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号第4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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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号第4辑
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5年5月号第5辑
整理:
fcs2002
1.“65个证书仍找不到工作”能说明啥
2.给“失独”母亲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3.治理“发文收费”行为要有法治思维
4.我们都是“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模特”
5.“海星之死”不能简单归罪于游客素质
6.就算领了奖金,也无损“中国好闺女”之名
7.广告上政府官网,只是因为缺钱吗
8.索赔遗书是医患恶化下的负面想像
9.塞班岛刷朋友圈都能免单吗?
10.直销企业超大旅行团要的就是关注
11.“国家规定是狗屁”,权力咋这么狂妄?
12.朋友圈里的母亲节,未免有离题之感
13.不能听任“挂牌督办”沦为一纸空文
14.护士的“梦想”为何几十年难圆
15.5.12,一樽还酹汶川
16.我们该给抑郁症官员开出怎样的药方
17.“按人头摊派”暴露公共治理能力短板
18.地方公车改革需要多元化样本
1.“65个证书仍找不到工作”能说明啥
朱昌俊
河南安阳准毕业生孙梦涛,大学四年狂揽65个证书,连续两年综合成绩全专业年级第一,创办过志愿者服务队,当过大企业董事长助理,开过传媒工作室,可如今凭借着这么多的优势,却找不到一份称心工作。
要毕业了,他却又面临一份考卷:
是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
(5月10日《东方今报》)
“大学生4年拿65个证书,投50份简历未获面试通知”。
这样的新闻标题与数字映衬出的对比,确实惹人眼球。
在“重学历,轻能力”的用人倾向屡屡受到诟病的今天,仅从标题看,孙梦涛的遭遇无疑又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注脚。
但客观而言,只要通读新闻,了解到这位大学生的遭遇后,相较于同情,恐怕更多的应该是疑问。
65个证书,连续两年综合成绩全专业第一,且并非通俗意义上的“刷证族”:
创办过志愿者服务队,当过大企业董事长助理,开过传媒工作室。
可谓专业、实践两不误。
这样的学生相信即便在重点大学也并不多见。
所以疑问来了,真的优秀至此,为何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报道中,只用了“从今年3月份至今,他投的简历有50余份,却没有收到过一回面试通知”来形容其找工作的失败。
但对于找什么工作,他对工作有着怎样的要求,报道却语焉不详。
如此将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单方面归咎于用人单位“不重能力”,已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事实上,较之于争论是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这个故事中的两个细节或倒是能让人看出一些端倪。
一是“孙梦涛望着这些证书,有说不出的成就感,他觉得证书能证明他的能力”。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孙梦涛觉得这些证书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是一种自信。
但若将证书完全等同于自己找工作时的一种能力凭证,那么未免存在一种误判。
去年有媒体在一篇“证考得越多,越好找工作?
”的报道中就指出,近年来,不少在校大学生热衷于考取各种资格证书。
在一些人看来,这能让他们在找工作时有更多“砝码”。
然而,有关人士指出,由于考试太多、证书太滥的问题突出,有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大把证,可就是找不到工作”。
孙梦涛或正是有关人士所指的“有的年轻人”。
那么为何用人单位反倒对于证书太多的应聘者“不感冒”?
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不少招聘者已经注意到证书泛滥之下所可能存在的“能力泡沫”,故而会刻意去规避那些“考证族”而更看重实际的用人需求。
这应是证书泛滥现象所激发的反向作用。
第二个细节是,找工作遇阻时,孙梦涛并未过多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从一位学长那得到启示:
学历远远比证书要重要。
即便说这一结论在学长的身上得到了应验,但孙梦涛找工作的失败就一定源自于此吗?
这样的因果论至是少值得怀疑的。
譬如此前有媒体报道,从2009年到2011年,硕士生的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低于本科生。
我还注意到的是,孙梦涛在毕业之前就成为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助理”,但后来“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便辞去董事长助理工作,回到校园内复习考研”。
这种转变是否也是源自学长的“经验”?
而孙梦涛先后经历了董事长助理、考研、创业、找工作等系列的转变,这种“不够专一”是否也构成用人单位对其的不佳印象?
不可否认,当下社会的招聘中确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重学历倾向,但对于个人而言,不管外部条件如何,成功就业只能更多从自身上找原因。
一味将原因推给大环境或是跟着他人的“经验”跑,诸如信奉“学历远远比证书要重要”至少是不靠谱的,何况证书并不一定等于能力。
因此,还请理性看待这则毕业季的就业报道,它应该让更多的人去理性看待“证书”的价值,看待能力与学历的辩证关系。
而不是以“65个证书仍找不到工作”去论证“能力与学历”倒挂的严重性,如此只能形成更多的误导。
(朱昌俊)
2.给“失独”母亲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张 剑
有这样一群母亲,在今天这个属于她们的节日里,不,在几乎所有的节日里,都得不到来自孩子只言片语的祝愿。
与其说她们活在当下,倒不如说她们活在愈加虚无也愈加痛苦的旧日记忆中。
她们是“失独”妈妈。
她们前半生的天伦之乐和后半生的幸福晚年,随着子女的死亡,通通消失不见。
(5月10日《新京报》)
对“失独”母亲来讲,过任何一个节日都可能是一种煎熬。
这种煎熬不但体现在对故去孩子的无尽思念中,更体现在对自己往后生活的茫然无措感里。
然而,比这更痛苦的是,当整个社会都在类似的节日里掀起某股庆祝热潮时,她们却只能在凄苦的自我空间中接受着被忽视和被冷落的现实,这既失去了孩子的祝福又得不到社会关爱的双重窘境,不但不能让她们体会到来自节日的半点快乐,反倒给她们增添了无数的哀伤。
资料显示,我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且每年还在以7.6万的速度增长。
而这庞大数字的背后,既是“失独”家庭渴望被关注的沉重现实,更昭示着相关部门未来一段时间在这个领域应该努力的方向。
因此,在母亲节这天,当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向母亲表达自己爱意的同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更应该以负责的姿态去向这群特殊的群体表达自己的关爱,并发自肺腑的向她们说一句节日快乐。
因为她们也是母亲,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在他们的孩子“离开”之后,给予她们必要的关心与关爱,这既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那么,究竟该对她们施以怎样的关心呢?
在我看来,物质上的必要救助肯定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环,但仅有这样的救助却远远不够,因为较之于失去孩子可能带来的物质贫乏,“失独”家庭最难以释怀的仍旧是来自于精神上的伤害。
而这样的伤害却恰恰最为隐蔽,持续时间也最长。
因此,如何减少精神上的创伤带给他们的摧残,便成了当下社会最该解决的问题。
相关部门首先应该做的便是,对这些“失独”者们进行必要的心理评估。
这项工作做起来可能非常困难,也肯定会遭到“失独”者们的强烈反对,但要知道的是,只有建立在对症下药上的关心才可能在现实层面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如果缺乏这一步,那么,再多的关心也只可能在表面起到延缓伤痛的作用,却不能在实质里对问题的解决起到绝对的帮助。
除此之外,也应该发挥社区的积极作用。
因为对于这个大环境而言,社区是“失独”者们每天都需要面对的“小天地”。
那么,社区便不妨以自己的特殊优势,或通过建立社区聊天室来排遣他们的忧伤,或组建志愿者团队,对“失独”家庭定期探访,或通过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让他们在这样的互动中找到生活的积极意义。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组建“失独”家庭同盟来让“失独”者们在相互的倾诉与倾听中,找到生活前进的真正动力。
因为只有这样,“失独”家庭受到的伤害才可能在我们的关心下慢慢降低,而那些终日活在阴影和痛苦中的母亲才可能在这样的关注中走向阳光。
这样的行动,或许才是给母亲们最好的节日礼物吧。
3.治理“发文收费”行为要有法治思维
堂吉伟德
最近,汉中市汉台区铺镇一些店面和单位有些头疼:
因为镇政府下文件向他们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费”。
铺镇镇政府坦称收费文件没有物价部门的核批。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范钦说,此事中,镇政府收费并没经过物价部门审核,收费不合法。
目前,铺镇镇政府已收回收费文件,叫停此次收费行为。
(5月10日《华商报》)
没有物价部门的审核,自行发文核定收费标准收费,这样的现象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并成为“红头文件乱飞”一种具体体现。
当然,后续的处理方式也如出一辙,先是因为涉嫌乱收费而引发舆论关注,然后又以收回或者叫停文件作为终止,循环一圈之后似乎无任何事情发生一样。
比如几年前,贵州铜仁市德江县为让干部职工了解扶阳古城文化、宣传扶阳古城,发文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到扶阳古城旅游,每人收费150元,该费用由各单位用福利待遇等方式支出,结果反响强烈之下以文件停用作结,然其造成的影响至今都没有消除。
类似的“收费文件”有多少件,目前没有具体而权威数据,不过通过一些零星的信息,还是可以以管窥豹。
近年来,各地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多轮清理,每次都能废止大量的违法违规的红头文件,并以此遏制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行为。
然而每次清理之后,类似的行为又再次发生,从而陷入了“清理——膨胀——再清理”的恶性循环。
究其原因,皆在于权力之手乱伸,而制度层面对此又缺乏约束。
按照《立法法》或者《行政诉讼法》的要求,红头文件的产生必须依据于法律法规,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制原则。
然而在人治思维和权力滥用之下,这一底线没有得到坚守,也因为缺乏敬畏而被轻易突破。
诸如乱收费等“三乱现象”,国家曾多次发文禁止,并开展了数次专项整治行动,然而依然有“发文收费”的明目张胆,一些地方和部门总习惯于使用“红头文件”来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等,一方面折射乱作为现象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则又暴露出约束机制的孱弱无力。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必须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既要对违法乱收费的行为给予纠正,又要对签发文件的责任人,给予问责追究。
若是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只有禁项要求而无问责条款,既无以真正形成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也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建设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治理“乱发文件”可作为检验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不合法的“红头文件”一直任性存在,跟约束机制缺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即便新《行政诉法》实施后,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认定“红头文件”是合法还是不合法,被视为具有巨大进步意义。
然而,对于违法红头文件被被审查之后,是否承担责任,谁来承担责任,却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导致这种司法层面的胜利,还不足以形成对权力本身的威慑,限权的效果就会因之而打折。
从这一点来说,在认定红头文件违法之后,应尽快建立追责机制,“谁签发谁担责”的责任归属问题,也应当升到法制的层面,并由此为实现法治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4.我们都是“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模特”
高亚洲
有人统计过,中国人一生要办103个证。
出生证明、就学证明、工作证明、死亡证明……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位公民被有关部门要求开具一张“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证明。
而在泉州市区的黄阿婆,也遭遇了类似的奇葩事——证明自己还活着。
(5月10日东南网)
如同那只蝴蝶在巴西轻声振翅,在一个月后逾越千山万水到达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一个月前最先在一篇评论中得以提及的“证明我妈是我妈”,在一个月后,成为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话题。
庙堂之上的一番言说,将“证明我妈是我妈”推置于舆论风暴口,也由此击中无数人内心难以言说的“块垒”。
在持续发酵的证明热中,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我是我”,从“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到“证明还活着”,轮番着给“奇葩证明”涂抹怪诞的脂粉。
溯源“证明”之最初,因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流动的人身依附,一纸证明成为大多数时候唯一可以仰仗的“通行证”。
如今,虽已作别那个无证不换的计划年代,但我们所身处的仍是一个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上的陌生人社会,这也决定了在社会的公共管理中,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破解信息壁垒所带来的管理障碍。
于此而言,纵是对“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有所唏嘘,但是仍需进行情绪上的脱敏,客观正视证明的合理存在——开证明,所指向的乃是便民的公共服务。
于此而言,证明是没有原罪的,真正让人情绪不淡定的是,这种看上去颇有哲理意味的“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式证明,所指向的乃是公共服务中的刻板与冷傲,在所谓“规则”的悍然中,让办事者“折腾来折腾去”。
而能折腾的远不止这些看上去怪诞的“证明”,从出生开始便“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但是,这中间有多少是属于瞎折腾的“证明”呢?
所谓人在“证”途,本身便是奇葩的存在,而再去仔细打量这苍茫的“证”途之上,又有多少是陷入了那相互核实、相互推诿的“死循环”呢?
部门间牛气冲天,爱理不理,任由办事者如无头苍蝇煎熬不已,稍有追问,便抛出“规则就是这样的”,堵得来者无话可说。
如此种种,正是公共管理中过于冷漠的“平庸之恶”,成为民众心头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平庸之恶”之所以能奇葩地存在,既因于计划时代管理惯性,也有权力边界不清使然,而另一个更值得警惕的原因乃是丛林法则的坚硬存在。
丛林法则本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所推崇的是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的,换言之,在这种态势下,规则式微、暗流涌动。
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边是“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不容辩说,另一边却是“交60元给旅行社便轻松搞定”;一边是人在“证”途的困顿不堪,另一边则是“人在朝中好办事”;一边是相互核实、相互推诿下的“死循环”,另一边则是领导干预下的“特事特办”。
权力恋栈下对利益和权欲的醉心,促就权力人格化下的工具化,制度和规则的正当性,成为以权谋私的合法伤害工具。
如此,当公共责任倒置,奇葩证明顺势而生。
歌手李荣浩在《模特》中这样唱道,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趁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身在“奇葩证明”的现实之中,无论你是冷漠地接受,或是焦急地等待,没有人可以幸免地逃遁其外,只能成为那个“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模特”。
而这种尴尬的改变,既需要通过明晰权力清单和简政放权实现权力格局的重建,让“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成为权力逻辑出发点;也需要通过增强公民话语权和廓清规则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实现社会最大的公平和正义。
5.“海星之死”不能简单归罪于游客素质
龙敏飞
最近,一则微信引起了大家的忧虑—“上海自然博物馆海星被摸死!
巨蜥的脚趾也被摸断了!
”帖中,一名网友和朋友的聊天记录称,自己去自博馆做志愿者,看到海水触摸池的海星被人摸得快要死掉了。
这名网友表示,还有人违规把海星取出水面来拍照。
(5月10日人民网)
海星被“摸死”了,巨蜥的脚趾也被摸断了,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不是公众希望看到的景象。
对于这样的事情,一上来很多人便在发问:
游客的素质去哪儿了?
与此同时,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再次被拉来暴晒,如大闹飞机、到此一游、大声喧哗等等。
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游客的行为是不文明的,但就“海星之死”而言,游客的不文明,显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问题所在。
去过国外或港澳台等地区的人都知道,在海水触摸池和淡水触摸池这样的地方,往往会有专业的人员进行指导,如摸前需洗手、摸的时候要轻一点、不要提起来等等,可以说,专业人士会全程指导你,以便你的行为不会对被触摸的物种造成伤害。
但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虽然有志愿者,但提起海星拍照等行为还是存在,这固然有游客素质不高的原因,但同时也说明,博物馆在管理方面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或许有人会说,人那么多,志愿者忙不过来,这其实并非挡箭牌。
众所周知,既然海水触摸池和淡水触摸池已经存在的,且已经允许对外开放了,那么人员的配备怎能没跟上呢?
参观的人数为何没有限定呢?
可以说,上海这自然博物馆出现的问题,除却游客素质之外,还有硬件上去了软件没跟上的问题。
可以说,无论是志愿者人手不够还是志愿者素质不过硬,都是这自然博物馆在管理上的无序与失范的一种体现。
毕竟,没有准备好就开放,难掩这背后的牟利冲动。
而除此之外,针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国家旅游局已经发行黑名单制度,最高保留期限为10年。
对于海星被游客摸死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工作人员没有尽到必要的告知义务,告诉游客最起码的保护海星的安全常识,那对这样的游客,可以网开一面,但如果是游客对劝说如耳边风,甚至是劝不住,那么对这样的游客,也应可以纳入黑名单。
毕竟,当道德无法给予这些人员以约束时,法律是最后的挡箭牌了。
简而言之,“海星之死”不能简单归罪于游客素质,毕竟在这背后,有着太多的乱象与无序。
自然,游客素质的确是需要提高的,但博物馆的管理方面,也有极大改进的空间,至于法律的刚性,更是必须发挥的。
可以说,只有这多项并举,“海星被摸死”的尴尬才不会再度上演。
6.就算领了奖金,也无损“中国好闺女”之名
段思平
昨日,一则《23岁女儿微博举报爸爸高速上开车打电话》的报道,引来社会对文明行车的大讨论,大家纷纷为“中国好闺女”点赞,但也有少数质疑的声音:
“闺女,你难道是为100元奖金举报亲爹?
”目前,湖北省高警总队证实,小陈已经拒绝了警方提供的100元奖金。
呼吁全社会从正面理解这位有孝心的女儿,“能举报父亲岂是为了奖励?
”(5月10日《长江日报》)
孔子曾曰: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汉代建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允许亲属之间隐匿犯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可见,从古至今,人们都认为,人有权为至亲隐瞒劣迹。
因此,对于“女儿举报爸爸高速开车打电话”的行为,许多人表示了不理解,甚至有人拿文革中发生的亲属互相举报现象说事,认为女儿举报父亲是“人性之恶”。
显然,在此事件中,我们不能只看到举报这一形式,更要看到举报的动机与结果。
文革时期发生了不少关于告密与举报的悲剧,比如,近年来一直通过媒体表达忏悔的张红兵,曾于文革中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
那时人们的检举行为,目的是为了自保,通过举报他人显示自己的清白,造成了一些极端恶果,是人性自私的体现。
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则不同,其出发点是为了家人安全与公共安全,带来的结果是父亲从此对开车打电话问题引起了重视,杜绝了其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可见,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亲情之善”,“中国好闺女”的称号实至名归。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爱家人,不是对其错误熟视无睹,而是及时为其纠偏,避免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家人没能负起“及时提醒”的责任,导致一些人在违反犯罪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比如,一些贪官糖衣炮弹时,身边如果能有一个廉内助或好闺女给予告诫,无疑就能起到一定的“防腐”效果;反之,如果作为家人,对贪腐行为一言不发,甚至帮着受贿,就是把至亲往火坑里推。
也许正是出于对舆论非议的回应,也许只是为了向父亲表面心迹,“中国好闺女”最终选择了拒领奖金。
其实,即使“中国好闺女”领了奖金,也无损其行为的正义性。
同时,“中国好闺女”也通过自己的行为,为交通违法举报做了一个广告,有利于鼓励人们的监督热情,敦促驾驶员在道路上守法开车。
在此背景下,实在不应再对“中国好闺女”进行恶意揣测了。
7.广告上政府官网,只是因为缺钱吗
高亚洲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政府网站都是正儿八经的动态消息。
近日,南都记者发现,一些市政府的官网上也有商业广告,有民营医院广告、购物中心、卖手机、银行广告等。
而早在2012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就下发了广东省政府网站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政府网站不得从事商业活动。
有的市在政府官网还放了酒店360度总统套房的全景图。
不过在记者采访后其表示立即撤下。
(5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本应严肃、正板的政府官网上,竟然出现了商业味极为浓厚的广告,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在商业化运作大潮中,为什么政府官网就不能出现广告呢?
首先,政府官网因其公共性,就必然与商业性有所排斥。
出现了商业性广告,将直接有损政府官网的权威性,是对政府公共性的过度消费。
于此而言,无论是广告费还是赞助费,商业广告都不应出现在官网中。
其次,政府官网出现了商业广告,很容易造成对消费者的误导。
这当然也是与政府官网的公共性有关,商业广告上了政府官网,很容易给消费者造成产品得到官方认可的错觉,进而影响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即便是所谓的“为游客服务”,这依然会造成消费信息上的障碍,再者说,这即便不收费,谁又能保证这背后不存在资源垄断下的权力寻租呢?
正因为此,针对政府官网的管理,官方也已经有明确的条文禁止“政府网站从事商业活动”。
无论是从情理考虑,还是根据现行的管理规定,政府官网都实在不应该出现商业广告,但是,为什么偏偏还会出现这么大面积的商业广告呢?
要知道,政府官网出现商业广告,并非此次媒体调查发现的广东一地独有,在其他地方肯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面对媒体的调查追问,这些出现商业广告的政府官网方面,都普遍地给出了“缺钱”的说法。
从媒体的调查情况来看,“缺钱”确实是这些官网运营者面临的具体难题,不仅在经营安排上卡得紧,在人员安排上也很“小气”,有些甚至还要求“经费自筹”,如此一来,确实形成了政府官网商业化的倒逼之势,不过,稍有审视,需要追问的是,这真的只是因为缺钱吗?
作为一项公共支出,其首要的目标便应是保证其正常运行,在信息化大潮下,政府信息化建设,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换句话说,作为承担信息公开职责的政府官网,应该有足够的财政投入。
一个直接的疑问是,对政府官网如此“吝啬”的投入,到底是因为财政资金压力,还是不愿投入呢?
事实上,从层出不穷的政府僵尸官网来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并未正视政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根源又在于主政者的媒介素养不高。
很多政府官网都是“因设而设”,并没有着眼于公共服务效能的提高,连正常的更新都不能做到,基本的投入更会被视作累赘。
如此一来,“缺钱”的官网,只能朝“钱”走去,而失去了其本身的公共价值。
提高公权力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主政者应充分认识到政府信息化建设对改善公共服务的正面价值,把政府官网打造成新服务窗口,让政府官网不再成为摆设,更不应陷入被商业所裹挟的工具化窠臼。
(高亚洲)
8.索赔遗书是医患恶化下的负面想像
堂吉伟德
11日,一条微信引爆了朋友圈,然后扩散到整个网络:
湖南省汨罗市人民医院医生在手术室捡到一名60多岁的男患者的遗书,患者在遗书中叮嘱子女,如果手术意外导致死亡,必须索要不低于30万元赔偿,否则遗体绝不移出医院大门。
患者甚至对赔偿款的分配做了详细的安排。
(《重庆晨报》5月11日)
一边是医生的不遗余力,想着法儿救死扶伤,一边是患者作好了最坏打算,并谋划着如何“以死索赔”。
一封意外掉落的遗书,把患者的这种防备心态暴露无疑,也让医生们倍感心惊肉跳。
好在手术顺利一切都没有发生,但作为医患关系恶化的注脚,索赔遗书已成患者负面想像的鲜明标签。
医生或许感到有些寒心,也有些委屈,甚至可以将其作为“地位弱化”的证明,并由此放大“医者不易”的悲情。
然而,任何现象都不会凭空无故的产生,索赔遗书的出现,不过是患者“最大恶意想像”,一方面其受着某种现实规则的影响和引导,才会如法炮制去效仿;另一方面则是没有了更好的救济通道和解决途径,于是便采取了“医闹求解”的办法。
众所周知,任何手术都可能存在风险,“小手术造成的死亡”在实务中并不鲜见,除了正常的误诊率,还有“医生手术中打手机”、“老汉做阴道检查”等各种隐形成本,都足以增加手术的意外。
“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的结果,并非全是“病重难医”,绝大多数还是医疗事故造成的意外事件。
医疗逐利或许只是表象,患者在付出较高的成本之后,却无以获得安全保障,对粗制滥造的医疗水平的焦虑,才是索赔遗书产生的根本。
而事态的最终走向说明,化解“索赔遗书”式的医疗风险,杜绝医闹产生的各种隐患,最终还得“问诊求医”,以做好医疗服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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