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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
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有关老子的文献资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这篇传记只有几百字,但竟记载了四位与《老子》有关的人物,即老聃、李耳、老莱子、太史儋。
这四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哪一个才是《老子》的真正作者?
司马迁也无法明辨,只好用“或曰”这样的词语来诸说并存。
这说明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老子》及其作者已经弄不清了。
不过,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还是明显倾向于《老子》的作者为老聃,并肯定老子为隐君子。
后代学者为了理清老子其人其书,用了很多心思。
北魏崔浩曾经怀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
到了宋代,在怀疑辨伪的风潮下,有人开始怀疑老子其人。
陈师道怀疑老子时代在“关、杨之后,墨、荀之间乎”;叶适认为:
“孔子赞其为龙,则是为黄老学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也。
”“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
”黄震则认为:
“《老子》之书,必隐士嫉乱世而思无事者为之。
异端之士私相推尊,过为诬诞。
”清代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序》和汪中《述学?
补遗?
老子考异》主张太史儋就是老子。
崔述虽认为老聃生活在春秋末年,但“《道德经》五千言,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要必杨朱之徒所伪托”。
康有为在《桂学答问》里说:
“各子书虽《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在孔子后,皆孔子后学。
”[1](P2-26)五四运动前后,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老子》的作者问题又为学术界所关注。
1919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肯定传统的说法:
老子早于孔子,约生活于春秋末期;《老子》即为老子所作。
1922年11月,梁启超著《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六条证据:
其一,老子的八代孙与孔子的十三代孙不可能同时;其二,孔、墨、孟为何没有提及老子;其三,《礼记?
曾子问》所载老子的谈礼与《老子》相反;其四,《史记》史料多来源于《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不足为信;其五,从思想体系上看,《老子》中的话太激烈、太自由,不像春秋时人言论;其六,从语言上看,《老子》书中的“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字样,不像春秋时所有;“偏将军”、“上将军”是战国时的官名,春秋时是没有的[2](P305-307)。
基于此,梁启超认为老子晚于孔子,断定《老子》的著作时代在战国之末。
梁启超此文一发表,遂掀起轩然大波,学术界立即展开老子其人其书大论战。
诸多著名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前后持续十多年。
论战基本分为两个阵营:
梁启超、张寿林、钱穆、冯友兰、张季同、罗根泽、顾颉刚、谭戒甫、张西堂等人认为《老子》晚出,老子晚于孔子①。
胡适、张煦、唐兰、黄方刚、高亨、马叙伦、叶青、郭沫若、刘汝霖等人坚持《老子》早出,老子早于孔子②。
至于《老子》的作者,学者们也无定论。
如钱穆认为《老子》作者为詹何;刘汝霖认为教孔子者是老聃,辑老聃格言为《老子》书者是李耳;张季同、谭戒甫和罗根泽认为《老子》的作者是太史儋;郭沫若认为《老子》书是关尹即环渊所记老聃语录。
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干脆认为没有老子这个人,先秦以来直到《史记》的记载统统“妄诞无稽”[1](P93)。
这一时期的学者讨论老子的作者与时代,搜罗材料非常丰富,启发后学者也多。
但其方法论尚存在不足:
其一,把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完全等同于一个时代,以《老子》其书的晚出证明老子其人的晚出。
其二,用现代的思想、理论、逻辑给先秦学术的发展制定一个演变轨迹。
比如认为诗、史、论之三者依次演进,是文学进化的规律,《老子》文体属“论”,而用诗的形式,是韵语的论文。
这种形式见于《庄子》,到了《荀子》就更多了,那么《老子》只能是《荀子》同时代的作品,老子也就只能是这个时候的人了。
或者认为古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必然是由“甲”到“乙”再到“丙”,而《老子》中有“丙”的思想,所以老子只能出现于“丙”的时代。
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
帛书《老子》有甲乙本之分,其中用古隶书(介于篆隶之间)抄写的称为甲本,用隶书抄写的称为乙本。
甲本不避刘邦的讳,而乙本则把“邦”改写为“国”字,所以学术界认为甲本是战国晚期的传本,乙本是汉代初年(惠帝前)的传本。
帛书本与今本《老子》虽然都由
《道》、《德》两篇组成,但是在章次、字句、经文句型、虚词及其所用古今字、假借字上均有差别。
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帛书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韩非《解老》、《喻老》先解《德》经、后解《道》经的次序一致。
故学术界的一致看法是:
帛书《老子》早于今本《老子》。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被抄写在三种不同形制的竹简上,整理者便将其分为甲、乙、丙本。
竹简本、帛书本同今本《老子》有较大不同:
竹简本只有二千言,全篇并没有《道》、《德》两篇之区分,且在章次上与帛书本、今本有较大的差异。
另外,从内容上看,竹简本缺少帛书本和今本中关于“道”的理论阐述,偏重于实用,“人君南面之术”的色彩十分浓厚。
帛书本和今本都有抨击儒家“仁、义、礼”的文句,而竹简本没有这些文句。
据研究,竹简本成书大致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古本《老子》。
立足这些新的出土材料,我们对《老子》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为此,我们就必须先弄清老聃、李耳、老莱子、太史儋四个人的身份与关系。
二、关于老聃
1.典籍记载典籍中记载老聃的史料有《论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等。
论语?
述而》篇载:
“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
我于老彭。
”老彭为何人,古来即有不同的解释。
清代王夫之《四书裨疏》、赵翼《陔馀丛考》综合汉魏以来诸家学说,认为老彭即老聃;马叙伦《〈老子〉?
诂》申论其说,证据充分,足以为信。
《论语?
宪问》“以德报怨”和《论语?
卫灵公》“无为而治”等观点就是受到老聃思想影响的明证。
《庄子》中曾多次记载老聃言论及孔子与老子相见之事,如《德充符》、《应帝王》、《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
在孔、老对话中,老聃总是以孔子前辈的姿态出现。
《养生主》还记载了老聃之死: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
”黄方刚写于1937年的《老子年代之考证》曾对《庄子》一书记载的人物及行为事迹进行了系统考证,认为《庄子》中凡对话者必同时人(两次例外),尤其是记载的老子、孔子及其弟子的事在时代上绝对没有问题[2](P353-383)。
陈鼓应先生也认为《庄子》寓言内
容虽妄,然则寓言中历史人物的行辈关系“从无紊乱”[3]。
《荀子?
天论》说:
“老子有见于绌,无见于信。
”与老子的思想吻合,说明荀子见过《老子》书。
韩非有《解老》、《喻老》两篇,是现存《老子》最早的注本。
《吕氏春秋》中《去尤》、《不二》、《重言》、《贵公》、《当染》等篇都有关于老聃言论行事的记载。
综合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应该相信老聃生活于春秋末期,年略长于孔子,孔子曾向老聃问过礼。
孔子说他和老子都是“述而不作”。
既然不“作”,就不可能有文字型的《老子》,这和
《论语》不是孔子写作的情形是一样的。
此外,《史记》中有三次关于老聃的记载,第一次见于《孔子世家》,第二次见于《老子韩非列传》,第三次见于《仲尼弟子列传》。
这三次记载都提到孔子问礼于老聃的史实。
2.老子去周的时间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詹剑峰认为,周朝之衰落由来已久,自周平王东迁,王纲解纽,政在霸主,到春秋时代,周室一直在衰落过程之中。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见周之衰”不是泛指周室的衰弱,而是春秋末叶的王子朝称兵作乱一事。
这场兵变内乱前后共持续18年,才告平息,故老聃去周的时间,当在公元前516年左右。
因为这一年王子朝兵败奔楚,又带走了周之典籍。
老聃为周之征藏史,既然他所管的史籍都已经散佚,最后也只能去周归隐,从而成为隐君子[4](P8)。
因此,我们认为老聃生活于春秋末期,略长于孔子,曾经是“周守藏室之史”,卒年不可考。
老聃是历记古今成败兴盛的史官,敏而好古,述而不作。
一些后学根据他的口述创作了格言式《老子》初稿。
虽然此时的《老子》没有完全定型,但此书的思想已大致确定。
这些以格言警句方式出现的道家思想在春秋后期开始在社会上传播,不但影响了《论语》,而且启发了《孙子》。
三、关于李耳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说: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
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下文又说:
“李
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同样的话在《太史公自序》中被重写一次。
可见,司马迁是确定老子姓李的。
既然姓李,为什么还叫“老子”呢?
唐人张守节《正义》引张君相曰:
“老子者,是号非名。
老,考也。
子,孳也。
考教众理,达成圣学,乃孳生万物,善化济物无遗也。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勉强。
清人姚鼐《老子章义序》则说:
“孔子举所严事之贤士大夫,皆称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产是也。
匹夫无谥,聃又非谥法,其妄无疑。
庄子称老子居沛,夫沛者宋地,而宋国有老氏。
然则老子其沛人子姓。
子之转为李,犹姒字转为弋欤!
”[5](P5)这
些话给我们很大启发。
我们的观点是,老子本姓“老”,“李”是“老”的同音代替字,李耳是西汉人对老聃的一种叫法。
陈述理由如下:
第一,先秦的典籍,像《庄子》、《荀子》、《韩非子》、
《吕氏春秋》、《战国策》、《礼记》等记载诸子大儒①,大都是姓后加子,如孔子、孟子、墨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或直接称名,称老子或作“老子”,或作“老聃”,没有把“老子”叫“李子”或“李耳”的。
以此例之,老子也应当是姓“老”无疑。
第二,春秋时代有“老”姓,而没有“李”姓的记载。
《左传?
成公十五年》:
“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
”这里的“老佐”姓老。
又《昭公十二年》:
“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
”此“老阳子”姓老。
又《昭公十四年》: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
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
”此处的“老祁”也姓老。
据现存史料,只有战国时代才有李姓的记载,如《战国策》中记载有李悝、李克、李谈、李牧,《韩非子》中有李克、李史。
《汉书?
艺文志》道家类在《列子八篇》后有《老成子十八篇》,此处老成子也姓老。
高亨先生认为“李姓之起甚晚,老子之世未闻有之”,“言老子姓李,名耳者,殆自汉人始”[1](P446)。
第三,老,《广韵》“卢皓切”,古韵来纽幽部;李,《广韵》“落哀切”,古韵来纽之部。
“老”、“李”二字同纽,韵部接近(幽之先秦通用的例子甚多),因此,“老”、“李”二字发音非常接近。
虽然我们找不出古籍中二字通假的证据,但按照先秦古籍“音近义同”的训诂规律[6](序,P1),这两个字通用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聃”与“耳”的关系,我们相信司马贞《史记索隐》上的解释:
“许慎云:
‘聃,耳曼也。
'故名耳字聃”。
四、关于老莱子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说:
“或曰:
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张守节《正义》说:
“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
”张守节的说法是错误的。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说:
“孔子之所严事者,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
”
司马迁明确说老莱子另有其人,是楚人,并指出其与孔子“同时”。
老聃早于孔子,老聃就应早于老莱子。
老莱子既能“言道家之用”,则说明他是道家后学。
那么,老聃、老莱子、孔子三人应该都生活在春秋末年,老聃年龄略长于老莱子和孔子。
这点在《庄子》、《战国策》中也有所体现。
《庄子?
外物》记载了
老莱子教导孔子的事情。
《战国策》也记载了老莱子教孔子的话语,不过《孔丛子?
抗志》则认为是老莱子教导子思,而《说苑?
敬慎》以为教导孔子。
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明显,即从孔子对老莱子的态度和老莱子教导孔子的语言看,孔子很尊敬老莱子,老莱子年长于孔子。
汉刘向《别录》记有:
“老莱子,古之寿者。
”这可能是由于老莱子与老聃思想、年寿相似,又都是古之隐君子,故被后人混淆起来。
老莱子所著“十五篇”应是对初稿《老子》的阐释、整理和补充。
即老莱子是《老子》流传成书过程中一个较早的、比较重要的阐释者,他对《老子》的阐释可能像韩非《解老》、《喻老》一样,主要以解释发挥为主。
《汉书?
艺文志》诸子类道家记载有“《老莱子》十六篇”,《隋书?
经籍志》和《旧唐书?
经籍志》却无记载,说明此书早佚。
五、关于太史儋历史上有不少学者都认为《老子》的作者是太史儋。
因为太史儋也曾为周之史官,也曾西出关见秦献公,且“儋”与“聃”音同。
但经过对史料的考证,我们认为太史儋与老聃完全是处于
不同时代的两个人:
1.司马迁没有完全肯定太史儋就是老聃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载: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莫知其然否。
”这段话写得模棱两可,司马迁似乎知道太史儋不是老聃,但长期有这样的传说,太史公谨慎地用“或曰”,是为了诸说并存。
司马迁反复说“老子,隐君子也”,“莫知其所终”,“世莫知其然否”,说明老子的情况确实扑朔迷离。
老聃曾为周之柱下史,太史儋也曾为周之史官;老聃曾有西出关的经历,太史儋见秦献公,必然曾西出函谷关。
相同的官职和经历,再加上两个人的名字“聃”、“儋”读音相同,遂混为一体,自是情理中的事。
清人毕沅《道德经考异》、汪中《老子考异》及今人罗根泽都考定老子即太史儋,主要就是依托这些证据。
但司马迁说“或曰儋即老子”,并不是肯定二者为同一个人,而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一种说法。
2.太史儋与老聃时代不一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载:
“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
‘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太史儋西见秦献公之事,除《史记?
老
子韩非列传》外,《周本纪》、《秦本纪》也有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太史儋西见秦献公的时间在公元前374年;根据上文的考证,老聃离周大约在公元前516年,期间相差一百四十年左右。
故太史儋与老聃完全是两个人。
3.段干崇不是太史儋的儿子有人说“老子之子宗”即段干崇是太史儋的儿子,老子的谱系是太史儋的谱系。
这也应属误记。
《魏世家》:
安厘王四年,“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
《战国策?
魏策三》:
“华阳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以和。
”段干崇请割地以与秦和,是在魏安厘王四年,与太史儋入秦相距101年。
因此,认为段干崇是太史儋的儿子的说法是不合情理的。
那么,太史儋与《老子》是什么关系呢?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还有一段记载:
“至关,关令尹喜曰:
‘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是把战国时期的太史儋的故事混淆到春秋时期的老聃身上了。
《史记索隐》引李尤《函谷关铭》云:
“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
”《史记正义》引《抱朴子》:
“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
”《史记集解》引刘向《列仙传》:
“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
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
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
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
与老子俱至流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
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
”《汉书?
艺文志》诸子类道家记载有“《关尹子》九篇”。
班固自注曰:
“名喜,为关吏。
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此书早佚,《隋书?
经籍志》和《旧唐书?
经籍志》均不载。
刘向《别录》记:
“关尹子名喜,号‘关尹子',或曰‘关令子'。
”《吕氏春秋?
审己篇》汉高诱注:
“关尹喜,师老子也。
”《庄子?
天下篇》中也有关于关尹的记载。
据高亨考证,关令尹喜就是关尹。
“关尹”大概以职官为名,是道家学派的另一个较重要人物。
《吕氏春秋?
不二》: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
”这是按照时代顺序排列诸子,关尹位列于墨翟之后,列子之前。
《庄子?
达生篇》、《吕氏春秋?
审己篇》曾记载列子尝问于关尹子,说明他与列子同时代。
列子的事迹我们知道的很少,但关尹略早于庄子,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关尹既然在墨子之后,庄子之前,那么关尹的时代也就大致可以确定了。
他在公元前374年与太史儋见面,在时间上是合适的。
因此,公元前374年与关尹见面的老子就只能是太史儋而不可能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聃。
《庄子?
天下篇》对关尹的学说有概括性说明:
“在己无居,形物自著。
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
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未尝先人而常随人。
”其学说同老子十分接近。
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录太史儋是道家人物,但他与秦献公的谈话内容则表明他深习《老子》,并从中学到占卜方术,他是一个术数之士,一个喜好预言的前识者。
因此,我们认为,太史儋是《老子》流传成书过程中又一个更重要的阐释者。
他整理加工过《老子》,并将《老子》分为上下篇,进一步扩大了《老子》的影响。
经太史儋整理后,《老子》终成五千余言,并成为流传较广的读物。
帛书本《老子》应是太史儋整理本的流传抄写本。
他为关尹著书,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
正如蒋伯潜说:
“竹简刀漆,岂匆遽旅行中所能成书乎?
”[7](P191)太史儋可能早就整理、阐释过古本《老子》,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战国时代的影响,与老聃的思想已有不同,只是没有示人,也没有最后定稿。
在函谷关,太史儋遇到和自己具有相近思想的关尹,在关尹的一再要求下,太史儋决心将整理本《老子》示人,以流传于世。
世传关尹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
虽然此书早佚,但我们通过上述材料可以推知,《关令子》可能是为阐释太史儋整理后的《老子》一书而作。
总之,《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其弟子整理成最早的传本。
老莱子和太史儋是《老子》在流传成书过程中阐释、加工、补充和整理者,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老子》一书作出过不同的贡献。
老聃口述的格言诗式的《老子》作为“经”在社会上流传,且以口传为主,没有完全定型,因而不太完整,但思想已大致确定。
老莱子在《老子》流传成书过程中起过重要的阐释整理作用。
太史儋是《老子》流传成书过程中最重要的阐释者,他整理、加工《老子》,并将其分为上下篇;《老子》有了写本,其影响日益深远,成为较流传的读物。
韩非《解老》、《喻老》篇,先解《德》后解《道》,其次序与帛书本相同。
今本《老子》的成书时间应该比帛书本更晚,但至迟在司马迁之前已经定型。
这其间又经过了不知名的道家后学的加工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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