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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心理学

历史中的心理学

[0_2147483647]《历史中的心理学》

前言：

为古人做心理素描

前言

为古人做心理素描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性格铸造历史？

本书试图为22位古今中外的著名历史人物做心理素描，勾画出他们突出的人格特征与情结表现，并对其历史功过做心理学的剖析。

心理学是一门大众学科，可谓无所不见、深入人心。

而写作此书，正是为了表明这一点。

本书论及的心理学概念涉及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及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

笔者希望以此将心理学的种种抽象概念具体化、生活化、鲜明化，以使读者学会用心理学的眼光来剖析历史名人人生起伏的心理根源。

本书涉及的人物有人格障碍者（如拿破仑、希特勒），也有人格完善者（如李世民、苏东坡），有自我认知者（如赵构、诺贝尔），也有人格缺陷者（如康有为、恺撒）。

笔者之所以选取他们，是为了揭示这些广为人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一面。

本书为了充实内容，选取了一批相关人物的图画，笔者尽量对引用的资料标明出处。

如有疏漏，敬请原谅，并致谢意。

同时，笔者也尽可能地对书中的参考文献注明出处，如有疏漏，也请原谅。

我以本书献给广大的心理学工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提高您对心理学的领悟，并把这种领悟巧妙地运用于您的教学、研究与咨询实践中。

同时，我也以此书献给广大的心理学爱好者，希望本书会提高你们对心理学的兴趣，并增长你们对心理学的见识。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助手梁潇，他为本书的整理、编辑和资料收集投入了大量的心血。

没有他的这些投入，本书不会如此顺利地完成。

同时，我也十分感谢华章公司的李欣玮编辑和宁姗编辑，她们对本书严格把关，使它避免了许多文字上乃至观点上的失误。

最后，我想强调，本书中的观点当是一家之言或是一得之见。

我不敢奢望它们会成为权威之见。

充其量，它们只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借此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评论。

所以，我衷心欢迎大家对本书提出批评建议，以在日后的写作中加以调整、修改。

谢谢各位读者的赏识！

也谢谢各位读者的批评！

是为序。

目录

前言

第1章人格障碍篇

王安石：

偏执型人格障碍■2

朱元璋：

焦虑型人格障碍■12

尼禄：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22

拿破仑：

自恋型人格障碍■28

希特勒：

攻击型人格障碍■36

第2章认知障碍篇

诸葛亮：

云长-文长移情■44

李鸿章：

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55

袁世凯：

欺己盗国源自错误暗示■61

海明威：

挥之不去的自杀意念■69

第3章人格缺陷篇

诸葛亮：

鞠躬尽瘁源自完美主义■80

康有为：

激进人格导致欲速不达■92

恺撒：

自负人格导致忘乎所以■101

麦克阿瑟：

表演型人格造就个人的誉毁■108

第4章自我认知篇

勾践：

超强的防御机制导致卧薪尝胆■120

曹操：

豁达猜疑的双重人格■127

赵构：

生理阳痿导致人格阳痿■135

诺贝尔：

情场失意源于自卑情结■143

斯大林：

自我成效感带来的钢铁意志■149

第5章人格完善篇

李世民：

自谦养就了虚心纳谏■158

苏东坡：

乐观者笑傲江湖■166

林肯：

幽默使自己活得开心■174

曹雪芹：

在写作中升华自己的反叛■181

周恩来：

南北互补达至人格完善■189

参考文献■196

王安石：

偏执型人格障碍

（1）

第1章：

人格障碍篇

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人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是个体特有的特质模式及行为倾向的统一体。

而人格障碍（personalitydisorder）则是指从童年或少年期开始，并持续终生的显著偏离常态的人格。

根据现代人格心理学理论，人格障碍一般可分为偏执型、情感型、分裂型、暴发型、强迫型、癔症型、无力型、反社会型和不合群型等。

王安石：

偏执型人格障碍

王安石，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于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诏王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多年担任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深切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代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熙宁年初（160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并在其两次被罢相后失败。

王安石的变法，除了体制等固有因素限制外，是什么个人因素导致了变法失败呢？

对此，又该如何从心理学角度去解释呢？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

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称赞王安石：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诗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070年王安石升任同平章事（宰相），施行变法，由于新法中的土地改革影响到地主与相关官僚的利益，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在民间由于改革推行难度大，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又遭到知识分子的敌视，使得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

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

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

变法失败后，王安石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

王安石：

偏执型人格障碍

（2）

“熙宁变法”，王安石的两大失误

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宋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

可惜这次变法前后跌宕起伏极大，并使朝臣长期相互倾轧，致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这与王安石决策的失误及用人不当有着极大的关系。

其实，王安石在没有受到重用之前，就已有才名。

《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

后来，文彦博和欧阳修极力推荐王安石，司马光、韩绛、吕公著等人又大力呼应，王安石得以出任朝廷命官。

可惜王安石自1070年任同平章事（宰相）后，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一人，其他人除了逝者，皆与王安石决裂。

不仅如此，王安石改革中用的人后来都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是神宗的年号）。

到1074年，神宗皇帝迫于众议，不得不将王安石罢免。

虽然不到一年又被调回京城任相如故，但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不复启用。

王安石竭尽全力变法，不惜与众多亲朋好友决裂，到头来却好心不得好报，备受后人指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变法过激令人无法适应；二是用人不当致使奸臣当道。

变法步伐过快，导致民怨沸腾

王安石搞“熙宁变法”，坚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十多年间，以“急进”变法的形式，接连推出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并一口气裁并了全国一百几十个州县。

这些举措虽一时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但给各级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最终使“熙宁变法”始而只进无退，终而大退少进。

换言之，王安石实施变法，将固有体制进行彻底整改，加之过于急躁，安有不败之理？

！

与此相反，司马光等人则主张“渐进”的改革方法，逐步改变朝政。

据《宋史?

食货志》记载，变法之初，司马光也曾上疏神宗皇帝：

“国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

但就如何变法，司马光认为：

“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两朝元老富弼也曾劝神宗皇帝：

“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苏轼则一开始就提醒神宗皇帝：

“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可惜王安石对“渐进”的做法不屑一顾，此后，更将这批“反改革派”或贬为地方官，或致仕退休。

王安石：

偏执型人格障碍（3）

王安石的变法不切实际，导致民怨沸腾，以至于东明县农民上千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宅前闹事。

熙宁七年（1074年），一个曾被王安石提拔的看门小吏郑侠，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

郑侠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

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

这件事令神宗观后大为震惊，心如刀绞，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观后更是泣言：

“安石乱天下。

”其实早在熙宁二年，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吕诲就上疏宋神宗：

“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挠浊。

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不知宋神宗当时对此作何感想？

管理学上有一条重要原则，“做对事，并把对事做对”（Dotherightthing,anddoitright）。

王安石搞“熙宁变法”，无疑是在做一件对事，可惜由于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最终没将对事做对。

由此，王安石上负神宗皇帝之圣恩，平愧同僚故旧之信任，下辜四海黎民之殷望。

后人王夫之（明代）说：

“熙丰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皆未久而渐罢。

”

变法用人不当，终成小人乱政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

“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王安石变法不仅政策有误，用人更是有误，到头来是因人废事，前功尽弃。

换言之，王安石变法失利，也在于他滥用亲信，排斥异己，启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但阴险狡诈之徒，结果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何谓小人，以司马光之见，就是不论其才华高低，德行不立之人。

小人通常有两个突出特征：

为求功名可以不择手段；为泄私欲可以不计后果。

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入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见表1-1）。

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他们便以王安石为榜样，用人唯亲，排除异己，且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种种为人所不齿的事情。

王安石：

偏执型人格障碍（4）

表1-1王安石亲信一览表

新党人物主要官职主要谗佞/反复举动

吕惠卿（1032―1111年）参知政事（副宰相）为求自己的进一步升迁，竟离间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令王安石二次被罢免，难有作为

章（1035―1105年）参知政事把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时下

同平章事（宰相）名流一概打成“元佑奸党”，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并把他们的姓名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其疯狂报复的程度空前绝后，令人发指

蔡京（1047―1126年）参知政事积极参与并执行对“元佑奸党”

四任同平章事的残酷迫害，晚年更是残害忠良、任人唯亲，导致奸臣当道，北宋灭亡

蔡卞（1048―1117年）中书舍人迫害异己，残害忠良，谋取私利

官尚书左丞

蔡确（1037―1093年）参知政事迫害异己、诬陷贤良，谋取私利

同平章事

曾布（1036―1107年）尚书右仆射排除异己，谋取私利

同平章事李定（生卒年不详）御史中丞迫害异己，诬陷贤良，制造“乌台诗案”文字狱，疯狂迫害苏轼，牵连欧阳修、文同等20多人

邓绾（1028―1086年）御史中丞多中伤善类，奸恶甚于章，且厚颜无耻

安（生卒年不详）吏部侍郎为了巴结章多次诬陷贤良，进谗言，弹劾邹浩、陈、江公望、

刑部尚书任伯雨、陈次升、常安民等人

舒（1041―1103年）知制诰迫害异己，诬陷贤良，参与制造

御史中丞“乌台诗案”文字狱，疯狂迫害苏轼，牵连欧阳修、文同等20多人

吕嘉问（生卒年不详）市易司提举依附章、蔡卞等人，滥杀无辜，

户部侍郎焚去案牍

注：

1.本表所选之人皆出自《宋史》（奸臣册）。

2.司马光曾将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谗佞之徒与反复之徒，其中尤以吕惠卿为最。

王安石：

偏执型人格障碍（5）

例如，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

但他后来为求自身的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

章也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可他后来在迫害“元佑党人”时，可谓穷凶极恶，空前绝后，毫无君子风度可言。

王安石的另一得力助手邓绾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他曾说：

“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

至于蔡京，那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搞得北宋末年的政场乌烟瘴气。

宋朝自立国以来，就一直遵循执政大臣“异论相搅”的祖训，以防一家独大，权臣当朝。

可惜，王安石为求变法速成，将不同己见的大臣一概逐出朝廷，破坏了“异论相搅”的优良传统。

这不仅使王安石无法做到“兼听则明”，也为北宋末年蔡京等奸臣把持朝政埋下了祸根。

变法初年，御史中丞吕诲就曾弹劾王安石：

“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

御史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皆是小人。

富弼罢相时也上疏宋神宗：

“（安石）所进用者多小人。

”可是王安石为执行自己的路线，未在德行上严格要求自己的盟友，致使他们大多都变成“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红楼梦》语）的佞人之辈，与“元佑党人”们的德行相差甚远。

其中王安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安石的偏执型人格障碍分析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独断专行，不容异见，导致变法严重受挫，其原因在哪里？

史学界一向认为这是由于王安石缺乏变法谋略及宋神宗支持不足，但就心理学而言，这也是由于王安石人格偏执，不善团结各方人士，最终因人废事。

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

此外，一个人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

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和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

王安石由于其偏执人格，既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善于团结各方力量，树敌过多，不但陷自己于不利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见表1-2）。

例如，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

这当中有人曾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曾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曾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曾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等人。

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

表1-2王安石偏执人格行为表现及后果

特征定义行为表现突出后果

王安石：

偏执型人格障碍（6）

偏向不公正的认知自命不凡，一意孤行变法强制执行，缺乏宣传与尝

倾向试，导致变法以小乱大，不得人心

偏见不实际的认知不切实际，急功近利头脑发热，不思反省，改革步伐

判断过快，导致事与愿违，民怨沸腾

偏信带有个人成见偏听偏信，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破坏了宋朝

的判断倾向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优良传统，为后来奸臣当道埋下了祸根

偏好带有个人成见任人唯亲，排斥异己重用吕惠卿、章、安、曾

的选择倾向布、蔡卞、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有才无德之徒，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偏激过激的行为举动刚愎自用，主观武断与司马光、苏轼、文彦博等稳健改革派决裂，变改革争论为党派倾轧

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他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其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

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最终导致司马光与他分道扬镳，终生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两人同年去世。

再如，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

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

“这事靠不住。

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

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

”神宗皇帝听了颇为不悦地说：

“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以不予理睬，更何况什么民言！

王安石如此极端，如此自以为是，难怪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

王安石：

偏执型人格障碍（7）

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

王安石还主张朝廷应对人才加以规划培养：

“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

”可惜，王安石口头上称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行动上却急功近利，滥用亲信。

这虽为他的政策执行带来一时的便利，却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

后来，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变法与否的争论，而是疯狂迫害异己的斗争。

北宋政权也就在这样的争斗中迅速衰落，以致灭国。

想来这与王安石的偏执人格有着莫大关联！

王安石的变法失利告诉后人：

欲改变社会，必先改变自己；一个人格不完善的人，是不配也无法领导社会进步的。

试问，一个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礼服众心呢？

！

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表现

心理学中，偏执型人格又称妄想型人格。

其特点是自我评价过高，好胜心强，固执己见，多疑敏感，过分警惕。

常采取过分的探查与防范措施，易嫉妒，好争辩，听不得批评意见，做了错事总是推诿于客观或归罪于别人。

临床心理学将偏执型人格的具体表现又进一步描述为六个方面：

?

极度的感觉过敏，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

?

思想行为固执死板，敏感多疑、心胸狭隘、爱嫉妒；

?

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惯于把失败和责任归咎于他人；

?

总是过多、过高地要求别人，但从来不信任别人；

?

不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有问题易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片面性大；

?

在家不能与家人和睦相处，在外不能与朋友、同事相处融洽。

朱元璋：

焦虑型人格障碍

（1）

朱元璋：

焦虑型人格障碍

朱元璋是中国明朝的开国皇帝，又是少有的暴君。

对他中晚年的一系列暴行，史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

一是“蜕化变质”论；二是“政治需要”论。

作为前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小农思想的局限，是帝王思想的堕落，也是农民义军领袖的蜕化变质；作为后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帝王之术，是政客的一贯伎俩，也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无法解释一个重要事实：

同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不可以像刘邦、刘秀、司马炎、李世民、赵匡胤等人那样雍容大度、善待功勋呢？

其中，这又体现出朱元璋什么样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特质呢？

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年），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年轻时曾入寺为僧。

1352年率众投奔红巾军，参加元末的农民起义，攻下南京后运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壮大军力，前后击破陈友谅、张士诚部，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建元“洪武”。

朱元璋称帝后半年，北伐军攻克大都，元亡。

统一全国后，朱元璋采取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措施。

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

废除丞相制，设立六部，直接由皇帝负责。

调整军事机构，推行科举制度，加强法制，巩固了皇权统治。

朱元璋称帝后，开始大肆诛杀有功之臣，并大兴文字狱，对明初文化思想起到严重的束缚作用。

朱元璋是最狠心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

他出身赤贫，早年被迫到皇觉寺为僧，曾饱尝世间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兴，很快成为一名战将。

朱元璋很善于挖掘人才，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级谋士，如李善长、宋濂、刘基（伯温）、朱升等人。

他们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也逐一扫除了其他农民起义军，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

可悲的是，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

一俟天下方定，他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的贫贱出身，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

朱元璋：

焦虑型人格障碍

（2）

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如严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等。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

为了缓解其焦虑，朱元璋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比如，他发明了庭杖的惩处手段，使人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的尊严，很多人竟“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他边远州郡充军。

他曾对皇太孙说：

“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

此外，他还亲自参与编写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法外之法，规定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

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对于那些获罪的官吏，刑罚的手段千奇百怪，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凌迟、抽肠、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让人不寒而栗。

可朱元璋觉得不过瘾，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贪官剥皮制度。

他命令处死官员后，还要把官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衙门公座旁，供众人参观。

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这些严厉的肃贪刑罚，让今日之人读来欷不已，不得不感叹朱元璋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的办事风格。

洪武十三年，朝廷发生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本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曾任左丞相。

他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坑害异己，且贪污受贿，图谋不轨，所以被朱元璋诛杀，无可厚非。

但朱元璋却借此行上下左右株连法，造成胡党大狱，延续十年，共诛杀三万多人，其中包括20多个功臣宿将及其家人，也累及李善长全家被杀，宋濂全家被贬，宋濂本人也死于流放途中。

朱元璋对文人的猜忌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浙江府学林元亮为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重宪”之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下令将两人处死。

由此大兴文字狱，令大臣文人都小心翼翼，缄口不言，朱元璋却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凡此种种都表明，朱元璋的心态极为扭曲，缺乏一代明君应有的胸怀。

朱元璋因过分焦虑而人格分裂

朱元璋神经症的根源是成就焦虑和皇位焦虑。

心理学对焦虑的定义是因社会因素而引发的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和极度紧张的情绪。

它是对威胁**件或情况的一种高度忧虑不安的状态，可导致精神过敏，高度紧张，严重者会出现生理和心理功能障碍。

一般程度的焦虑情绪者，大多会产生痛苦、担心、嫉妒、报复等情绪，而且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严重焦虑情绪者则往往非常激动，非常痛苦，他们喊叫、做噩梦、报复心极强、食欲不振、消化和呼吸困难、过度肥胖，而且容易疲劳。

最严重时，生理也会受到影响，如心脏加速、血压升高、呕吐、冒冷汗、精神紧张、肌肉硬化。

朱元璋：

焦虑型人格障碍（3）

朱元璋的成就焦虑表现为他想遥比尧舜，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其中没有任何豪族和贪官污吏；朱元璋的皇位焦虑表现为担心朝廷要员会逐渐架空他的权力，甚至蒙骗愚弄他。

这两种焦虑的交互作用，使得朱元璋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终而达至人格分裂。

按理说，朱元璋由一个贫僧一跃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开国皇帝，他本该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充满自信才是。

但朱元璋的人格悲剧在于：

他的急功近利的做法经常会在现实中遇挫，对此他非但没有自我反省，反而迁怒于属下，动辄杀人，株连九族，期望以严刑治乱世，到头来只能徒增挫败感。

此外，朱元璋越老越自卑，他既不相信唐太宗的布衣宰相班子会善始善终，也不相信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以令人高枕无忧。

所以，臣下的成就越高，他的皇位焦虑就越高，这加强了皇权和相权的冲突，导致后来彻底废除相位。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人格断带，俗称“性情大变”或“判若两人”。

在心理学上，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现，它泛指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出现结构性转变。

此时的朱元璋变得相当自恋，突出表现为缺乏同感、刚愎自用、偏执冷酷。

这与早年的朱元璋可谓大相径庭！

由此，朱元璋一生的焦虑走过一个U形轨迹―早年是生存焦虑，晚年是成就焦虑和皇权焦虑，它构建了朱元璋的一个个“心牢”，使他不断陷入庸人自扰的困境（见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