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 《楷隶册》行书书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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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楷隶册》行书书札

何绍基《楷隶册》、行书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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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1799-1873），清书法家。

湖南道州（今道县）人。

字子贞，号东州，晚号蝯叟。

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编修。

工经术词章，尤精说文考订之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

书法自成一家，草书尤为一代之冠。

晚年以篆、隶法写兰竹石，寥寥数笔，金石书卷之气盎然。

偶作山水，不屑摹仿形似，随意挥毫，取境荒寒，得石涛晚年神髓。

画必长题，题多佳句，惟不轻作、兴至为之，辄自毁去，故流传者少。

有说文段注驳正、诗文集。

著有《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钞》等。

何绍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曾任户部尚书，是知名的藏书家。

何绍基兄弟四人均习文善书，人称“何氏四杰”。

嘉庆四年农历十二月与弟绍业一同出生于东门乡东门村一耕读民家。

幼年家境贫寒，他和弟弟随母就食于州西小坪舅舅廖氏家。

8岁随母入京，早年是阮元、程恩泽门生。

18岁应京兆试，取眷录。

道光十一年（1831年）取优贡生。

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曾充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

咸丰二年（1852）任四川学政。

为官仅两年，次年因条陈时务得罪权贵，被斥为“肆意妄言”，受谗言所害，降官调职。

遂辞去官职，创立草堂书院，讲学授徒，咸丰六年（1856），由四川出发，经陕西等地到达济南，主讲于山东泺物书院。

讲学之余，尽游济南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等处，留下许多诗句。

咸丰十年（1860），受长沙城南书院之邀离开济南赴长沙。

前后在山东和长沙城南书院教书达十余年。

晚年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主讲浙江孝廉堂，往来吴越，教授生徒。

一生豪饮健游，多历名山胜地，拓碑访古。

何绍基出入于阮元、程恩泽之门，通经史、律算,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

他是近代提倡宋诗的重要人物之一。

论诗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而后直抒性情，“说自家的话”（《使黔草自序》、《与汪菊士论诗》）。

他作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不名一体，随境触发，较为真挚为“宋诗派”重要倡导者之一。

他有过讥刺时政的诗作，如《沪上杂书》“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对外国侵略者盘踞租界深为愤慨。

但由于仕途挫折，性情拘检，他说“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东洲草堂诗钞自序》），而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

所以诗作大都是登临唱和、书画题跋及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很少涉及社会政治内容，如《沪上杂书》感慨外国侵略者盘踞之类很少。

他的山水诗善于以平实自然的语言白描客观景物,颇有特色，如《山雨》、《望飞云洞》等。

何绍基的书法成就很高。

各体书熔铸古人，自成一家。

草书尤为擅长。

何绍基的楷书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同时还掺入了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还有《张黑女墓志》和《道因碑》的神气，从而使他的书法不同凡响。

何绍基的小楷兼取晋代书法传统，笔意含蕴，行草书融篆、隶于一炉，骏发雄强，独具面貌。

他的篆书，中锋用笔，并能掺入隶笔，而带行草笔势，自成一格。

何绍基书法，早年秀润畅达，徘徊于颜真卿、李邕、王羲之和北朝碑刻之间，有一种清刚之气；中年渐趋老成，笔意纵逸超迈，时有颤笔，醇厚有味；晚年何绍基的书法已臻炉火纯青。

济南大明湖历下亭楹联杜甫名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即为他所书。

历下亭东壁仍存其《重修历下亭记》石刻。

何氏精通金石书画，以书法著称于世。

誉为清代第一。

初习颜，中年博习南北朝书，笔法刚健，此期作品传世甚少。

后致力分隶，汉魏名刻，无不深研熟密闭，临摹多至百本。

偶为小篆，不顾及俗敷形，必以顿挫出之，宁拙毋巧。

暮年眼疾，作书以意为之，笔轻墨燥，不若中年之沉着俊爽，每有笔未至而意到之妙。

年尊望重，求书反多，故史年作品传世较多。

尤以篆隶法写兰蕙竹石，寥寥数笔，金石书卷之气盎然。

何氏博学多才，尤工于诗。

有《东洲草堂集》。

何氏晚年寓沪，卒于吴县，归葬长沙南郊石人冲。

他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书法家。

他自己说：

“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

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

”何绍基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

他临写汉碑极为专精，《张迁碑》，《礼器碑》等竟临写了一百多遍，不求形似，全出己意。

进而“草、篆、分、行熔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

”至今存临本仍然不少。

中年潜心北碑，用异于常人的回腕法写出了个性极强的字。

何绍基是一位大书法家，但他的诗名为书名所掩。

在晚清宋诗派中他是一位健将，擅于描绘山川。

如其七律《元象》中有“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一联，上句比喻人世风波之复杂、险恶，下句又展示人类进步之不可限量，耐人咀嚼。

何绍基为官，因言事降调，于是远离官场，周游各地，以书法著作自娱，晚年倦游，在长沙生活，与黄道让、王先谦、王闿运等人相唱和，成为长沙诗坛雅韵之一章。

《隶书七言联》何绍基曾曰：

“如写字用中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

安得不韵？

安得不雄浑？

安得不淡远？

这事切要握笔时提得起丹田工，高著眼光，盘曲纵送，自运神明，方得此气。

当真圆，大难，大难！

”，由此可见其对中锋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

光绪四年（1873），病逝于苏州省寓，葬于长沙南郊。

何绍基《楷隶册》论近代诗人何绍基何绍基是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的四朝元老；近代杰出的书法家、诗人；是道光、咸丰以来声势浩大的“宋诗运动”和同治、光绪年间“同光体”的中坚人物，由于时代轮回、社会转换太快，在短短的一百年的时间内，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接踵而至。

近代像一个蒙面的人，来不及被我们看清就急速地离我们而去，因此，和近代许多被埋没的优秀诗人一样，何绍基也不被人们所认识；或者说，被理解的地方少，被误解的地方多。

其实何绍基优秀的诗歌，不是考证诗、题画诗和金石诗，而是关注民生，描写老百姓救灾的“灾害诗”，尤其是写黄河决堤，千里泽国，人为鱼虾的救灾诗，成为近代的“新乐府”和中国诗歌史上耀眼的篇章。

本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东洲草堂诗钞》进行读解，揭示何绍基的诗风特征及其在诗学史上的认识意义。

一、近代像一个蒙面人，来不及被我们看清就急速地离我们而去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惟近百年发展变化最快。

从道光二十年（1840）以来，至1949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一系列的转型过程。

世界上，包括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急剧、如此巨大、如此动荡的社会变革。

动荡的转型，急剧的变革，带来一系列的精彩，也带来一系列的无奈。

转型就是转弯，转弯多的路车子容易翻。

即使不翻，也七上八下，颠簸得很。

很多社会事件，发生了，来不及发展，新的事件又发生了；许多伤口，来不及愈合，新的伤口又产生了；许多人和事，快得使我们来不及思考，来不及纪念，甚至来不及回头再看一眼，即已逝去；一百年的食物，竟然被我们一天吞下去，因为吞得太多、吞得太快、吞得太猛，我们的胃不免痉挛，来不及消化的东西造成便秘，拉稀，肚子疼，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感叹，我们的整整一个世纪，就是在肚子疼痛的呻吟中捱过的。

大学课堂上，讲古典诗词，往往讲到龚自珍就是古典的终结；而现当代诗歌又从郭沫若讲起。

近代诗歌同样被夹裹在古代诗歌、现代诗歌和当代诗歌当中，是脸一直被遮住或半遮半掩、地位尴尬的“蒙面人”。

何绍基就是这样的“蒙面人”，他的《东州草堂诗集》，是尚未被我们认识和消化的东西。

处在社会巨变，生活、思想、传统，旧的不如古人，新的不如来者的诗学困难时期，何绍基等人继承清初吴之振、吕留良编《宋诗钞》，翁方纲等人倡导宋诗的传统，转变了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宗唐诗风，掀起了清道光、咸丰以来声势浩大的“宋诗运动”，形成颇具特色的“宋诗派”。

至同治、光绪年间又出现“同光体”，使中国诗学，一波一波地发展出最后的辉煌。

本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何绍基的《东洲草堂诗钞》进行读解；分析何绍基的诗歌和“灾害诗”，并说明这些诗歌风格和认识上的意义。

二、何绍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形式主义诗人何绍基（1799一1873），字子贞，号东洲居士、猨叟。

湖南道州（今道县）人。

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第二年中进士。

历任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以及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四川学政等职。

因陈时务十二事，被斥为“肄意妄言”而受降职处分。

遂放弃仕进，主讲山东、湖南长沙城南等书院、晚年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主讲浙江孝廉堂，从事文化教育活动。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何绍基的诗歌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的误解。

很多人都以为何绍基是一个大写题画诗、考证诗、以学问为诗的形式主义的诗人。

即使在观念改变的现在，在对近代文学关注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对何绍基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仍然了解不多，一些模糊的观点亟待澄清。

在诗学传承上，何绍基出程恩泽（春海）门下，学诗从《诗经》、汉乐府、唐人，一直学到宋代的苏轼、黄庭坚。

主张读书、考据，但更强调性灵，《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说：

“作诗文必须胸中有积轴，气味始能深厚，然亦须读书。

看书时从性情上体会……故诗文中不可无考据，却要从源头上悟会。

”关于诗与性灵，《祭诗辞》自谓“心者诗神，笔者其役，从天外归，自肺腑出。

是诗是我，为二为一。

”根据“愿剔凡英，更刊奇语，摘奥反真，探微出腐”（同上）的原则，“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

”（《东洲草堂集自序》）。

虽然，受乾嘉以来时代风气的影响，何绍基确实写过许多题画诗、拓本诗和考证诗，写过一些看起来属于“形式主义”的东西。

但是，正如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在以降低诗歌凝练度、削弱诗歌意境为代价的同时，取得了诗歌中的机锋、理趣和禅意未尝不是对唐诗的发展一样，作为一个对书法、绘画、金石多种爱好的知识分子，你不能取消他题画、题拓本和写金石诗的权利。

其实，假如我们耐心地仔细读一读，就会发觉，许多题画诗和金石诗、考证诗还是写得很好的，诗里同样有许多人情的东西、感慨的东西甚至感伤的东西，也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不能一概否认，至少，这是对传统题材的一种拓展。

而且，题画、题拓本和考证诗并不是他诗歌的全部，只是他诗歌的一部分。

何绍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形式主义诗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感情真挚的人，一个不会保护自己的赤子。

譬如，三十七岁时，取得乡试第一名的何绍基，因为“后场精博”得到主考官潘世恩、副考官王鼎、吴杰、王植以及长文襄、阮文达两相国的赏识，被内定为第一名状元，就在主考官准备进呈道光皇帝审批时，作为阅卷大臣之一的卓秉恬发现他卷子上有所谓的“疵语”，在应该留空的地方写了犯忌的字，故被抽出前十，落到“二甲第八名”⑵。

后来，咸丰皇帝上台，派他去四川察访，他干得很成功，甚至很精彩，但也是因为他太重性情，太有诗人气质，得罪的地方势力太多，自以为很精彩的“缕陈时务十二事”上书咸丰皇帝后，得到的，竟然是“肆意妄言”的朱批，一个跟头从悬崖上跌下来，从此专做诗歌、书法、金石和书院教授生徒的工作。

细读《东州草堂诗集》，你会觉得，除了强调读书、长知识、长学问以外，何绍基主要倡导的，是性灵和师法自然，重视社会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

《爱山》诗说：

“诗人腹底本无诗，日把青山当书读。

”其中除歌咏山川，赠答友人外，何绍基主要的诗歌，都是感事伤时和抒发个人牢愁的作品，大多数作品随境触发，于郁勃中见真挚，在横恣中见自然，其抒写的方式和惬意的程度，有点类似苏东坡。

三、何绍基是一个喜欢做梦，喜欢游历和交友的诗人何绍基今存诗歌2000多首，最有特色的，是写一生的事迹，一生的梦境和梦境中心情的诗。

何绍基的诗歌，从卷一开始到卷三十结束，“梦”始终缠绕在他的《东州草堂诗抄》之中。

何绍基“梦”多，他生活在“梦”中，因为本质上他是一个在多梦时代里多梦的诗人，特别在他离开家山和遭受打击以后。

一生的行迹，一生的追求，何绍基都用一个“梦”字来概括。

少年的“残月有魂随梦落，灯花如病捧心开。

”（《忆梦》）晚年的“无端野性随春发，万叠奇山入梦多”（《野性》），可以说，少年有少年的“梦”，中年有中年的“梦”，晚年有晚年的“梦”。

少年的“梦”和中年、晚年梦境不同，内涵也不同。

少年的“梦”是“憧憬”，是对未来的怅惘；梦里思家、忆母，不知身在何处？

夹杂初出远门的恐惧感，以及得家书后的喜悦，真的身在梦里：

“别里又逢节，沉吟念物华。

家书千里雁，客夜一灯花。

得慰梦偏扰，奏怀诗更赊。

望云天北极，竟欲泛河槎。

”（《得家书》）在七夕的晚上，望月怀远：

“还家远梦知难卜，十幅湘帘尽上钩。

”（《七夕》）中年的梦，梦的不是母亲，而是朋友，梦的是事业和人生的坎坷，人生就是一场大梦，简放学政获罪以后的何绍基尤其这样想。

理想与憧憬，希望与失望，朋友的别离，诗酒的酬唱，异乡的寂寞，少年时建功立业的心情，都出现在“梦”里，涌现在笔端。

晚年的“梦”是世间的幻景，过眼的烟云，病榻上的痛苦，人生的“总结”；由“梦”表达诗人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感叹，像苏东坡《念奴娇》词说的“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东洲草堂诗钞》各卷按年代排列，一年之中，按时间排列，前有“自序”，附录诗人、朋友的序跋，解析他的写作动机，内容特色，风格美学，诗学理想等等。

因为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使他的诗集像一叠用韵语写成的日记，比他自己写的《种竹日记》和《何蝯叟乙未归湘日记》更丰富、更具体、更带感情色彩。

像李白一样，一生好入名山游的何绍基喜欢山水，喜欢交朋友。

早期的官宦、出差，使他游历了许多地方；在四川任上受降职处分后，乘在山东、四川、湖南、江苏、浙江等地书院讲学的机会，何绍基足迹遍及五湖四海，遍游各地的名山大川。

且每游必诗，每诗必记。

所以，《东洲草堂诗钞》中的山水旅游诗歌很多，其中部分是访碑寻帖的诗；山水旅游与诗歌创作，伴随了何绍基的一生。

戴絅孙在《使黔草序》中说：

“子贞官翰林有年……性复善游，凡厥舟车所莅，巨泽名山，崇岩邃谷，他人所不欲至，不能至者，皆必穷其源，跻其巅而后止。

”在这些游览诗中，何绍基以“江行”为题的诗令人印象深刻。

江行乘船，一夜苦于风浪，自然产生旅愁。

在船上无事可干，便写诗，或体会诗的意境，打腹稿，到了会馆再记录下来。

江行写诗，写了无人欣赏，无人唱，就请篙师唱；篙师不会唱，篙师只会唱自己的民歌小调。

此外，把与朋友交往视为生命的何绍基，友朋赠答的诗也很多。

何绍基年轻时喜欢交朋友，少年、中年，老年都有许多朋友，近代的诗人、思想家、政治家甚至军事家许多都是何绍基的朋友。

何绍基曾经组织诗社，朋友间赠答唱和诗占了《东洲草堂诗钞》相当的篇幅。

这些，都是抒发他人生感情世界的作品。

四、何绍基是站在杜甫、张藉、白居易“新乐府”延长线上的诗人假如说，歌咏山川和人物交游的诗歌，是何绍基同时抒写了人生和心灵的话；那么，关注民生疾苦的诗，便是何绍基诗歌中最具人文精神的部分。

何绍基从小受儒家思想教育，和近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诗人正直的良心，使他目睹现实惨状，并以诗歌呼号。

这类诗歌，在何绍基的集子里也有相当数量，如卷十的《三班夫》、《布铺地》、《禾根叹》等等。

看《三班诗》的题目，你根本不知道诗人在写什么，也很难想象。

“三班夫”写的是“三次轮班的轿夫”。

因为伤病，无钱治疗脚伤腿伤，加上豪雨、酷暑、冬月、祁寒，山路崎岖难行，更因缺少管理，缺医少药，致使三个班的轿夫，一路走一路开溜，越跑人越少：

“一班折价两班在……中间兔脱又逸去，五里换班仍缺数。

”由是想到京城，在皇帝身边，连马都是有编号的；所有的马，都有一个非常雅非常好听的名称，而在偏僻的山区，作为惟一交通工具的肩舆轿夫，却没人管理，处于瘫痪状态：

“马有九匹夫无名”，真是人不如马。

《布铺地》写何绍基在贫困的黔南地区的见闻。

这里行馆的地上，竟然全用布匹铺设，说是当地的风俗。

生民的辛苦，织女的痛苦，吏治的腐败，贫穷与浪费，引发何绍基的感叹，心里久久不能不平，写了《布铺地》：

“黔南郡县风尚异，行馆多将布铺地……此布铺残有谁惜？

机女辛勤铢寸积。

黔中布价今几何？

四十青铜钱一尺。

”此时的何绍基，心里有与白居易写新乐府《缭绫》时同样酸楚。

白居易《缭绫》：

“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

”一个是织缭绫进贡，在宫中被那些歌舞的宫女践踏；一个是织布，铺在行馆的地上，由人践踏。

谁都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在诗中叹息。

这些自命新题，自创新意，即事名篇，关心民间疾苦的乐府诗，使何绍基站在杜甫——元结——张籍——白居易——皮日休等人的延长线上，成了“三吏三别”、“新乐府”、“系乐府”、“秦中吟”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人。

何绍基以诗人的良心，坚持了为劳苦大众说话的精神。

如《南村耦耕图为湘皋丈人作》“世上有谁知种田？

”问得非常好。

何绍基的《途中苦旱闻雷》可与前贤同类的诗歌媲美。

尤其第二首把天比作皇帝，把久旱不雨比作皇帝受近臣蒙蔽，把风、云比作不能尽职的官吏，因此天神震怒，雷声呼唤，拯民救灾，暴雨如注，一时痛快，表达上到了极点。

除了关心民生疾苦以外，近代社会，西方列强入侵，激起了诗人的愤怒，爱国诗人发出怒吼，他们纷纷以自己的诗笔，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统一，抨击侵略者，为近代诗歌增添了爱国主义浓重的一笔，具有鲜明的近代特色；身逢其时的何绍基，同样以诗歌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卷九的《祖逖故里》：

“一代清谈不习戎，居然击楫大江中。

荒鸡早激英雄气，骏马能收战将功。

酒置河南诸老泣，锋摧冀北壮图空。

谯梁祠墓知何处？

故里萧萧野树风。

”用老杜《蜀相》的感慨，虚中有实地表达时代呼唤祖逖的声音。

康有为到香港去了，黄遵宪到香港去了⑶；何绍基也到香港去了。

何绍基去得很早，去了香港、澳门，写了诗，在对英夷的鄙视和无可奈何的憎恨中，有一种四海烽烟，国势倾危，太平天国军席卷东南的忧虑和恐惧。

代表作是卷八写陈化成将军血战上海吴淞口炮台英勇就义的《题忠愍公化成遗像练栗人属作》，这是何绍基的一篇力作：

我到金陵春二月，耳悉将军忠壮节。

枕菅饭粝不自贵，万卒一心心热血。

夷来乍浦遭焚残，连樯旬日规宝山。

忽传五月八日事，江水不鸣白日寒。

手燃巨炮从空落，四舸摧烧如败蘀。

天日下照海水飞，鱼羊谁信夷氛恶。

连*竞进洪涛起，战鼓声瘖脆如纸。

功败垂成百铅子，大星昼落将军死。

将军虽死国恩厚，建祠予谥重卹后。

建祠祠於死事区，予谥愍其忠不负。

计从夷锋侵海邦，大将先后多授首。

孰如忠愍陈将军，毅魄英声长不朽。

后世知有陈将军，谁其传之练立人。

芦中得尸榇敛亲，手拭面血为写真。

昨来报政觐九闉，将军死状亲垂询。

俛伏奏达不踆巡，天颜泪堕悲贞臣。

遗貌觥觥面铁色，惨澹风霆绕烟墨。

忠魂到处若留影，阴气满天来杀贼。

息肩暂见时事解，蹙额何时祸源塞？

呜呼画工亦何为？

重惜将军因爱国。

陈化成将军血染炮台的壮举，引起诗人的敬仰，何绍基这首歌颂陈将军的诗，可与张维屏、朱琦等人著名的爱国主义名篇并读。

五、何绍基别具一格的“题画诗”：

从画里的世界到画外的世界何绍基和其他“宋诗派”的诗人一样，共同把宋人确定下来的“题画诗”，拓展出一个新的空间，成之为诗歌题材中“当然”的成员。

何绍基最推崇的苏东坡评唐代王维的诗：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题蓝田烟雨图》）那是一种诱人的诗画交融的境界，诗人兼画家、书法家的何绍基决心身体力行，进行这方面的试验。

尤其是卷五、卷六、卷七、卷八以后，许多“题画诗”，不是题在画上，而是看图写诗，图画只是自然生活的缩影，给诗人以启发或灵感，诗和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形式上的结合。

何绍基有很多这样“诗”、“画”结合的题画诗，既是尝试“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匹配，也是描写士大夫的实际生活。

何绍基“题画诗”的本质，是把图画中的“虚拟山水”与自然界中的“真实山水”接通，让真实的山水赋予图画的意义，也让图画赋予真实山水的意义。

在何绍基看来，真山真景，可以与画兑换。

卷十一《新野韩春卿大令兄许示新得画卷，酒后忘却》说：

“好山都是画，读画即看山。

”卷十三《张石州次韵见赠复答》说：

“暂宜读画比看山”、“乞画何殊借山隐”。

把“读画”、“看山”、“乞画”和找一个“隐居”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借山隐”，也许不是真的隐居，而是在紧张负重的官宦生活，在案牍和城市的喧嚣中，以看图画的方式放松一下，休息一下，这也许是何绍基喜欢写题画诗的一个原因。

其实，何绍基是懂的，画中的景色虽然很美，但不是生活中的“真美”，他自己也说：

“岂不奇崛肖天巧，但少空外真云烟⑷。

”之所以还要对画做诗，一是画家、诗人的秉性使之然，此外还他想做打通“画里画外”的尝试。

有一次，画家王蓬心以何绍基家乡山水为题材，画了装裱成册，何绍基就从画里联想到画外，对着画册抒情，好像真的回到了家乡一样。

《题王蓬心先生永州画册》说：

“半生乡梦厚如雾，一旦得画全融销。

”读画也一样可以回到故乡的慰藉之中。

如卷六的《题喜雨酣春图为友石丈作》，在大旱的情况下看到一幅春雨图，便浮想联翩，想到干旱的田地和盼雨的农人而闻雨欢呼：

“凤阳城畔苦晴时，为乞天膏尺泽垂。

快雨泻春珠万斛，奇葩照夜锦千枝。

鸠呼急处催茶鼓，蝶舞狂时落酒卮。

欲识禾心看花气，惟应消息使君知。

”何绍基“从画里到画外”的试验，还有二则很典型的例子：

一是卷十九，连年的灾害，政府在灾区救援，用大锅烧粥，拯救民众。

“拯粥”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一个叫沈小如的朋友，把这个场景画成图画，请何绍基题诗。

何绍基看了图画，像到了“拯粥”现场一般，粥的炊烟弥漫着画面，灾民高举着碗，人头涌动的是褴褛的衣衫和枯草的头发；悲伤、欢乐、焦虑的背景音乐比勺子敲铁锅更响，何绍基的题画诗写得十分感人。

二是作为何绍基爱国主义诗歌的《题忠愍公化成遗像练栗人属作》，也是一首“题画诗”。

陈化成将军为国捐躯以后，嘉定县令练廷璜收其尸于芦苇中。

据说，陈将军逝世十日，面色如生，因请画工画像，并请何绍基写诗纪念。

此时，何绍基的题画诗，已不是文人士大夫的消闲、把玩，而是有立此存照和图片新闻的意义。

因为当时照相还不普及，在这种情况下，文人画家习惯以绘取景、以画纪事、以画存史。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近代意识。

这种诗与画的结合，与今天纯粹作为审美的图画和诗歌，有意义上的区别。

六、何绍基最有价值的诗歌是“灾害诗”何绍基最有价值的好诗，不是考证诗或题画诗，而是直接关注民生，描写老百姓受灾的诗歌。

卷九以后，何绍基接触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同时，向内心的开掘也更深，诗也更加成熟，好诗更多。

干旱时盼雨，诗人有和大家一起盼雨的诗；雨水太多，发生洪涝，诗人又投入抗洪救灾的运动中去。

何绍基写过旱灾，写过霜灾，写过雪灾，写过水灾，其中水灾最严重，写得惊心动魄，如《李戟门观察留饮》：

“前年漫堤江入城，今年堤败灾更酷。

城中高处水一丈……我来已值冬气敛，城市萧条水端缩……仰看屋壁悬水纹，尚讶蛟龙此间宿。

自从洲多江水浅，夏潮秋汛无收束。

江北官堤有人问，江南民堰谁计录？

”“官堤”、“民堰”的对比，不仅是水灾的警示，更是官府和百姓的对立。

又如卷十一《镇远朱绶堂太守、蒋星坪明府丈邀游文昌阁，饮太守署，登舟有作》：

郡卫双城夹岸悬，危亭东指楚江天。

倾馀苦酒花撑屋，送尽残秋客上船。

乡梦齐飞千里外，奇灾怆话七年前。

荆扬近事劳神想，水信曾无一雁传。

关心荆扬的水灾，“悬岸”、“危亭”、“怆话”，是诗人倒悬着的心；“苦酒”、“残秋”、“水信”，是诗人怕听坏消息引起的心力衰竭。

这里“悬”、“危”、“撑”、“残”均是诗眼。

何绍基对民瘼的关心，那种“身退颇饶闲境界，时艰少得醉功夫⑸”的感叹，继承了杜甫的传统，都是好诗。

“灾害诗”中的“大水诗”——黄河水灾诗，是何绍基民间疾苦诗中最感人的部分。

那是一次百年不遇的黄河大决堤，洪水之大，全国震惊。

面对天灾，在经历悲伤后冷静下来的诗人，用杜甫当年写《北征》和《咏怀五百字》的心情，一边沿着黄河行走，一边用诗笔记录，悲惨的景象，祸患的缘由，大水的肆虐，在诗人的笔下一一再现。

无论是福是祸，是冷是热，是黄河还是山原，是城廓还是村庄，是官吏还是草民，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和真实的生命。

读了以后，使人如随其行，如见其景，一起忧愁地眺望着黄河沿岸逃亡的老百姓。

如《荆州以南，陆路为水所断，改由水驿》，对黄河决堤，百姓遭殃，官民努力抢险，都作了触目惊心的展开：

岷峨走山水，衡鄂荒风烟。

荆州大都会，自昔威棱专。

我渡黄河来，炎尘搅行鞭。

漾水波浩浩，荆门岭连绵。

心知山水奥，势断有斡旋。

况逢故人聚，益幸胜赏延。

行行至城下，荡荡高不骞。

行馆何逼仄？

僻在城西偏。

城头置长绠，出入缒跟肩。

昼闭西北门，云防大堤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