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汗国时期内亚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概述与评价历史学论文历史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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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汗国时期内亚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概述与评价历史学论文历史论文
《突厥汗国时期内亚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概述与评价-历史学论文-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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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仁曾在德国马丁路德大学学习考古专业,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本书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博士毕业后他前往塔吉克斯坦北部从事为期四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现供职于美国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
史书仁能够熟练驾驭德、俄、法、英诸语的研究文献,他还通晓汉语,曾将《唐会要》有关中亚的部分译注成德文。
作者的学术兴趣主要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在本书中他对语文学和语言学很少涉及。
本书由导论、第一章有关6~8世纪内亚游牧民族的文献资料、第二章古代突厥考古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三章6~8世纪河中的突厥人、第四章突厥汗廷的粟特人和结论六部分组成,书后附有7幅考古文化遗址分布图和116帧专业考古绘图和照片。
从章节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使用了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关注的核心问题乃中古内亚草原民族的游牧形态及其与周边定居民族的互动关系。
在导论部分作者界定了本书研究的地域范围:
西起钦察草原、阿姆河及锡尔河流域,越过葱岭、天山、阿尔泰山,包括塔里木和准噶尔两大盆地以及南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这一广袤地区。
这一区域的名称在不同学术传统内有着不同的术语,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英语文献中的内亚(InnerAsia)或内陆欧亚(InnerEurasia),但此概念涵盖的范围要更广一些,还包括、伏尔加乌拉尔、环贝加尔湖以及满洲等地区。
作者将本书中涉及区域的西部称之为中央亚洲(Mittelasien),相当于中文术语中亚或;东部称之为中心亚洲(Zentralasien),大致与中文术语北亚相当。
在德语里Mittel和Zentral二词可以显示出差异,但译成中文后区别不大,所以我在此文中还是使用学界通行的术语。
在中亚的河中地,作者也没有沿用学界流行的Transoxanie一词,而是使用了古名Mawarannahr,阿拉伯语māwarā'al-nahr意思是(阿姆)河的另一边。
关于突厥汗国的历史分期,作者没有使用第一和第二汗国的概念,而是将581年达头可汗去世引起四可汗子争国作为一个标志,认为此前的汗国是一个统一的体,称为早期(突厥)汗国,此后汗国的东西两翼各自发展成的体,分别称为东汗国和西汗国,682年复国以后的东突厥称为晚期(突厥)汗国,突骑施崛起(700年)之后的西突厥称为突骑施汗国。
对于该历史时期的河中地区,作者沿用了前伊斯兰和早期中古的名称。
作者在第一章讨论了文献资料所见内亚游牧民族的形象。
有关中古内亚的史料不仅丰富而且多元,大致可以分为周边定居民族撰写的历史文献和游牧民族自己留下的石刻文献两大类。
前者主要是指保存在汉文史料和穆斯林史料中有关内亚游牧民族的记载。
中国历代正史都会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有所叙述,虽然常常引用一些诸如逐水草而居、居无城郭、以毡为屋的陈词套语,但在这个传统的叙述框架内,历代史家往往都会增添或更新一些当代的信息。
正史之外,对内亚民族有详细记载的另一种史料是中古西行僧人的游记,不过他们的兴趣主要在宗教和国家层面,对游牧民族的生计方式鲜有记述。
作者认为,通过汉文史料大致可以看出,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游牧和北亚一样,都是一种混合的经济方式。
只是有关河中地周边的游牧民族,汉文史料没有提供过多的信息,这一缺憾正好由穆斯林史料给弥补上了。
通过伊斯兰史家的笔端,我们了解到该地区的游牧民族从事着一种以畜牧业为主的混合经济生产方式,并与邻近定居民族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往来。
至于草原上的石刻史料,基本都是讴歌英雄人物或叙述达官贵人生平事迹的碑文墓志,偶尔也会透露出一些有关游牧方式的信息,当然这类史料的意义更在于它出自游牧民族自己之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作为他者的汉族史家或穆斯林史家的观察视角。
作者在第二章的开头便定义了古代突厥考古文化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统治家族阿史那氏的陵墓遗址,还包括散布于内亚草原上的、代表着广泛社会阶层的物质遗存,甚至内地出土的胡人墓葬以及长安帝陵内的蕃臣石像都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所有的这些考古资料又可分为有纪年和无纪年两大类,前者包括汉地钱币、铜镜和突厥贵族碑志等等,没有纪年的考古遗址在内亚草原上的分布极不均衡,只有在出土资料相对丰富的阿尔泰和图瓦地区才能够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层系,与突厥汗国年代大致相对应的是Kudyrge和Katanda两期文化。
作者吸收了俄国考古学家的分期标准,将上述两期文化分别对应为早期突厥文化和晚期突厥文化。
其实二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早期突厥文化大概始于6世纪中叶,可能在7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向晚期文化过渡了。
晚期突厥文化的下限也不容易确定,至于Katanda文化中出现的8世纪末甚至9、10世纪的物质遗存,统一被称为后突厥文化遗存。
目前已发掘的突厥时期墓葬通常都处于山丘或河谷沿岸的台地上,最典型的是竖穴库尔干,用乱石堆成,略高出地面,尸体以仰身直肢葬较为普遍。
随葬品中最常见的是马,通常是单匹,且与墓主的头向相反。
对这一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马在冥界牵引主人的意思。
马以外的随葬动物还有羊、狗和骆驼。
随葬器物中除了马鞍、马镫、马镳等乘具外,还有陶器、木器、金属器、衣物、饰品和武器等等。
突厥汗国时期内亚草原上普遍存在的土葬,与自《周书》以来的汉文史料一贯谓突厥火葬的说法显然不符。
实际上,汉文史料内部对突厥葬俗的记载也存在矛盾之处,如贞观二年玄宗谓突厥俗死则焚,今葬皆起墓,背负祖命,但贞观八年颉利可汗抑郁而死后,诏国人葬之,从其礼,火尸,起冢灞东,也就是说贞观二年突厥的葬俗已由火葬改为土葬,而到了贞观八年又变成了火葬,葬俗这种比较稳定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在数年内两度改易。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作者提出一种观点,即土葬是草原民族自匈奴以来的传统葬式,而火葬则可能是突厥汗国的统治家族阿史那氏所独有的。
漠北鄂尔浑河流域的几座大型突厥贵族陵墓的形制与汉文史料记载基本一致,所谓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行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云云。
作者认为将这些建筑物径直认定为陵墓还为时过早,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埋葬的可靠证据,他更倾向于将这些建筑视为纯粹的纪念物。
作者联想到蒙古时代黄金家族埋葬时的神秘性,认为这种传统可能在突厥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阿史那氏的葬所极可能是在对突厥人来说具有神圣性的于都斤山。
在对随葬器物做过详细的类型学和研究之后,作者在本章最后一节将焦点对准了突厥汗国的艺术珍品。
除了个别附属小国有专门为可汗效力的工匠(如高昌供食文书所见贪汗□寒金师、珂寒铁师)之外,突厥汗廷的奇珍异宝主要来源于战争掠夺、周边国家的赏赐或聘礼以及边境贸易。
由于草原帝国固有的再分配制度,使得这些珍宝并没有囤积在汗廷内部,而是通过士兵和贵族对汗国财富的分享,得以向广阔的欧亚草原传播。
这些外来艺术珍品的样式受到草原民族的追捧,并纷纷仿制,将其吸收进本地的物质文化中,这就形成了内亚游牧民族与周边定居民族之间紧密的文化交流,作者以装饰艺术为例来阐述这种文化上的互动。
囿于考古资料的缺乏,西部突厥的装饰艺术只能通过与其相关的Glodosy和MalajaPerecˇepina(乌克兰境内)两处文化遗址作出类推。
Glodosy出土兵器上的装饰极细密,与传统文献对西突厥金带配有万钉宝钿的记载相契合。
可见,在拜占庭和粟特两大艺术流派的影响下,西突厥早期的装饰艺术具有鲜明的繁缛特点。
东部突厥的早期装饰艺术,资料也同样稀缺,但Kudyrge墓地库尔干9号出土马鞍上生动的狩猎场面还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
作者引用马尔夏克的观点,认为突厥早期艺术中的动物图案应当是英雄人物的化身。
但是紧接着,在东部突厥文化圈内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植物纹饰逐渐占据了装饰艺术的主流,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所谓的后突厥时代(黠戛斯、契丹)。
植物纹饰非草原文化所固有,显然是受到中原文化或粟特文化的影响。
东部的这股植物纹饰潮流后来也影响到了西部,在MalajaPerecˇepina出土的金器上有棕榈叶纹和螺旋纹等简洁的植物纹样,与早期的繁文缛饰迥异。
总而言之,迟至6世纪末,突厥上层社会的艺术口味逐渐开始改变,趋向于源自唐朝或粟特的植物纹样,而这种装饰风格成了此后草原艺术的主流。
第三章的主题是在河中地活跃的突厥人。
公元560年左右萨珊波斯和突厥联军一举消灭了盘踞中亚的嚈哒,此后突厥势力便开始渗入中亚。
从文献记载来看,突厥人经营河中地的方式是多样的。
《旧唐书》载其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但这类直接在西突厥汗庭控制下的中亚国家,实际上只有拔汗那(费尔干纳)和石国(塔什干),因二者位于西突厥汗庭与粟特诸富庶城邦之间的战略要冲。
在粟特地区活动的突厥人多数是职业雇佣军,被当地国王或酋豪收编为私人部曲,往往也会因军功而称霸一方,但他们对中亚诸国统治的合法性显然不是由西突厥汗廷所赋予的。
突厥人进入河中地自然也会带去突厥文化,最显着的便是突厥式官号和人名在当地的流行,从武器、乘具和服饰等物质遗存上也可以看出草原文化对当地的影响。
与我们从文献记载中所获得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河中地发现的突厥墓葬寥寥无几。
至于一直被学界视为突厥墓地的Bajtudast和Lojlagan两处遗址,在作者看来年代都要偏早,二者皆不具备突厥时代草原墓葬的典型特征,尤其是随葬品中不见马骨。
此前考古学者根据费尔干纳Muncaktepa-1和Sufan两处墓地的火葬痕迹,判断其为突厥墓葬。
但作者认为,考古资料证明在北亚草原根本不流行火葬,所以据此认定其为突厥墓地显然是不妥的。
河中地罕见的不仅是突厥墓葬,连草原上广泛分布的石人和岩画在这里也只是零星发现。
对于这一现象,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出了一种解释。
突厥人习惯将死者埋在氏族墓地内,这些墓葬往往都位于游牧民族传统的冬牧场上,这里也正是突厥石人和岩画的发现地。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冬牧场是祭祀、狩猎和战争等重大仪式的举办地,它具有一种超越于夏牧场的、抽象化的和社会身份,它是神圣的。
河中地突厥墓葬、石人和岩画的集体缺席,正是因为该地区在突厥人眼里不具备这种神圣性。
不排除在中亚活动的突厥人死后被运回草原氏族墓地内安葬的可能性,当然也有一部分突厥人被当地居民同化,导致他们在葬俗上也相应地改变了。
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是突厥汗廷内的粟特人。
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汉文传世文献及出土文书的爬梳,结合考古图像资料,勾勒了一幅突厥汗廷内粟特胡人的全景图:
在突厥汗廷内粟特人充当着谋士、使臣、士兵和佞臣等角色,除了最擅长的商业之外,甚至还可能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突厥汗廷内充斥着大量的胡人,给本来就很脆弱的游牧帝国结构造成了严重威胁。
东突厥第一汗国灭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前人往往倾向于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和唐廷军事实力增强使得突厥丧失了对漠北诸藩国的武力震慑等因素。
在这些常见观点之外,作者还特别强调,颉利可汗重用粟特胡人而疏离阿史那亲属,引起了可汗家族成员的,导致阿史那氏核心成员如突利可汗、郁射设和荫奈特勤纷纷降唐,最终酿成了颉利众叛亲离、国破家亡的悲剧。
如果说粟特人在第一汗国时期还只是在上受到可汗的刻意扶植的话,那么到了第二汗国他们已经成了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作者是通过康阿义、安节、安延偃等个案的考察得出上述结论的。
然而,第二突厥汗国内有众多胡人活跃的现象,似乎与此时期内出现的所谓民族主义浪潮相冲突,其实不然。
突厥人在碑铭里不加掩饰地表达出对唐朝文化的排斥感,却没有半点对粟特或者其他中亚胡人的情绪,很可能是因为像康阿义这类仅仅在名字上尚有胡风遗存的胡裔早已深刻地突厥化了,故突厥民族主义不适用于他们。
本书作者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对不同语种的参考文献搜罗详备,但还是有千虑之失。
例如,附在书末的那份长长的书单内竟找不到突厥史名家吴玉贵先生的着作。
作者在第二章(第190~191页)、第四章(第289页)讨论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高昌供食文书时,没有参考吴氏《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一文;在叙述第一突厥汗国的历史进程及东西突厥汗国何时的问题时,未读吴氏《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实在失策。
对日本突厥学的研究成果,作者似乎也未曾措意,此仅举一例。
注113引《旧唐书》阿史那贺鲁居于多逻斯川,并谓《通鉴》同,径以此多逻斯与怛逻斯勘同,作者在此犯的第一个错误是误引史料,《通鉴》本作邪逻斯而非多逻斯(《》,中华书局,1956年,第6306页)。
更严重的错误是直接把多逻斯与怛逻斯等同。
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一书中就曾犯过此误,冯承钧辩其误,据地望及史实指出邪逻斯乃额尔齐斯河(沙畹着,冯承钧译:
《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36注三),后来日本学者岩佐精一郎、小野川秀美和内藤みどり等氏都有论述,尤其是内藤的《西突厥史研究》一书专辟章节对此问题加以澄清,认为邪逻斯对应突厥碑铭里的Yaris(内藤みどり:
《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第239~243页),这些学术成果作者一概未加研读,即便内藤的书也被列在了参考文献中。
有关早期突厥人的汉文史料,曾由刘茂才系统地译成了德文。
本书作者虽有能力阅读古典文献,但还是时常参考刘氏译文,可惜对刘译中的错误往往未加审辨而直接沿袭,殊为可惜。
此举一例,第298页引《大唐创业起居注》(始毕)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市,刘茂才将级失热寒特勤译作级失和热寒特勤两人(LiuMau-tsai,Diechi-nesischeNachrichtenzurGeschichtederOsttrken(Tu-ke),Wiesbaden,1958,p.366),作者从其误。
这里的级失热寒特勤本是一人,同书七月丙寅突厥始毕使达官级失特勤等先报,便省作级失特勤(按:
《大唐创业起居注》点校本标点分别作级失、热寒、特勤和级失、特勤,误。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4页)。
作者在书中还犯了一些知识性错误,例如,第312页讨论康阿义妻交河石氏时,指出石姓乃昭武九姓之一,康妻极可能是粟特人,并在注释(1708)中引斯加夫(JonathanK.Skaff)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谓阿史那氏在开元以后改成了石氏。
我们知道,入唐阿史那氏确实有一部分人改成了华夏单字姓,但不是石,而是史,乃阿史那之省,作者显然是因为石、史二字同音而产生了混淆。
奇怪的是,斯加夫原文并不误,石标音shi,史标音shih,还特意出注说明,为了区别二者,后者使用了威氏拼音。
另外,作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似乎也没有做足功课,例如,注1083引《新唐书》谓玄宗曾允许突厥在西受降城金帛市马,但是作者竟把西受降城说成是在甘肃境内。
三受降城乃唐朝针对突厥常年侵扰朔方,在黄河北岸自东至西一字排开的三座战略城池。
西受降城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北,与甘肃没有关系。
这类知识性错误虽然在书中并不少见,再如87页将贺拔昌读作姓贺名拔昌,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细节上过多地苛责作者。
纵观全书,作者的着重点在于突厥考古资料的类型学和研究,对前贤工作的梳理尤为到位,更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是一部值得向中国学界推介的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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