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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方法舍我其谁
第一章舍我其谁
草根浙商
浙江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
无论是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还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浙江都为中国贡献了一批耀眼的名人。
仅就现代历史而言,浙江出的名人包括:
曾与毛泽东争夺天下败走台湾,至今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蒋介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先锋、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鲁迅;作品印刷数量超过《毛选》、华人中文学影响力第一的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等等。
浙江还是一个出商人的地方。
大名鼎鼎的胡雪岩不仅是浙江商人的代表人物,也是近现代中国商人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近代中国,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各地的商人按某种较为显著的地域特点,将其称为徽商、晋商、粤商、申商等。
浙江商人群体再一次为世人关注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
与邻近香港的广东商人一样,浙江商人也以悠久的商业传统,以及创业精神而闻名。
但近几年来,后者的成功似乎更引人注目。
在当代中国经济中,浙江商人是超级活跃群体。
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看到浙商的声音或脚步。
从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从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到冯根生难题的破解。
都是浙商开风气之先。
可以说,浙江早期的私营企业通常是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出现的。
第一代浙江商人的代表应该算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财富》中文版2001年度中国商人)、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和当年的改革先锋人物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等人。
57岁的鲁冠球从70年代末至今始终屹立不倒,赢得了浙江后来者的尊敬。
鲁冠球的老谋深算在浙江恐怕无人能及。
在《求是》、《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鲁冠球与时俱进的言论。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浙江六十年代初出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仍靠制造业起家。
如正泰集团的南存辉(低压电器)、传化集团的徐冠巨(化工产品)、华立集团的汪立成(电能表)和中国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缝纫机)等。
这批人享受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开放环境,在自己擅长的传统领域里成功崛起。
更重要的是,在发现产品越卖越多,但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利润比以前更难取得的时候,他们中的不少人勇于开拓全新的业务。
如汪立成大胆介入CDMA核心技术(借此当选《财富》中文版2001年度中国商人)、吉利集团的李书福投资轿车生产等。
当然,除了制造业之外,浙江商人在最时髦的信息产业上也同样不甘落后于人:
2003年胡润版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一名丁磊,就是浙江人,他以经营网易而出名。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获选2000年《财富》杂志封面人物,成为50年来中国企业家的第一人。
而中国PC业的老大、有着广泛业内影响力的联想集团,其现任掌门人杨元庆同样为浙江人。
同样作为浙江人,UT斯达康的吴鹰作为海归派的代表在电信业的成就,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作为最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都为浙商浓浓抹上一笔光彩。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
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
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你发展,我发财”。
而《财富》的首富榜,浙江人更是常客:
从“中国50首富”中的9位,到百富榜上占据17席。
也许财富中国富人榜有争议,但国内官方的统计结果却比财富的估计更为乐观。
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
而在2000年,“500强”的“浙江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
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或者说”7家,因为第一名联想的总裁杨元庆,第七名上海复星的董事长郭广昌,都是浙江人。
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在浙江,90%的企业精英出身非常低微,创业初期的文化程度大多是初、高中水平。
因此很多人称浙商为“草根”浙商,不少经济学家把浙江现象比喻为“草根”经济,“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
人物名出身企业名2002年销售额或营业收入
鲁冠球打铁匠万向集团公司118亿元
徐文荣农民横店集团94亿元
南存辉修鞋匠正泰集团81亿元
吴鹰教师UT斯达康公司71亿元
胡成中裁缝德力西集团71亿元
楼明军人广厦建设集团70亿元
李如成农民雅戈尔集团69亿元
郑元豹工人人民电器集团62亿元
郑坚江修理工宁波三星集团54亿元
汪力成临时工华立集团36亿元
在1978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位辍学后走街串巷为人补鞋的温州少年,稍不留神,补鞋的锥子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
他咬牙拔出锥子,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为客人补好鞋……
这位修鞋匠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亿万富豪,他就是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
回忆自己充满艰辛与磨难的少年时代,南存辉说:
“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
”1984年,南存辉与刚刚20出头的裁缝胡成中合伙,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
后来这家厂一分为二,一个是正泰集团,一个就是今天胡成中麾下的德力西集团。
相比起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鲁冠球、南存辉、胡成中等人,当42岁的宗庆后1987年还在拉着“黄鱼车”奔走在杭州街头推销冰棒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0多年之后,由他一手缔造的娃哈哈集团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
宗庆后1945出身于一个世家,为南宋名臣宗泽之后。
祖父曾为“东北王”张作霖理过财,并担任过河南省的代省长。
到他父亲一代因世事更迭家道突然中落,然而仍然维持着子弟风范,这便是以后的宗庆后不时散发出高贵、自负的气质之因缘。
时序轮回到“文革”,“惟出身论”一经出笼,宗庆后一切值得骄傲的家族史,一夜之间便成了黑王族的证明书,他被剥夺了入团的权利。
16岁那年,他便在老母亲的泪光中,独自打了个小包,远行谋生,到舟山去填海滩。
一车砖头来回接30里,只得到一角五分钱的一份夜餐。
15年荒芜岁月,便只为“生存”两字苦苦挣扎。
那个时候,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切都为稻粱谋。
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看到三轮车上坡时,还会情不自禁地下车帮忙推一下的缘故。
1979年,对于34岁的宗庆后来说是时来运转——顶替母亲回到杭州,但由于文化程度太低,当不了教师,他被安排到校办企业,每天也只得拉着“黄鱼车”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推销课本,卖雪糕。
命运似乎注定他与众不同,如果你给他一个翻身的机会,他会把所有的一切都毫无顾虑地押上,与你豪赌。
他就是这种人,也只有这种人,会明白“机遇”意味着什么!
回顾人生青年时代的这15年,宗庆后颇为感慨:
我在农场呆了15年,从17岁就进了农场,在农村也是比较闭塞的地方,看起来是虚度光阴了,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吃饭然后干活,干活吃饭然后睡觉。
应该说这15年,尽管是我人生当中最年轻,最有成长希望的大好时光,看起来好像在农村没有什么作为。
但我感到这15年,对我整个人生道路确实是有很大帮助的,至少这15年艰苦生活的磨炼,所以磨炼了我的斗志。
同时也能吃得起苦,同时也练就了比较好的身体。
所以为我42岁以后再重新创业,是打下了比较雄厚的基础。
这15年我也没有白去。
1987年的4月6日,一纸委任状任命宗庆后为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这一年,宗庆后42岁。
这个委任状,现在还放在娃哈哈的企业陈列馆里,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上,应该说这个委任状对宗庆后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个委任状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等于说是我们上城区教育局给了我机会。
那么他给你任命了一个小小的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的头衔,也是就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能够去施展自己的才能。
姜子牙的出道多少带点神话,而立之年才出道的宗庆后创造了一个“神话破灭时代的神话”,给了许多人勇气,成为大器晚成的典范。
其实,在这人世间有多少人一辈子都碌碌无为啊!
有一位年轻人曾经写信向宗庆后致敬,他说:
谢谢你给了我奋斗的理由。
我是企业家
(1)
细细分析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群落——浙商,研究者们惊讶地发现,这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
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浙商的实践有着许多经济学上的悖论。
采访过许多著名浙商的杨轶清在《浙商制造——草根版MBA》中将之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浙商侧重模仿,缺乏创新;
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
他们的产业大多属较低层次,他们的规模较小;
他们多是家族制;
浙商大多比较谨慎,趋于保守;
他们的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手里;
他们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高新技术;
……
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
然而,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与百事可乐难分伯仲;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雕牌洗衣粉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四倍。
“三无”起步、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的浙商,却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
人均资源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人均GDP多年稳居第一。
浙江民间经济极其活跃,企业家精神浓厚炽烈。
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来看,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以欧美企业管理体系为基础的MBA,自然也无法解释浙商们的实践。
而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远远逊色的草根企业,居然比国企、外资同行更有活力;浙商们“落后的低级的”企业组织效率却很高。
为什么会这样?
用一句话概括而言,就是他们在最合适自己的土壤里选择了最优化的选择,体现了最匹配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浙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奇迹般地崛起,是因为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
最好的老师,不是GE,也不是韦尔奇。
最好的老师就是我们自己。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浙商的活力,特别是浙江的企业家精神赞誉有加,吴敬琏说:
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非常有利于发挥华人的才能,浙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说:
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更赞誉说:
浙江人勤劳务实,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其活力和后劲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作为在浙江长大、在浙江发展、又从浙江走向全中国的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身上自然有着浙江人的一贯的精神,同时,在历经岁月的磨炼之后,宗庆后也体现着作为宗庆后个人风格的企业家精神。
宗庆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个性:
我这个人一向主张稳妥,我的原则是:
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做。
但是认准了的事,我这个人是不回头的,不管什么困难,我始终信心很足,勇往直前,办不到,转个弯再走,一定要达到目的。
讷于言而敏于行,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不搞噱头,善于学习,悟性极高,这是宗庆后给人的第一印象。
而在宗庆后沉默的外表里面,则有着不为人知的性格魅力。
宗庆后后来是这样解释“挫折”对于人生的意义:
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在修地球,应该说也在想怎么出人头地,怎么干一番自己的事业,也在拼命地动脑筋,怎么样去发展自己的人生道路。
年轻的时候挫折太多了,总是想做点事情,而且总没有机会,十几年下来在这方面比较小心、谨慎。
在创业以后挫折也很多,但是总的来讲也一个一个的把困难克服掉了,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失误。
生活中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
宗庆后曾经这样回答一位网友:
我想事业是最重要的,人一生几十年,默默无闻地过一生也就过了,做一点事业给后人留点东西,我认为事业比较重要的。
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跨国经营的企业家,取得如此成功的素质是什么?
宗庆后说:
我想这个人在事业上如果能成功的话,首先自己要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
什么梦想都没有的话,可能也不会去努力。
第二个我认为是比较勤奋,有坚韧不拔的勇气和精神。
人生道路上曲折很多,也很坎坷,也不是你所想像的那么容易,所以要做件事情可能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在挫折面前,要想清楚什么道理,要想什么办法争取上进,这样才能够把事业做成功。
第三,特别是年轻人创业的时候,不能太着急,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从人生开始谋生的第一天起,宗庆后用了15年光阴在农村度过,此后回到杭州做业务员又卖了8年的雪糕,而从一个校办工厂成为中国本土饮料企业的领导者,宗庆后只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
在人生前半段度过的“15年”和“8年”当中,宗庆后究竟从何处积蓄了何种能量,使他奇迹般地创造出一个饮料航母出来?
在这十几年中,曾与娃哈哈先后推出保健品的企业大都退出江湖,不知所终;而此后与娃哈哈曾同台对垒的饮料企业也有的黯然易帜、有的止步不前,更有的灰飞烟灭,独娃哈哈毫无倦色,三五年一个台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
宗庆后与娃哈哈的关系正如每一个创业者与他所创办的企业一样,今天的娃哈哈处处带有宗庆后的印记,可以说一个没有宗庆后的娃哈哈令人无从想像。
因此,当人们思考娃哈哈何以从一家小巷中的校办经销部成长为今天的庞然大物时,更关键的问题是:
是哪些因素造就了宗庆后?
而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与娃哈哈的发展相得益彰?
在农村一个是把身体素质锻炼好了,第二那个时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各方面的书籍也比较少,但是我也想办法多看点书,主要是《毛泽东选集》,感觉毛泽东有些思想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用的。
另一方面也是锻炼和培养了自己的意志,农场里也比较艰苦。
最主要的还是想做点事情,所以一直在努力,尤其在我后面的创业过程当中,早年的这些经验对我都有好处。
嗜书成癖,且无书不读;内向性格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韧性”,构成了宗庆后作为一名企业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据宗庆后身边的人讲,宗庆后喜欢读书几乎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而且读书范围之广外人根本无从想像——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中,案头总是图书环绕。
到宗庆后身边工作已有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助理焦长勇博士告诉记者:
“宗总有种能力,无论多厚的书他很快地翻翻就能把握住书中的核心内容。
”而娃哈哈的党委副书记何东洁则见识到宗庆后读书之广泛,她说:
“有时我们跟宗总出差,候机时宗总第一个去的地方肯定是书摊,而且什么书都买都看。
当然,宗总看得多的还是广告、营销、市场和企业管理这方面的。
”
读书已经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成了宗庆后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长达十五年的农场生活中,宗庆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也从不为了消遣与人聚谈,惟一陪伴他的就是书籍。
在“什么苦都吃过”的同时,在那个年代凡是能找到的书宗庆后也都读过了。
农场像一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死水一潭的生活让人几乎发狂,在这样的日子里,读书本身就成为一种目的。
回杭州后,宗庆后在几家校办企业做业务员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奔跑推销,这时的宗庆后一方面用业余时间自学函授大学,另一方面又在旅途的间隙无书不读。
实际上,阅读已成为宗庆后独特的自我修炼仪式,正是靠着这种仪式宗庆后进入了一个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大凡从底层起步者,若能成为优秀人物,有两道很难逾越的坎儿需要跨越:
一是心态,二是定力。
生活在底层,随遇而安和心态不平衡是两种最常见的心理状态。
随遇而安让人胸无大志,而心态不平衡又让人充满破坏欲望难以以建设性的心态对待生活。
阅读首先使宗庆后在心态上超越了卑琐的日常生活,具备了做大事的素质;另一方面,由于底层生活所限,让人很难有随心所欲的经历,而一旦发迹,机会和诱惑就会成为非常态,如果没有定力,很难抵挡诱惑而不犯错误,事业也终究昙花一现。
实际上所谓定力,一是对繁杂事件的把握能力,再是对自己能保持清醒的认识。
而正是阅读的过程培养了宗庆后善于思索的习性,在不间断的思索中宗庆后获得了如何理解事件核心问题的方法,正是这种直达事件核心的能力使宗庆后不为浮云障眼,同时广泛的阅读如揽镜自照使宗庆后能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说娃哈哈十几年的历史也是没有犯致命错误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了。
据说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也是这样一个人。
鲁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饭,不在外过夜,挤出时间都用来学习。
他每天从晚上7时到12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连外出开会也要基本做到。
因此,只读过初中的鲁冠球,已有60多篇论文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成为一个出口成章并著书立论、能写会说的“农民理论家”。
在宗庆后的下属单启宁看来,“宗总”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
多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使宗庆后练就了对环境的极强的适应能力。
而这种韧劲通常又会在暗中积累之后突然爆发出耀眼的火花。
现在我感觉没有什么工作失落的时候。
在农场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失落的时候。
我在农村待了15年,那个时候年纪轻,特别是自己总想出人头地,总想做点事情,那个时候没有机会,那个时候失落的时间比较多。
我想失落的时候不要因为失落而自杀,你要有一个必胜的信心,一个人要有一个坚韧不拔的勇气,碰到困难、挫折,想到的应是怎么去克服他。
我们这个企业的精神是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为什么当时提出这个企业精神?
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又穷又小,什么都没有,在一个小地方,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食堂,就十来个人,中午弄个煤球炉子自己蒸点饭吃,那时候弄个煤球炉子都受人家气,你说失落不失落。
在这个时候反而激发我们更加努力,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而且最后要人家看得起我们。
所以要勇于开拓,自强不息,因为那时候是校办工厂,谁看得起啊,什么都没有。
李嘉诚在谈到自己时曾说在谦和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骄傲”的心。
实际上能成大业者大都会有一颗“骄傲”的心,宗庆后也是如此,只是在他这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韧性和爆发力。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韧性和爆发力,宗庆后即便博览群书也难成为大企业家。
比如,被杭州上城区教育局任命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后,宗庆后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能力的平台,而他的韧性和爆发力也第一次展现出来:
当年的承包合同规定是4万元,但宗庆后却主动提高到10万元,这一点恰恰表现出宗“韧”的特性,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我就要证明给你看。
这实际上也显露出宗对自己有经商天分的自信。
单启宁认为,宗庆后真正的韧性和爆发力实际在非常可乐上表现最充分。
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时,宗庆后似乎成了自不量力的代名词,一时间“非常可笑”充斥于耳。
而宗庆后决定上可乐却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定位:
从全世界的饮料市场看,可乐占有最大的一块单项份额,娃哈哈要想成为中国饮料行业的领导企业,就必须要在可乐中切一块蛋糕。
所谓“韧”即源于此。
当然,上可乐也绝非只有雄心和赌一把的念头,娃哈哈自有潜在的优势。
时过境迁,现在看虽然当时的分析大致不错,但毕竟当时舆论一边倒,压力甚大,宗庆后如果没有一种“韧”性,非常可乐的动议也许会胎死腹中,不过数年,现在非常可乐的销售额已接近可乐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同所有的浙商一样,宗庆后也是一个极其讲信用的人。
我是企业家
(2)
宗庆后很守信用,说到一定要做到,否则最难堪的是他自己。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娃哈哈果奶问世之初,连续三天在《钱江晚报》刊登广告:
凭当天剪报可领取一打果奶,当时原以为不过只有八九百人会来领取免费果奶,没料到杭州城几乎万人空巷,领取者超过预期的数倍还多,以至于不得不借助警察维持秩序。
许多人被这场面吓得目瞪口呆,宗庆后虽大感意外,但随即表态:
无论损失多大承诺一定兑现。
这种爱惜声誉的特性使他要尽可能地为合作者、经销商、员工和娃哈哈的消费者着想。
娃哈哈人讲,宗总实际上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娃哈哈能到今天,就是这种追求完美的结果,而娃哈哈的目标,也是要做得更好。
娃哈哈能够健康发展首先靠的是诚信,对消费者负责任,对经销商负责任。
对消费者来说,是真正的、健康的、物美价廉的饮料。
这是我们十几年的努力才取得消费者的信任,不管是在哪里。
而且我认为中国的消费者很聪明,你要想骗人家的话最终还是骗自己。
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对老百姓的想法也最熟悉,所以你看我这个人是很随便的。
做企业要是没有一种对人负责的态度,愚弄消费者,我想这个企业是做不起来的。
我在卖的问题上也强调诚信,诚信是企业的立业之本。
娃哈哈能够持续健康地经营,是因为我们始终不忘“诚信”二字。
娃哈哈上马童装,许多童装的经销商同意向娃哈哈先打货款,是因为娃哈哈的信誉度高。
而我们在选择经销商的时候,也会对其在当地的信誉程度进行充分地调查。
据娃哈哈人讲,现在有很多经销商对宗庆后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娃哈哈上童装,许多老经销商二话不说过来就订货,搞得娃哈哈的人哭笑不得:
你能卖童装吗?
经销商却不管这些,只是说:
跟着宗总一定能挣钱。
对比一些后起的“娃哈哈模仿者”,宗庆后认为之所以大部分企业,最终都不能取得像娃哈哈一样的成功,关键在于后来者往往过多关注“利”,而忽视了“人”。
现在许多经销商,仍是十多年前就同娃哈哈合作的那一批人。
娃哈哈最早的一批合作者,有许多来自各地供销系统,如今不乏做到数亿的“大户”,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娃哈哈一道成长。
要保持这样长时期的忠诚度,宗庆后说,主要靠信誉。
同讲信用一样,节俭也是宗庆后这样的浙江企业家的共通“毛病”。
浙商的节俭是全国有名的。
浙商中有一句著名语录:
不去赚太好赚的钱。
浙商赚钱的原则就是通过降低成本再降低成本来赚钱,做的都是打火机、服装、小百货之类的低成本产品。
娃哈哈刚成立时,宗庆后对企业的管理事无巨细,一律亲自把持。
一位熟悉娃哈哈的浙江人介绍,娃哈哈内部所有的发票都必须在经宗庆后本人签字之后才能生效。
一天在宗的办公室外,大家排着长队请宗在发票上签字。
突然只听宗大声说:
“什么?
买十个扫帚还不去批发?
太浪费了!
”
宗庆后被任命为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后,虽身为经理,却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骑着一辆三轮车,一个一个学校去送货。
那时学生用品很廉价,2分钱一块的橡皮,6分钱一本的作业簿,每件只几厘钱的获利,但宗庆后不在乎这些,只要学校需要,随时都给送。
仅仅凭着这点,上城区不少小学的总务主任认定,这个经销部会发!
杭州的夏天是个大火炉,宗庆后抓紧时间做起棒冰、汽水的生意。
那时的汽水是玻璃瓶装的,瓶比汽水更重,还要回收,卖掉100瓶汽水,才有几元钱的利。
所以,做这生意可真辛苦。
正是这样一分一厘的积累,开始了宗庆后不起眼的创业之路。
他干得很累,也很开心,每天深夜放平全身酸疼的身躯时,仍在盘算今天的收获和明天的打算;他干得很有生气,凡与他打过交道的客户都为他的刻苦而感动,与他建立了长久的联系。
更重要的,宗庆后的榜样力量,使一支日渐壮大的员工队伍,从第一天起就形成了一种自觉的敬业精神,在这个群体中,一切为企业兴旺的事都值得去做,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李嘉诚先生曾经说过:
勤俭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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