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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维扬从《清华简壹》看古书成书和流传的一些问题
謝維揚.從《清華簡(壹)》看古書成書和流傳的一些問題.《清華簡研究(第一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35-342頁.2012年12月.
《清華簡(壹)》看古書成書和流傳的一些問題
謝維揚(上海大學歷史系)
自20世紀末以來,隨著新出土的古代文獻資料不斷湧現並得到研究,人們對古書的成書和流傳問題越來越重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看法。
對於完整理解古代文獻形成過程和所具有的史料價值問題有重要意義。
《清華簡(壹)》的出版又為我們思考這一問題提供了更新、更好的材料。
在這方面,《清華簡》所反映的一些問題是以前的資料中還不很明確的,因此極其珍貴。
對於古書成書問題的流傳和關注,主要是是源於對古書價值判斷的需要。
因為如果對古書實際形成的過程理解不準確,那麼對其價值的認定也很難做到正確。
迄今人們關於古書成書和流傳問題論述的重心,是指出中國上古時期成書和流傳的過程絕不類於中古以後的情形,而要比後者複雜得多。
在此我覺得仍應該提到李學勤先生早年的《對古書的反思》一文,以及李零先生的《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是在這方面講得比較早、也比較明確和充分的兩篇論述,它們都著重指出了這一點。
兩位學者所提出注意的古書成書和流傳過程中的許多重要特點,在人們還無法接觸新出土古代文獻實物的時候,雖已有人根據對傳世文獻特征的仔細體會初步看到了,如余嘉錫對古書體例的研究,但是在對新出土文獻資料分析的基礎上坐實這些看法,並且總結出新特征,其意義自然更大。
而這些特征有很多在《清華簡(壹)》的材料中也都可以得到更明確地印證。
例如李零俱余嘉錫研究提到的“古書多無大題”的問題,在《清華簡(壹)》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清華簡(壹)》的多篇應屬於《尚書》或《逸周書》的文字,無一有“書”大題。
有的甚至缺篇題,如《尹至》、《尹誥》(《尚書》)、《程寤》、《皇門》(《逸周書》)等。
但也有有篇題的,如《耆夜》。
李零認為古書不題大題與古書多單篇流行且分合無定有關,應該是有道理的。
而單篇文字著或不著篇題看來還應該有進一步的原因。
《清華簡(壹)》中還發現一些篇目有篇題,然不同於傳世本,如《金縢》在原簡簡背上是有篇題的,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逸周書》的《祭公》,在原簡正面下端有篇題“祭公之顧命”。
這又應該反映了古書在成書過程中的一些更複雜的情況。
再如李學勤歸納的產生和流傳中須注意的“十種情況”中的“異本並存”情況,在《清華簡(壹)》中也有絕好例證,那就是《金縢》與傳世的金文《尚書》本同名篇目顯然是同一篇文字,但兩者還是在一些地方有重要差異,但它們分別都做成了並顯然同樣都有一定程度的流傳,在一定時間形成“異本並存”。
《耆夜》則反映了與《詩經·唐風·蟋蟀》可能一度並存的“異本”(對《金縢》和《耆夜》下文還將作討論)。
而在對古書成書和流傳問題認識上最重要的一點,即“古書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長的過程”(同時也是很複雜和糾纏的過程),在《清華簡(壹)》中可以說也得到了完全的、進一步的證明。
由於有了《清華簡(壹)》這宗資料,也促使我們在古書成書和流傳問題上連帶想到了一些問題,可能對完整瞭解古書成書和流傳問題有意義。
以下我根據對《清華簡(壹)》的初步瞭解,談兩個不成熟的想法,還望個方家予以指正。
一、古書文本形成的複雜關係
近些年,由於可直接觀察的古書資料實物日漸增多,人們對古書的真實面貌,包括形式與內容,以及種類和文本特征,都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但有一個問題迄今還是極不明朗的,即現在人們所看到的這些古書資料實物,作為真實存在過的某種文本,其相互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也就是說,在這些文本中,是否存在某些具有特殊的、類似於今天所謂“版本”意義的“定本”或“標準文本”?
如果有,我們又將如何將其從其他只用於普通實用需要的眾多隨意性抄本中區分出來?
從目前對出土的古書實物資料瞭解的情況來看,要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還非常缺乏基礎。
這可能是古書研究者所共同感覺到的。
換言之,對所有這些出土的古書資料文本,現在還完全無法對其實際使用的性質作出分別。
上文提到的李學勤關於古書成書和流傳過程中“異本並存”現象的論述,實際上也反映了這一觀點。
因為既然說“並存”,便意味著相關文本在所說的時間里有可能是地位相當的。
李先生當時所提到的例證多涉漢代初年,如說馬王堆“帛書《周易》與傳世本經文是並存的(而不與之雷同——引者)”,“帛書《老子》先《德》篇後《道》篇,曾引起學者驚異,而今傳河上公本也不是晚出的,漢初也可能存在”。
但如果漢初尚且如此,則早至於先秦,就更不可能反而有所謂“定本”了。
所以李零曾說:
“我的印象,戰國秦漢的古書好像是氣體,種類和篇卷構成同後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規程漸趨統一;宋以來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刊刻之誤。
”按照這個表述,中國直到漢代,距形成使古書定型的做法還很遠。
不過這個比喻可能稍有點過,因為我們也知道至少從西漢後期開始已有對“官方藏書”整理的過程,如李零先生也提到的“向、歆”對古書的校訂等。
所以漢代本身在這方面可能也有一個變化過程。
但是對漢代以前古書成書和流傳的認識,在所謂“定本”的問題上,確實還沒有任何可供我們確切辨認的基礎。
《清華簡(壹)》在這一點上為我們提供了了新的、更有力的討論材料。
《清華簡(壹)》編爲《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帶王之志(金縢)》的一篇,通篇文字與《尚書·金縢》“大致相合”,整理者認為“當係《金縢》篇的戰國寫本”。
所謂“寫本”,或有排除其作為“定本”的意義。
但對於簡本與傳世本內容上的差異,李學勤有一個評論,即根據簡本裏面“沒有傳世《尚書·金縢》中涉及占卜的文句”,推斷“清華簡與傳世本《金縢》應分屬於不同的流傳系統”。
順著這個思路,或許還可以再進一步推測這個差異可能甚至是緣於兩者屬於不完全相同的做成系統,即簡本一開始就可能在文本做成的某個環節與傳世本分道揚鑣。
廖名春先生曾經非常有根據的指出簡本在內容和文字上“晚於今本,劣於今本”,以及“今本詳盡而竹書本簡易”。
但從清華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況。
如《清華簡(壹)》的《皇門》,整理者認為應就是傳世的《逸周書·皇門》的異本,而且“簡本文通字順,顯然優於今本,可用以澄清今本的許多錯誤”。
因此,簡本與傳世本在記述質量上的不同似乎不是系統性的問題。
同時對《金縢》的情況而言,儘管有廖先生指出的事實,有一點還是不得不看到的,那就是即使優於簡本的今本早已做成並流傳,,卻不阻礙簡本照樣形成並有流傳的空間。
那麼在傳世本已經形成并流傳後,為什還有簡本的出現和流傳,還是值得注意的。
因為只要我們還不可能確定的從古書文本資料中辨認出不屬於所謂“定本”的鈔本或“寫本”等,那麼推測在傳世本已經形成和流傳的一段時間裏,在兩者之間還不存在孰爲定本、孰爲普通鈔本的問題,就應該是可以考慮的。
李學勤說“清華簡與傳世本《金縢》應分屬於不同的流傳系統”,實際上就是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內不堅持在這兩種文本中討論孰爲定本的問題,因為在古書發展的較早時期很可能這個問題還沒有出現。
在這方面,令我們注意的是,《清華簡(壹)》中有些古書內容上的一些細節似乎支持做這樣的推測。
例如《金縢》對於周武王居東的記載是“周公宅東三年”,而傳世本說的則是“居東二年”,與明確說周公東征“三年”的《詩經·豳風·東山》不合,曾引起各注家異說紛紜。
因此對於簡本,李學勤和廖名春都認為它對以“居東”爲東征的孔傳有證明的作用,同時我們還可以說比較傳世本,它也更與《詩》的記述相一致。
而如果今本《金縢》是有所謂的“標準本”意義的文本,這種情況似乎不太會出現,尤其是如果簡本還晚于今本的話。
簡本《耆夜》……所以整個《清華簡》反應的全部情況很可能只是:
當戰國中期簡本《耆夜》還在流傳的時候,傳世本《蟋蟀》即使已經形成卻也不過只是同樣在流傳而已,並無更多的特別意義。
總之,清華簡內容對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啟示可能就是進一步表明古書成書和流傳過程中不同文本間版本意義上的關係是極其曖昧和複雜的,也很可能在很長時期內都並沒有出現版本學意義上的所謂標準本和定本的問題。
二、古書成書和流傳情況中史料學的要求
前文說過,,面對越來越多湧現的原始古書文本資料,尤其是對早期(戰國時期)眾多新出土古書文本的實物,為了討論古書成書和流傳問題的需要,學者們曾非常急迫的找到證據,從各種古書文本的不同表現中,有力的區分出可以看作具有版本學意義上的“標準本”或“定本”性質的文本。
現在看來,這不僅事實上迄今未能做到,而且很可能這個問題本身至少在古書發展的早期階段上是不存在的。
這是讀《清華簡(壹)》後我們進一步明確形成的一個認識。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從古史研究的立場出發,作為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學概念的一部分,對於古書成書和流傳問題的研究也應該相應的調整它的重心和路徑,這樣也總是使古書研究更好服務於古史研究的做法。
對此我也結合《清華簡(壹)》談這樣兩點:
(一)古書成書與流傳研究的要點之一是探究不同文本之間可能有的複雜聯繫
由於上面談到的古書文本間關係的不確定性,因而很難通過確定特殊文本的方法來幫助檢驗古書內容的價值(至少在先秦很長時期裏有這個問題),因此即使無法簡單確定這些文本間關係的性質,我們也可以特別注意對古書各文本間所有可能的聯繫的探究,通過它們來幫助認識其有關內容的價值。
在《清華簡(壹)》中有一個與此有關的比較極端的例子,即新發現的《尚書》文字《尹誥》。
整理者認為這就是原古文《尚書》中的《咸有一德》篇,《尹誥》是《禮記·緇衣》(包括傳世本和郭店、上博簡)所引的篇名。
但其內容與孔傳本古文《尚書·咸有一德》完全不同。
因此整理者非常確定孔傳本《咸有一德》“確如宋以來學者所考,係後世偽作”。
現在仍有學者對晚出古文《尚書》的性質在做較為保守性的分析,對於《咸有一德》則力主並非“魏晉人所造”。
這可以說是有關兩個性質很可能極端相對的文本關係的例子。
就我們的理解來說,對於所謂晚出古文《尚書》品質這個問題,清華簡《尹誥》的出土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它在整體上是後造作的可能。
但是我們現在不對晚出古文《尚書》性質這樣太大的問題過於簡單的來評論,我想說的是研究者仍然需要這樣一些情況,即在上述研究所涉及的多宗不同古書文本裏面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共有的內容元素的。
比如清華簡的首句是:
:
“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禮記·緇衣》所引(稱《尹吉》)作:
“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郭店簡和上博簡《緇衣》作“允及湯”(上博簡假作“康”);而孔傳本《咸有一德》則作“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從鄭玄《禮記》注和孔穎達《尚書正義》的說法來看,鄭玄並沒有看到過《咸有一德》,因此簡本《尹誥》的文字在漢時的大抵是失傳的,而簡本的做成和流傳都在此之先,不可能僅從漢時的《禮記》之類的片段中獲得底本,然而它卻同《緇衣》(包括傳世的和或後出簡本的)所引文字契合,表明是有某種很複雜的聯繫串聯起這些文本。
即使對於孔傳本《咸有一德》,由於它畢竟包含了與上述各不同文本契合的“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一句,其與這些文本間可能有的某種聯繫也是值得研究的。
前人對《今本竹書紀年》的此類研究就是一種有益的經驗。
總之,上述這些不同文本各自的來源及其關係儘管還可以有進一步的研究,但它們擁有某些共有的內容因素這一點還是說明它們在各自成書和流傳過程中是有某種聯繫的,這是值得注意的。
從史料學的立場上看,重要的當然是對文獻中內容元素價值的確定。
因為在古史研究中用到的最終還是這些內容元素。
因此即使面對在質量判斷上很有問題的資料如晚出古文《尚書》,還是可以做更細緻的研究。
這同上文針對古書早期不存在“定本”或“標準文本”的問題所提出的一樣,目標就是不錯過不同文本中很可能包含的有用元素,反過來也會有助於更準確復原古書本身形成和流傳的複雜過程。
從這個意義上說,古書文本的比較研究非常重要,包括對不同文本間可能有的各種聯繫的仔細研究。
(二)在古書成書和流傳研究中,應加強對古書內容元素活動的研究
由上述討論自然得出的一個體會就是:
從古史史料學的立場上看,對於古書文本問題的研究並不是建立史料學合理概念的唯一重要的基礎,應該在深入進行古書文本問題研究的同時,十分重視對古書中內容元素問題的研究,包括對這些內容元素在不同文獻文本中運動的情況和意義的研究。
《清華簡(壹)》中的《尹至》一篇,整理者說:
“簡文記述伊尹自夏至商,向湯陳說夏君虐政,民眾疾苦的狀況,以及天現異象時民眾的意願趨向,湯和伊尹盟誓,征伐不服,終於滅夏,可與多種傳世文獻,如《書·湯誓》、古本《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等參看”,此外還指出:
“一些語句特別近似《呂氏春秋》的《慎大》篇”,謂《慎大》作者“曾見到”《尹至》或類似文獻。
李學勤以這篇文字“體裁屬於今傳本《尚書》中的《尚書》”。
《尹至》是今傳本《尚書》各文本均未得見的,廖明春也說“如果以內容名篇,也可以稱之為《尹猷》或《伊尹謀夏》”。
(廖明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
所以,作為文本的一系列問題,對於《尹至》還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但這完全不會導致對《尹至》內容價值的低估。
整理者指出的《尹至》與自《尚書》開始、直至漢代的一系列古代重要典籍中古史內容的呼應,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在合格的方法上,合理的解釋這些在不同古書文本中活動的內容元素的原始意義,是可以為我們構建出另一種規格的史料基礎的。
實際上早年顧先生等“疑古”學者非常依賴於考察古書內容元素活動的方法,所謂“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的主要方法就在於此。
但如果將此方法孤立的運用,而不令其建立在對真實的古書文本問題分析、研究的基礎上,那便很不可靠,所引導的結論很容易鑿空。
所以我們今天提出要重視對古書中內容元素活動的研究和考察,完全不是對“疑古”方法的重提,而是針對早期古書文本實際上的複雜關係,力求將觀察古書內容構成作為一個補充的角度,爲判定古書質量提供依據。
《清華簡(壹)》整理者對《尹至》的上述介紹,我認為正好反映了重視研究方法的這種意識。
前文提到過,一些談論過古書成書和流傳問題的學者,都說及古書多單篇流行以及分合無定等特征,不久前馮勝軍先生還專門說到在古書成書和流傳過程中還有一種所謂“往往會被不同的文本‘捕獲’”的“處於游離狀態的章節”存在的情況。
所說的“游離的章節”實際上與我們所說的內容元素已經接近。
大家提到這些現象,說明意識到雖然所有這些都與完整的文本形態有距離,但卻是古書發展中的重要現象。
隨著對於古書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也許會越加要求我們重視對這些情況的掌握和探究,而這也是《清華簡(壹)》對我們的重要啟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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