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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震撼

【文汇报】“中国震撼”的背后

解读《中国震撼》

编者按：

张维为教授《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今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更高层次提出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张维为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

这种独特经历，以及他身为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背景，使得他的现实观察和数据分析，更能够丰富中国发展模式的含义。

本报今天发表一组有关《中国震撼》的理论文章，以使读者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文汇报】张维为：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震撼》写作背后的理念

过去30年中，中国稳步崛起。

这期间，在中国境内，占全世界70%的贫困人口消失；中国经济增长规模为8倍，而东欧为1倍；中国的发达板块，如北京、上海、大连等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超美国纽约。

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特别是用扶贫、现代化的程度等中国的标准衡量。

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撼，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

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并不那么明显，而中国历经香港回归、金融危机依然高速发展？

反观西方，从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到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的问题。

然而，国内一些学者继续宣扬唱衰“中国模式”。

在我看来，西方最后崩溃了，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可能不需要20年。

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当中，唯有中华文明持续了5000年，延续至今，并实现了现代化。

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并归纳出其八个特质，即“四超”、“四特”。

“四超”指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超”指的是超级的“超”。

我们有上千年的传统，不能轻易否定，这是客观的存在，是基因的一部分，可以加以利用或者是加以发挥，或者是有选择的借鉴，不是可以轻易摆脱的东西。

这个“文明型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或者任何的模式。

相反，它汲取各大文明的优点，又可以继续保持自我，同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在四个“超”的特点下，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四个“特”，包括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

中国一直传承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本质上是民心向我，选贤任能。

西方政治制度最大的危机是已经没有了人才概念，只要程序正确，选谁都可以。

而在中国，治国的必须是人才。

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了起来，而西方用的是选举制度。

同样，在社会方面，我们没有采取西方的社会与国家对抗的模式，而是社会和国家大规模互动的模式。

这种模式比西方社会更有凝聚力，更有竞争力。

经济方面亦如是。

最终的理想模式，一定是和历史传承有关的，和我们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混合经济。

这种大的格局，可能是由“文明型国家”的基因决定的。

混合经济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大的趋势很难改变。

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不是转型，而是一种创新——汲取别人之长但不放弃自己的优势。

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同时又是“百国之合”。

我们历史上也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

这种国家的特点，四个超级因素，人口、地域、历史、文化，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们有世界上最充沛的人力资源，有最大的市场，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资源。

如果我们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我们的四大特征、四大超级因素，很可能一瞬间就转变成我们最大的劣势，就是“百国之合”变成“百国之异”。

“百国之合”的人口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合”的疆土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合”的传统成为不同传统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合”的文化成为不同族群冲突的根源。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完全为西方话语捕获，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的世纪浩劫。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会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这种国家的崛起对世界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中国具有超大型的规模，在改变自己之后，就要开始改变世界。

（作者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中国震撼》新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来源：

文汇报论苑4月15日

【人民日报】李君如：

《中国震撼》的思想震撼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

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

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

……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

这是张维为的观察给中外读者带来的思考。

”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对《中国震撼》的评价。

对于这个评价及其提出的问题，我非常赞同。

　　张维为先生是我的朋友，我们相识于前几年关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国际研讨会。

当初，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曾经做过邓小平的翻译。

后来又知道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现在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记得2007年，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一些文章，要我提提意见。

我读了这些文章，感到内容相当精彩，文笔也好，就萌发一个念头：

在我们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

在征得他同意后，这组文章就在《学习时报》上连载了。

果然不出所料，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为先睹为快，还要求我们把尚未发表的文章送他们看。

后来，他在媒体发表的言论，我都十分关注，也为他取得那么多的成果感到高兴。

　　正由于这个原因，今天这些文章经过系统整理，以《中国震撼》为书名由世界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格外高兴，一拿到就把它读完了。

　　他长期生活在外国，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他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这些国家有没有？

他接触到的外国人，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

这都是人们希望了解的。

他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盼，一五一十地把他所了解到的事实和观感告诉了我们。

因此，他的著作中精彩之点比比皆是。

　　我不需要写什么评论，只要摘几段话就可以使大家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了。

　　比如，他在“世界变化真快”一节中，引用了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参加北京奥运会后写的《中美这七年》一文，并写了一句点睛之笔：

“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

‘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

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

　　又比如，在“重新认识中国”一节中，他劈头一句话就引人入胜：

“与西方相比，中华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

西方没有这种传统，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

”

　　这部著作，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首先是用生动的事实回答了国内外许多人关注的“中国问题”。

比如，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他讲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情况后，又以亲身的经历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国、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

”又比如，有人说，中国的房价那么贵，大学毕业生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婚房都没有，这能算国家崛起吗？

他写道：

“坦率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种水平。

电视连续剧《蜗居》引来无数国人对房价高涨的感叹，其中女主人公有句台词：

‘咱俩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这种话在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没人敢说。

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率才36%，35岁前就拥有自己的房子对绝大多数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的。

”

　　这部著作，给我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这部著作既保留了他那些“原生态”文章的风格，又把他那些一以贯之的观点进一步逻辑化了，可以说已经成为“张维为中国观”的集大成之作。

我注意到，这部著作有一个副题：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他在这里讲的是“文明型”，而不是“文明”。

按照他的解释，所谓“文明型国家”，就是摆脱了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能够把这两类国家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的国家。

这是他的创见。

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

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我认为，这个见解对于深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破解我国发展的难题，思考我国长期发展的目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张维为先生的这部著作及其阐发的观点，本来是在国际交流中形成的，或者说是在同外国人讨论怎么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天天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说也值得读一读。

　　这几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这本来是一个好事，说明中国又要往前走了。

但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要回过头去看一看已经走过的路及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总要向前看一看前进的路上会有哪些困难和风险，这一前一后一看，各种各样的议论包括质疑就随风而起，有的人的头脑里甚至出现了一些偏激的念头。

对于这样的社会心态，既不必过度解读，也不能疏于引导。

读一读《中国震撼》，对于我们怎么样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样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怎么样认识中国的前进方向，是有好处的。

　　古人说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陈平教授说“《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我没有受过多少西方教育，观感也同他一样：

《中国震撼》震撼国人的思想。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来源：

人民日报4月11日

【文汇学人】张维为：

对中国的悲观预测都已破产

◆年轻时，他做过邓小平的英文翻译；离开翻译岗位后，他走遍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成为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倡导者……最近，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带来了新书《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将给我们讲述一个怎样的中国？

本报记者田晓玲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学界热议的话题。

这些研究者中，旅居海外多年的中国学者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以自己成长于中国、行走于世界的经历，同时具备对中国国情和西方社会的深入了解，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张维为教授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翻译。

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

他离开翻译岗位后，留学瑞士，成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

多年来，他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所见所闻，推动他成为“中国模式”的坚定倡导者。

“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太差，相比之下，‘中国模式’胜出，我们的模式不管有多少问题，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脚的，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都有借鉴意义。

”

张维为教授以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背景，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与理念，同时提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刻命题。

“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与发展，它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

”

我们做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好

文汇报：

近年来，您一直是“中国模式”的坚定倡导者。

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着您从事这项工作？

张维为（以下简称张）：

在一个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一个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非常不容易，但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对于整个人类的命运来讲都非常重要。

我走了100多个国家后发现，不管我们的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要远远高于采用西方模式的所有非西方国家。

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几类：

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姑且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30%-40%以上作为标准，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做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好。

过去20年，全世界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第二类是过渡经济国家，比如东欧，我都走遍了。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总体上增加了18倍，东欧只增加了一倍，他们经历了十来年的衰退后才开始缓慢增长，现在又陷入金融危机，当然，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第三类就是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大约等于几十个中等欧洲国家的规模，所以，谈论中国要有板块概念。

今天中国的发达板块，在很多方面可以“叫板”发达国家，比如上海跟纽约比，硬件上全面超过纽约，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比纽约好，在“软件”方面进步也很大，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等指标也都比纽约好，这一切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不是我们的模式就好到天上去了；我们当然也有问题，还可以改进和完善，但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太差，把“中国模式”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除以6，都可以和他们竞争。

所以，相比之下，“中国模式”胜出了，我们的模式不管有多少问题，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脚的，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都有借鉴意义。

文汇报：

走访100多个国家的经历，成为您总结概括“中国模式”的重要基础。

对大多数没有如此丰富阅历的中国公众而言，除了讲述您的亲身经历以外，您还可以用什么办法来说服他们认同您的概括？

张：

我无意说服别人，我只是想提供一个国际参照。

举个例子：

我看了电视剧《蜗居》，女主人公有句台词：

我们两人加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这意味着，一个人不到35岁就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要求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做到。

比如在瑞士，根本没人敢提这样的想法。

发达国家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拥有一套产权房。

我把事实告诉大家，使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有一定的横向比较，心态也许可以平衡一点。

在很多问题上，中国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发达国家做不到的事情，这本身也说明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速度。

当然，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国情，我们需要在解决住房等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独特思路和方法，最终，中国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

文汇报：

因此，您建议在评估中国的状况时，引入人均资产这个概念？

答：

对。

我们一般的说法是，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

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

因为任何涉及到中国的排名，你只要引入两个指标就会发生巨大变化：

第一是货币实际购买力，比如在日本吃一碗面，是上海10倍的价钱，理发也是。

那么，他们吃一碗面就比上海多创造10倍的GDP？

这显然是荒谬的。

更为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根据货币购买力来计算，国际上称为购买力平价（PPP）。

这么计算，中国在1992年时经济规模就超过日本了。

第二个指标，就是中国人的房产。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已经成为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70%以上的城镇居民拥有自己的房产，如果这么大一块资产不计入中国人的财富，任何涉及到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的国际排名，显然都是不准确的。

文明型国家的超级因素跟基因一样，规范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文汇报：

您在新著《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强调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

80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访问写下《中国的问题》时，也用了“文明国家”这一关键词；一年多前，英国人马丁·雅克在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也使用了“文明国家”来描述中国。

依据这一词汇，印度是否也称得上是“文明型国家”呢？

张：

的确，印度在人口规模上和中国很相像，但是它的文明是中断的。

印度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是19世纪英国殖民后才出现的，和中国很不一样。

中国是2000年前就统一了，有统一的语言，而印度是靠西方语言英文来统一的。

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印度人也只是少数，不到人口的10%。

多数人只懂自己的方言，印度文明的整合程度比中国低很多，所以，我不把印度看做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印度发展落后于中国的最大原因，是其政治体制使印度无法进行现代化所需的一些基本变革，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废除种姓制度等。

文汇报：

您所说的“文明型国家”的含义是什么？

您在书中集中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

“中国模式”的形成和“文明型国家”又有怎样的关系？

张：

世界上有很多古老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等等，但他们的历史都中断了，比如古埃及，现在那里的人已经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了。

而我们在秦始皇时期就统一了，距今2000多年，这是文明形态意义上的国家。

同时，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现代国家”。

将古老文明形态和“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假如古埃及文明没有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实现现代国家转型，那么也可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假如古罗马帝国没有分裂，延续至今，欧洲也可能整个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看，中国本质上也是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是历史上无数国家慢慢整合而成。

据考证，春秋时期我们也有1600多个诸侯小国。

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有四个鲜明特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这四个超级因素跟基因一样，大致规范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形成中国发展道路的“路径依赖”。

文汇报：

“文明型国家”和“民族国家”有怎样的关系?

张：

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是这样形成的。

在西方话语里，“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早已成了同义词。

而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意识到中国这样的传统国家，如一盘散沙，没有西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动员力。

而建设“民族国家”的努力，大致到1949年才初步完成。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

我们有5000年延续不断的文明，这使我们国家与众不同。

我们是一个融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于一体的“文明型国家”。

文汇报：

数千年的文明给今天中国的发展到底带来了哪些独特而且有利于发展的要素？

张：

中国人最重要的素质是超强的学习能力。

如果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没有闭关锁国，而是继续向世界开放，我们可能就不会错过当时工业革命的契机。

现在我们重新向世界开放，学习各国好的东西，整个国家便迅速崛起。

中国文明强调实践理性，西方的哲学传统强调“是什么（tobe）”的概念，而中国则强调“做什么（todo）”；正是由于哲学观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最后才落实到行动。

中国则正好相反，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法律直至修宪。

我们现在提出“和谐”理念，可以追溯到《易经》。

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

中国文明只要保持对外开放的态势，就会不断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最终超越自己，也超越别人。

从认为中国要崩溃，到认识到中国崛起，这是一件不坏的事情

文汇报：

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马绥曾经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其中之一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

从“中国崩溃论”到产生这种担忧，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张：

随着金融海啸，“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崩溃了。

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破产了；作为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也危机四伏；而极力向世界推销美国模式的美国更是金融海啸的发源地。

“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大约盛行了20年，但最后对中国的所有悲观预测全部破产，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但现在国内的“中国崩溃论”还有市场，不过我认为最后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西方从“中国崩溃论”鼓噪一时，到现在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我认为至少是一件不坏的事情，这表明西方最终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实力。

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些西方鹰派会更多地想要遏制中国。

文汇报：

那么，西方最终会不会以您所说的“克服自己话语僵化，最终接近、接受我们的话语”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崛起？

张：

随着中国崛起，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存在的问题。

西方应该欢迎中国话语的崛起，因为光靠西方话语，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全球问题都解决不了。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将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西方现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们不必太在乎。

西方国家是最承认实力的，最终随着中国崛起，西方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理解和解释你的成功。

文汇报：

您曾经说，主体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

这是否就是中国崛起提供给世界的积极因素？

张：

中国是“文明型国家”，有定力，不会人云亦云，失去自我，而只会不断产生自己的新标准，并影响世界。

中国是不断产生自己标准的内源型主体文明。

过去30年，我们实际上就在不断创造自己的标准。

奥运会、世博会、高铁建设、城市化、新能源革命等都形成了自己的标准，对其他国家有启迪。

有些方面，我们应该努力与别人接轨，因为我们善于学习；有些方面，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还有些方面，恐怕是别人需要和我们接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法代表了未来。

文汇报：

具体到西方话语似乎已经束手无策的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话语又能提供怎样的解决方案？

张：

中国的崛起方式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

比如，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经验，许多国家可以借鉴。

中国在非洲扶贫比西方模式成功得多，所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让西方国家非常吃惊。

全球治理的一个难题是如何预防文明冲突；中国主张不同文明彼此包容、和而不同，这比西方的文明对抗理念高明得多。

文汇报：

您在书中也用了很大篇幅讨论西方模式中的民主。

究竟什么是民主？

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

或者说，民主如何才是个好东西呢?

张：

我的观点是：

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多党制。

我认为这是民主理念的异化。

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各个国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探索适合自己民情和国情的民主形式。

只有适合本国民情和国情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话语，其中“民心向背”是一个核心概念。

“民心”不同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代表的是长期和整体的利益。

另一个核心概念是“选贤任能”，治国必须是人才。

过去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这种制度领先过欧洲上千年。

西方今天把民主仅仅看作程序正确和程序正义；中国人认为治国者必须是人才，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所谓制度好、人不重要的看法，是极为片面的。

在当今世界，一个企业都必须具有很强的人才观念才能生存下来、适应竞争，更何况比一个企业复杂千万倍的国家呢？

文汇报：

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

那么，这些问题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张：

我举个例子，就是将今天的中国和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英国作类比。

英国当时是什么情况？

英国本土只有一千多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加上海外殖民地，大英帝国大概有上亿人。

他们实行的议会选举制度仅限于英国本土有财产、有地位的男性白种人，女人和穷人没有选举权，海外殖民地人口也没有。

英国崛起时，把国内的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到美洲，大英帝国的地区差别比今天的中国大几十倍。

而我们今天崛起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自己境内加以化解。

英国崛起过程中打了多少战争？

掠夺了多少别人的财富？

而我们在崛起过程中没有发动战争，没有掠夺别人，而是给世界大多数人民带来利益。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崛起的意义非同寻常。

文汇报：

在您看来，下一阶段，中国发展首要的突破点在哪里？

张：

发展经济和经济结构调整仍然是关键，还有社会改革，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