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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路的点点滴滴课件资料
北京中轴路的点点滴滴
石幢卓立号“燕墩”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
燕墩又俗称为烟墩,取名燕山、燕京之“燕”字,“墩”意为坚实的基础,象征都城固若金汤。
这烟墩就是一座高约8米的砖台,上面竖有一座清朝乾隆皇帝御制石碑,碑上用满、汉文字刻着乾隆皇帝撰写的御制《帝都篇》和御制《皇都篇》两篇碑文,这个石碑是北京著名碑刻之一。
它记述了燕京建都的概况,1984年就被列为文物了,所以它是北京城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又因为他的位置处于传统中轴线的南端,因此又是北京城南中轴线的标志性景观。
在古代,按照五行与方位的关系是:
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
文献记载,根据这个五行方位关系,元、明两代的北京有五镇之说,后来北京城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有五个镇物:
广渠门外皇木镇木,永定门外燕墩镇火,昆明湖铜牛镇水,大钟寺钟王镇金,景山镇土。
南方之镇即为燕墩,属五镇之一,南方属火,所以要堆成烽火台以应之。
燕墩在元代始建时,只是一座土台,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北京修筑外城时,才包砌以砖。
燕墩台基各边宽14.87米,台面各边宽13.9米,台高约9米。
台顶四周原有高约1米的女儿墙,现已毁坏。
燕墩顶部正中是一座石坛,坛上矗立正方形石碑一座,碑为清乾隆的御碑。
石坛白石菩提座(亦名须弥座),座宽高均为 1.9米,约有20厘米陷于土中。
菩提座四面雕花5层,有云、龙、菩提珠和菩提叶、牛头、马面及佛像,用浮雕法精雕出24尊水神像。
碑顶覆盖四角攒尖顶方形碑盖,碑盖比碑座大些。
石檐下有石雕3层,为双龙在云中戏珠、菩提珠和菩提叶。
石檐上为屋脊,正中有一枚石珠为屋顶,四脊各雕一龙吻,龙首向石珠,龙身曲折奔腾,四爪张开,龙尾翘起,有呼之欲降之势。
这汉白玉石碑碑北面刻有《帝都篇》,碑南面刻有《皇都篇》,是乾隆帝手笔,皆满汉文对照,落款为“大清乾隆十八年夏四月之吉御笔勒石永定门南皋”。
这里称之为“皋”是因为永定门是皇都最外边的门,称皋门、郭门。
《帝都篇》主题是:
建国选都要险德兼顾,重在厚德。
碑文诗序开宗明义地指出:
“王畿乃四方之本,当以形势为要”。
“建都之地,无如今之燕京矣。
然在德不在险,则又巩金瓯之要道也。
”乾隆皇帝在诗中表示:
北京西有太行,东临渤海,南襟河济,北据居庸,既方便海上交通,又得运河之利,具有其他古都无法比拟的战略地位(即“险”),所以才定都北京。
主要体现了乾隆帝治国之本。
《皇都篇》描述北京历史沿革和建立清朝以来的富庶兴盛。
乾隆皇帝认为:
北京是中国北方重镇,辽、金、元、明均建都于此。
清朝定都以来,政治稳定,京师富庶,如日中天。
篇末却把话题一转,担忧地说“富乎盛矣日中央,是予所惧心彷徨。
”颇有居安思危之意。
燕墩台顶四周原有高约1米的女儿墙,是仅存痕迹。
燕墩北面有石门2扇,高2米,宽0.7米,“文化大革命”中一扇被毁。
所存木质红漆门是1985年仿制.
1984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燕墩被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系燕墩本身。
1990年对维修台顶部分,并对石碑碑身进行了防护处理。
2004年辟为燕墩公园,规划面积1.19公顷。
2009年,由于被规划为地铁14号线沙子口站出口,燕墩公园上百棵树需要移栽,但燕墩在原地又一次得到了保护。
燕墩也是民间燕京八景之一——石幢燕墩。
燕京小八景,也叫民间燕京八景:
东郊时雨、南囿秋风、燕社鸣秋、银锭观山、西便观羊、长安双塔、回光返照、石幢燕墩。
清代杨静山的《燕墩》诗中有云:
“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卓立号燕墩。
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
(石幢,古代祠庙中刻有经文﹑图像或题名的大石柱。
有座有盖,状如塔。
幢即刻着佛号(佛的名字)或经咒的幡布或石柱,如:
经幢、石幢。
)
拆而复建的“永定门”
永定门是老北京外城7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从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要道。
永定门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共跨越了明、清两代。
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面阔五间,通宽24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0.50米;楼连台通高26米。
永定门于1957年被拆除,现存城楼为2004年重建。
明永乐十八年建成的北京城,平面轮廓呈正方形,只有9座城门。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二,明太祖朱元璋派遣的大将军徐达攻占元大都,将元大都改称为“北平府”。
为了缩短防线,以防元朝残余势力反扑,徐达下令将大都北面的城墙向南退后5里,在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重建。
明永乐元年(1403年),在南京称帝的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将自己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升格为“北京”。
此为北京得名之始。
永乐四年,朱棣下令在北京兴建。
皇宫,整修城墙,预备迁都。
永乐十七年,为扩展皇宫前方的空间,将原在长安街一线的南面城墙南移2里,在正阳门一线重建。
永乐十九年(1421年)元旦,朱棣宣布正式迁都至北京。
这时的北京城,平面轮廓呈正方形,只有9座城门。
城市中轴线南起正阳门,贯穿皇宫,北抵钟楼。
至嘉靖年间,遂有官员建议在北京城外围增建一圈周长约80里的外城,以策安全。
因资金不足,由严嵩建议改变了设计方案严嵩去工程现场溜达了一圈,还真想出一条虽不高明但可以对付的“妙计”,即只筑南线城墙,其他三面待日后有钱时再说。
南线城墙长度,也由原计划的20里缩减为13里,其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
但是嘉靖君臣没有料到,所谓“日后再说”,直至明亡再也未被说起。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北京外城建成,这座外城总长28里,开有7座城门。
因增建外城的动因是为了加强北京的安全,所以城门命名多带有追求“安定”、“安宁”的色彩,如“左安门”、“右安门”、“广宁门”(清代为避道光皇帝旻宁名讳改称“广安门”) ,外城正门“永定门”,就是寄寓“永远安定”之意。
1644年,满清建都北京之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民国初期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了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
成书于1931年的《燕都丛考》记述,“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
”随着北京城门的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大多失落无存,只有正阳门箭楼的门洞上方仍嵌有一块。
而明代城门的匾额原件,更是如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2003年,在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口的一株古柏树下,发现了明代原配的永定门石匾。
这块石匾,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楷书的“永定门”三字沉雄苍劲,保存完好,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件。
如今复建的永定门,门洞上方所嵌石匾的“永定门”三字,就是仿照这块石匾雕刻的。
走到前门的时候,您可以看一看正阳门仨字,邵章先生的真迹
(复建后的永定门,其石匾是仿照明代石匾原样雕制的)
复建后的永定门,老城砖失而复得,三台山危险品仓库建于一九五四年。
建成后正赶上拆除永定门,城砖就拿来修了仓库的围墙。
这些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在近半个世纪后又运回来了,重新砌在永定门的城墙上。
中 轴 之 谜
北京要将中轴线历史建筑群纳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这足以证明北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有雄伟的正阳门、有标志着中国的天安门、有金碧辉煌的的旧时皇宫、有当时北京的最高点也是中心点景山、还有着北京的钟鼓楼。
总之在这条魅力无限的中轴路上更有着让我们探索不完的谜一样的故事。
今天我们说的迷是中轴路偏移之谜。
我们看似笔直的北京中轴路,实际上是一条斜线,也就是说北京中轴路并不是与子午线相重合的。
它是像逆时针方向偏离两度多。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一次施工中,曾在中轴线的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挖出一只石鼠和一匹石马。
在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中,子为鼠,午为马,这也就暗示着中轴线实际就是沿着子午线的方向。
这里我们要稍微做一点科普了。
什么是子午线呢?
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讲,子午线就是地球的经线,是代表一个地方正南正北的方向。
中国古代没有经纬度的说法,只是将周天分成十二份,用十二个地支来代表。
正北方用“子”来代表;正南方用“午”来代表。
不管站在什么地方,凡是由正北到正南的中正线都称子午线。
因为古代建房乃至建造皇宫署衙多为坐北朝南,所以风水术语上便叫做子山午向。
在2004年的一次工作中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在“两弹一星”工程中都做出过贡献的夔中羽老先生(姓音奎)。
为了设计航空拍摄北京中轴线建筑的准确飞行路线,拿了巨幅的《北京卫星影像图》和《北京航空影像图》仔细观察。
后来他回忆说,当他的目光沿着中轴线一路北上时,“不知不觉地,脑袋有点儿向左歪。
”
对于有着多年丰富测量工作经验的夔中羽来说,这一点偏离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说,“因为卫星和航空影像图都是严格按照测绘精确的经纬地理坐标绘制的,中轴线却与子午线有偏离,很难相信这是由于绘图的误差造成的。
”
在多年科研工作中养成了严谨作风的夔中羽特意找到了中国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
那位负责人告诉夔中羽,其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规划部门在测量中就发现了中轴线偏离子午线的事实。
由于偏离得不太多,一般市民根本感觉不出来,这个事儿也没有对外说。
夔中羽是个严谨的学者,他不仅把这个事儿记了下来,还要通过实验和调查把其中的缘故弄明白。
第一个实验是用一张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北京交通游览图》。
图的上、下边线是纬线。
把地图上、下边对齐,左右折一下,折线要通过永定门桥,再把地图展开。
或者,用一个大一些的三角板,通过永定门桥,画一条垂直于上、下边线的直线。
这条折痕线或这条直线将是永定门桥的经线,也叫子午线。
这时您会发现,北京中轴线与子午线不重合,而是偏西北方向。
夔中羽找来了大比例尺北京地形图。
在地图上选择了北京中轴线上的南端永定门桥、北端钟楼和中间的地安门十字路口中心等几个点,进行量测。
经地图上量测作业得知:
地安门在永定门北6000多米,钟楼在永定门北7000多米;地安门向西偏离永定门子午线200多米,钟楼向西偏离永定门子午线近300米。
因此,北京中轴线与子午线的夹角为2度十几分。
光是地图上测量毕竟是二手资料,也许说服力还不够。
夔中羽特意在永定门城楼下向北的甬路上,做了一次“立竿见影”试验。
他们在甬路中央设立了一根2米长的杆子。
由杆子的下面,延甬路中心线向北,粘上一条长6米的黑胶带,代表中轴线的指向。
当太阳经过永定门上中天时,杆子的影子就是永定门子午线。
而太阳经过上中天的时间,是在电台播出“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时号上,加上当地时差和当日时差改正后得到的。
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天文地理上的专业问题,如时区、真太阳时、平太阳时等等,我们不必深究,只需了解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结果是,子午线影子与中轴线黑胶带之间确实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也是2度十几分。
北京南中轴路下保护的石板路
北京现有的中轴线是沿用元大都时的中轴线。
明朝将城南移,但中轴线方向未动;清沿用明城,中轴线也未改动。
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
一般来讲很自然的想法是,中轴线偏离子午线,是否因为700多年前年测量技术水平不高,将子午线测偏了?
这不可能。
如果你没听说过刘秉忠,你至少该听说过郭守敬,他们可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天文、数学和大地测量家。
早在中国唐代,就有著名学者一行大师,为测量纬线长度而在河南很准确地测量了四个点的子午线。
在河南考古复原的宋代皇城里,笔直的中轴线完全符合子午线。
而同样由刘秉忠主持修建的元上都,完全符合正南正北走向。
上都建成后,大都晚了好几年才开始修建,还是由那个刘秉忠监筑,却将大都的中轴线测算偏离了子午线2度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是不是因为,北京中轴线由建成至今已经700多年,是否在这700多年中,地球自然状态变化,比如岁差、级移、磁偏等等,引起了北京中轴线偏离子午线?
天文学家对此也给出了回答:
不会的。
地轴的变化极其微小,短短700多年时间更不会有2-3度的变化。
退一万步说有变化,地球是个整体,为什么大都的中轴线偏离了,相隔仅270多公里的上都中轴线却没变化呢?
如果不是测算错误、地理变化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会不会是建造者有意为之?
有一次夔中羽和同事聊天时,偶然提起古代建筑的方向有时与远方的地物有关。
这让夔中羽心中一亮,他想到,元起源于蒙古。
北京中轴线向北、向蒙古延伸,会不会指向元的什么地方?
于是他立刻找来有关的9张大比例尺地形图。
经过连续测算,惊奇地发现:
北京中轴线往北延伸,它的延长线直指古开平。
而古开平不是一般的地方,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发祥地,元上都的所在地!
具体的测算结果是这样:
北京永定门纬度线至古开平中心纬度线距离约270多公里。
古开平往西偏离北京子午线约17公里。
北京至古开平连线与北京子午线的夹角为2至3度。
这与北京中轴线偏离北京子午线的方向一致,偏离角度几乎吻合。
这说明:
当初建元大都时,中轴线是采取了开平(上都)与大都的连线作为基准线的!
这个是景山的
为了证实这一点,2004年11月,夔中羽来到现称“兆奈曼苏默”的古开平元上都遗址实地测量。
在元上都东郊,夔中羽用GPS卫星定位仪,使自己站到由北京向北引过来的延伸线上。
向西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都用石头砌的东城墙。
这说明:
北京南北中轴线向北的延伸线,经过27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很靠近上都城,由上都东关厢旁通过。
当然,如果北京中轴线和元上都遗址中轴线完全重合就更好了。
但现在看来还是有几公里的误差。
但元代的测量技术不可能有现在这么精确,在这么远的距离内,这点误差大约完全可以由当时的技术局限来解释了。
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夔中羽说,他的心情真的是很激动。
他认为,他终于得到了北京中轴线偏离之谜的答案!
【翻翻历史书就知道,当年忽必烈就是从元上都迁都到元大都(今北京)的。
而事实上,元世祖忽必烈实行“两都巡幸制”:
冬天在元大都办公,元大都就是所谓的“冬都”;夏天在元上都办公,元上都即是“夏都”。
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建元大都前的堪舆工作中,很可能按当时皇帝忽必烈的意愿,为体现上都——大都的两都统一,而采用上都——大都连线作为大都中轴线的基准线!
这会是解答北京中轴线偏移之谜的最终答案吗?
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至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您觉得呢?
以上观点是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和研究的一种结果,而在民间还是有着不同的说法。
北京中轴线偏离子午线的事实被披露出来以后,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说法是,当时的元大都设计者是汉人,因为不满蒙古人的等级制度而故意不让元朝皇帝坐在中正线上。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刘秉忠。
刘秉忠,字仲晦,1216年出生于邢州(今河北邢台)一个官宦人家。
刘秉忠小时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很聪明。
他8岁入学,“日诵数百页”。
17岁时,当了个邢台节度使府令史。
刘秉忠不安心于令史这份做文案的工作,整天郁郁寡欢,终于有一天跑到武安山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子聪。
元世祖忽必烈未当皇帝时,召海云禅师。
海云禅师听说刘秉忠博学多才,便邀他一道去见忽必烈。
刘秉忠虽隐居山中,却留心时事,因此,和忽必烈谈论起天下事来,了如指掌。
刘秉忠以自己的博学,获得了忽必烈的敬重和喜爱,海云禅师南还,刘秉忠就留在了忽必烈身边。
刘秉忠给忽必烈多次上书,为未来的元帝国建设从政治、典章、法度、礼乐、教育诸方面绘制了一幅完整的蓝图。
忽必烈听了这些建议后,非常高兴,而他登基后也确实是照此蓝图行事的。
刘秉忠曾经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也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的由来。
刘秉忠除帮助忽必烈设计了建国的蓝图外,他还是元朝两座都城即上都和大都的设计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建设史上,留下了世人惊叹的极其辉煌的成果。
其中元大都始建于1267年,1285年完工,历时18年。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跟随忽必烈幸上都,八月,端坐无疾而终,享年59。
忽必烈听到他辞世的消息时大惊,对群臣说:
秉忠追随我30多年,小心缜密,不避风险,言无隐情,他精通于阴阳术数,很多事情他都预先知道,详情只有我清楚,其他人是不了解的。
从刘秉忠与忽必烈亲密的君臣关系来看,说刘秉忠故意弄歪中轴线,要害蒙古人,显然并无根据。
以上说的这些,大家在网上都能找到现成的,我也是借鉴了北京日报的专题通讯,但是下面的疑问网上就没有了。
针对夔中羽老先生几年来辛勤研究的的结果,我倒有一个疑问。
永乐皇帝的爹把蒙古政权消灭了,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前作为燕王镇守北方,天天和蒙古人打仗,他恨不得把蒙古人打到天边去,朱棣做了皇帝首都是在南京,他迁都北京后怎么会延续元朝的“两都一统”呢?
如果说“两都一统”也应该是南京和北京的两都一统。
怎么可能还与元上都两都一统呢?
再有夔中羽老先生做的实地测量是在北京永定门,再看看我们前面说的: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北京外城建成,正门命名为“永定门”,寓意“永远安定” 。
”也就是说元朝的时候没有永定门,甚至没有正阳门(我们现在说的前门)。
那么现在中轴线上的其他重要建筑呢?
例如天安门、太和殿、钟鼓楼......
根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的北京中轴线与元大都时期的北京中轴线并不重合。
元大都的丽正门应该大约是现在的天安门,而现在的故宫三大殿的中轴线则在原元中轴线的东侧。
包括钟鼓楼的位置,明清的钟鼓楼是在元代钟鼓楼的东侧。
故宫武英殿前的石桥,文献记载此为少有的元代遗迹叫断虹桥
去年有去故宫武英殿看石渠宝笈展览的应该知道此桥
而现在存有的元代遗迹中,据专家介绍是故宫武英殿西侧的一个石桥,应该是元大都中轴线上的。
按照夔中羽老先生的测量结果,这个位置与永定门过来两度的是偏差是吻合的。
换句话说夔中羽老先生解开的是元大都中轴线偏差之谜,而没有解释从明代永乐年间至今的北京中轴线偏差之谜。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故宫外就是景山,实际是当时永乐修建北京时,把元朝元大都的宫城东移了,当时把宫殿营建时的土都堆积在元朝原来的宫址,就形成了景山,这是要镇住元朝的龙脉。
而从永定门到钟楼、鼓楼,这样就形成了八公里长的“北京中轴线”,今天看到的这条“北京中轴线”就是明朝完全的格局,奠定于明永乐皇帝时期。
明清紫禁城的中轴线为什么不是与子午线重合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释,那就是“日中则昃,月满则亏”“ 水满则溢,花满则谢”的说法。
封建皇帝自然是有着封建的传统思想,他们希望自己的江山万年、长久。
当下如果处于最高点,那么预示着往后就逐步走下坡路,江山要做的长远,要不断的向上,所以就逆时针稍稍的偏一点。
正是因为这些解得开的和解不开的迷,给北京的中轴路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有“北京脊梁”的美誉,从南往北依次坐落着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神武门、地安门九座门,沿途还点缀着数十处皇家园林和民宅四合院。
梁思成先生曾点评说,北京中轴线是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
”
——侯仁之
有老许的介绍,再去的时候感觉会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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