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旅游的人文资源探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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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旅游的人文资源探综
河北省旅游的人文资源探综
河北省居渤海与太行山之间,是我国先民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
考古发现,桑干河流域
阳原盆地存在旧石器文化遗址,约在一百万年以前已有古人类在这里活动。
新石器时期,河
北境内既有仰韶文化,又有龙山文化,在磁县还发现比仰韶文化早二千三百多年的磁山文化。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这里曾是夏禹治水之地,曾属于商的王畿,西周时期这里建有
蓟、燕、邢、孤竹等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赵国、中山国都建都于此,秦时这里有八个郡治,自汉至隋这里分属幽州、冀州,在元以后这里长期成为封建王朝的畿辅重地。
因此,
河北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丰富的人文资源。
要把河北省发展为旅游强省,就必须深入
挖掘这里的人文资源。
为了便于分析,可以把河北省的旅游人文资源概括为“一种气概”、
“两项传统”、“八个系列”。
一种气概。
历代多有称颂河北人士英武豪侠气概的诗文。
曹植《白马篇》诗热情赞美“幽
并游侠儿”武艺高强、忠勇爱国。
王昌龄《塞上曲》诗称赞“幽并客”一向勇敢地纵横沙场,“皆共黄沙老”。
韩愈《送董邵南序》说: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韦应物《送崔押衙
相州》诗云:
“礼乐孺家子,英豪燕赵风。
"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太行春感》诗云:
“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
”这种气概,概括起来说,就是“英豪气概”。
此说源于司马
迁《史记》,其《货殖列传》中说,赵代地方的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羯羠不均”,
“僄悍”;中山地方“民俗懁急”,“丈夫相聚游戏,悲歌炕慨”;燕地人民“雕捍少虑”。
赵、代、燕、中山,都属于古代的河北。
燕赵大地,曾上演过许多慷慨悲歌的活剧,如公孙杵臼、
程婴救孤殉难,燕昭王兴燕破齐,荆轲冒死刺秦王,高渐离忍受曜目的痛苦伺机以铅筑扑击嬴政,为燕丹策划复仇的处士田光以死明节,鲍宣冒死谏争民有“七亡(无)”、“七死"而
无“一得”、“一生”,魏征犯颜直谏而泰然自若,宋璟冒死谏请武则天处斩乱政宠臣“二张”,
杨继盛以十大罪状弹劾权奸严嵩,赵南星刚直不阿对抗奸臣魏忠贤,等等,都是人们所熟知
的。
河北人民的英豪之风是怎样形成的?
司马迁认为,这一带地处北部边境,“数被寇”,因
而形成反抗精神。
这是有道理的。
此外,河北大地向来是多种民族文化融合之所。
这里是“中
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交汇的地带。
黄帝、炎帝两个部落曾与蚩尤大战于涿鹿,后来黄、炎二帝为了争做盟主又大战于阪泉,完成了最早的民族融合。
东晋以后,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所谓“五胡”相继汉化,游牧民族的剽悍性格也融入汉民族的血液之中。
两项传统。
英豪之气概,用之于事国,则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用之于理政,则表现为革新精神。
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和廉颇“负荆请罪”,触龙不避羞辱劝
说赵太后让长安君质齐以保全赵国,祖逖(定兴人)闻鸡起舞、渡江击楫誓死北伐,张世杰
(涿州人)坚持抵抗元军溺海殉国,孙承宗(高阳人)举家抗清死于国难,鹿善继(定兴人)守城抗清殉国,从义和团奋勇抗击八国侵略军到晋察冀人民坚持八年敌后抗日,先后涌现出
张德成、曹福田、赵三多和郭企之、魏大光、魏春波、节振国、马本斋、王璞等众多民族英雄。
这些事例是爱国主义在列国纷争、民族冲突和敌国入侵三种不同时期的表现,其思想核
心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的精神。
燕赵人民反抗剥削阶级残暴统治的革命斗争,历代
不衰,从秦末河北人民加入义军反抗暴秦、新莽末年铜马军起义,到明末白莲教棒槌会起义、
清末义和团运动和景廷宾起义,从十九世纪末开平矿工两次罢工斗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叱咤风云的革命斗争,涌现出诸如张角、张梁、张宝、汲
桑、魏刀儿、窦建德、刘黑闼、王须拔、王则、韩山童、翰林儿、刘六、刘七、景廷宾等农民革命英雄,特别是诞生了李大钊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董振堂、赵博生、郭
隆真、李混子、陈然、董存瑞等著名的革命英模,表现出河北人民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和坚决行动。
在河北的历史长河中,勇于改革进取的政治家也是新人辈出,赵烈侯以“举贤”、“使能”和“察度功德”任免官吏的改革,对“世禄世卿”的奴隶制进行了冲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使赵国强盛起来;燕昭王实行人才制度改革筑黄金台求贤纳士使燕国重振国威;董仲舒以儒学代替黄老学说的政治思想改革,为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奠定了思想基础;北魏冯太后首创“均田制”,改革不合理的赋税制度,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唐代名相李的裕反对节度使世袭,裁减州县冗官;后周皇帝柴荣实行整编禁军、平均赋税等改革,加强了国力;赵匡胤即位后,革除弊政,结束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巩固了中央集权制:
这些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大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八个系列。
河北人民的爱国、革命、革新传统,表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上,硕果累累。
可以利用为旅游资源的有科学、技术、学术、文艺、教育、建筑、民俗和历史遗迹等八个系列。
一、科学系列
1.数学
南朝时期,祖冲之(今涞水县人)推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有效数达八位,九百年后阿拉伯人阿尔卡西才超过他。
他还确立圆周率的约率为22/7
和密率为355/133,其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最佳值,比16世纪德国人鄂图和荷兰人安托尼兹得出同样的结论早一千多年。
他的数学著作《缀学》,在唐朝被作为课本,国子监学生必须学习四年。
他的儿子祖恒之也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数学家。
他首先得出球体面积的准确公式,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均相等则二体积相等——的定理,约一千二百年后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才得出同一定理。
唐代高僧一行(俗名张遂)首创不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
宋元时代,我国古代数学进入鼎盛时期,出现“数学四大家”,其中李冶(李治,栾城人)、朱世杰是河北人。
李冶所著《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他的另一部著作《益古演段》,是数学史上的一项杰出成果。
朱世杰所著《四元玉鉴》,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比法国数学家别朱早提出四百多年。
他还得出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比英国人格里高利和牛顿的同样成果约早四百年。
同一时期,王恂、郭守敬在制定《授时历》时,解决了数学上的内插公式。
2.天文学
南北朝时,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首先把岁差计算在内,定一回归年为365.2428日(现代数据为365.2422日),一交点月为27.21223日(现代数据为27.21222日);岁差的计算,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革。
隋代,刘焯制定《皇极历》时,首次考虑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三次差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视运动速度,采用定朔并定岁差为75年差一度(现在为每隔76.1年差一度),当时欧洲还沿用100年差一度的数据。
唐代,高僧一行(今巨鹿人,张遂)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恒星自行”现象,和梁令瓒主持制造了“黄道游仪”,对日月和五星的运行进行观测,重新测定一百五十多颗恒星的位置,发起在全国十二地点进行天文观测;并根据南宫说等一组的测量,归算出相当于子午线纬度的长度;又根据实测结果制订了《大衍历》,计算方法大有进步,所创造的格式被后代历法家一致采用。
特别是他和梁令瓒主持建造的“浑天铜仪”,以水力为动力,通过复杂的齿轮系统运转,可以显示天象运行情况,并且自动报时,这是古代天文仪器的杰出贡献。
元代郭守敬(今邢台人)和王恂创制《授时历》,打破古来制历的习惯,为后世建立了凭实测制历的优良传统。
这部历法比欧洲著名的《格里历》早诞生四百年,是我国古代最精确的和使用时间最长(施行了364年)的历法。
郭守敬还创制或
改进了简仪、仰仪等十多种精确的实用天文仪器,其中简仪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同类仪器早三百多年。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些文物,也表明河北省古代人民在天文学和数学上的成就,如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满城汉墓出土的漏壶、石家庄出土的算筹和宣化辽墓出土的天文图等。
3.地理学
《兆域图》,中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份建筑设计蓝图。
是我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幅铜建筑设计平面图(1974年出土)。
这份设计蓝图已有2400年历史,铜版长0。
94米,宽0。
48米,厚0。
01米,一式俩份,王府、陵墓各一份。
它比国外最早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地图早600年,在世界地图史上占重要地位。
在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建筑学等方面都有研究价值。
著名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今诼州市人)撰写的《水经注》40卷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以记水道为主的综合性地理巨著;北魏杨衒之(今满城人)所著《洛阳伽蓝记》5卷,是不可多得的地理、经济、政治史料;唐代贾耽(今南皮人)绘制地图和撰写地理著作多种,其中《海内华夷图》“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首创沿革地图,《华夷图》和《禹迹图》以刻石的形式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唐代名相李吉甫(今赵县人)编著的《元和郡县图志》资料翔实,体例实用,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总地志。
河北还是全国地方志最多的省份之一,现存志书617种、志略206种,均为明、清和民国三代所修;见于著录而已经佚失的志书有481种。
4.医学
战国时期,名医扁鹊(今任邱人)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他精通各科,尤精针灸,曾周游列国,深入民间,“随俗为变”,运用针灸、按摩、汤药等各种疗法为民众解除疾苦。
晋朝的张华(今固城人),既精于经方、本草,
更善于诊断。
北魏时期,李修(今馆陶人)“研习众方,,明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被授予前军将军领太医令。
他曾集中一百多人编写方书百余卷,传行于世,促进了当时的医学。
在宋、元医学发展的高峰时期,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以《内经》为主的医学体系。
其中刘完素(刘守贞,今河间人)提出火热致病的理论,对寒凉药物的应用有独到的见解,著有《素问立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医方精要》、《宜明论方》等书;李杲(今正定人)主张以温补脾胃来培补元气的治疗方法,其理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用药法象》等著作。
同时代的“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今易县人),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的观点,反对泥古不化,主张应根据气候、环境和体质情况,变通治疗。
在清代,王清任(今玉田县人)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出入刑场和传染病区的义冢,观察和解剖尸体,从而绘出《亲见诸脏腑图》,写出《医林改错》,补充和订正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和错误。
此外,见于史籍的名医还有不少,例如金代肥乡县的窦杰,元代正定的罗天益,邯郸一带的王好古,明代新城的曲伸,正定的张荣、张兴福,雄县的赵律,清代成安的谢玉琼,柏乡的魏荔彤等。
我们还从考古资料中发现河北省医药学的成就和悠久历史,例如藁城县台西村的商代古墓中出土了药用植物种子桃仁、郁李仁等,还有医疗用的砭石,汉墓中出土了金针、银针、“医工”盆等医疗器具和药物,唐墓中出土了药碾等。
二、技术系列
1.农业技术
河北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发达地区之。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北省人民即根据气候、土壤的特点和植物资源情况,发展了自己的农业和畜牧业。
七千多年前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具有耐干旱、自生力较强的粟和储藏粟的窖穴,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谷物加工工具,以及鸡、猪、狗等动物遗骸。
河北省各地出土的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的大量生铁制工具,说明我国使用生铁制农业生产工具的历史比欧洲早一千六七百
年。
河北各地出土的汉代小型铁农具、大型铁犁、畜力牵引的石磨、陶仓和金代的用于点种的瓠种器,表明古代河北从整地、耕种、收割到储藏、加工等各种农具日趋完备。
它们的使用和不断改进,是古代河北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
邯郸涧沟和藁城台西遗址中发现水井,说明河北人民在新石器晚期已经掌握了凿井技术,到商代已经广泛使用。
凿井技术的使用对于生活定居和扩大经济区域都有重要意义。
此后,地上水的
利用很普遍,战国时期魏国在临漳一带修建了引漳灌邺的工程,唐宋时期在河北较大的水利工程就有二十多处。
2..纺织技术河北人民在纺织技术上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北人民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商代已经能织成比较复杂的丝麻织品,台西出土的铜器上残留着五种丝织品,反映了当时的纺织水平。
唐宋时期,定州成为北方的纺织中心,这里所生产的罗、细绫、瑞绫、独窠绫、两窠绫、二色绫等产品被指定为贡品。
明清时期,河北逐步推广棉花种植,纺织业又有新的发展;清代乾隆年间的《御题棉花图》反映了这一情形。
清末民初出现的高阳土布区,及其以后发展到敢于与洋布相抗衡,更加显示河北人民在纺织技术上的聪明才智。
3.金属工艺技术河北人民在金属工艺方面也是成就非凡。
从省内各地商代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了解到,商代的河北已经将铜广泛应用到兵器、祭器、食器和车具等方面。
从河北范围内的燕、赵、中山等国出土的青铜器上我们看到,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技术已经从单一的陶范熔铸发展为浑铸、分铸、焊铸、捶胎、失蜡法和红铜镶嵌等多种工艺,春秋中晚期出现了雕镂、错金银、线刻等新的装饰加工技术。
在汉代,河北的采矿、冶铜事业已有相当的规模,铜器已盛行鎏金工艺,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鎏金的铜器充分表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装饰风格。
河北省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嵌杜石金虎饰片、汉代玉衣上的金丝缕、北魏时期的錾花银碗、唐代的银碗、宋代的银塔,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工艺成就。
5.冶炼技术
河北古代人民在冶铁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1972年藁城台西出土的商代铁刃铜钺,说明在三千多年前已经有加热锻打的技术。
战国时期河北的冶铁业相当发达,邯郸被称为“铁冶都”,郭纵、卓氏等人都以冶铁致富。
从出土的铁器看,当时河北已比较广泛的使用展性铸铁,并创造了铸铁可锻化退火的热处理工艺。
在铸造工艺方面,也达到相当的水平,兴隆出土的铁范说明了当时已经用白口铁的金属性浇注生铁铸件。
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铁兵器,经鉴定是块炼渗碳钢,其中多数经过淬火处理,证明当时将块炼铁增碳制成高碳钢和淬火技术已得到广泛使用。
铸铁、金属型和淬火技术的发明,是古代人民对世界冶金技术的重大贡献。
汉代冶铁技术有很大提高,已掌握了低温炒钢炉、反射炉和坩锅炉的制钢技术,满城汉墓出土的铁剑是最好的例证。
在满城汉墓中出土的灰口铁制成的工具,标志着冶铁工艺的新发展。
汉代冶铁的蓬勃发展是和汉代的盐铁官营制度分不开的。
汉代在河北设置的铁官占全国铁官总数的七分之一。
到了明代,河北省冶铁的规模已发展到大型化,遵化成为当时的炼铁中心,其大竖炉高3米多,一炉容矿砂一吨多。
6.陶瓷技术
河北省是较早使用瓷器的地区之一。
原始社会末期的仰韶文化有了彩陶,河北省在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了釉陶(原始瓷器)。
考古还大量发现,河北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独具风格的北方青瓷。
唐代,邢台内邱所产白瓷色泽美,质量高,与越州青瓷齐名,(有南青北白之称)行销全国。
宋代,全国八大名窑中,河北拥有定窑、磁州窑两个。
定窑所产瓷器胎薄色润,白釉似粉,为北方白瓷的代表,对南方制瓷工艺有重要的影响。
磁洲窑多白釉黑花,别具一格,在我国陶瓷史上享有盛名。
7.制酒技术
《史记》载,商纣王“大聚乐于沙丘,以酒为池”。
沙丘在今平乡县东北。
足见当时这里的制酒技术已很发达。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从平山县一座战国时代古墓中出土两个青铜酒壶,内盛酒十多斤,酒液清彻透明,仍有酒香。
可见酿造技术已经纯熟。
《邯郸县志》载,战国时赵王以酒务泉酿酒,列为珍品,名扬列国。
《淮南子》载,楚国的主酒吏向赵国使臣索要醇厚的赵国酒,“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
赵酒的吸引力有如此之大。
柳宗元《龙泉录》载,魏征“能治酒,有名曰‘醽渌'、‘翠涛'”;唐太宗赋诗称赞说:
“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改。
”宋代,河北古代名酒见于记载的有:
金波,玉液,中和堂,宜城,莲花,延相堂,碧琳,石门,拣米,细酒,银光,碎玉,中山堂,久酝,瓜曲,错著水,沙醅,香桂,柏泉,玉瑞堂,夷白堂,玉友,玉醅,风曲,法酒,瑶波,巡边,银条,知训堂,杏仁。
金代,其统治者以青龙县之猕猴桃药酒遣使入贡,结交邻国。
清代,河北所产的涞酒、易酒、沧酒盛行于京城。
李汝珍《镜花缘》第十六回所录清朝中期名酒五十余种,产自河北的有:
真定煮酒,直隶东路酒,大名滴溜酒,冀州衡水酒,栾城羊羔酒,清河双辣酒。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乾隆帝下江南途经沧州,对当地的麻姑酒颇称赞。
当代,徐水刘伶醉、衡水特制老白干、长城干白葡萄酒、邯郸丛台大曲、燕郊燕潮酩、丰润浭阳老酒、石家庄汾州黄酒、沧州御河春、安次迎春酒等,先后在省内或全国的评酒会上获奖,长城干白葡萄酒还于1983年第十四届国际评酒会上获银牌奖。
三、学术系列
1.哲学
战国时期,先道后法的哲学家慎到(赵国人),提出“势治”(君主以权势行法)的主张,这一思想被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所吸取;名家学派代表人物公孙龙,(赵国人)强调“正名实”,他的“白马论”把个别与一般加以区别,“坚白论”把事物的不同属性加以区别(他说,眼睛看不到石之坚,只能看到石之白,因此“无坚”手摸不到石之白,只能触及石之坚,因此“无白”。
所以石头的“坚”和“白”两种属性是可以分离、独自存在的。
对先秦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哲学大师荀况(赵国人,时
人尊而号为卿,汉时避宣帝讳,改称孙卿)。
批评和总结了各派学说,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
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枣强人),把孔子的学说改造为“天人感应”的儒家系统,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统治思想的地位。
西晋时期,哲学家欧阳建(今南皮人)提出“言尽意”论,驳斥玄学家“言不尽意”的观点。
著有《言尽意论》;北魏时,邢邵(今任丘人)反对佛教“神不灭论”,认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
唐代,傅奕(临漳人)指出“生死寿夭”、“刑德威福”与信不信佛无关,以反对日益泛滥的崇佛潮流。
河北还涌现出一批高僧。
东晋、前秦时,高僧道安((今冀县人),创立般若学“本无派”,翻译了大量佛经;东晋佛教学者竺道生(河北平乡人),本姓魏,幼年跟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
创立顿悟成佛的学说;唐代高僧义玄从南方来河北正定临济寺作主持,创立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并以“棒喝”禅风闻名于世;唐代高僧慧能(世居范阳今涿州市)创立禅学南宗,并成为禅宗正系的第六祖,被称为是佛教禅宗的正式建立者。
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和佛学家不同程度地丰富了社会文化或推动社会进步。
2.经学方面
汉代董仲舒创立今文经学派,毛亨(河间人)与毛苌(邯郸人)先后开创与发展“毛诗”学派,燕人韩婴创“韩诗”学派,唐代孔颖达(今衡水人)主编的《五经正义》180卷为经学注疏的定本。
金元之际的刘因(容城人)深研程朱理学,株有《静修集》、《四书集义精要》。
明清之际大儒孙奇逢为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调和大师,对清初理学影响很大。
3.历史学仅在二十四史中就有四部为河北人主修或署名主修:
北齐魏收(今晋县人)主修《魏书》130卷,唐李百药(今安平人)主修《北齐书》50卷,唐魏征主修《隋书》85卷,五代后晋刘昫(今雄县人)监修并署名主修《旧唐书》200卷。
此外,清代谷应泰(丰润人)株有《明史记事本末》,在保存史料方面有一定价值。
4.音韵学
隋代陆法言(今临漳县人)执笔编成《切韵》5卷,该书为研究隋唐以前语音的主要依据;清代王照(宁河人)创制“官话合音字母”,对推动近现代汉语注音拼音运动有很大贡献。
5.类书丛书编辑
三国刘劭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凡千余篇800余万字;北宋人李昉(今饶阳人)主编《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和《文苑英华》1000卷这三大类书,刘筠(今大名县人)参加《册府元龟》的编辑,这四部书被称为“宋代四大书”;
清代纪昀(今献县人)任总篡官,先后辑录《四库全书》79327卷,总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编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
四、文艺燕赵原野是一块孕育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沃土,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和书法、绘画、音乐作品灿若星河,文学家、艺术家数不胜数。
先秦时代,河北南部诞生了《诗经•卫风》中的一部分民歌,荀子的《荀子》一书将议论文发展到了先秦的最高阶段,其《赋篇》是汉赋的源头;高渐离(燕国人),擅长击筑(乐器名),与荆柯为至交。
易水送别时两句悲壮的吟唱成了千古绝唱。
西汉音乐家李延年(定州市人)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曲,又仿西域音乐作“新声”二十八解。
东汉文学家崔骃(安平人)博学多才,与班固、傅毅齐名,有《崔伯亭集》传世其子。
崔瑗除擅长文学外,还擅长书法,后人评其章草“点画之间莫不调畅”,著有《草书势》。
崔瑗之子崔寔是位政论家,对当时恶劣的社会风气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其代表作《政论》为时人所称颂。
东汉末年以邺城(临漳县)为中心形成的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作家群,谱写了许多名篇,以内容积极、情词慷慨、格调刚健而被称为“汉魏风骨”,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
西晋文学家有张华(固安人),他的《博物志》是我国早期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代的张载(安平人)、张协、张亢三兄弟,是西晋“太康体”诗歌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张协的骈体文《七命》为一代名篇,张载的《剑阁铭》被晋武帝派人镌刻在川北险隘剑阁山上;诗风雄健的将军诗人刘琨(安国人)传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是后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东晋文学家卢谌(涿州市人),诗文与清河的崔悦齐名。
北朝时期的河北民歌反映了战争灾难、社会不平等和游牧民族的生活,一首《木兰诗》更是千古传颂;邯郸南北响堂壁画残存、磁县高润墓壁画、曲阳北岳庙碑刻、定兴县义慈惠石柱、北响堂石窟刻经洞,至今保存着这一时代的绘画、书法的珍贵作品。
隋代,展子虔(沧州一带人)绘画题材多样,现存故宫博
物院的《游春图》是我国最古的传世名画;诗人卢思道(涿州市人)善于七言诗,其《从军行》开初唐七言歌行之先声。
有唐一代,燕赵诗人辈出。
魏征虽以政治家闻名,但是他的《出关》诗和《咏西汉》是被后世文学家称为“值得珍视”的佳作。
初唐四杰”之
一的卢照邻(涿州人)善忧苦愤激之作,他的长诗《长安古意》刻画并讽刺了贵族的骄奢淫逸,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李峤为官四朝,诗多咏物之作,与同乡苏味道合称“苏李”。
文学家张鷟(深县人)在当时颇负盛名,他的文章很受新罗、日本使者所珍爱,他的失传于中国而在日本流传至今的传奇小说《游仙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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