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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执行在地方政府中常见的障碍分析与解决策略
公共政策执行在地方政府中常见的障碍分析与解决策略
公共政策执行在地方政府中常见的障碍分析与解决策略[摘要]由于政策执行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相对混乱、地方决议存在问题等障碍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在地方政府执行中出现了障碍~通过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优化政策执行的环境、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度等策略来解决公共政策在地方政府的有效执行。
[关键词]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
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
因此,公共政策在地方政府的有效执行对于有效政府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研究中,人们通常重视政策的制定及其内容本身的科学性,而且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也主要集中在政策自身。
实际上,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内容本身的科学性只是其执行评价的一个前提条件,公共政策执行评价的关键在于执行过程。
综合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现状,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
1、政策执行机构中的官本位思想严重
公共政策的执行依赖政府机构的组织实施。
然而,政策执行组织机构由于其科层制特性,极易产生官僚主义,并进而阻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影响,使得“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人治”色彩浓厚,社会公众参与意识差,政府新的价值追求尚未完全建立,管制性政府的“政府本位”运作方式还未完全转变,政策执行主体服务型理念尚未完全建立,使得政策执行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分执行者自身定位不准确,对执行相对人动辄命令、强制,随意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方法简单而野蛮,更有少部分执行者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用违法乱纪的方式执行公共政策,严重破坏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形象,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政策难以执行,公共目标难以实现,甚至威胁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1]
2、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相对混乱
公共政策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体制设计、运行和监控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就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主要有以下几点:
(1)职责不清。
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找不到确切的负责人,而因此出现多头执行或者执行中断。
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有具体的政策执行部门,但是往往因为职责不清楚就会形成同一个公共政策执行任务会有多个部门或单位共同承担。
很明显,这将大大降低执行效率,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2)执行中断。
因为公共政策执行责任不能够清楚明白的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地方政府机构或者部门,这项任务便没有人承担。
无论政策制定的有多么科学
和完美,政策执行中断就意味着政策本身毫无意义。
这不仅仅造成政策本身的损失,也包括整个社会的价值。
(3)强制干预。
政策主体和政策执行主体承担不同的职责。
在地方政府层级中,只有确保和维护政策执行主体—地方政府机构的相对独立性,让它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能够保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4)缺乏协调。
政策执行过程中,涉及到不同部门的利益,一项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各个政策主体之间能够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现代管理强调分工与合作的统一。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有: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缺乏协调;一级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地方政府之间为了自身利益而缺乏协调,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
(5)监督不力。
政策的执行必然离不开权力的使用,而权力必然导致滥用。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要设立科学的监督机制。
既要保证上下级、平级之间的相互监督,也要注意政策实施对象的有效监督。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首先要有中央政府有关机构对它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也要有与地方政府平级的地方人大等的监督,更不能缺乏人民群众的监督。
[2]
3、地方决议存在问题
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政策时,作出的地方决议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下几种类型:
第一,收发型决议。
收发型决议是指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不结合本地实际,而是原原本本或照抄照搬地落实。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只是原原本本地收发,是一种失职行为,它会使中央政策缺乏切合本地实际的可操作性而无法落实。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实际情况差异较大,照抄照搬其他地区落实中央政策经验,不仅脱离本地实际而难以奏效,甚至会引起政策的负面效应。
第二,曲解型决议。
曲解型决议是指地方政府在对中央政策的落实中随意曲解中央政策要素,是地方决议与中央政策严重偏离。
曲解型决议破坏了中央政策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使中央政策为实现地方利益服务,不仅使中央政策无法有效落实,也会使地方蒙受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损失。
第三,滞后型决议。
滞后型决议是指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落实滞后于中央政策时限或其他政策执行者。
当中央政策是限制性政策时,滞后型决议会破坏中央政策“令行禁止”的统一性;当中央政策是分配性政策时,滞后型决议会削弱中央真诚效率。
第四,选择型决议。
选择型决议是指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有选择地执行,其选择标准为地方利益。
选择型决议不仅破坏中央政策的整体性而影响中央政策执行效果,还会动摇中央政策的权威性。
地方决议存在的上述问题,破坏了中央政策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违背了政策执行的坚定性与创造性原则。
4、政府权威受到挑战
权威是政策执行活动的一种特殊资源。
第一是政府的法定权力,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是从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权力关系来看,二者间的关系制度化规定不强,事权划分不明,财权事权不一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没人管的权力盲区和大家争着管的权力冲突;同时,受传统“条块分割管理模式”的影响,政府的工商、税收、银行等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同级政府在这些部门的权力受到一定
限制,权力影响有所减弱。
其二是政府权力与国家政策来看,一些非东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既没有国家特殊的政策照顾,又没有跑政策、要政策的主动性,所以没有享受到更多的自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的能力。
第二是政府实际的权力影响,地方政府权力对其能力的影响最终通过实际发挥的作业表现出来,它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威信。
从总体上说,老百姓对政府还是满意和认可的。
但由于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以及“三乱”现象严重,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从而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政府的威信受到了威胁,使得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增加了难度和成本,政府的实际影响有所减弱。
二、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障碍的成因
公共政策执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形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障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因素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总的原则是坚持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全局与局部相统一,科学地界定其结合的“度”。
然而以往我们一直未能正确处理,远未达到这种境界。
在集权与分权问题上,“一收即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一直困扰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阻碍着政策执行。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地方没有一点权力,表面上政策被不折不扣的执行,实际上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灵活性、创造性,结果政策宣传变成空洞的说教,落实政策成为机械的照抄照转中央文件,不能因地制宜的推动地方工作,工作中出现“死水一潭”的局面。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高度集权的单一化的中央——地方政府关系格局已被打破,地方政府的职权得以扩大,地方的利益得到了确认,地方政府的角色也日趋明朗化。
地方政府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职责的控制主体,并且在决定和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地方政府角色错位、行为失范,中央政府权威流失、宏观调控乏力乃至失灵等一系列问题。
在政策执行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缺乏规范,进而出现了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诸侯经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局部利益而置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与不顾,对中央欺瞒抗争,不顾中央政策法令自行其是,造成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难以落实,中央政策失控等严重影响中央政策有效执行等后果。
[3]
2、利益冲突因素
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就是对社会价值、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规范,促进整个社会快速稳定健康发展,代表和维护一种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或国家利益。
在利益多元化情况下,不同的利益主体存在着利益差异和不同的利益取向,而公共政策无法使不同阶层和个人、不同地域和部门的利益都得到表达和满足。
因此,整体利益、区域利益、群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差别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公共政策执行失范的可能性,存在政策执行者、目标群体敷衍、歪曲、抵制政策的内在冲动。
其中,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和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在利益上的冲突是公共政策执行失范的主要原因之一。
公共政策一般为整体利益或国家利益而制定,而执行者往往从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角度对待政策。
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带有“经济人”的性质,具有自利性,他们不能时时真正代表社会利益,一旦他们按自己的原则行事,就会使公共政策偏离预期
目标。
政策执行所需中间环节越多,意味着不同层次区域利益发生冲突的概率越大,政策执行中经受的利益“过滤”次数越多,执行中政策失范的可能性越大。
另外,政策目标群体是否服从政策是政策执行顺利与否的重要原因。
目标群体泛指公共政策对其利益和行为重新调整的群体即政策所指向的对象团体。
当政策损及一部分目标群体的利益时,就会遭到这部分人的抵制,特别是在政策执行者兼执行者和目标群体双重角色的情形下,执行者感到区域利益或个人利益受损时,就会以各种借口,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狭隘的局部利益或自身利益,置整体利益或国家利益而不顾。
3、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体的因素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由一定的组织、机构及其成员执行的,执行主体是政策执行中的关键性因素。
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往往不是同一的,至少不是完全同一的。
公共政策的执行首先建立在主体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
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对政策执行行为的投入、创新精神、对工作的负责、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所在。
政策执行主体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政策的内涵和实质,无法理解政策的目标、原则、措施和界限以及政策与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就会在政策传递和执行过程中发生偏差,使该公共政策难以获得预期的结果。
而对公共政策的认知和理解涉及到执行主体的素质问题。
执行主体作为“政治人”而言,体现为政治态度和对政策的态度,它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不时表现出来,还体现为政策执行能力和水平,政策执行主体要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执行主体在执行过程中一般还具有政策的“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这说明公共政策有弹性限度,如何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偏离政策目标,结合实际,灵活地执行政策,执行主体的水平就显得非常重要,现实中,我们不能不看到,有些政策执行主体(越是基层这种情况越严重)缺乏对公共政策本质的理解,知识欠缺,能力低下,水平不济,最终造成政策目标不能完全实现;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人”身份表明它是国家的代表,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理解和执行公共政策,但是政策执行主体同时也是“经济人”,它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追求,公共政策实质就是社会价值和资源的再分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威胁或是损害了执行主体的既得利益,那这个政策肯定会受到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抵制和歪曲,公共政策的弹性空间为执行主体的谋求和保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方便。
当政策执行中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同执行主体部门和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和斗争时,那可能的情况是这项政策很难实行。
“尽管外围的官员很少明目张胆地违反(中心)法律,但是很多研究已表明,他们还是要大胆地行使权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以满足自己组织的需要,并对付自己环境中的紧迫问题。
”执行主体的“经济人”品质促使其追求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加大了政策执行的风险。
政策执行主体问题是首要的障碍因素。
4、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资源的缺乏
公共政策执行也需要充足的资源,这主要包括经费、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权威资源。
如果缺乏这些资源,公共政策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发达,政策执行的资源相对不足而成为政策执行的障碍性因素之一。
政策执行中首先要有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本作为前提。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我国的财政收入总体水平不高,难以有
效支撑一些政策的运行,其他如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医疗体系以及义务教育的实施等都受制于国家的财政状况。
从人力资源方面来看,我国政府机关虽然经过几次裁员式的机构改革,但始终没有能够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机关人员臃肿,人浮于事,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弊端仍然存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经常因人为的原因而导致变形和扭曲。
我国目前政府机关设置不合理、机构重叠,政府机构之间职能不清,责任不明,政出多门。
如果不同的政府部门履行着相同或相似的职能,必然使执行者无所适从,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政府部门办公设备陈旧、落后,使执行者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充分,政策执行者无法制定出可行的行动方案,也无法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必要的监控,造成政策执行中产生偏差,连带地导致了其他政治资源的流失。
信息失灵还会导致政治资源大量的流失,可能产生部分政策执行的“暗箱操作”和以权谋私,信息传播渠道受阻还会导致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小道消息蔓延。
权威也是政策执行必不可少的保证。
一项公共政策常常会涉及到许多地区、部门及人群的共同行动,达成共同行动就要一个能起支配作用的权威来管理和协调。
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推进,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逐渐瓦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按照“简政放权”的原则重新划分,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在处理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权力膨胀,中央政府的权威流失,中央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如果和地方政府利益相冲突,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如2005年—2006年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出台的房产新政并没有达到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出于自己经济收益的考虑而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抵制性地予以执行,这说明中央的权威不足。
三、公共政策在基层政府有效执行的几点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政策本身的因素,亦有来自政策实施对象的因素;既有执行过程本身的因素,亦有外界环境的因素。
因此,政策执行的改进、强化和提高,有赖于各方面因素的合理改进与配套,这亦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向政策执行提出的新挑战。
1、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制约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要树立中央机关的权威,又要充分保证地方政府的活力,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有中央就肯定又是党的集权,有地方就需要适当的分权,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其实都是适度分权和适度集权的结合,那种纯粹的集权或分权体制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从国外的经验看,分权的选择应该优先于集权,就是说,能分权的,应该首先实行分权,在分权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考虑采用集权的形式。
我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差异很大,而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十分不平衡。
很明显,采用中央集权的形式是很不明智的,也几乎不可能,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总体趋向是地方分权,让地方政府根据自在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的前提下,自主的决定地方的事务。
但是,也正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各地方发展不平衡,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样很重要,但是目前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强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
因此,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一定要在注重加强中央权威的同时,要给予地方政府充分的独立性、创造性。
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权力收放问题,而是在下放权力,实行地方事务地方化的同时,加强中央政府在全国性公共事务方面的宏观调控能力,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格局,做到令行禁止。
我国在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时,可以借鉴罗迪斯模式,该模式主要关注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在罗迪斯模式中,地方政府机关与中央政府机关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多元竞争性的,而是地方政府机关被整合成少数若干重要的机关代言人,并且与中央政府机关进行谈判与互动。
根据罗迪斯模式。
根据科尔曼与斯高戈斯泰德的分类,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可采用统合主义者网络模式,该政策网络具有高度的整合性。
在这个政策网络模式中,中央政府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共同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4]
2、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体素质
政策执行机关人员的素质和作风直接决定着政策实施的成效问题。
通过思想
2、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体素质
政策执行机关人员的素质和作风直接决定着政策实施的成效问题。
通过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理论学习、多重监督,不断更新政策执行者的观念,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职业道德修养、政策执行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使他们正确理解政策的精神实质,避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变形”。
第一、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政治素质。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理论水平,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善于辩证思维,以大局、战略为重,防止和克服短期行为,使其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第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强化职业道德,提高自律精神,规范执行行为,自觉抵制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和腐败保护主义。
为了减少执行偏差,政策执行者要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增强大局观念,防止和克服以权谋私、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避免执行者从自身或局部利益出发人为地、故意地截留政策,或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做到令行禁止,让地方政府积极的配合中央政府的工作,形成中央和地方合作双赢的关系模式。
第三,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业务素质。
通过业务培训、理论学习等方式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业务素质,使其拓宽知识面,不断调整知识结构,补充薄弱环节,提高综合分析判断的能力,避免“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使政策执行打折扣。
还要对政策执行情况即使地跟踪评估,强化监督控制。
及时纠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偏差及“变形”现象,确认执行者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对于政策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者,要追究其责任,以提高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意识和效率意识。
第四,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创立良好的用人环境。
政策执行是由执行机关来具体行使的,执行机关的特性直接决定着政策执行的成效问题。
公共政策执行的各级领导者要能拓宽识人视野,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要求,广开进人渠道,同时也要学习国外先进的公共政策执行理论与方法,
建设符合国际人才要求、能吸收海外优秀人才的用人环境,形成政府重视、社会参与、整体运筹、积极推行的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3、建立地方政府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沟通的有效性是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核心因素。
信息问题是现代政策资源中的重要方面,也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信息的沟通能力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信息沟通包括信息的下行、上行和平行三个方面的运动,它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有着重要的影响。
信息下行顺畅,才能政令通行,上传下达,政策执行才能顺利进行;信息上行通顺,有利于信息反馈及时、准确,有利于细化决策和追踪决策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对政策执行进行有效的控制;信息平行顺畅,有利于各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有利于信息来源的多样化,扩大信息的广度,增加其全面性。
现代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多元社会,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满足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执行过程中尤其是难免出现或者消极或者抵制的政策执行失效局面。
所以,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是公共政策在地方政府执行成功的条件之一。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纵向来看,它必须首先清晰明白的了解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目标,需要对政策进行支持,这就需要上级机构对政策详细地解释和地方政府自己对政策的了解,而且中央政府要想对政策执行的情况有所了解,也必须通过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来完成。
而同样地方政府要想获得政策执行对象的有力支持和理解,也需要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将有效的信息通过科学的渠道传达给政策目标群体。
从横向上来看,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肯定会牵涉不同部门和不同人的分工和合作,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分歧、误会,甚至冲突,这也肯定需要有效的沟通,需要地方政府机构和政府机构内外的不同部门相互交换意见、看法、以弥合意见分歧,消除误会和隔阂,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合作,这样才能保证公共政策顺利有效地执行。
4、优化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环境
首先,要形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民主决策观念、专家咨询观念、集体决策观念,营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公共政策环境。
其次、要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评估等方面的制度,优化公共政策的制度环境。
为了保证公共政策的执行,使公共政策更加合法化和科学化,有必要将公共政策纳入法律的轨道。
继续完善各种法律、法规,确保公共政策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持法制这只“五行的手”对执行主体和执行对象“有形的手”的威慑作用。
第三、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组织环境。
建立以决策为中心,以信息搜集、处理、咨询、监督、评估为支持的公共政策系统,理顺各决策组织与各决策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执行的有效性提高保障。
最后、要加强公共政策的资源投入。
政策的执行离不开政策的投入,政策投入的主要因素是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主要指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而无形资源主要指公众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行为习惯。
这些资源的投入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为了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必须注意通过资源投入,尤其是通过无形资源投入来创造政策的文化社会环境,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价值管和爱国主要教育,培养利他、利国、最后利己
的公民精神,尤其要加强对执行主体的教育,让他们起到真正的表率作用,推动整个社会良性互动,为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执行的有效性提供保障。
[5]
5、约束地方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度
公共政策的执行的实践经验表明,良好政策效益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本身制定得科学合理与否,而且更与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公务执行者个人是否有效地执行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影响政策得以有效地执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执行者个人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则是导致政策扭曲失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国家法律法规赋予行政管理主体为执行公共政策达到公共政策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合理的判断、斟酌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而不是任意行为,更不是根据利益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
行政自由裁量权并不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权力,它受到行政管理系统内部和外部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且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的,不应该是专断的含糊不清捉摸不透的权力。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公共政策有效实行的重要保证。
但是这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使用的方式,则直接影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
根据行政管理层级从大到小的相应顺序,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幅度也应从宽到窄。
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和部门(从省级人民政府到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乡镇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与本层级行政权能相适应的行政自由裁量权量化的立法和执法等工作。
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层层分解,层层明细化、规范化。
各层级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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