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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人物形象
作者:
陆丕娥
内容摘要:
苦难是余华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一大主题话语。
余华1995年8月完成的《许三观卖血记》是以许三观卖血为线索,叙述他一生中面对的各种苦难以及他在苦难中的无边的挣扎。
文章从许三观的苦难和他消解苦难两方面来分析许三观积极应对苦难的坚韧形象。
关键词:
苦难 坚韧 卖血 生存 人性
先锋作家余华他的后期作品体现出两大主题:
苦难与温情。
继《活着》之后1955年8月,他的又一部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完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许三观卖血记》仍然继续了《活着》的基本主题——生命受难的本质。
它同样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以种种不可预测的劫难展示了任务的坚韧品质,就像余华自己所说的那样,“它仿佛是一条绵延的道路,一条亘古的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道出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
”作品中许三观面对一次次生活的难关,用自己的鲜血开始了漫长的救赎。
苦难
许三观的一生与卖血结下了深缘,他的一生是重复卖血的苦难人生。
张闳先生在《血的精神分析》一文中,曾经将血在中国作家笔下的表现意象分为三类:
“作为祭品的血”、“作为物品的血”和“作为商品的血”。
按这样的分法,许三观的血毫无疑问的被判定为商品的血,当许三观的血一次次被当做商品卖掉的同时,映射着许三观生活中的一次次苦难。
首先,许三观的生活苦难一部分来自于社会时代的苦难。
从他的出生来说,许三观并没有显赫的出生,而是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并且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成为一个孤儿,他不能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中长大,享受家的温暖。
他在去乡下找爷爷的途中不小心迷了路,幸好被四叔遇到,才有了新的依靠,长大后成为丝厂的送茧工。
命运带给他的苦难他别无选择,只能从容面对。
许三观的一生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自然灾害、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社会动荡,这些社会动荡是许三观的社会时代苦难的根本来源。
许三观通过个人努力组建了家庭,“安稳”地过上几年后赶上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锅被取走了,灶被砸了,粮食被收了,吃上了大锅饭,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上多久,各个食堂相继停火,各自回到各自的家自主开火。
就在这时,还没有来得及储备足够的生存资料的时候,饥荒来了,越来越多的人上街乞讨,粮食价钱不断上涨,许三观一家也难逃此劫,米饭变为玉米粥而且越来越稀了。
在一家五口喝了五十七天玉米粥,饥饿难耐时,他独自一人去卖血,并给了李血头五元钱回扣,全家吃上一顿面条。
自然灾害过去了,文革来了,每个人说话、做事都必须小心谨慎。
为了填补找了三天没有找到的妓女这一空缺,妻子许玉兰被抓去“急救”了,他和妻子共同遭受着文革带来的苦难。
文革过去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长大了的儿子只有三乐留在城里,一乐、二乐都被下放到农村去发展生产,这对希望儿子早日回城的许三观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所处时代带来的苦难。
生活时代给许三观带来一次次苦难,这些苦难一次次地摧残这许三观的身心,动荡的社会时代给许三观带来了动荡不安的生活苦难。
其次,许三观的生活苦难另一部分来自于许三观本身。
许三观的个人苦难来自于家庭和他选择的人生。
自许三观第一次卖血挣下了钱娶了许玉兰之后,他的苦难人生由此开始。
许三观组建家庭后,有了三个儿子,在作品中他第二次卖血便是家庭带给他的个人苦难。
以为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一乐打破了方铁匠儿子的头,对方拉走了自己的家具强迫他支付医药费,看着被搬空的家,他选择了他解决苦难的快速方法。
自然灾害面前,为了让家庭里的每个人都能挺过去,许三观承受着比自己家人更多的苦难。
一乐、二乐被下放农村,为了让一乐、二乐与农村队长搞好关系,许三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了儿子承担苦难。
一乐得了肝炎,作为父亲的他不希望自己什么都没有体验的儿子就此死去,为了他最喜爱的儿子一乐他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一心救活儿子。
许三观作为一家之主,家庭的苦难也就是他的苦难,而这些苦难在缺乏物质条件的他面前就成了无边的苦难。
许三观的苦难除了生存条件带给他的苦难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苦难。
许三观是一个追求平等的人,他不容许别人和他不一样或者说他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有了许一乐,他和许玉兰的夫妻关系算得上失去了平衡变得不平等。
在当了9年的王八乌龟之后,他不想再做“王八”了,要让一乐去找何小勇,可当一乐打破了方铁匠儿子的头,他去卖血又继续做着“乌龟”。
这对许三观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他要背负着这个精神苦难生活着,这种精神痛苦远比物质上的压力和苦难大得多。
许三观所处的时代,生存的社会环境和他的家庭以及精神压力给他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无情的苦难保卫这许三观,苦难越大就显得他越小。
消解苦难
许三观在面对人生的各种苦难时,他的唯一方式是卖血,以最便捷的方法换取最实在的物质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各种遭遇面前,他就犹如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强大的战胜生活难关,坚韧而顽强的消解生活苦难。
首先,许三观以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应对时代苦难。
许三观从小是一个孤儿,这是他不可改变的命运,可他并没有以为自己是个孤儿就过得落迫,他遇到了四叔,找到了新的依靠,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人生,长大后成为一名送茧工,并且还是城里人。
自他成家后,社会动荡给他带来的苦难对他来说是很难消解的,他是实惠中的人,因此他不可能不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自然灾害、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社会动荡,他也不可能改变历史,逃过一劫。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许三观表现得从容、乐观。
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会,许三观和别的家庭一样,家里的锅被取走了,灶被砸了,没有一丝不许的反抗,还带着家人挑选符合自己口胃的食堂去就餐。
在没锅没灶的时候,自然灾害来了,许三观与家人节衣缩食积极应对自然灾害,在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许三观蛮有兴致的卖血带全家人去吃一顿面,改善生活。
文革来了,许三观一家再次陷入苦难的泥潭,妻子许玉兰被抓去填补空缺,一次又一次被批斗,往街上一站就是一整天,许三观只能让儿子随便写上大字报贴在许玉兰的大字报上。
他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可他也没有因为不公平,不公正的事件而无理取闹,没有丧失理性而是小心翼翼地关心妻子许玉兰:
“我在外面受这么多的罪,回到家里只有你对我好,我的脚站肿了,你到热水给我烫脚;我回来晚了,你怕饭菜凉了,就焐在被窝里;我站在街上,送饭送水的也是你。
许三观,你只要对我好,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从许玉兰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知道许三观对妻子的支持和鼓励,积极应对苦难的态度。
他的三个儿子都长大后,又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潮流,只有三乐在他身边,一乐和二乐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搞生产,看着儿子艰苦的奋斗,并且前途未卜,他不可能替代儿子去受苦,可为了儿子,他以自己的“强大”身躯为儿子讨好生产队长,争取让儿子早日回城。
许三观在面对一系列很难消解的时代苦难时,化鲜血为物质,化遭遇为动力,坚韧、顽强地缓解生活中的各种苦难,用积极的态度阐释这平凡的人生。
其次,许三观用实际行动来消解个人苦难。
作品中,许三观应对生活苦难的方式是卖血,卖血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也是他人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
本质上,血是“生命之源”,但许三观恰恰以对“生命”的出卖完成了对于生命的拯救和尊重,完成了自我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确认。
许三观消解个人的难度比起消解时代苦难显得更容易,我们能读到的是多次的“哀其不幸”却没有“怒其不争”的慨愤。
他始终以实际行动来应对个人物质上的苦难和精神苦难。
一方面,许三观用“生命之源”消解了家庭带给他的物质苦难。
许三观从第一次卖血开始,除了最后一次之外,他每一次卖血都与物质的缺乏有很大联系。
第一次卖血是因为好奇,同时也证明自己的身体健壮,他用挣下的钱娶了妻子许玉兰,消解了个人问题。
“儿子”一乐打破了方铁匠儿子的头,对方逼他付医药费,家里的家具被搬空后,为了家他去卖血换回家具,消解了其实在他内心里很不乐意消解的这一次物质苦难。
二乐的生产队长到家里来,苦于无钱招待,又不得怠慢生产队长,在龙根的说情下,他又卖了一次血,招待了二乐的生产队长,还为他备了厚礼。
一乐得了肝炎,除了借钱外,他一路卖血到上海,置生死于不顾,救活了儿子。
他通过自己的血液,在商品化地交换法则中,实现了自我生命的哺育功能,他的血是越卖越淡,但他的生命力却越来越强盛,并使家庭摆脱了一次次绝境,使孩子们的生命获得延续,就像许玉兰最后向儿子们说的那样:
“你们是他用血喂大的”。
在物质苦难面前,许三观在家人需要他的帮助的时候没有任何逃避的站出来,用他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性格带着家人度过难关,谱写了一首首无私的父爱赞歌。
另一方面,许三观用实际行动来消解精神苦难。
许三观的精神苦难来自于一乐和许玉兰,他在面对精神苦难时显得比面对物质苦难消极了。
小说中,许三观先后用七次买血行为来拯救一乐,而一乐却不是自己的儿子,是妻子许玉兰和何小勇的私生子。
面对这个有悖于人伦和尊严的尴尬现实,许三观在极度的内心煎熬与挣扎中所做的努力,加大了小说的内在震撼力。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操守中,血脉的承传谱系非常严格,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我身上流出来的血脉,就不可以成为我的亲骨肉,所以许三观的感受是,一乐即使叫我爹,他也是别人的儿子,自己则当了多年的王八乌龟。
当无数次听到别人说一乐长得不相许三观,像何小勇,他便把一乐、二乐、三乐叫到床上一排坐着,自己搬着凳子坐在对面,顺着看过去,倒着看回来,得出“这三个崽子越笑越长得像”的结论。
自己对自己说:
“他们说一乐长得不像我,可一乐和二乐、三乐长得一样、、、、、、儿子长得不像爹,儿子长得和兄弟像也一样、、、、、、没有人说二乐、三乐不像我,没有说二乐、三乐不是我儿子、、、、、、一乐不像我没关系,一乐像他弟弟就行了。
”许三观的这番推理似乎不合逻辑却又合乎情理,在他阿Q的自我安慰调适中又有多少心理压力埋于心里,他心中的疑问自己不能解决,一乐不能解决,只有一个人能解决那句是许玉兰,在他的逼问下,许三观终于知道真相。
他不想再做“乌龟”,他要让一乐去找何小勇,并且态度强硬,可在一乐离家出走时,他找到了一乐,背上他去了胜利饭店。
在一乐身上,许三观不能消解自我的精神苦楚,于是他把消解这种苦楚的矛头指向了许玉兰,用实际行动来变不平等为平等:
许玉兰说:
“许三观,我正在洗床单,这床单太大了,你帮我揪一把水。
”
许三观说:
“不行,我正躺在藤榻里,我的身体刚刚舒服起来,我要是一动就不舒服啦。
”
许玉兰说:
“许三观,你来帮我搬一下这只箱子,我一个人搬不动它。
”
许三观说:
“不行,我正躺在藤榻里享受呢、、、、、、”
许三观用“享受”和“报复”来消解精神压力,此外,当他得知痛恨的何小勇被车撞后,心里别提多高兴。
他去看望摔断腿的工厂同事林芬芳,与林芬芳发生了私情,并且还卖血报答林芬芳,私情暴露后,他所追求的平等才看似平等了,他用行动,以消极的态度最终消解了精神上的苦难。
此外,许三观积极抗争苦难的行为彰显了人性本质。
许三观的一次次受难,一次次消解苦难,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无私奉献使他拥有了高尚的品质。
这样的品质从他对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一乐的态度中体现出来。
许三观从小是个孤儿,到乡下找爷爷时遇到四叔,在他心中,四叔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恩人,他甚至希望他最喜欢而又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一乐以后能像他对四叔那样。
他这辈子最痛恨的,诅咒着不得好死的人何小勇,被车撞后住进医院生死未卜,他在“偷”乐的同时,又在劝着一乐去给何小勇喊魂,教育着一乐做人要有良心,并且认定了一乐就是他许三观的儿子。
在还未“认定”一乐是自己的儿子之前,因为一乐打伤了方铁匠儿子的头,逼迫他支付医药费,第一次为了一乐卖血。
饥荒年间,为了让家人吃上一顿好饭,他卖血带着家人去吃面条。
但是,他不希望他卖血的钱花在“别人的儿子”身上,只给了一乐五角钱去买红薯,一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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