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千零一夜》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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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千零一夜》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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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阿语系丁淑红

《一千零一夜》（又译为《天方夜谭》或《天方夜谈》）是一部汇集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神话、传说、寓言和故事的鸿篇巨著。

其覆盖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牵涉之错综，使研究者极难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这部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综合的审视和把握。

在我国，对《一千零一夜》的研究大致限于对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人物形象、文化批评等方面进行的文本研究；与中国民间文学作品和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的比较研究；还有对其中文译本进行考据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本文欲对国内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全面的梳理,总结我国对《一千零一夜》研究所呈现出的特征、变化轨迹和趋势走向，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

《一千零一夜》作为阿拉伯民间文学的瑰宝，“有资料记载，《一千零一夜》在西方的读者及其销售量，仅次于《圣经》”。

《一千零一夜》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自然也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

它是阿拉伯文学作品在中国译介最早、译本最多、影响最大的民间文学故事集，俨然成为阿拉伯文学的代名词，中国对其译介已持续了一百余年，历经三个阶段。

“清末民国初年，大体为文言文英、日本转译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大体是白话文英译本转译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纳训的阿文选译本和全译本为主导译本的阶段”。

《一千零一夜》的中文版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版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作品，截止到1999年，“100年间中国出版的《天方夜谭》译本或与有关它的书，总计有464种，556册”，这足以显示出阿拉伯民间文学在中国大地上强大的生命力。

而中国对其研究却略显滞后和薄弱，这与它的影响力极不相符。

据现收集到的资料统计，国内目前只有一本《一千零一夜》的研究专著，共计101篇论文和文章，其中文本分析类有54篇，比较研究类有29篇，另有硕士和博士论文2篇，研究成果较翻译版本严重不足，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一、对《一千零一夜》的文本研究

中国对《一千零一夜》的早期研究是转译者和校注者对《一千零一夜》的介绍和评价，并以译者序言或前言的形式出现。

1906年奚若的译序不仅概要谈及欧洲《一千零一夜》研究者关于此书起源问题的主要观点，还评论了欧洲译本的优劣，这可谓是我国早期研究《一千零一夜》的开篇精粹之作。

1924年叶绍钧为奚若译本所写的长篇序文，则是20年代我国研究《一千零一夜》的独创性文字，内容丰富，依次讲到故事的来源、成书过程和时间，各篇故事的连接次序和主要内容，并给予《一千零一夜》和其译者奚若很高的评价。

30年代文学家诸如郑振铎、鲁迅也曾关心过阿拉伯文学和《一千零一夜》，这些都间接推动了《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50年代我国对《一千零一夜》的研究迎来了一个崭新时期，那就是译者前言和论述由精通阿拉伯文的译者和学者撰写，对《一千零一夜》的介绍和分析更令人信服和具有权威性，主要有纳训的《译者前言》和马坚的《<天方夜谭>简介》。

纳训是首位将《一千零一夜》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汉语的学者，也是首位将《一千零一夜》阿拉伯文全译本介绍给国人的翻译家。

而马坚的《<天方夜谭>简介》（《译文》，1956.11）是国内首次以文章形式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研究成果。

文章参考了阿拉伯学者的研究成果，谈到了“天方夜谭”译名的由来、《一千零一夜》的内容、影响、故事缘起、艺术特点、成书过程、故事定型时间，乃至其抄本、版本及欧洲译本、汉译本等，尽管文章对各个问题的论述较简单，没能深入展开，却是国内第一篇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和最有份量的文章。

另外，高尔基的《<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在60年代初被翻译过来，其评价被后来《一千零一夜》研究者常常引用。

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各国家的建交，国人对阿拉伯历史和文学兴趣增加，特别是《一千零一夜》阿拉伯文全译本的出版，促使关注和研究《一千零一夜》的研究者增多，一些分析《一千零一夜》思想内容的文章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

自80年代中期，西方思潮和文艺批评方法渐次介绍到国内，《一千零一夜》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也相应得到扩展和拓宽，对某些问题的探讨开始逐步深化，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阿拉伯古典名著，其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是不言而喻的，可它在中国学者与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中却有着不同的境遇。

阿拉伯文史学家很少在文学史上提及和分析它，而中国学者在编写诸如《外国文学简编》、《东方文学史》、《阿拉伯文学史》等教材类专著时，都将《一千零一夜》列为专门的章节给予介绍与评述，认为《一千零一夜》生动地描绘了中世纪阿拉伯帝国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是一幅瑰丽多姿的阿拉伯历史画卷，更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串璀璨的明珠。

在1997年10月28一30日由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阿语系承办的《一千零一夜》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一千零一夜》的成书过程、各种版本、妇女形象、宗教色彩、人文主义以及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展开热烈讨论。

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一千零一夜》专题研讨会，只是很遗憾没有将研讨会论文结集出版。

中国研究《一千零一夜》的集大成者当属中国阿拉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前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郅溥浩研究员，他所著的《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是我国第一部多层次、多视角研究阿拉伯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的专著，是阿拉伯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可喜的突破。

本书沉积了作者对阿拉伯文学、文化、历史等知识的积累，是厚积薄发而结出的硕果。

作者翻译了黎巴嫩著名文学史家汉纳·法胡里的《阿拉伯文学史》，主持并翻译了《天方夜谭》和《<一千零一夜>系列故事》（6册），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一千零一夜》的研究性论文。

作者在广泛涉猎、借鉴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对《一千零一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到、新颖的观点。

作者首先追根溯源解密《一千零一夜》的成书过程，再聚焦文本，在国际民间故事研究的宏大视野下，揭示其民间故事母题的复合性和辐射性、故事类型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特征；后用微观求证的方法，以文化参与的开阔视野来考察阿拉伯城市商品经济背景下的生活画卷、文本中露骨的“性”描写、双重的价值取向，探究沉潜于其中的文化密码和文化内涵；最后在宏观视野下考察《一千零一夜》的世界地位。

“作者以文本的细读为基础，大量运用相关的文献资料，将文本赏析与理论思辨结合起来，得出了朴实、科学的结论，从而大大深化了对《一千零一夜》的理解和认识”。

“首部具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一千零一夜》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不仅为读者揭开《一千零一夜》神秘面纱提供了诸多范式，而且其横纵双向的历史审视与审美观照，对其中许多纷繁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的精神实质与生成轨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确实拓宽了阿拉伯民间文学研究的视野，为今后的阿拉伯民间文学研究做了必不可少的学术铺垫和可资借鉴的详实材料”。

更令人尊敬的是，专著出版后，郅溥浩并没有停止对《一千零一夜》的研究，他还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民间文学作品与《一千零一夜》的比较论文。

为了更好地勾画出我国对《一千零一夜》文本研究成果的全貌，也便于条分缕析，本文从以下几类研究入手，并对有新意的论文给予评述：

1.故事类型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多民族文化、文学交融汇合的民间文学作品，大大小小的故事约有200多个，不同类型的故事互相交织在一起，用何种科学方法将其进行分类和清理是研究《一千零一夜》的关键所在。

卢永茂的《〈一千零一夜〉评介》（《外国文学研究》，1979.3）对《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类型首次做了较粗的分类。

赵建国的《<一千零一夜>中“病例”故事的个案分析》（《外国文学研究》，2004.4）专从《一千零一夜》的病例故事入手，指出这些病例故事是文学与医学有本质联系的生动个案，进而表明文学在治疗精神疾病方面的特殊功效，其切入点可谓别出心裁。

而刘耘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学断想》（《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4.2）参考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故事的需求植根于人类好奇的天性出发，认为《一千零一夜》故事的讲述从秘密和禁忌开始，情节的展开就是解密和破忌的过程，中间伴随着一定的诱惑和危险，因而在人类故事的历史上留下某种范式和标准。

2.艺术特色

关于《一千零一夜》的艺术特色，除论述其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事结构外，比较有特点的视角是探讨其幽默艺术和叙事话语。

刘安军的《生命在话语中延宕：

山鲁佐德叙事话语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1998.4）以叙事话语理论分析《一千零一夜》文本,认为山鲁佐德的隐形话语在山鲁亚尔的知识话语的遮盖下凸现推进。

隐形话语的推进展开使知识话语的功能结构被解构和消溶,于是生命被悬置在话语之中。

而麦春芳的《重残下的美艳—<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话语》（《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1）从女性话语角度分析了中古阿拉伯妇女在政权、神权、夫权的重重摧残下女性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和理想愿望，并且分析了文本中所展现的女性在重压下绽放的鲜活和美艳。

因为山鲁亚尔的暴行和山鲁佐德的美德分别是重残和美艳的象征。

梁娟的《<一千零一夜>的幽默艺术》（《沧桑》，2008.4）对《一千零一夜》文本中表现出的形象幽默、情境幽默、言语幽默、软幽默、硬幽默甚至黑色幽默进行分析，进而归纳出《一千零一夜》幽默艺术具有广泛性、民间性和积极性。

国内学者对《一千零一夜》艺术特色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传统的思维定式，有一些新意值得肯定。

3.人物形象

《一千零一夜》中有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女性，因而妇女形象便成了研究者探讨的课题。

如俞久洪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妇女形象》（《河北大学学报》，1989.4）和徐曙玉的《论〈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形象：

兼论中古阿拉伯妇女的社会地位》（《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0.1）。

林丰民的《<一千零一夜>中的东方形象与对他者的想象》（《外国文学研究》，2004.2）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中同属于东方的印度、中国和波斯的形象，作者认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在作品中基本上呈现出正面的、美好的形象,而波斯人则常常被描述为负面的形象。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阿拉伯人对印度、中国和波斯的集体想象不同,而这种对东方不同民族集体想象的不同与阿拉伯人和这些民族的交往密切相关,与军事的征服、政治的交往、商业的往来和宗教的排他性等因素都有关系。

4.文化批评

民间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故事叙述,而是一个能展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的浓缩载体。

赵培森的《从<辛迪巴德航海记>看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

读<一千零一夜>有感》（《外国文学研究》，1998.3）则从《辛迪巴德航海记》故事中蠡测出阿伯人所具有的冒险意识、平等意识和宗教意识。

王向远的《〈一千零一夜〉与阿拉伯民族精神》（《宁夏大学学报》，1991.2）从作品所反映的民族精神这一角度出发来全面理解和把握《一千零一夜》。

作者认为《一千零一夜》所昭示和体现的是阿拉伯民族精神的心理现实和行为现实的一面，虔诚的宗教精神和入世求实的商业精神，这是阿拉伯民族精神的两个主导方面。

作者的论点可谓一语道出阿拉伯民族精神核心所在。

卢铁澎的《<一千零一夜>的文化意蕴蠡测》（《东方丛刊》，1998.3）从书名、结构和艺术功能意识等三个方面对《一千零一夜》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发掘和探讨。

较为新颖的观点是作者认为《一千零一夜》的编订者或许受十世纪被称为“精诚同志社”这个阿拉伯哲学派别影响，深明“1”的哲学所具有的宗教意义，故在命名时将“一千夜”或“一千个故事”巧妙加“1”，而成为“一千零一夜”，既区别于波斯语故事集，又贯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精神。

陆培勇的《论<一千零一夜>的权力观》（《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2）和《从<一千零一夜>看中世纪阿拉伯社会主流价值观》（《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3），前者从明君与暴君、权力与宗教、权力与公正三个方面来阐明《一千零一夜》的重要主题是宣扬“劝君施仁”的权力观；后者探析了中世纪阿拉伯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以“公正、平等、宽容、崇尚道德和知识”为目标的。

将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结合起来，代表了我国学者试图对《一千零一夜》研究进行更深入挖掘的努力，更多元化的开始。

二、对《一千零一夜》的比较研究

将《一千零一夜》与他国或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找出两者的相同点、差异点和可能发生的交流、影响，进而揭示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民间文学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

我国学者对《一千零一夜》进行了跨国家、跨民族和跨学科间的比较研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

1.与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

《一千零一夜》的中译本出现在清末，至于第一位将《一千零一夜》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的学者，据《天方书话》一书的作者葛铁鹰考证，应是顾颉刚（1893-1980），他也是中阿比较文学研究的播种者。

顾颉刚写有两篇书话，写于1925～1930年间，一篇为《孟姜女故事有掺入阿拉伯故事之可能》（约百余字），另一篇是《<天方夜谭>与中国故事》（约三百余字）。

顾颉刚的两篇书话虽寥寥数语，却“具有宏观的仙人指路与微观的独具慧眼之双重意义”。

另外，将中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进行比较性研究，是最先从《一千零一夜》开始的，据现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较为详尽地进行两者间比较的应是枕书的《<天方夜谭>与<今古奇观>》（香港《海洋文艺》，1979.6.3），他将《辛伯达第七次航海旅行故事》与明末抱翁老人编辑的《今古传奇》第九卷中《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故事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后者“故事的主人虽然完全改装成了中国人，但在若干微巧处，多少还可以看出一些阿拉伯民间传说的痕迹”。

1981年刘守华的《<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民间故事》（《外国文学研究》，1981.4）将十多个中国民间故事与《一千零一夜》故事比较，指出其相似之处，并从故事背景、宗教气氛、故事结构等方面探讨了两者的“同中有异”现象，“尽管其中的论述还需要充分的材料加以说明，但这种带有比较文学性质的探索，是开了一个新路”。

伊宏的《<一千零一夜>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版）则从《一千零一夜》中多次提到中国这一点入手分析了中国对其研究状况及中国民间文学和《一千零一夜》故事存在的某种联系，该文涉猎内容很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值得深入的视角。

林丰民的《<前汉演义>与<一千零一夜>之人物性格之比较－从司马相如和马鲁夫的故事看古代中、阿社会的平民意识》（《阿拉伯世界》，1992.2）则从细微处着眼，从两人的计谋比较开始，其基本点都是希望发迹得志，过上优越的生活，但两故事所反映的古代中、阿平民意识却有很大的不同，体现在财权意识、平等与自由意识、计谋意识上。

古代阿拉伯人重发财，中国人重仕途；其次，两个社会里人们心目中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不同，作者仔细分析了形成差别的原因。

无论从深度上还是理论上，这都是一篇在比较文学方面值得研读的好论文。

郅溥浩在其专著出版后，仍孜孜不倦地埋头对《一千零一夜》进行研究并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如《<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民间文学故事比较》从民间故事类型和母题入手进行比较研究，列出9个故事母题；《“终身不笑者的故事”和“妙音”——两则中阿文学故事比较》中的论述详细到具体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与中国章回小说之比较》从叙述方式上进行比较，一个分夜、一个分回，很相似，“在‘夜’处和‘回’处的停顿和接续，说明它们都是从说书艺术演变而来”。

作者还详尽分析了两者的优缺点，指出中国章回小说经不断发展和完善，达到很高成就；而《一千零一夜》却有着故事重复、情节较多，前后矛盾等问题。

他的《佛经与阿拉伯文学》探讨了《一千零一夜》受印度和佛经故事影响有其必然性，且是古代世界几大文化圈文化交流的结果。

该论文是对世界文化、世界文学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研究的拓展和加深。

中国有多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故而有学者将《一千零一夜》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毕桪的《<一千零一夜>与哈萨克民间故事》（《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陈守成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将《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的故事》与哈萨克的《四十个强盗》等故事比较，找出两者间雷同或近似之处，作者还提出了“两者都曾经受到过诸如印度民间故事等第三者的共同影响”这一假设，并通过对比，得出《一千零一夜》里可能有源于哈萨克民间的故事，至少是突厥民族的共同的故事。

该论文既做了输入影响研究，又做了输出影响研究，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和重要的文化意义。

阿不都·热苏力的《<一千零一夜>与<维吾尔民间故事>》（杨春航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93.3）探讨了两者故事在主题、情节、语言和题材方面颇多相似的原因在于文化交流和伊斯兰教的传播。

《维吾尔民间故事》就是从《一千零一夜》中汲取营养演绎而形成的。

另外，两者由于历史背景、生活环境、民族习俗、感情色彩等方面的不同使其各自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

2.与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

《一千零一夜》故事主要来源之一的波斯神话集《赫扎尔-艾福萨那》，是一部揉进了印度故事成分的波斯故事集，因而探讨《一千零一夜》中印度故事母题或与印度故事集进行影响研究实在是顺理成章的。

郅溥浩的《<一千零一夜>中印度母题和结构》（《外国文学评论》，1989.3）对《一千零一夜》撷取印度故事的型式进行了总结，指出有移植型、融汇型和鉴取型这三种型式。

李俊璇的《影响与再创作：

<五卷书>与<一千零一夜>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3）则具体分析了印度著名的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在结构、内容、思想、手法四个方面对《一千零一夜》所产生的影响。

《一千零一日》是另一部阿拉伯民间文学故事集，赵建国的《阿拉伯的“白天”和“黑夜”──《一千零一夜》和《一千零一日》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7.2）对两部故事集中约有七组故事进行比较，发现其完全相似,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千零一夜》是“黑夜”,而以女性为中心的《一千零一日》是“白天”,“白天”和“黑夜”隐喻了男性和女性或者男权和女权,这两部作品作为两性抗争的戏剧性表述,充分揭示了男权中心与女权中心、厌女心理与厌男心理的二元对立。

把《一千零一夜》与《十日谈》进行比较，有周顺贤的《<一千零一夜>与<十日谈>之比较》（《阿拉伯世界》，1985.4）和刘清玲的《<一千零一夜>与<十日谈>结构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3.12）分别梳理了两者在结构形式上采用的民间文学中常用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框架式形式。

刘清玲的另一篇《<一千零一夜>与<十日谈>的宗教观之比较》（《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阐述了两者虽然都从宗教观入手，但由于文化背景和创作意图不同，二者所显示出来的宗教观念也截然不同：

前者对真主安拉充满虔诚，后者对基督教会却充满嘲笑。

李晓卫的《貌似神异各具特色—辛伯达与鲁滨逊形象比较》（《甘肃社会科学》，2005.2）指出鲁滨逊是一个近代资产阶级开拓者、殖民者和新教徒的典型形象,辛伯达则更多地表现出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和宗教感情的中古商人的特点,这两个形象的差异可从其宗教文化传统中找到解释和说明。

山鲁佐德和山鲁亚尔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世界各国的许多作家赋予这两个人物或正或邪、褒贬不一的多样色彩。

李琛的《埃及现代文学中的山鲁佐德和山鲁亚尔》（《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分析了埃及现代作家的四部作品《山鲁佐德》、《山鲁佐德之梦》、《着魔的宫殿》和《千夜之夜》，探讨了作家在如何借鉴民族文学遗产的同时，以全新的、富于不同哲学内涵的形象使两位人物在现代文学中重放光彩。

山鲁佐德代表着胆识和智慧，是东方的女英雄，但她走向世界后，却面目全非，纪焕桢的《山鲁佐德的现代文学形象》（《阿拉伯世界》，1997.3）着重分析了山鲁佐德形象在欧美和阿拉伯文学作品中的嬗变过程。

林丰民的《<一千零一夜>的魔幻现实主义观照》（《东方丛刊》，1998.3）探讨《一千零一夜》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所产生的影响，作者首先分析了两者间的相似之处，如神器描写与现实反映的奇妙结合、似是而非又真真假假的奇特世界、神秘怪诞与营造气氛的夸张手法、神话传说的插入及神话与现实的高度融合，然后作者在具体内容和情节上寻找魔幻现实主义受《一千零一夜》影响的蛛丝马迹，并把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的作品进行对比，最后，作者又从历史上追溯造成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原因。

我国学者对《一千零一夜》与跨国、跨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时多以总括性地分析表层为主，但对其深层的文化机制下的审美内涵及审美意象的关照较为缺乏。

三、其他方面研究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没留下编著者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因而其形成和来源便成为研究者最为首要的研究任务，至于该作品又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更是中国研究者不可绕过的课题。

鉴于梳理这两个问题需要在浩若烟海的文史资料中仔细比对、去伪存真，且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耐心，故而专注考据这方面的研究者较少。

杜渐的《<天方夜谭>的版本与翻译》（《书海夜航》，三联书店出版，1980）则是国内第一篇探究这两个问题的考证性专文，已成为中国研究《天方夜谭》版本尤其是早期中译本的学者的必读之物。

杜渐得出“周桂笙是中国第一位翻译《天方夜谭》的人”，该结论至今无人能够推翻。

目前国内有关《一千零一夜》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方面的研究专家首推盖双。

盖双本名葛铁鹰，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专注于翻译和研究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接受、交流和译介，以及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其著述颇丰，主要有《一千零一夜》（合译）、《天方书话—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等。

其主持和翻译的《一千零一夜》（6册）“是第一次向中国读者推出《一千零一夜》的单一、完整、保持原作结构的全译本”。

以前的《一千零一夜》译本，如流传最广的纳训版，对原作的结构和内容都有所改动，而葛铁鹰版本则保留了“夜”的编排顺序和完整内容。

盖双发表了多篇有关《一千零一夜》研究方面的论文，且敢于就学术问题在刊物上公开与其他学者争鸣，如李长林发表了《清末中国对<一千零一夜>的译介》（《国外文学》，1998.4），盖双有不同看法，便写了《千夜之花谁先采？

——兼与李长林先生商榷》（《阿拉伯世界》，1999.3）。

盖双的《周桂笙和他的<新庵胁译初编>》、《<天方夜谭>知多少？

——写在<一千零一夜>汉译问世一百年之际》（上、下）（《阿拉伯世界》，2000.1、2）、《<一千零一夜>的中国变奏》（《阿拉伯世界》，2002.1）是我国研究和考证这部阿拉伯文学名著在中国早期传播方面较为经典的论文。

他的《西洋千夜曲，难得几回闻——从庄裕安的<天方乐谭>说开去》（《阿拉伯世界》，2003.2）则较为详细地列举了《一千零一夜》对西方音乐的影响，特别对西方古典音乐中以《一千零一夜》为题材的音乐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评述，显示出作者广博的知识结构。

他的《无独有偶，妙趣天成——<一千零一夜>与中国章回小说之比较》（《国外文学》，1997.1），则是国人首次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述，可见其研究视角的犀利和独到。

至此，我们基本廓清了我国对《一千零一夜》研究的基本现状，不容否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在深化已有的研究成果，突破旧有思维模式的桎梏方面，一些学者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但仍有选题雷同、创新不足等问题，甚至还有诸多“盲区”没有触及，如介绍阿拉伯学者和西方学者的《一千零一夜》研究成果、探析不同时期中国受众的接受情况、故事类型和母题的变异性研究等等，这些都说明今后《一千零一夜》的研究有进一步拓展的潜力和空间，给《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真正与之匹配的文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