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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叙述者
转载]再论“不可靠叙述”
(2011-0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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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学习
再来学习叙事学方面的文章。
原文地址:
再论“不可靠叙述”作者:
海上夜行人
再论“不可靠叙述”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摘 要: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叙事理论中的不同学派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
国内外学者在对布思给出的经典定义的解读和“不可靠叙述”产生的机制等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强调作者的修辞学派和强调读者的认知学派都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不可靠叙述”实际上是叙述者的感知和表达、(隐含)作者的意图,以及读者的参与和识别这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叙事学研究领域的拓展,非叙事文本领域为不可靠叙述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不可靠叙述;作者意图;叙述者感知;读者参与
Abstract:
Contemporarynarrativestudieshavewitnessedmanycontroversiesbetweendifferenttheoreticalschoolscausedbytheterm“unreliablenarration.”ThereislittleconsensushasbeenachievedsofaramongscholarsbothabroadandathomeovertheinterpretationofWayneC.Booth’sdefinitionandthemechanismsofunreliablenarration.Bothauthor-orientedrhetoricalapproachandreader-orientedcognitiveapproachsufferfromobviousnegligenceoftheotherside.Actually,unreliablenarrationistheresultofjointeffortsofthenarrator’sperception,(implied)author’sintension,andreader’sparticipation.Asthedomainofnarrativestudiesexpanded,unreliablenarrationinvariousformsotherthanliterarytextshasbecomeaninvitingandpromisingfield.
KeyWords:
unreliablenarration;author’sintension;narrator’sperception;reader’sparticipation
一、概念的提出
在《小说修辞学》(TheRhetoricofFiction,1961)中,韦恩·布思(WayneC.Booth,1921—2005)提出了一系列对后来叙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术语,如“隐含作者”(impliedauthor)、“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narration)、“非人格化叙述”(impersonalnarration)等等。
自“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诞生起,叙事理论领域的学者们就对其有无存在的必要和作用展开激烈交锋、争议不断。
而与这一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学者们对“不可靠叙述”似乎没有提出什么怀疑和挑战(抑或是兴趣),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逐渐受到应有的重视。
实际上,“不可靠叙述”与“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密切相关、不可分割。
布思在《小说修辞学》第六章“叙述的种类”(“TypesofNarration”)中提出了“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这一对概念:
在这类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上,我们的术语显得近乎绝望的不足。
由于找不到更好的术语,因此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准则(norms)(即隐含作者的准则)相一致时,我把他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则称之为不可靠叙述者。
(Booth,1961:
158-159)(笔者自译)
布思进一步指出,各“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准则的偏差在程度上和方向上存在差别,这也导致了“不可靠叙述者”之间也存在的显著差异(Booth,1961:
159)。
不难看出,布思是以叙述者的所说所为与作品中隐含作者的准则之间的异同为标准来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的。
在实际考察中,布思往往是从文本中两个声音(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在故事情节上的事实/虚构,价值观念上的赞成/反对这两个纬度来加以判定的。
此外,“不可靠叙述者”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情况,尽管第三人称叙述者中也可能“不可靠”。
产生“不可靠叙述”的原因很复杂,包括心理上的不稳定、根深蒂固的偏见、智力上的缺陷、无知,以及故意欺骗等等。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隐含作者”到底是指写作的真实作者在文本中创造的、在一部作品中只存在唯一的一个“第二自我”呢,还是由读者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一部作品中可能存在无数个不同的“作者形象”?
对于布思来说,答案是前者。
因为布思深受亚里士多德及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文本研究中是从修辞的角度出发的,强调的是作者,而非读者。
“隐含作者”这个概念之所以能被当时包括严守内部研究的新批评派的学术界所接受,也是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文本只存在唯一的一个“隐含作者”,与新批评所主张的文本只有一种(位于它内部的)唯一的意义和解读这一观点不谋而合。
对此阿格萨·纽宁(AnsgarFNünning)曾一语道破:
“对许多批评家来说,‘隐含作者’为在谈论文本现象的表象下来谈论作者及其意图提供了一个在术语上能被接受的方式”(Nünning,2005:
92)。
因此,“隐含作者”应是由真实作者创造的。
当然,在今天看来,布思只强调了作者对读者的引导作用,忽略了读者对于文本的创造性。
但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不假思索对他进行猛烈批判,毕竟读者反应理论是在布思《小说修辞学》出版后十年左右才逐渐形成气候的。
根据布思的逻辑,既然“可靠/不可靠叙述者”是以其言行与“隐含作者”的准则来判别的,而“隐含作者”又是以真实作者在文本中创造的那个相对稳定的形象,那么采用和安排“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技巧,体现的当然是作者的意图和想法。
二、影响与挑战
布思1961年提出“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叙事理论界的普遍接受和认可。
除了阿格萨·纽宁和塔马·雅克比(TamarYacobi)为代表的当代认知派叙事理论家们对他进行了批判外,后来的理论家大都赞同布思的界定,只是在细枝末节上做了修订,正如纽宁所指出的:
“布思的界定[……]已成为该术语的经典定义,只是最近才受到挑战”(Nünning,2005:
89)。
1983年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ShlomithRimmon-Kenan)在她出版的《叙事性虚构作品:
当代诗学》(NarrativeFiction:
ContemporaryPoetics)一书中对可靠/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基本上源自布思:
“不可靠的叙述者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他所讲述的故事和对其的评论,读者有理由怀疑”,造成不可靠的原因包括“叙述者知识有限、他个人的卷入以及他那有问题的价值观念体系”①。
在1987年普林斯(GeraldPrince)所编的《叙事学辞典》(ADictionaryofNarratology)中,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更是直接采用了布思的定义:
“指这样一个叙述者,他的准则和行为与隐含作者的准则不一致;他的价值观(品味、判断、道德感)与隐含作者的相异”(Prince,1988:
101)。
1999年英国著名文论家、剑桥大学教授马克·柯里(MarkCurrie)出版了《后现代叙事理论》(PostmodernNarrativeTheory)一书。
在书的第六章:
“真实的谎言:
化身博士中的不可靠身份”中,作者分析了英国19世纪著名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DrJekyllandMrHyde,1886)中的叙述内容、方式,并对其做出了道德判断。
柯里仍然是通过叙事视角控制距离的叙事原则以控制道德判断。
显然布思的影子还是挥之不去。
2002年出版的、由美国加尼弗尼亚大学阿波特(H.PorterAbbott)著的《剑桥叙事学导论》(TheCambridgeIntroductiontoNarrative)中②,也论及了“不可靠叙述”。
作者先抛出了这一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作者首先会将他们的故事委托给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
”(Abbott,2007:
159)。
接着,指出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在论述过程中其定义仍是沿用布思的经典定义。
2005年出版的《叙事理论指南》(ACompaniontoNarrativeTheory)代表了叙事理论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动态。
正文的第一部分“顽题新解”(“NewLightonStubbornProblem”)以布思的论文开场,他对自己时过多年的概念“隐含作者”仍顽强加以辩护(此乃生前最后一次)。
随后的两篇论文讨论的话题均为“不可靠叙述”,分别出自纽宁和雅克比之手。
都对布思及修辞性叙事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认知叙事学家倾向于过度强调接受语境”③,作为该派代表人物纽宁和雅克比都反对布思以隐含作者的准则作为判定“不可靠叙述”的基础,二人长期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探讨不可靠叙述问题。
雅克比自认受到斯坦伯格(MeirSternberg)关于将“虚构话语当做一中复杂的交际行为”的影响,长久以来将“不可靠性”定义为一种“阅读假设”,用来解释一些难以解释的文本问题(如无法讲述的细节,自我矛盾等),而不需要那个起着某种仲裁、观察或交流的中介—尤其是那个与作者相矛盾的无处不在的言说者。
她认为在文本的不一致和叙述的不可靠性上不存在自动的联系(automaticlinkage)(Yacobi,2005:
109-110)。
在布思的理论的挑战者中间,雅克比最为持久,对纽宁的影响也很大。
纽宁在对现有的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作了一番详尽的回顾。
针对以布思为代表的修辞派理论,纽宁首先从理论上发难,认为布思的定义含糊不清,并且前后矛盾;其次从方法论上指出修辞派理论的缺陷——即“无法解释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在阅读过程中是如何被理解的”(Nünning,2005:
92)。
然后,纽宁指出“事实上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由读者决定的”(Nünning,2005:
93)。
在不同种类的“不可靠叙述”如何区分这个问题上,兰瑟(Lanser)进行了“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narrator)和“不可信赖叙述者”(untrustworthynarrator)的区分,奥尔森(Olson)则提出“事实性不可靠性”(factualunreliability和“规范性不可靠性”(normativeunreliability)之分,纽宁坦言:
“费伦和马丁对不同不可靠叙述性的区分是迄今最系统、最有用的分类”(Nünning,2005:
94)。
费伦(JamesPhelan)是布思的学生、当代美国著名修辞性叙事理论家,他一直以来是布思的理论的坚定的支持者。
他在继承布思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判定“不可靠叙述”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拓展。
他根据叙述者发挥的三个功能(报道、评价和解读)提出了以交流中的“事实/事件”、“道德/判断”、“知识/感知”三个轴来区分。
应该说前两个轴,布思的定义里已经包含了,费伦增加了“认知/感知”这一新的类型。
④费伦进一步指出由于每一个轴上都存在两种导致不可靠叙述的方式:
不足和歪曲,因此他认为一共有六种不同的不可靠性:
不充分报道、错误报道、不充分判断、错误判断、不充分解读和错误解读(Nünning,2005:
94)。
尽管沿着布思开创的修辞派道路、费伦的理论已经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纽宁认为以费伦为代表的修辞派,仍然没能回答读者遇到不可靠叙述者时是如何辨别的这个问题。
至此,纽宁亮出认知派和建构派叙事理论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不可靠叙者和隐含作者之间建立起的关联,会使叙事理论无法解释不可靠性的语用效果。
纽宁和雅克比都将不可靠性视为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
纽宁进而提出:
“与其说不可靠性是叙述者的一种性格特征,还不如说它是读者的一种阐释策略”,不可靠叙述应视为一种“综合的阐释技巧”(Nünning,2005:
95)。
与此同时,以费伦为代表的修辞学派理论家对认知学派也提出了批评。
认为他们过分强调读者,忽略作者的中介(隐含作者)和不可靠叙述的文本信号,就如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一样。
针对布思确有忽视读者的缺陷,费伦提出不同种类的不可靠叙述实际上都有三方结构:
人格化叙述者的感知和表达、隐含作者(或文本信号)的感知和表达以及辨别出这二者处于对立状态的读者(Nünning,2005:
100)。
纽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费伦的模式,因此提出综合认知和修辞派的理论,形成一个新的模式。
但他也意识到这种综合是具有局限的,如仍不能回答判定不可靠叙述三个因素各自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在论文的最后,他指出关于不可靠叙述这个问题上还有六个方面有待深入探讨。
在国内,赵毅衡先生是较早地谈到“隐含作者”(赵译为“隐指作者”)和“不可靠叙述”,并将它们运用到中国作家的作品分析中去的。
在《苦恼的叙述者:
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和《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两部书中,赵先生都承认中外文学作品中都存在“所言非所指”、“言不由衷”这一现象。
他对布思将其界定为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道德观不一致基本认可。
但对如何判断叙述是否可靠上,赵先生对布思提出了质疑。
在《苦恼的叙述者:
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赵先生认为“不可靠性是在叙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判定叙述是否可靠的“唯一的参照标准是从述本回溯底本,看底本变成述本的过程中加入了多少扭曲”(赵毅衡,1994:
70)。
而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一书中,赵认为布思“将隐含作者的价值集合总结出来,看叙述者是否与其一致”是一种“循环论证”(赵毅衡,1998:
44)。
赵先生进而提出从“叙述语调、叙述的文体特征”和是否“叙述者与其他主体意识发生冲突”这两个标准来判定叙述是否“可靠”(赵毅衡,1998:
44)。
赵先生前后两个标准似乎不尽相同,在本质上他还是赞同认知派的观点,非常强调读者的接受。
⑤程锡麟教授对布思和美国小说理论有系统研究,著有《当代美国小说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但在该书中只是概略地介绍了“不/可靠叙述”这对概念,未做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⑥申丹教授长期从事西方经典和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和译介,对“不可靠叙述”这个问题也一直很关注。
2006年她在《外国文学评论》第四期上发表了“何为‘不可靠叙述’?
”的长文,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之争,同时指出这两种方法不可能相互调和的深层次原因,最后还提出一个迄今为学界忽略的问题:
“人物的眼光”和叙述者一样,也存在“不可靠”问题。
申丹教授认为修辞派和认知派在“不可靠叙述”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是“难以调和”、“互为冲突”的两种“阅读位置”,“任何综合两者的努力也注定徒劳无功”的。
(申丹,2006:
133)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绝对。
事实上,申丹教授在论文的后面也写到“在分析作品时,若能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就能对不可靠叙述这一作者创造的叙事策略和七产生的各种语用效果达到较为全面的了解”(申丹,2006:
141)。
笔者认为,纽宁提出的修辞如认知方法的综合倒是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实,对“不可靠叙述”问题的研究到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修辞派和认知派各把握住了问题的某些重要的方面。
布思的定义固然有其缺陷,但总体上在今天看来仍不无借鉴意义。
纽宁以前那种片面强调读者的作用,无疑是矫枉过正。
读者千差万别,他/她们的个性经历、知识背景、感知能力、审美情趣、价值观念迥然有别。
所以会出现一个读者看来是不可靠的叙述,而另一个读者认为是可靠的叙述。
纽宁提到的“凭直觉”同样站不住脚,且将阅读过程神秘化。
不可靠叙述着个“貌似简单实际上颇为复杂的叙事学概念”,归根结底,还是叙述者的感知和表达、(隐含)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暗示和线索)以及读者的参与和识别这三方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直观起见,笔者试用下图来表达“不可靠叙述”这一复杂的过程:
(略)
三、从理论到文本
也许我们对“不可靠叙述”的定义仍未达成完成一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暂且将目光从理论移到具体的叙事文本中来。
事实上,尽管叙事理论家们对其具体细节的看法上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怀疑“不可靠叙述”的存在,这一点和“隐含作者”的情况不一样。
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论研究的历史比较短暂,但文学作品中存在“不可靠叙述”的历史却很长。
较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英国十五世纪的诗人乔叟(Geoffrey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CanterburyTales),在“商人的故事”(theMerchant’sTale)和“巴斯妇”(theWifeofBath’s)的故事中间就出现了不可靠叙述。
在乔叟笔下,那为对自己婚姻不满、满怀厌女偏见的叙述者的叙述绝大部分纯属歪曲;而那位妇人经常误引原文、记错故事,很明显是作者有意安排。
罗伯特·布朗宁(RobertBrowning)的诗歌《我已逝的伯爵夫人》(“MyLastDuchess”)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位自私、贪婪、虚伪的伯爵,在戏剧性独白中也将其叙述的不可靠性表露无遗。
十九世纪的小说家艾米丽·勃朗特(EmilyBrontë)的《呼啸山庄》(WutheringHeights,1847)中南尼(Nelly)有时明显对凯瑟琳(Catherine)太严厉而对赫斯克里夫太宽容,这也跟隐含作者的观念以及读者的理解相异。
在美国文学中,不可靠叙述同样普遍存在。
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1884)中,马克·吐温(MarkTwain)用缺乏生活经验的儿童作为叙述者,以哈克的目光来观察密西西比河两岸的世态人情。
显然,他对成人世界缺乏热情和了解,这种不可靠叙述正好反衬出哈克的纯真、善良和人性的光辉。
再如,在塞林格(J.D.Salinger)的名著《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intheRye,1951)中的主人公霍尔登·考菲尔德(HoldenCaulfield),是一位对成人世界充满怨恨,甚至敌意的叙述者。
他脏话连篇、愤世嫉俗,读者能立刻判断出他的叙述大都是不可靠的。
作者以此来表现一位失意的中产阶级少年,对现实不满又无力改变的彷徨的内心世界。
在福克纳(WilliamFaulkner)的《喧哗与骚动》(TheSoundandFury,1928)中,小说的第一部分以汤普辛家中三十三岁的白痴儿子——班吉(Benji)作为叙述者,与下文的三个其它叙述者(Quentin,Jason,Dilsey)的所说所述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不可靠叙述的又一个典型例子。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何众多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不可靠叙述”如此青睐?
究竟“不可靠叙述”有何作用?
这个问题理论界还没有定论,笔者不揣浅陋,以求抛砖引玉。
“不可靠叙述”究其根本应属于一种方法,它在认识论上和本体论上有着不同的作用。
具体说来,认知论上,“不可靠叙述”能有力塑造人物性格特征,突出作品主题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传统和现代叙事作品中,如上文所举出的例子。
而在本体论上,这种“不可靠性”,如叙述本身的困难、虚假、不确定性等等,本身就成为了作品的主题,或主题的一部分。
其目的是要模糊事实与虚构的界限,混淆生活与艺术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叙事作品中,这里仅举一例。
巴塞尔姆(DonaldBarthelme)是美国最重要的后现代派作家之一,被认为是“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杨仁敬,2004:
80)。
收入短篇小说集《城市生活》(CityLife,1970)中的《玻璃山》(“TheGlassMountain”)是他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戏仿之作。
巴塞尔姆对斯堪的纳维亚童话故事进行了仿写,小说版本的故事发生在纽约一座耸立云霄的办公大楼,同样也是在保留原有童话故事框架的基础上揭露了身处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贪婪和猥琐,以及理想的虚无和幻灭。
巴塞尔姆在对经典叙事作品的戏仿中撕碎了童话故事温情脉脉的面纱,以“不可靠叙述”的手法反映了后现代社会生活荒唐和混乱的本质。
“不可靠叙述”的作用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
四、结语
纽宁曾指出“不可靠叙述已成为当代叙事理论中的一个中心议题”(Nünning,2005:
90)。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不可靠叙述”近年来在学者中所引起的广泛的争议和浓厚的兴趣。
从布思提出“不可靠叙述”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修辞派的研究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受到认知派的批判,但时至今日修辞派仍然活跃。
修辞派研究没有随着2005年布思的辞世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相反,以费伦为代表的新一代修辞派在坚守立场的基础上,针对最初忽略读者接受这一缺陷和认知派的批评,及时作了修正、不断完善自我。
笔者认为费伦后来提出的“不可靠叙述”中“叙述者”、“隐含作者/文本”和“读者”三方组成结构模式比较接近修辞派和认知派的综合,不失为今后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同时,除了文学文本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其它艺术形式,如电影、音乐、绘画、传媒、电视等等中的“不可靠叙述”。
事实上,《叙事理论指南》一书中,纽宁在列举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在六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时,其中的第五点就指出其研究的范围应进一步拓展。
因为“跨越不同体裁,不同媒介,以及不同学科的不可靠叙述为其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丰硕的领域”(Nünning,2005:
105)。
目前,“不可靠叙述”在国外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系统,国内尚只有少数学者关注。
“不可靠叙述”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和语言的叙事作品中,在叙事理论领域中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注释:
①详见Rimmon-Kenan,Shlomith.NarrativeFiction:
ContemporaryPoetics.London:
Methune,1983,100.
②Abbott,H.Porter.TheCambridgeIntroductiontoNarrative.Beijing:
PekingUniversityPress,2007.(该书初版是200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
③见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
认知叙事学评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
1-8。
④参见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
[J].《外国文学评论》,2006(4):
133-143.
⑤2008年5月24日赵毅衡教授来我校讲学,笔者特就此问题向赵先生提问。
赵先生仍赞同认知派的观点,对修辞派持否定态度。
⑥详见程锡麟.《当代小说理论》[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30-32.
参考文献:
[1]Abbott,H.Porter.TheCambridgeIntroductiontoNarrative[M]..Beijing:
PekingUniversityPress,2007.
[2]Booth,WayneC.TheRhetoricofFiction[M]..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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