是山西人王羲之。
第三,华夏文脉在三晋。
山西诗人实际支撑了半部全唐诗,像初唐的王勃、盛唐的王维、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温庭筠都是晋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晋人。
首先说民歌。
山西民歌渊源流长,春秋时期就有了很高的成就,《诗经》中极负盛名的《伐檀》、《硕鼠》就是山西民歌。
夏时山西有了石磬,春秋有了甬钟、编钟,而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陶埙,埙差不多是山西最早的乐器了,太原义井和万荣出土的陶埙大都有五千年的历史,呈卵形,有一或二孔。
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乐器,他的吹奏场合和时间都应该是特定的,他只适合于夜晚,适合于月夜或星空,适合于孤独者,适合于怀念者,适合在空旷的野外,适合在荒草丛生的深秋时节。
而他要表现的情感只有一种,那就是忧郁。
在山西,不同的地区的民歌有着不同的风格,晋中地区生活丰实、商贾流行,曲调温婉、灵秀。
晋北吕梁山区一带的民歌高亢、跳跃、晾开嗓子吼去,那股穿透力金属一般,顿觉酣畅。
而那曲《走西口》决不仅仅是一首歌,他是一段历史,一段关于山西人闯荡世界的情感自白。
清咸丰年间的晋西北河曲一带常年遭受自然灾害,丈夫远走塞外,一步一回头,年轻的妻子依依不舍,如泣如诉,肝肠欲断,犹如一幅生离死别的图画定格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怎么也挥之不去,牵动着你的神经、你的情感和你无以摆脱的血缘。
其次说诗歌。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全盛时期,山西涌现了一大批名垂千古的大诗人。
据统计,《全唐诗》近五万首作品,二千余名诗人,有758名诗人姓名可考,而其中山西籍就有82人。
诗作方面,仅太原白居易一人的诗作就达2000余首,这些数据不能不令人惊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维,他既写过气势雄浑、意境开阔的边塞诗,如“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而他的山水田园诗秀美隽永,飘逸雅致,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这些诗句充分表露了山西人性格中委婉细致的一面。
他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把送别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批山西大诗人的诗作,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云: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翰的《凉州词》有云: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还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
这些诗都是深沉豪放胸怀的真情流露,令人振奋。
晚唐诗词名家温庭筠的作品则表现的细致婉约,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情景交融,“意”“象”俱佳,十分细腻生动和清新自然。
其次看散文。
柳宗元,原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世称柳河东,是唐代的政治改革家,更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
胸襟开阔,富于创新思维。
政治上参与了打击藩镇和宦官擅权的“永贞革新”,文学上力反六朝以来空泛靡腐的骈体文风,倡导质朴刚健的古文运动。
尽管累遭贬谪打击,身心摧残,壮年客死他乡,但始终坚持自己洋溢着革新精神的政治和文学方面的主张。
柳宗元的为人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山西人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艰辛坎坷的人生经历并未消磨掉他的开拓创新精神,“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是他内心的自白,写了《封建论》、《六逆论》、《天说》、《天对》等政论,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他的诗“言婉而情深”,他的散文尤其是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晓畅俊逸,他的寓言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寓褒贬世事于幽默,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典范,有力地说明了他性格中有细致婉约的一面。
再来说说戏剧。
古人云:
人生犹似舞台,舞台恰如人生。
元代,出身解州(今山西运城)的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戏剧大师。
他的性格也具有豪放与细腻的两重性特征,他自称“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窦娥冤》,通过描述一弱女子蒙冤屈死的事迹,表达了他慷慨悲歌、鞭挞现实的豪爽之气。
而他的散曲则细腻缠绵、委婉动人,如描写情人饯行的《沉醉东风》: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
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
刚道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
”
再来看看小说。
明初,太原人罗贯中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他性格中豪放开朗与细腻生动的两重性在小说中也得到了绝好体现。
且看《三国演义》的卷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气势雄浑,内涵深刻,其思想穿透力是犀利而深入的,充分表达了他性格中豪放的一面。
与此同时,他在书中对人和事的细节刻画上却又是细致入微,短小精悍,生动逼真,十分传神,如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失街亭、华容道等。
说不尽的山西事,道不尽的山西情,山西的背后深藏着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第四,华夏财富汇三晋。
山西人历来就有经商的天才,诚如乔志强先生在其主编的《山西通史》一书绪论中所言:
“山西自古有经商和贸易的传统。
从先秦起山西商人就足迹遍天下,战国时代的段干木就是太原豪商。
到了汉代山西已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有了贸易往来。
自唐宋迄至明清,长城内外的商业大都有山西商人进行,明代晋商成为与安徽的徽商相匹敌的最大的两个商帮,至清又大盛。
清朝盐的贩卖几乎由山西商人一手包揽,而当时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的一半。
”乔先生还提到,“山西的票号自清中叶之后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道光初诞生在山西晋中,自那以后,山西的票号不仅遍布国内市场,而且逐渐伸向日本、俄国、朝鲜、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时称‘汇通天下’”。
我国有民谚“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无徽不成镇”,“北有晋商,南有徽商”等,但是晋商无论在财富的聚集、处世的气度、时世的把握和经商的观念上都远远胜于徽商。
从宋朝到清朝,晋商纵横中国一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清朝,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
即便是今天走进晋商们留下的豪门大宅,仍然会让人吃惊于他们当年的殷实和富有。
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祁县、太谷、平遥、介休、灵石……一个个藏金窖银的大院星散其间,晋中的汾河两岸仿佛成为一条流淌白银的谷地,这就是晋商的老巢。
晋中一带的老人们常教儿孙一首歌谣:
咚咚喳,娶来了,俺的女儿不嫁了,不嫁你那掏粪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号里的掌柜的。
在这种利益的熏陶和教育下,十四、五岁的男孩就进字号学习生意了。
雍正年间有上书: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移入贸易一途。
”雍正接受了这个事实,为山西的社会地位重新排了顺序,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所以,山西人最失败的事情是在明清两代全国十八个省的科举考场上,竟无一人得过状元。
唐开元天宝年间,山西河东道储存的粮食达350万石,居全国第二位。
清朝中叶,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
有俗语形容晋商:
“穿得烂,走得慢,怀里揣着几百万”。
晋商的经营活动,直接促成了城市的建立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仅据部分资料,蒙古科布多大盛魁街、呼和浩特定襄巷宁武巷、包头复盛西巷、甘肃老西庙、张家口日升昌巷、北京“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以及“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民谚,都是晋商遗存。
300年前,在西向新疆、北往蒙古乃至西伯利亚广袤的草原和大漠上,庞大的驼队满载货物迤逦而行。
伴随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是西帮商人风尘仆仆的身影;300年前,从吴淞口晨曦中出海的商船到蒙古草原叮咚作响的驼铃,从呼伦贝尔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窖,从盐、粮、绸、铜、烟到木材、皮货、毛毯、玉石、药材、钟表,都是西帮商人操一口晋中官话在那里运筹经营;也是在300年前,欧亚大陆上,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至大坂、长琦、仁川,西到伊犁、喀什、阿拉伯国家,都留下西帮商人的足迹。
山西的票号更为惊人,甚至左右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就说那个由平遥日升昌掌柜雷履泰首创的,经营金融业务的票号、信局,到光绪年间已经达到33家,分号有400处之多,业务辐射面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北起俄罗斯、南到新加坡。
当时山西的票号已经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到如日中天的地步,白银汇兑业务达到2200万两。
金太谷、银祁县,实际上成为大清国的财政部。
太谷曹家始祖曹邦彦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其极盛时有辽奉蒙俄等商号640余家,资产1200万两白银,雇员37000人,“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
榆次车辋村常氏号称“中国儒商第一家”,“亦街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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