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明的民俗风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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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明的民俗风情

关于三明的民俗风情

　　客家人的话一般的习俗是:

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是灶神上天的日子，家家户户把锅台洗刷得干干净净，傍晚点烛烧香放鞭炮，用酒、米、灶糖、灶饼等素供祭祀灶神，据说是为了堵住“灶君”的嘴，要他“上天奏好事，回宫保平安”。

“送灶”时家家还点盏竹制的“八卦灯”，一直燃到正月十五才熄灭，称为“长明灯”。

　　大年初一，大人小孩凌晨即起，穿戴一新，鸣炮开门，以图开门大吉。

尤溪人在早餐前要煮生姜红糖茶先吃“甜头”。

早餐皆为素食，或线面、或汤丸，象征长寿、团圆；沙县早餐必有大蒜、豆腐、红头菜（菠菜）等，寓新年诸事合算、富足、开门见红之意。

旧时初一，人们往往上寺庙谒诸神、拜祖宗，祈求平安；乡邻见面，彼此拱手作揖，互道“新年好”、“恭喜发财”；这一天，大人小孩都禁止讲不吉利的话。

如碗打碎了，要说“碎（岁）碎（岁）平安”；小孩摔跟头，说“拾元宝”；受伤流血，称“见红有喜”……初一上午，将乐某村群众还有到水井、溪边争挑第一担水之习俗，叫“考头水”，寓新年事事第一。

　　从初二起，人们开始走亲访友，互相拜年。

一般拜年者不能空手，要带糕饼糖果之类，给长辈要带红糖，拜年者返回时，主家要回送同等价值的礼品，叫“礼尚往来”。

　　三明市;民俗风情;沙县肩膀戏

　　提起沙县，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风味小吃。

如今沙县风味小吃成为品牌，无论你走南还是闯北，哪个城市都有沙县风味小吃红红火火地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

殊不知，沙县引人注目的又岂此风味小吃？

沙县肩膀戏以其别样妖娆的地方风韵、童趣盎然的独特魅力不仅走出了山门，还漂洋过海，饮誉八方。

　　肩膀戏，亦称肩头坪。

据《沙县志》记载，清朝宣统年间，沙县民间的戏剧十分活跃，各个戏班竞相演出。

时有“玉枕轩”的领班连细狗别出心裁，创新出一种小孩子站在大人肩膀上表演的肩膀戏。

演出时，由8岁左右的孩童站在大人的肩膀上表演，小孩负责唱腔、头部表情和双手动作，大人负责台位变换的腿部动作。

戏有生、旦、净、末、丑之分，小孩担任什么角色，大人就走什么台步；小孩原本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平时又训练有素，站在大人肩上不仅不怯场，而且唱起来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演起来招形式有致、维妙维俏。

大人更不含糊，或跑、或跳、或碎步、或弓步、或垫步……根据剧情需要，与肩上小孩巧妙配合，上下默契，浑然一体。

　　沙县肩膀戏，是全国别具一格的民间传统艺术。

演技奇特，唱腔动听，兼容各调，场地不拘，素有“肩膀上的民间艺术奇葩”之美称。

它早先采用民间最流行的小调打花鼓演唱《小放牛》、《补缸》、《花子过关》等剧目；后来采用南词曲调演出《赶船》等戏；后面又发展到演出《黄鹤楼》、《平贵别窑》、《四郎探母》等京剧折子戏。

过去每当逢年过节，肩膀戏都要走街穿巷演出一番，所到之处，无不备受欢迎。

　　如今欣逢盛世，沙县肩膀戏再度焕发青春，推陈出新、博采众长，以崭新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2001年元月23日下午（除夕），沙县肩膀戏剧团参加了在澳门议事亭前地广场隆重举行的“万家喜庆贺蛇年”的开幕式表演，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何厚铧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

当地记者在专题报道中写到：

“对本地居民来说，肩膀戏是较为少见的文艺节目，约五六岁的小孩站在壮汉的肩上，穿着戏服边唱边舞，在悠扬的乐曲中演戏，是一种高难度的特别戏种。

”同年下半年，沙县肩膀戏剧团又带着《猪八戒巡山》等新剧目，参加了中国第五届民间艺术节，荣获了金奖殊荣。

　　三明市;民俗风情;茶东坑鱼子灯

　　在泰宁城区每年元宵夜晚的灯火中，茶东坑的鱼灯最让人赏心悦目，因而倍受人们的青睐。

　　距县城仅二十华里的茶东坑村，座落在四面环山，风光秀丽的小盆地之中。

现在全村一百二十多户，四百九十多个人口，居住高度集中，全部姓邹，属宋进士邹位博支下第三世三九公原为始祖的一个兴旺家族。

这个村到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发迹历史。

凡来过此地的人们，无不为村之青山绿水人之热情好客而感叹不已，赞曰：

“这是一块极为难得、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风水宝地。

”

　　这个村地势较高，山多岭大，世世代代以种田为业，人们劳作很不轻松。

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为了消除劳作疲惫，庆贺当年的丰收，祈祷来年的吉祥，每年的正月总要用上几天时间开展以自发组织，自己制作，自行排练，自我欣赏的群众性的玩灯活动。

这项具有很强娱乐性的民间鱼灯活动，始自清朝道光年间，因为群众已把它视为揽胜纳祥的传统习俗，故生命力很强，到今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久盛不衰，远近闻名。

　　茶东坑的鱼灯不象其它灯种一旦做成可用上几年，而是一年一换，逐年提高，不断创新。

因此，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和欣赏价值。

做一盏鱼灯虽然并不很复杂，但工艺要求都十分讲究而精细。

　　首先是用上等竹子材料做鱼灯模型，鱼头和鱼尾至关重要，为单独制作，此材料要削得细腻而光滑，使之做成之后拼起来有着很强的灵活性和真实性。

两片面鳃要精心制作，其框架弯曲度全靠制作人的灵性和手感来掌握，以做成匀称准确的头尾模样。

　　其儿，是鱼鳞剪花，这是一项很细致的工艺，极讲究分寸和平直。

鳞花材料是采用很薄而光滑的红纸，在红纸上裁剪鳞花是用锋利的剪刀来操作，鳞花既不能剪太祖也不能剪太细，其粗细要与模架大小相吻合，即与整条鱼的大小成恰当的比例。

　　第三，是粘贴鳞花，这道工序要特别细心，操作顺序是：

先在做好的骨架模型表面粘上浆糊，然后贴上一层易透光且很薄的棉纱白纸作衬底；接着在白纸上面贴上已剪好的鳞花纸片，贴花时要用两手将鲜花纸片拉紧，但要控制好力的适度，以免把鳞花拉断，眼看拉出了明显的鳞花才能贴上，这样一片片鳞花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让人对鱼鳞产生一种直观和立体的感觉。

　　第四，是点眼，描鳃和画翅，这项工序要有一定的美术工艺基础，一般是由艺高手巧的做灯师傅统一掌握，用红、兰、黑三种浓淡不同的颜色描绘而成。

　　第五，是装灯照明，鱼灯是在夜晚这个特定的时间里活动，之所以称其为“鱼灯”，顾名思义就是鱼和灯的结合。

这两者是互为作用，相辅相成。

灯是装在鱼腹之中，夜间借助灯光的作用，将鱼的外形特征和活动情景衬托出来，即前面讲到的让人产生直观和立体的感觉。

灯的制作很简单，是在一个杯子里盛上白米饭和茶油，再放一块古代使用的中间有个洞的铜钱片，洞中穿插一根白带子做灯芯。

由于燃料是采用真茶油，故灯一点燃就会散发出一股股香味来，这种照明灯也叫“茶油灯”。

最后是上根手提的竹子把柄，这样一盏鱼灯就全部完成。

准确地讲，茶东坑的鱼子灯是“鲤鱼灯”，人们还称“吉祥灯”。

　　茶东坑每年玩的鱼灯，都是由各家各户制作和出灯，但制作是集中统一起来，制作时间一般是在正月初四至初六日这三天进行，制作时有专人讲授做灯的基本常识和技术要领。

所以每次做灯既是完成制作任务的实践过程，又是取长补短、观摩学习的极好机会。

鱼灯做成后各家都挂在自家的神台上，每晚把灯点亮，以展示自家的辉煌和吉祥。

正是采用这种集体方式，体现了客家能做灯，人人能玩灯，因此，这个村群众性的鱼灯活动能始终做到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勤劳而有智慧的茶东坑人，不仅鱼灯做得非常漂亮，而且鱼灯也玩得十分高明。

他们之所以喜欢玩赏鱼灯，是由于他们与“鱼”结下了不解之缘。

俗话讲的“鱼水情深”这句话，无不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灯龙由鲤鱼灯、熊鱼灯、五角星灯和毛主席像灯四个部分组成，其毛主席像灯和五角星灯是解放后才解放后才增加的，增加这两种灯是意味着茶东坑人从黑暗的旧社会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从此翻身作主得解放，以表达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的恩情。

灯龙排列顺序是：

最前面是一盏毛主席像灯为灯首，其次是一对五角星灯和一对熊鱼灯，接着是数十盏鲤鱼灯相继排列。

掌灯的领头为五人，由大家推选年纪大、声望高，而又技艺好的人担任。

所有掌灯人都有一种高度自律的责任心，这就是心态善良，思想集中，精力旺盛，动作整齐，各自把关，既要把灯舞得活灵活现，又不能出现烧灯现象，确保欢乐、生动、热闹、安全的娱乐风韵，以展示兴旺、发达和吉祥的美好前景。

在每年正月十五这个欢乐的夜晚，当人们酒足饭饱之余，家家户户都出灯，男女老少都出门，鱼灯领头人一声号令，掌灯的年轻小伙子个个都喜笑颜开，把自家的鱼灯举出来，以昂扬的姿态，纷纷加入灯的行列，一瞬之间就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灯龙。

于是，长长的灯龙，再配上“茶东坑、茶东坑、茶东坑坑茶东坑”铿锵动听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使茶东坑这个小小的村子，倾刻就沸腾了起来，真是灯如龙，人如流，歌如潮，好是一派热闹非凡局景象。

茶东坑村有一个合族共用的宽畅大厅，这个厅的中柱梁高五点五米，宽六米，长六点六米，面积达三十九点六平方米。

这厅世称古老的祖厅，见全村的婚丧喜庆等一切大事活动都在这个厅里举行。

当然，正月十五日元宵夜晚的鱼灯无不例外也是先在大厅活动。

舞灯在震天动地的三响“三品铳”声中开始，这时排好的两列鱼灯，从大门前左右两侧同时进入大门，厅上鞭炮阵阵，锣鼓声声，鱼灯对对，表演非常好看，场面极为壮观。

鱼灯在厅上舞过一阵后，再延伸到村前露天空坪上，此时只见鱼灯越演越烈，鞭炮越放越响，锣鼓声、鞭炮声和“三品铳”的巨响声交织在一起，前后持续两个小时的鱼灯活动，使整个村庄充满了灯火辉煌，色彩斑斓，人心涌动，热闹异常的气氛。

是啊！

一年伊始，人们的喜悦、欢乐、祝福和吉祥，以及美好的理想和寄托，似乎都凝聚在这片欢乐之中。

鱼灯在本村玩过之后就进入县城，把鱼灯活动推向高潮。

进城的时间没有统一规定，有的年是在初六、初七两个晚上，有的年是安排在元宵佳节夜晚。

进城这天，掌灯队伍早早就吃上晚饭，经准备一番就急忙下山，沿途一路欢歌一路灯，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县城。

历来茶东坑的锣鼓打得很有名气，因为他们的锣鼓旋律动听，节奏鲜明，起伏不断，远近耐听。

尤其是在他们的锣鼓声中，还有一段声响近似“茶东坑”这三个字的谐音，因此在远距离之外，一听锣鼓声音就知道这是茶东坑的鱼灯来了，往往是鱼灯未进城而锣鼓声音先进了城。

城里人一听茶东坑的鱼灯来了，无不喜出望外，于是男女老少都拥上街头赏灯去了。

鱼灯队伍对城里人的献演是慎之又慎，因为他们有心要以自己别具一格的鱼灯风姿，让城里人一饱眼福，使他们能度过一个欢快的元宵夜晚。

为此，茶东坑的鱼灯队伍遵循鲤鱼在水中生活习性和游水动作，按戏游、结伴、冲浪、出水和跳龙门五大排列动作，进行完整的表演。

特别是鲤鱼跳龙门的场面尤为形象生动，只见成双成对的大红鲤鱼露出水面，由低而高，再腾空而起直跳龙门场景，使一盏盏鱼灯格外显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再加上锣鼓的紧密配合，更使全场演出产生一种动作紧凑，节奏鲜明，热闹异常，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此情此景，让人很难相信这是灯，简直就象水中畅游的活鱼，真是把鱼灯演活演绝了。

观众反映说：

观赏茶东抗的鱼灯，无不使人觉得这是一种艺术享受。

　　三明市;民俗风情;客家情歌

　　三明客家，是山歌的故乡。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一批批中原汉人，为避战乱、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纷纷南迁；历尽艰辛，来到了闽西北这块世外桃源栖息繁衍。

千百年来，客家祖先和土著百姓和平共处，并将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互为交融渗透。

为传递心声，抒发情感，创造出许许多多极富特色的客家山歌。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三明民歌与地方民俗风情融为一炉，带着泥香土味，成为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尤其是客家情歌，以炽热、健康的情感，形象、生动的比喻，风趣、洗炼的语言，表达了青年们对爱情的追求、对幸福的憧憬、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对封建婚姻的反抗。

有如清泉，沁人心脾。

　　客家情歌大多七言，隔句押韵，有四名式，也有段体结构，形式多样。

还有对唱、盘歌等，倍受群众喜爱。

　　三明市;民俗风情;石壁风俗

　　令客家人瞩目的弹丸山村石壁，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关注，不仅客家学者纷至沓来寻访奥秘，慕名而来的游人更是络绎不绝，都想领略她的异彩风姿，撩开她神秘的面纱，尤其令人神往的是石壁的民众风情，任人咀嚼无穷、寻味万千，使我们联想着中华古国源远流长的璀璨文化，客家人坚执的信念和至今遗留在石壁的中原风俗。

无论研究石壁、或研究客家，都应从研究石壁的风俗民情入手，以提示她深奥的文化内蕴。

研究风俗，旨在“探索近代的社会制度、风俗与信念之起源，并剖析影响于国家生活的各种民风与行为的动机”。

探讨石壁风俗，其目的也在此，却也是一切学问中“最有兴味，最有价值的一门学科”。

　　一、石壁风俗的形成

　　风俗最显著的特点是民众性、传承性、地域性、稳固性。

某项风俗在民间形成之后，便成为一地人民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

然而一些有违当朝政法社会制度的风俗，历代封建统治者虽曾严格限制，但在民众心里扎下深根之后，却也是一代一代传承，很难改变。

即使在苛严政治制度桎梏下有所收敛，但一旦社会制度发生变革，又重复兴起，由此观之，风俗对于一地政治、社会有着深刻影响。

这正是阐明，石壁独特风俗形成之后，经过漫漫的历史长河和一次次政治风云的冲击，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能够延续至今，保持中原古风俗的遗风，其根本原因是它的稳固性和传承性，在民众生活中形成道德行为的规范。

石壁风俗是中国民间文化、社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影射着客家人特殊的精神风貌。

　　隋唐之际，由于战乱、灾荒或政府奖掖等诸多因素，中原汉人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批批向南逃亡，在南迁过程，大多曾滞留石壁。

尤其第二次唐代大批移民中，在石壁定居时间长、人口多，为石壁风俗的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陈运栋教授《客家人》中指出：

“自从经过一次战乱之后，客家移民的主力，遂由长江南岸迁移到赣南山地，后来就以宁化一带为据点，向闽粤赣区拓植。

”大量移民的涌入，多来自中原，有较为相同的风俗，如婚庆、丧葬、生产、生活、服饰、语言、岁时节日等，都有其中原地域的广泛性。

　　石壁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石壁的风俗不是孤立的。

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壁风俗形成的重要基础上早在千多年前深埋在地下的如淮土乡淮阳赤下窑的唐代古窑址的古瓷器标本等出土文物，用古老、沉默、刚毅的语言证明石壁历史的久远。

　　石壁究竟何时有人类居住？

笔者未曾读过这方面的资料。

以福建人类活动历史推算，唐之前已有人类活动的史迹。

至少也有三四千年。

有关福建先民的记载，据先秦典籍《周礼·职方氏》称：

所谓“七闽”，毫无疑问，包括石壁在其中。

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

是有七支不相属的闽部族。

许慎则认为，是南方百越中活动在东南的一支，是以崇拜蛇为图腾的部族。

《史记》《汉书》称：

“福建先民习于水性，便于用舟。

”《汉书·严助传》谈到闽越国时云：

“越方外之地，发文身之民也”。

这些记载是不是与石壁先民有关，笔者不能武断地证示。

可以肯定的是客家人大量涌入石壁之前，石壁曾是土著人繁衍生息之地。

不论土著人口多少，他们在生活过程，形成了较为古朴的原始习俗。

由于大批汉人来自中原，栖居石壁，冲击着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俗，从石壁风俗中至今遗存的“夤夜抢亲”、“蜡烛火种”、“背抢新娘”，无疑是石壁土著成为社会抢新的遗风和对火神的崇拜。

这是一种土人文化，也包含了客家南迁的移民文化，经过中原文化的播衍，在长期历史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形成。

石壁风俗发展的根本性在于它接受、继承了中原正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冲撞，吸引了多种养份而丰富发展起来，不仅继承着儒家风俗的传统，又渗透、融合迁移地区和当地土著的风俗。

尽管大批的客家先民纷至沓来，反客为主定居石壁，却不能排除土著民风的渗透。

汉人和土著民俗民互相的融合、渗透，使一些比较单一的民俗事象呈现出丰富和多元的内涵，形成了石壁独特的民俗色彩。

而后，土著逐渐被同化，演绎为客家文化来主导石壁社会的发展，客家人构成石壁的主体，构成客家文化的形态，这是形成石壁民俗的基础。

　　石壁独特风俗的形成是基于如下条件：

1、地理条件。

石壁有一块约200余平方公里的偌大盆地，水草肥美、森林茂密，有蛛网般的溪河，为闽江、赣江、韩江的源头。

与江西古城交界处有武夷山脉南段为屏障，距石壁不上10公里的站岭系闽赣两省主要通道，有大片土地可供开垦，有偌大盆地可供居住，地理条件优越。

2、历史条件。

隋大业间（605～617）巫罗俊随父由南平到黄连峒（宁化古称）定居。

巫罗俊率众在石壁地区垦荒造田，“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将林材运往长江下游各地销售，沟通、促进了石壁与长江沿岸城市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建筑城堡、抵御土寇、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吸引了客家先祖在此定居。

3、交通条件。

由于武夷山脉的阻滞，远离频仍战乱，不听枞金伐鼓之声，很少与其他民系、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联系，形成长期的封闭状态。

由于众多中原先祖聚居一处，使中原各地风俗经过渗透、融汇，衍化为石壁独特风格，在漫长的岁月长河，固守一方乐土，保持中原古朴民风，充分表达了小生产顽强的特性。

　　二、石壁风俗从哪些方面保留了中原古代的遗风呢？

　　1、从婚庆上。

婚姻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基础，是人生的最大美事，自古有“同姓不婚”的条规。

石壁婚姻基本保持中原古风，主要形式有聘娶婚、招赘婚，童养媳、等郎妹、姑换嫂、纳亲、冥婚等。

解放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纳妾和冥婚已经革除。

石壁婚姻，大体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大多是包办婚烟。

婚俗的礼仪也再现中原古风的繁文缛礼，主要有：

开生日、送果子、送日子和归亲。

结婚后三朝回门、五朝下厨、六朝洗手、满月送藤盘等，延续至一个月，喜庆高潮才悄然消失。

石壁闹新婚还有一个奇特习俗，即新婚夫妇洞房花烛夜，经过“闹房”之后，洞房四周、门外窗口还簇拥着一些人偷听偷看的习俗，甚至有人悄然躲进新房偷走新娘的绣花鞋，待第二天归还原主，新娘得陪一桌酒席，预示吉祥之意。

　　由于几百年间，石壁人口量外迁，各姓系民大多离开石壁，只留下张姓在石壁定居，成为石壁主要姓氏，经过数百年繁衍，人口逐渐增多，“同姓不婚”却囿限了子孙的发展。

他们无法向更远的外姓人氏联姻，婚姻终成了张姓先祖的一大难题。

经过先祖的反复商榷，至闽张氏第十七世祖终于下定决心，修改族谱中“同姓不婚”的章程，冲破那座牢固的藩篱，以村中大道为界，分为上市下市，东西各立家庙，各族族谱，从十八世祖始，宗支五服之外，上下市张姓子女可以通婚，彻底结束了“同姓不婚”的历史。

这是石壁先祖面对现实，勇于改革的一大举措，解决了长期困扰石壁先民的一大难题。

　　2、从丧葬礼仪上。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归宿，同婚姻一样是人生之大事。

甚至丧葬礼仪，比生礼更为隆重气派。

对于繁缛的丧礼，人们虽强烈反感，却不敢越矩，世世代代都严格承继，从不越雷池。

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难以革除。

丧葬最主要是重寿考，即上了60岁以上的老人死亡，称“白孝”，以肃穆庄重的礼仪，以示儿女的孝心。

丧葬礼仪主要有报丧、落棺、出送等。

事后还要做七、守孝、做周年、造坟、祭祀，尤其讲究造坟，坟地选择中十分重视风水。

坟墓的营建大体如客家民居相似，让死者在九泉之下有安身之所，不致荼毒，表达了客家人对先祖的无限崇敬。

　　3、从节日习俗上。

石壁人保持继承着传统节日的特点和习俗，如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和全国许多地区的习俗大体相一致，仅仅是些微的差异，显示着自身独特的特点。

石壁人还有自己的节日称“七月半”。

那是超度孤魂野鬼，进行打醮度孤活动的节日，给死去的亲人烧纸钱、插路香，类似闽南的普渡。

石壁人年初七（正月初七）要吃七种羹当早餐。

即选用芹菜、葱、韭菜、肉、鱼、米果等，与饭汤合煮成羹。

意谓吃下了七种羹能勤快、聪明、长久、有余、富裕、团圆，充分表达人们对新生活的企望。

有一首歌谣很能表达七种羹的韵味，即“吃了七种羹，开始做零星”。

敬告人们，过完了春节，不能再在家休闲，需要勤劳耕作了。

每一个节日，对客家人都是一种鼓舞、愉悦、吉祥、喜庆，都是对生活充满新的企求，都是用自己独特的情感和方式，表示着独特的寄托的企愿。

　　4、崇拜神明。

宗教信仰习俗，对石壁村民影响至深。

石壁村民的崇拜，主要是崇拜风水、崇拜祖宗、崇拜神明。

　　风水，不仅是石壁人，也是客家人寻求兴旺的寄托。

如迁居之时对村落的选择，死者择风水宝地安葬，造屋建房地址的择定，无不遵循风水。

对于风水宝地不惜重金购买，甚至演绎了村坊、姓氏、房族之间长期不懈的争斗，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石壁人崇拜祖先，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

崇拜祖先和崇拜神明溶为一体，紧密结合，采用不同方式，利用各渠道，搞好族内睦邻关系、团结族众，充分利用祖先家训教育子孙。

其实训大抵了自儒家体系，不独是封建时代对族众的行为规范有积极意义，就是进行精神文明的当今亦有现实意义。

如许多祖先家训演化为村规民约，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成为村民的行为规范，建树社会新风，促进安定团结。

　　三、石壁风俗的传播

　　石壁风俗，既继承了中原的古风俗，又结合客地实际，经过融合、改造，呈现出多样性、综合性、独创性的特点，铸造了客家人的精神，使客家人有着刻苦耐劳、刚强弘毅、勾勒创业、团结奋斗的优良民性，深受中外客家学者的赞誉。

这些民性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是在严酷的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了争取自身的生态和发展而磨炼出来的。

　　在第二次大迁移中，由于石壁较长时间滞留了人数众多的中原汉人暄宾夺主、以客夺主，从而形成许多星散的村落，也形成了经过承继、融合、改造之后的独特风俗。

当石壁先民有组织地大举转徙南迁，去开辟新的谋生之地时，自然将石壁已经形成的风俗带来了新居地，在新居地继续的传播，一代代传承。

　　从服饰方面的传播，石壁老女人的船型髻、大襟衫、乌长裤镶花边、洞阔头、围裙、花鞋等，男人的对襟衫、儿童的狮头鞋等，随着石壁人的迁称，已播衍至广东嘉应和台湾等地。

尽管部分台湾客家人住在城镇，也穿西装、茄克，老年人却都喜爱穿传统衣衫，有很大部分是随着巫罗俊子孙迁居台湾而遗留至今的。

　　从饮食方面传播，石壁人居住山区，农田作物大多种植稻谷、番薯。

以米食为主食。

一日三餐都备有干饭，辅之以番薯。

有食用米粉、豆腐、擂茶、水酒、伊面等。

这些饮食习俗不仅流传在闽粤客家地区，台湾地区也很盛行。

而且石壁人喜辣的风味还传播至四川湖南等地。

　　节日习俗中，至为突出的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门上悬挂葛藤、艾叶。

相传此习俗源于石壁，以后播衍至闽西、广东等客家地区，而不属客家地域的闽北或广东其他他区也受此影响。

故事原出于唐末黄巢起义，黄巢下令军中，凡挂葛藤处不准有犯，果然，黄巢军队所到之处，凡挂起葛藤村庄均免遭灾难，终成习俗，而广为流传。

　　石壁婚俗，保留了中原古代习俗，和客地所有地区相一致，只是一些细微末节有所不同。

　　石壁风俗为何能播衍辐射至客家许多地区？

重要原因是，保留了中原古代风俗，随着石壁先祖的迁移，而将种类风俗一同带去，在新的地区播衍继承，也有些风俗被客地融化、改变，或赋上新的内容，或由于各种原因被新地区的风俗所取代。

而客家人追念敬奉先祖的习俗是至为隆重虔诚的，充分表达了客家人念念不忘先祖，也充分说明客家民系密切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