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重点知识整理汇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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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重点知识整理汇编

文献学概要（大一下）

题型：

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第一章：

文献与文献学

1、文献的概念

文献：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

最初郑玄、朱熹把文献分解成两部分，“文”指文章、典籍，即书面材料；“献”指贤人、贤才，实质指贤人所讲述的口头材料。

后来概念发生了变化，从指“典籍和贤才”的并列结构转向专指“典籍的偏义结构”，单指历史上又价值的文字资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学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大，现在所谓的文献，就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是文字的、图像的、也可以是视觉的、听觉的。

2、文献学研究的范围：

文献本体的研究、文献的实证、整序与典藏、编纂、传播。

即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

包括对文献的载体材料、形制、传抄和印制方式、文献类型的研究、解决文献内容的可靠性（版本、校勘）、真实性（辨伪）、完整性（辑佚）问题。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藏书的鉴别、购求、收藏、装补、曝书、流通等。

也包括藏书史研究、书评学等。

（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等。

）

对文献的载体材料的研究。

（甲骨、金石、竹简、绢帛、纸张等）

对文献的形制（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研究。

对文献的传抄和印制方式（写本、拓本、刻本、活字本）的研究。

对文献的类型（经学、宗教、总集、别集、地方志、丛书、宗谱等）的研究等。

文献实证研究:

文献实证研究:

解决文献内容的可靠性问题：

版本、校勘;解决文献内容的真实性问题：

辨伪;解决文献内容的完整性问题：

辑佚

△文献学的任务

一般任务：

文献整理

最终任务：

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整理

意义：

全面认识文献，快速筛选文献，能够对不同版本进行鉴别，有能力对原始文献做加工整理供自己和他人使用。

对史实和历史常识有更多了解，为历史、文学的专业研究提供技术保障。

第二章：

文献的载体

1、文献的载体有哪些？

1、甲骨

2、金石

3、竹木

4、简帛

5、纸张

6、电子

2、甲骨文发掘及重要研究著作及意义？

△概念：

殷商时期刻在龟甲骨或动物骨上的记录占卜的象形文字，记录了纪年、帝王世系、祭祀、战争在内的丰富资料。

是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

清代光绪年间发现，至今出土约十至十五万件。

甲骨文之父王懿荣。

刘鹗《铁云藏龟》第一部。

孙诒让《契文举例》研究第一人。

►甲骨文发掘：

甲骨文是1899年由金石收藏家王懿荣首先发现并开始收藏的。

他去世后，他所收藏的1000多片甲骨为刘鹗所得，刘氏又继续收集，约得5000片，并选择其中部分自己完好者于1903年出版《铁云藏龟》，这是我国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

此后，罗振玉、王国维等又继续搜访，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后编》、《续编》等书。

从1928年到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了十多次发掘，相继编印出版了《殷墟书契甲编》、《殷墟书契乙编》。

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综合各家之书，编了一部大型的甲骨文献图书《甲骨文合集》，为人们研究甲骨文提供了可靠的文献依据。

除了殷商时的甲骨文外，周代的甲骨文在20世纪时也有发现。

甲骨文发掘主要分两个时期，即早期乱掘时期和1028年以后科学发掘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甲骨（韩拓片）约14-15万片，其中单字约4500个，有不到一半的字被识读，有一些字的释读学者们有分歧，有大量的字目前还难以认识。

►重要研究著作：

1、《铁云藏龟》清代刘鹗辑。

是第一部汇集甲骨文材料的专书。

2、《契文举例》清代孙诒让（研究甲骨第一人）撰。

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

3、《殷墟书契》罗振玉辑

4、《殷墟书契考释》罗振玉撰

5、《殷墟书契甲编》董作宾编

6、《殷墟书契乙编》董作宾编

►甲骨文的文献价值（意义）：

甲骨文的主要价值有两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学价值，而是殷商史研究价值。

1、语言文字价值。

在甲骨文发现以前，研究古文字主要依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提供的是秦统一中国后实行的小篆字体。

许慎对文字形体构造的解说也只能以小篆为依据，自然会有错误。

甲骨文的发现，由于提供的文字材料极其丰富，使我们能看到比小篆早一千数百年的系统汉字字形四千多个，《说文》所无之字，大大丰富了古文字的数量。

甲骨文的发现，为世人提供了距今三千多年的象形文字汉字系统在整个人类文字历史上，其意义都是伟大的。

2、殷商史研究价值。

在甲骨文发现以前，关于商代历史，我们主要靠《史记·殷本纪》来了解。

但《殷本纪》是否可信一直是一个问题。

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首先利用甲骨文资料系统考证殷商史，不仅可以补史书之空白，证史书某一部分之可信，而且还可以纠史书之误讹，同时引导历史研究者自觉遵守“二重证据法”，引起治学方法上的进步，其在殷商史研究中的价值显而易见。

△甲骨四堂：

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

3、金文文献汇集、考释的著作及意义？

△概念：

我国先秦时期称铜为金，金文主要指镂刻或熔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当然也有少量其他金属，如铁器、金银器等。

其时代主要是商周秦汉，以周代最多，战国晚期被铁器取代。

如毛公鼎有497字。

宋吕大临《考古图》，乾隆敕编《西清古鉴》等。

►汇集、考释的著作：

1、《考古图》十卷，宋代吕大临撰。

吕氏《考古图》体例谨严，分类与考证多有可取，保存了宋代存世的许多青铜器图形、铭文、收藏、出土等资料，因此深为金石考古界所重。

2、《金石索》十二卷，清代冯云鹏、冯云鹓兄弟撰。

此书汇刻铜器、时刻及其他器物于一编，内容丰富，取材较为严格，在清代金石学者著述中成书较早，颇为世重。

3、《西清古鉴》四十卷、《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

清代乾隆欶撰。

4、《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罗振玉编。

5、《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撰。

►金文文献的学术价值（意义）：

1、语言文字资料。

金文在研究汉字发展脉络和规律中具有举足若轻的作用，对我们认识古汉字面貌、研究汉字的演变发展、探究古字古义，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另外，青铜器铭文有些是押韵的，韵文是研究音韵学的重要材料；而青铜器铭文作为商周时期的文章，对我们研究商周时期的文法也是了不起的原汁原味的材料。

2、释读及考订传世文献的佐证。

金文资料有助于我们正确释读纸面文献，如《尚书》、《诗经》等，同时能帮助我们订正古书的错误，考证古书产生的年代。

3、古史资料。

特别是商周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如友多鼎记载的对少数民族的战争。

4、近世出土简帛文献（马王堆、银雀山等至少五个）及价值？

△概念：

简，指简牍，竹木制成的长条用绳连为册，用于书写。

椟则为木质方版，用于写信或上奏，也用于其他内容的文字记载。

帛是丝织品，用于书写。

我们所说的简帛文献，是对简牍文献和缣帛文献的概括。

►近世出土简帛文献：

1、马王堆汉墓帛书。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

2、银雀山汉简。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

3、江陵秦简。

1993年江陵王家台片十五号秦墓出土竹简。

4、江陵汉墓简牍。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从江陵张家山三座西汉早期墓中出土。

5、敦煌汉简。

甘肃敦煌、玉门、酒泉汉代烽燧、驿置遗址出土的简牍。

6、曾侯乙墓竹简。

1978年发掘，地点在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墓主为战国早期曾国国军曾侯乙。

►简帛文献的价值：

1、佚籍复出。

大批古佚书的出土，使我国一部分古籍佚而复出，丰富了古文献的内容，解决了某些学术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新课题。

2、考校释读传世古籍。

传世古籍的简帛古书写本的出土，为考证古书的时代及真伪、校补古书讹脱、释读古书文义提供了可靠的最新依据，大大推动了古文献学的深入研究。

3、历史资料宝库。

大批不属于古籍的文书、遣策、历谱、药方等，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4、文字学资料。

出土简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战国至秦汉间汉字形体的资料，为研究战国文字、秦汉文字提供了大量素材。

5、书籍制度史实物。

出土简帛为我们了解古代书籍形态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5、石刻文献要籍及价值（至少五个）？

△概念：

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图画。

石刻文字极为丰富，主要分碣、摩崖、碑。

►石刻文献要籍：

1、《集古录》十卷，宋代欧阳修撰。

这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2、《金石录》三十卷，宋代赵明诚撰。

★

3、《语石》十卷，清代叶昌炽撰。

这是一部笔记体的石刻通论性专著。

4、《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清代王昶撰。

5、《石刻题跋索引》，杨殿珣撰。

本书为检索历代石刻题跋出处的索引工具书。

6、《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宋代洪适撰。

►石刻文献的价值：

1、史料价值。

石刻资料可以补史之阙、正史之谬。

2、文学价值。

石刻文字，就文体而言，包罗甚广，但仍以传记文最丰富，因为墓碑、墓志数量最大，无非为人物立传。

其中名家佳作甚多，是传记文学的宝库。

3、文字学和书法价值。

历代碑刻，有古文、篆、隶、楷各种字体，而且保存了数量相当大的别体字，这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

至于书法，临摹古代碑刻拓本，更是习用的方法。

4、经学和宗教史料。

我国儒家经典有刻石的传统，研究历代石经，成果很多，是经学和金石学的交叉学科。

另外，佛经刻石也很多，这些佛经有不少刻经题记，是重要的佛教史料。

第3章：

文献的形成于流布

1、文献的形成方式：

文献的形成方式大体可归纳为著、述、编、译四种。

著，也叫“作”、“造”、“著作”。

古人对著作要求很高，强调“无本于前”、“前始未有”。

述：

强调“古已有之”，有所承因。

《说文》：

“述，循也。

”即遵循之义。

开创者为作，遵循者为述。

但述并不止于简单的继承，对于前人的创造，要有消化、理解领会过程，使之更为完善。

（传、注、义疏）

编：

又叫纂、辑。

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重要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他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一般要求注明出处。

辑佚也属编纂范围。

（最常见的编纂成果有总集（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丛书（如《汉魏丛书》、《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

）

译：

就是翻译。

把一种语文的文献转换成另一种语文的文献。

它与著、述、编都不同，是一种独特的文献形成方式。

我国文献由翻译而来者为数甚多，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方面：

佛典翻译（始于东汉，唐代佛教进入全盛期。

最早的佛经汉译本《四十二章经》。

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学术翻译（主要是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汉译）、文学翻译。

2、文献的流传方式：

文献形成之后，就要流布。

流布的方式主要有：

讲唱、镌刻、抄写、印刷、摄影、微机输及激光扫描等。

讲唱，是最早也是至今仍很重要的文献流布方式。

在文字产生前，人类文明已经存在，人类的历史只能靠口耳相传，其中神话和长篇史诗较为常见，进入阶级社会，又产生了长篇叙事诗。

长篇史诗和长篇叙述诗都靠少数聪明人背诵下来并讲唱给别人听以达到流布和流传的目的。

镌刻，就是把文献用文字刻在某种载体上。

甲骨、金属、石头上都可镌刻文献。

抄写，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举凡帛书、简策、纸，以及国外的莎草纸、羊皮纸、贝叶，这些载体上的文献都是写上去的。

即使在印刷术发明以后，很多文献仍靠抄写来达到流布的目的。

许多古书仅有抄本传世，可见抄写即使在印刷术普及后仍是文献的重要流布方式。

印刷是一种大量复制文献的方法，比抄写大大进步。

早期是手工操作，后来是机械操作，是我国发明的。

关于印刷最早的记载应是唐玄奘普印普贤像的事迹。

摄影是西方人发明的，现在各大图书馆的善本正在拍成微缩胶卷，便于保护文件，又便于复制、阅读。

微机输入、激光扫描是目前流行的流布方式。

3、四库全书的抄本及收藏（P246）

《四库全书》，清代乾隆欶编，请乾隆内府抄本。

文渊阁本三千四百六十一部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

先藏清宫，后移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津阁本三千五百九十种七万九千八百九十七卷。

先藏沈阳故宫，后移甘肃。

文澜阁本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

先藏避暑山庄，后移北图。

文源阁本，在圆明园，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毁。

文汇阁本，在扬州大观堂，太平军毁。

文宗阁本，在镇江金山寺，太平军毁。

先通行者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商务本缩印。

★第四章：

文献的收藏与散佚

1、历代官府的收藏

概况：

官府文献收藏从文献有了文字记载以后就应当开始了，早期收藏情况已难以考察，现在可知的从商代开始。

商代的甲骨文据专家统计，出土约有十万至十五万片，而且主要是在安阳小屯殷墟，从科学发掘情况看，是有意存放的。

周代文献更加丰富，文献的收藏管理更趋制度化，设官吏掌管。

秦统一天下后，图书亦有专门藏所，有专门之官典守。

我国封建社会的皇家藏书制度的建立是在汉朝。

自汉代起，历代封建王朝都设有掌管藏书的官吏。

西汉官府藏书空前丰富，而且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

东汉官藏图书亦极丰富，且有专门官员在专门机构管理、校勘。

东汉藏书之处：

兰台、东观、石室、仁寿阁、辟雍、宣明、鸿都等。

东汉政府调整藏书机构的最大贡献是成立秘书监，使藏书机构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三国时期，官府亦六艺文献收藏于管理。

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战火不熄。

国家藏书旋聚旋失。

魏时藏书于秘书省中、外三阁。

南朝梁、齐两朝除在宫内文往殿藏书外，另辟华林园专藏佛典。

西晋秘书监荀勖和东晋著作郎李充创图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的四部分类法，对历代图书整理和藏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隋唐时期，天下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

国家藏书机构更加完善，藏书数量激增。

隋代官府藏书的管理机构是秘书省。

隋代国家藏书成就突出：

一是大规模地开展了文献收集、整理、录副工作，使国家藏书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二是对藏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一批著作。

唐代主要继承隋，开元时期，唐代藏书量达到高峰。

唐代秘书省仍为管理国家藏书的主要机构。

唐代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新设的一些藏书机构，主要有弘文馆、史馆和集贤院。

（唐三馆）

宋初沿袭唐代旧制，设三馆：

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称西馆。

太平兴国二年（977），建三馆书院，名崇文院，将西馆藏书迁入院中贮藏。

两宋仍以秘书省作为国家图书的管理机构。

两宋国家藏书机构在图书搜集、整理、利用方面成就突出。

首先是编制了许多国家藏书目录。

其次是充分利用藏书，具体承担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总集的编纂任务。

再次是南宋初秘书少监程俱撰写了《麟台故事》，南宋秘书监陈骙编《中兴馆阁书目》以及佚名撰写的《中兴秘阁续录》，对两宋国家藏书事，进行了一次系统总结。

元代帝王亦重视藏书，由秘书监管理。

明代帝王亦重视藏书。

明代初年，藏书主要在文渊阁。

清代政府承袭了明宫廷的全部藏书，国家藏书发展到了我国古代国家藏书的全盛时期，清代藏书最盛时是乾隆时期。

清代的宫廷藏书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四库七阁”。

清末，学部成立京师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进入民国，各地大都有了公共图书馆。

△综上所述，历代国家藏书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各朝都设有专门的机构来从事国家藏书的管理工作。

其次，国家藏书一般都继承前朝国家藏书，并能采用征集、收购、组织专人抄写等方法来迅速增加藏书量。

藏书内容，秦代以前，多为文书档案，两汉扩大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类图书，魏晋以后为经、史、子、集四类，并通过部类的扩充与调整容纳新出之书。

自汉代以后，历代多编有国家藏书目录，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国家藏书及管理水平。

再次，国家藏书事业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明显。

最后，国家藏书的普遍缺点是难以流通，无异于帝王之私有财产，最后不免散佚。

2、历代著名的藏书家

3、明代常熟三大藏书楼收藏及流传情况：

明朝末年江苏常熟三大藏书家楼：

赵琦美的脉望馆，钱谦益的绛云楼和毛晋的汲古阁。

脉望馆藏书丰富，不仅校抄了大量秘本，而且广泛搜罗古今典籍，及民间俗文学。

赵琦美抄校辑集的元明两代稀见杂剧剧本《古今杂剧》，今存国家图书馆，被誉为研究我国戏剧史的宝库。

赵琦美校刊的《仲景全书》，为研究伤寒的最好版本。

《脉望馆书目》实开近世著录残宋本先例，大量的校跋文字成为后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并引发后人对藏书理论进行总结研究。

绛云楼藏书非常丰富，设有大书柜73个，宋刻孤本多贮其中。

清朝顺治年间不慎发生火灾，藏书大部被毁。

钱谦益将残书赠给族孙钱曾。

钱曾藏书处早年有“述古堂”，晚年有“也是园”。

他辑的《述古堂藏书目》和《也是园书目》共著录藏书六千余种。

钱曾去世后，其书尽归泰兴季振宜。

毛晋的“汲古阁”广收宋、元刻本，抄录罕见秘见，其“影宋钞”为天下所重。

藏书多达84000余册，是历代私藏最多的一家，流布也甚广。

著名的有《十三经》、《六十种曲》、《文选》、《津逮秘书》等。

4、天一阁（P74）、澹生堂（P79）、胡应麟（P77）、周永年（P87）、卢文弨（P86）、朱彝尊（P84）、吴骞（P89）、黄丕烈（P91）、傅增湘（P99）、郑振铎（P102）

►天一阁：

浙江宁波范钦创建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

该阁建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年）。

范钦性喜藏书，海内异本，无不购藏于阁内，生前积书达七万卷之多。

范钦和他的后代立下了“书不可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家训。

并对保管阅览天一阁藏书制定了十分严格的规定。

天一阁现收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藏书以明代地方志和进士题名录等史料性书籍居多且最为珍贵。

据统计，天一阁原藏省、府、州、县志有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现在还存268种。

►澹生堂：

澹生堂是明末最著名的藏书楼之一，其主人是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火業。

有《澹生堂藏书约》、《澹生堂书目》行世。

《书目》著录藏书九千余种，十万余卷，在当时罕见其匹。

澹生堂抄本亦十分珍贵，用蓝格纸，版心下有“澹生堂抄本”五字，颇有流传。

同时，澹生堂还注重收藏戏曲。

在祁承爜死后十几年，发生明末战乱，澹生堂藏书开始散失。

辗转至今，澹生堂旧本已星散各家，寥寥无几。

上世纪50年代，澹生堂佚书数十百册于绍兴复出，多为祁氏世守之自著书、明代乡试录及明刻戏曲总集。

其多数尽归北京图书馆，残零则归浙江图书馆。

5、明清代著名抄本

6、清末四大藏书楼及图书流传

1、铁琴铜剑楼——国图、上海、常熟。

常熟瞿绍基

2、海源阁（四经四史之斋）——北京图书馆、山东图书馆。

山东杨以增

3、皕宋楼（藏宋书二百余种）——静嘉堂书库。

归安陆心源

4、八千卷楼（中国清代杭州丁丙藏书楼）——南京图书馆。

钱塘丁丙

►能体现宋代藏书之多的：

体现私家藏书之多的——“私家目录学史上的双璧”：

《郡斋读书志》（南宋学者晁功武编纂）与《直斋书录解题》（南宋著名学者陈振孙编纂）

体现国家藏书多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

7、图书散佚的原因：

根据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关于文献亡佚原因的介绍，现将文献亡佚的原因总结如下：

1、天灾人祸及战乱。

书厄的出现，一般都与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社会动乱相关，也与强大的水、火、虫蛀等自然灾害有关，与管理不善有关。

2、统治者个人主观原因，暴力禁毁。

3、古人重德轻艺。

凡是涉及技艺方面的书籍，人们总是不加重视，因而导致了典籍的易于散亡。

4、重文词，轻朴学。

由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重视文词，鄙弃朴学，对于词藻华艳的作品，极感兴趣；朴实说理的书籍，反为人所疏忽。

5、书籍重修后原书亡佚。

由于事物不断向前发展，某些编录名物的书籍，各为它的时代所局限，后人凭借它原有的材料，加以重修。

重修的书盛行，而原书便废。

6、因人废言。

由于著书的人犯了罪，伏了法，或者身败名裂，为社会所不齿，因之对它的著述，也就由疏远而遗弃以至于散亡。

7、私人收藏。

由于封建社会里，某些私人收藏家特别是对海内的孤本“讳莫如深”，不轻易给人知道，这自然给书籍带来了灾害。

同样有些官书不向社会流传，只在朝廷中存放，视为秘籍，一遇灾祸，定亡无疑。

8、出书技术落后。

在古代传播文字的工具没有完备时，所有书籍全靠手写，因此人们对抄录的书籍是有所选择的，两种以上相近的图书，若有一部删繁存简足以概括多种内容的书籍出现，便大家都传抄此书，而抛弃其他各家了。

有些因部头过大传抄不易，也就不存于世了。

9、图书自然淘汰

7、《永乐大典》的价值及其散佚：

《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明解缙、姚广孝等人奉明成祖之命修成，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

内容涵盖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释道、技艺等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保存了不少宋元以前的书籍。

体例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以韵统字，用字系事”。

►价值:

1、《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各韵分列单字后会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资料，对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皆绘有精致的插图。

这为我们查找各方面史料带来极大方便。

2、写诗要对偶，又要用典，有出处。

《永乐大典》作为类书可发挥查诗文语句典故之用。

3、校勘、考订古书。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容易出现翻刻、抄写的错误，《永乐大典》类书则可以帮忙校改。

如明清流传的《水经注》错误较多，尤其经文与注文混淆，戴震在四库馆利用《永乐大典》本重校《水经注》，基本恢复了其本来面貌，成为善本。

近人王国维亦尝用《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与通行本相校。

4、辑佚。

古籍在流传中容易散佚掉，类书因为是大量摘引古书而成，保存了大量逸文逸篇，所以是辑佚书的重要来源。

现在虽然只存残卷，仍不断有人从中辑出佚书。

现存《大典》中尚存方志约七百多种，另外科技、医学、文学书籍亦很可观。

明清靖末年张四维参与重抄《永乐大典》，从中抄出《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当是利用《永乐大典》辑佚书之史。

但总而言之，《永乐大典》主要用途是辑佚和校勘。

►散佚：

1、战乱。

书厄的出现，一般都与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社会动乱相关。

《永乐大典》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被许多外国侵略者掠夺去。

2、天灾人祸。

文献的散佚也与强大的水、火、虫蛀等自然灾害有关，与管理不善有关。

如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翰林苑被人放火焚烧，无数图书、书版包括《永乐大典》残存部分大都毁于一旦。

少部分被外国使馆人员趁火打劫，抢掠而去。

3、出书技术落后。

在古代传播文字的工具没有完备时，所有书籍全靠手写，而永乐年间清抄《永乐大典》时又有严格的责任制度，早进晚出，不允许雇人代写。

因此保留的《永乐大典》数量较少。

4、《永乐大典》不香社会流传，只在朝廷中收藏存放，一遇灾祸，定亡无疑。

5、在明清交替之际被毁。

6、古人重德轻艺。

凡是涉及技艺方面的书籍，人们总是不加重视，因而导致了典籍的易于散亡。

《永乐大典》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涉及技艺内容较多，不受重视，自然保护不当，容易散佚。

7、重文词，轻朴学。

由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重视文词，鄙弃朴学，对于词藻华艳的作品，极感兴趣；朴实说理的书籍，反为人所疏忽。

因此《永乐大典》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书籍就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8、一些个人原因。

（官员偷书）如《永乐大典》在翰林院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时，一些翰林院官员懂得其价值，便设法盗取。

8、五厄、十厄（P64）

前人论述有关文献亡佚者，当首推隋朝牛弘，他提出书有“五厄”：

1、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

2、西汉末年王莽之乱，宫室图书并从焚毁。

3、东汉末年，献帝移都、董卓之乱，典籍荡然无存。

4、西晋末年惠坏之乱（“八王之乱”）。

5、南北侯景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