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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捞的秘密做大的烦恼
海底捞的秘密做大的烦恼
2011年02月12日 10:
28 《中国企业家》杂志
海底捞没有秘密,又充满神秘。
把员工当人看,就是海底捞的创新,但又不是全部
文|本刊特约作者黄铁鹰
编辑|何伊凡
引文
海底捞的速度不算快,从1994年创办,到现在整整十七个年头,才60个连锁店,营业额也就十几亿。
海底捞所在的产业一点都不酷,就是火锅,它既不是资源垄断行业,也不是高科技行业,只要是中国人,自己在家都会涮。
海底捞的商业模式并不独特,就是一锅一锅卖、一店一店开。
海底捞的创始人张勇,今年刚好四十岁,是个出身底层的“川娃子”,不擅豪言壮语,不帅、肤色黑,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老得多。
既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将海底捞搬上封面?
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有人说,如果把海底捞搬到日本或者韩国,它的优势就荡然无存。
但是,日式或者韩式服务舶来已久,中国企业只习得其“变态”之形式,未习得“变态”背后的精髓。
服务者感到耻辱,接受服务者也觉得别扭,原因在于那些标准化的流程移植到中国,其他方的满意往往是建立在员工不满意基础上的。
技校毕业的张勇,发迹在偏僻的四川简阳,一切经验都摸索自简陋的麻辣烫店。
他的逻辑很简单:
“公平”。
这词一点都不陌生,向来是人心最普通、却殊难成真的诉求之一。
一旦把这简单口号贯彻到底,员工就会视海底捞为第二个家,为之真心付出,甚至为这个家拼命。
海底捞出色的服务就是这么来的。
就这样,海底捞在海外虽然一家店都没有,却成为哈佛商学院经典案例。
海底捞员工与富士康员工来自同一群体,主体是80后或90后,在农村长大、家境不好、读书不多、见识不广、背井离乡、受人歧视、心理自卑。
而且相比富士康的环境,在海底捞工作的待遇更低、地位更低、劳动强度更大。
可张勇就是做到了,员工没有跳楼,还能主动、愉悦地为客人服务。
中国近代商业文明最好的传统之一,是较为注重“家庭感”,管理制度也会朝这个方向设计。
可近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机会喷涌而出,这一传统却产生了断裂。
张勇无意中接续了断层,他不懂平衡计分卡,不懂KPI,甚至不采用利润考核,但却创造出让管理专家们叫绝的家庭式管理制度。
融合了儒家之仁——员工在公司找到自尊、法家之术——在公司中强势而富有权谋、道家之无为——给一线员工足够的权限,让其自己管理自己。
可这些看似简单、传统的东西,别人学不会,连张勇自己都难以持续复制。
首先,他不是神,性格中有“暴虐”、自大一面,也会犯错误、有缺失。
在小范围内,他的搭档与下属可以谅解与包容他的缺点与过失,但随着海底捞名声越来越响,规模越来越大,管理半径超出了张勇肉身所能及,张勇与海底捞擅长的言传身教,边际效应一定会递减,而其毛病与缺陷,有可能被放大。
其次,没有定量、成形的管理工具与模型辅助和支撑,张勇靠基于对人性直觉理解打造的理想国,随着海底捞管理疆界越来越广阔、复杂立体,难以不受浮躁世界的侵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黄铁鹰先生对海底捞调研历时2年,与张勇访谈数十次,应《中国企业家》之邀,在本刊记者协助下,他的新书——《海底捞你学不会》即将付印,为此,本刊请他为我们特意写了这篇封面故事。
在他的笔下,海底捞没有秘密,又充满神秘——每一个看似简单的细节,都无法让同行直接复制。
把员工当人看,是海底捞最大的创新,但这似乎又不是其成功的全部。
上篇
海式大家庭
把人当人看,是海底捞最大的创新
雇佣大脑
什么东西成了焦点,自然就引来人们评头品足,有人说海底捞火锅底料是不是有什么奥秘?
很多同行偷偷把底料拿回去化验。
还有人说,海底捞不知骗了多少贷款。
要不,怎么这么大手笔扩张?
海底捞每间店都在2000平方米左右,大店装修费就要上千万,小的也要几百万。
还有的说,保不齐人家有什么旁门生意,是用火锅洗钱呢。
可海底捞不仅没有银行贷款,连找上门风投的钱都没要。
我开始研究海底捞就是因为一个做投资银行的学生。
他说:
“黄老师,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叫海底捞火锅店。
我们主动给它送钱,那个老板硬不要。
”
我后来问张勇:
“这年头很多人就想圈钱,你为什么不要?
”
张勇挺坦白,“如果用了投资银行的钱,就要按人家的计划开店。
可是我觉得生意跟人一样,该干活就要干活,该吃饭就要吃饭,该睡觉就睡觉。
不是每年你想开几个店就能开几个店。
”
“你们从没有借过银行的钱?
”
“我们也不是不想用银行贷款,可是贷款需要资产抵押。
海底捞没什么值钱的资产,店面都是租来的,最贵的就是装修和锅碗瓢盆,可是这些不能作资产抵押,初始投资也就是四个股东浑身上下的八千元现金。
”
我睁大眼睛问他:
“你是说海底捞的初始投资就八千元?
”
“对,就八千元。
黄老师你不做餐馆,可能不知道:
做火锅的确很辛苦,但做好了很赚钱。
海底捞好的店半年就能收回投资;一般的店一年收回;不好的店,两年也差不多收回投资。
一间店收回一半投资时,我们就有钱开始筹办第二个店,因为新店装修总要几个月。
”
我心里默算了一下,如果都按一年收回投资,海底捞办了十六年,一生一,二生二,四生四
早知道火锅这么赚钱,我都做火锅了。
可是研究海底捞两年后,我知道了,我做不成海底捞。
哪怕在海底捞干过一天的员工都知道“客人是一桌一桌抓的”这句张勇语录。
尽管每桌客人都是来吃火锅,但有的是情侣,有的是家庭聚会,有的是商业宴请客人不同,需求就不同,感动客人的方法就不完全一样。
从买菜,洗菜,点菜,传菜,炒底料,到给客人涮菜,打扫清洁,收钱结账,做过火锅店每一项工作的张勇深知,客人要求五花八门,标准化服务最多能让客人挑不出毛病,但不会超出顾客的期望。
他开办火锅店初期,一天,当地相熟的干部下乡回来,到店里吃火锅。
张勇发现他鞋很脏,便安排一个伙计给他擦了擦。
这个小小举动让客人很感动,从此,海底捞便有了给客人免费擦鞋的服务。
一位住在海底捞楼上的大姐,吃火锅时夸海底捞的一种辣酱好吃。
第二天张勇把一瓶辣酱送到她家里,并告诉她以后要吃海底捞随时送来。
这就是海底捞一系列“变态”服务的开始。
开连锁餐厅最讲究的是标准化,比如肯德基薯条要在一定温度的油锅炸多长时间,麦当劳汉堡包的肉饼有多少克重。
可标准化保证质量的同时,也压抑了人性,因为它们忽视了执行者最值钱的部位—大脑。
让员工严格遵守标准化流程,其实等于雇佣一个人的双手,没雇佣大脑。
这是亏本生意,双手是最劣等的机器,最值钱的是大脑,大脑能创造,能解决流程和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
比如吃火锅,有的人要标准的调料,有的人喜欢自己调;
有的人口味重,需要两份调料,有的人连半份都用不了;
有的人喜欢自己涮,有的人喜欢让服务员给他涮。
一个客人想吃冰激凌,服务员能不能到外边给他买?
一份点多了的蔬菜,能不能退?
既然是半成品,客人可不可以点半份,多吃几样?
一个喜欢海底捞小围裙的顾客,想要一件拿回家给小孩用,给不给?
碰到这些流程与制度没有规定的问题,大多数餐馆当然是按规矩办—不行;在海底捞,服务员就需要动脑了—为什么不行?
海底捞上海三店服务员姚晓曼说,一次,她服务的11号雅间坐的是回头客邬女士。
邬女士女儿点菜时问撒尿牛肉丸一份有几个?
姚晓曼马上意识到,对方是怕数量少不够吃,便回问一句:
姐,你们一共几位?
她说十位。
姚晓曼马上告诉她,一份本来是八个,她去跟厨房说一下,专做十个。
上海三店张耀兰有这样的经历,某个星期六(17.12,0.26,1.54%)晚上生意特别好,7点半3号包房上来一家姓徐的客人,她发现徐妈妈把鹌鹑蛋上面的萝卜丝夹到碗里吃。
张耀兰感觉徐妈妈一定很喜欢吃萝卜,于是立即打电话给上菜房,让他们准备一盘萝卜丝。
她又拿萝卜丝去调料台放上几味调料。
当她把拌好的萝卜丝端到桌上时,客人很惊讶,她说,“我估计阿姨爱吃萝卜丝,特意拌了一盘送给阿姨吃,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
“他们当然非常高兴,边吃边夸我,还问这萝卜丝是怎么拌的。
”最后徐阿姨的儿子要来一碗米饭,把萝卜丝盘子里的汤拌到饭里吃了,说这是他吃过最香的饭。
接下来一个月,他们连来了三次,还把其他朋友介绍来吃饭。
一碗萝卜丝多神奇,海底捞的客人就是这样一桌一桌抓的。
“创新在海底捞不是刻意推行的,我们只是努力创造让员工愿意工作的环境,结果创新就不断涌出来了。
没想到这就是创新。
”张勇跟我说,后来公司大了,他试图把创新用制度进行考核时,真正的创新反而少了。
“创新不是想创就能创出来的,考核创新本身就是假设员工没有创新的能力和欲望,这是不信任的表现。
”
什么是创新?
一个个鸡毛蒜皮的创新,就是海底捞员工每天做的一件件小事。
独立看起来,都微不足道。
可是一万个脑袋天天想着做这些事,同行就很难和海底捞竞争。
一个管理创新论坛请张勇去讲话,张勇说:
“我们的管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员工都很简单,受教育不多,年纪轻,家里穷的农民工。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人对待就行了。
”
把人当人待,也算管理创新?
对,这就是海底捞最大的创新。
员工。
家人
我质疑张勇:
“哪个老板不想让员工用心工作?
这是全世界老板都想征服的珠穆朗玛峰,可真正做到的凤毛麟角。
”
他的答案就这么简单: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也就对你好;只要想办法让员工把公司当成家,员工就会把心放在顾客上。
”
哦,这不是常识吗。
中国人真有信仰的不多,家最能触动神经,是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家园,一生的追求与荣辱都同家连在一起。
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公私不分。
家的成员很多,地位有高有低,可每个家庭成员都愿意为它做出最大贡献。
怎么才能让员工把海底捞当成家?
好像一切问题的答案在张勇这里都变得很简单—把员工当成家里人。
杨小丽的故事是一个注脚。
她是海底捞唯一的副总经理(总经理是张勇),今年刚满30岁。
杨小丽家在四川农村,上世纪90年代初,两个哥哥做蜂窝煤生意赚了不少钱,可惜,后来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高利贷,杨小丽只好到海底捞干起了服务员。
快过年了,妈妈来到店里。
半年不见,妈妈憔悴不少。
小丽赶紧拉妈妈进包间里问。
原来一个债主今年来的早,把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拿走了。
妈妈让小丽想想办法,能不能借800元钱,否则别的债主打发不了。
海底捞每月发工资,钱在杨小丽手中从没超过半个小时,就进了海底捞旁边的邮局。
她每月只给自己留10元。
一起打工的姐妹也都要回家过年,去哪儿借这800元?
没办法的女儿跟着妈妈哭红了眼。
小丽送走妈妈后,张勇知道了此事。
他让公司借给小丽800元。
小丽说:
“每月从我工资里扣吧。
”
“扣了,你家不还没钱?
年底再还吧。
”
过年了,公司发奖金。
杨小丽觉得肯定没自己的份儿,奖金要还那800元借款。
可是会计找到她,让她去领奖金。
小丽不解地问:
“我还有奖金?
”
会计告诉她:
“张大哥说了,你家还债的800元由公司出。
”
为了家,杨小丽敢拼命。
国外打架最多的地方是酒吧,中国就是餐馆。
在中国做餐馆,如果没有过打架那一定是有菩萨保佑。
特别是海底捞这种营业到深夜的餐馆,店越做越火,麻烦自然就多起来。
一天三个男人同西安海底捞的服务员吵起来,并且动手连打了两个女服务员。
海底捞男服务员把对方打了一顿。
结果不到三个小时,对方来了两辆卡车,跳下60多条手持棍棒的大汉。
条件是:
给5万元赔偿;要不就砸店!
杨小丽一声令下,100多员工冲出店。
男员工在前面,女员工在后面;她,一个不到一米六,21岁的小女子,站到了中间。
那60多大汉站在马路对面,硬是没敢过来。
“忘了害怕。
当时就想一件事,这个店装修花了那么多钱,绝不能让他们砸。
”杨小丽说。
我不太相信:
“他们过来你们真敢打?
”
小丽说:
“他们要动手,那就没办法了!
”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都说川军善战,没想到川军的娘子军更凶。
海底捞进入西安十几年了,共有八间店,打过很多次架。
杨小丽经常进局子,最长一次,被公安局关了一夜才放出来。
人不仅需要爱,还需要尊敬。
对员工的尊敬就是信任。
信任你的操守,就不会把你当贼防;信任你的能力,就会把重要的事情委托给你。
人被信任了,就有了责任感;于是,士为知己者死,才能把公司的事当成家里的事。
信任的标志就是授权。
张勇在公司签字权是100万以上;100万以下是由副总、财务总监和大区经理负责;大宗采购部长、工程部长和小区经理有30万元签字权;店长有3万元签字权,这种放心大胆的授权在民营企业实属少见。
张勇对一线员工的信任更让同行匪夷所思。
一线普通员工有给客人先斩后奏的打折和免单权。
不论什么原因,只要员工认为有必要都可以给客人免一个菜或加一个菜,甚至免一餐。
这等于海底捞的服务员都是经理—这种权力在其它所有餐馆都是经理才有的。
2009年春天,我把张勇请到北京大学给我的MBA学生讲课,一个学生问:
“如果每个服务员都有免单权,会不会有人滥用权力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免单?
”
张勇反问那个学生:
“如果我给了你这个权力,你会吗?
”
整个课堂200多个学生,一下子鸦雀无声。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任,海底捞也有滥用权力的员工。
当海底捞赋予服务员免单权的同时,就意味着公司必须要承担极少数员工对权力滥用的风险;同时,还必须承担当少数人滥用得不到制止时,权力就有可能大面积被滥用的风险。
这种员工一个最通常做法就是“吃单”。
吃单有很多形式,比如,下馆子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不会仔细审单,特别是公款请客;加之,吃火锅点的菜又多,即使是审单,往往也审不清楚。
也有的服务员跟收银说,由于某种原因,他给客人免一个菜,可是他向客人收的确是全款,把免单的菜钱“吃”了。
还有脑袋比较笨的作弊者:
直接趁着晚餐用餐人多,结账来不及同后厨对单的漏洞,把客人没退的菜,直接说成退了。
然后把退的菜钱自己吞了。
上述这些漏洞难控制,所以那些学海底捞的餐馆在免单权上还是按照传统做法,只由少数高层管理人员行使。
而对海底捞的挑战就是,怎么才能把害群之马挖出来。
海底捞有一套特殊干部选拔制度:
除了工程总监和财务总监之外,所有干部都必须从一线服务员做起。
这条晋升政策甚至极端到包括厨师长的职位。
原因是不论你的厨艺多么好,没有亲自服务过客人,就不知道服务员需要什么样的后厨支持。
这样层层选拔出来的管理者太清楚了,什么时候员工才必须用免单这种极端方式让客人满意。
因此,有心作弊的员工能骗过他们一次,但不可能逃过第二次。
我问曾做过海底捞最年轻店长的林忆:
“你怎么防范有人吃单?
”
这个今年才25岁,管理5个店的姑娘告诉我,海底捞有为举报人保密和奖励举报人的制度。
服务员都是刚走入社会打工的青年,不是江洋大盗,做一点亏心事,脸上就不自然,同事很容易发现。
还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监察流程制度,比如这个店对不上单的情况超出正常范围,那一定是有人吃单了,于是,管理人员排查一遍,差不多就八九不离十。
剩下的事就是举证了。
我挺好奇:
“你们还举证?
”
林忆说:
“当然要举证了,如果冤枉了人家,人家想不通,就可能要出事。
所以,对证据要非常重视。
”前年她管理的一个优秀员工被人举报吃单,她启动举证程序,找了两个朋友试了该员工两次。
结果,发现他真的把客人退的一份肥牛“吃”了。
海底捞现有一万多员工,如果按照这些少数害群之马的道德标准和法律意识设计管理制度,海底捞就不是今天的海底捞。
张勇是个抓西瓜丢芝麻的人,他没有放弃对绝大多数人的信任。
当把员工的心留下,再把权力交给员工,员工的脑袋就开始创造了。
“忘我”
餐馆管理看似简单,实际是个系统工程,从采购、后厨、前厅、门迎、保洁、收银一环扣一环;好的服务必须无缝对接,分工不分家。
商学院把这种问题归为组织行为,有专门的老师教授这种课程。
然而,我从没有遇到过任何老师能把这个分工配合的问题,像下面这位二十几岁的海底捞员工讲得这么清楚。
他是海底捞上海五店的夏鹏飞,他说:
四川人都喜欢打麻将,仔细想一想,其实打麻将包含了所有企业成功的精髓。
任何工作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要的是集体配合。
打麻将,不管谁掉了牌,都会有人尽快捡起来。
因为早捡起来,早开局;早开局,好早点儿赢钱。
打麻将的人从来不迟到,说好晚八点,可是刚到七点三个人就先到了。
剩那个人在路上,这三个人电话一顿催:
快点来,三缺一。
另外,打麻将的人从不挑剔工作环境。
冬天捂着被子打,夏天光膀子打;没桌子把纸箱子倒放,放上板子就是麻将桌,洗脸盆垫上报纸就是凳子。
来一个兄弟说要请下馆子,四个人忙说改天改天。
再有,打麻将用手就能分辨出九万与七万,六条和九条,为什么?
因为打麻将用心了,如果我们用一半的心感受工作会怎么样?
最令人佩服的就是,打麻将的人永远不抱怨别人,只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输了钱的只会说:
“我好背。
”上洗手间拼命洗手,回来后,在点好的人身上摸一把,再用别人的打火机点上一支烟,狠狠抽一口。
海底捞员工有一句话,“在海底捞能熬过三个月的都是好样的。
”在海底捞干活比一般餐馆要累,他们高于同行的收入和待遇不是从张勇口袋里拿出来的。
张勇有一句口头禅:
“钱这个东西,天上掉不下来,地下也长不出来,只能从顾客口袋中掏出来。
”
翻台率是衡量餐馆经营效率最重要的指标,它是指一张桌子每天能接待几拨客人。
接待客人次数越多,效率就越高,员工工作量也越大。
海底捞的翻台率比同行要高一倍到两倍,员工劳动强度自然高于同行。
海底捞的传菜员脚上没有不起泡的;后堂刷碗工手没有不烂过的;前台服务员嗓子没有不哑过的;腿没有不肿过的。
不但身体累,精神也累,海底捞店长不同于一般快餐店店长。
他们不仅要执行海底捞总部的流程和制度,还有打败对手的使命。
西安建国路海底捞店的店长方华强回忆:
“2004年9月,小肥羊火锅在离我们不到300米的地方开了一家分店。
我们生意立刻淡了许多,显然它抢了我们的客人。
”他们就使劲琢磨怎么把小肥羊赶出建国路,他几乎天天去小肥羊吃饭,研究对方菜式和服务优缺点,回来后就做出针对性对策。
结果,2005年5月小肥羊终于熬不下去,撤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受的苦。
在一个让人看不起的行业,干着比同行还累的活,张勇让员工们相信,双手确实能改变命运。
师洪桥是北京海底捞的一位普通员工,童年家里连一个鸡蛋都很难吃到。
看到小朋友们吃冰棒和方便面很羡慕,“他们偶尔让我舔一口,都觉得好甜好幸福。
”
后来她和哥哥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可父母只能供一个,“那天晚上,我爸爸哭了,妈妈看着我说,孩子,你就让你哥上吧。
他是你爷爷的命根子,你爷爷生前就一直想让他上大学。
”
师洪桥什么也没说,就把录取通知书撕了。
她后来和妈妈都进了海底捞打工。
现在拿的工资除了给哥哥寄生活费外,还能给自己买新衣服和零食。
2010年云南大旱,没有水,没法种庄稼,“我不怕,我有一双手,会在海底捞努力打拼,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让哥哥顺利完成学业。
”
杨小丽当年开创了海底捞在西安的市场,最初大门打开,硬是没客人来,真急死了。
她看到电线杆上那些办证开发票治性病的小广告可以随便贴,也带着几个服务员去贴小广告宣传海底捞。
第一天没事,第二天就让城管抓到了。
她哭天抹泪折腾了一通,一分钱罚款没交,还把城管科长拉成了客户。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晚上说梦话都是‘姐姐,我们这里新开了一间四川火锅店,叫海底捞,请来尝尝吧!
’”杨小丽说。
难怪海底捞员工成了同行挖角的热门。
很多餐馆到海底捞挖人。
先挖店长;店长挖不动,就挖大堂经理;经理挖不动,就挖领班;领班挖不动,就挖服务员。
我问一个挖过海底捞服务员的餐厅老板:
“人家挖人都挖经理,你挖服务员干吗?
”
她说:
“他们店长我挖不动,海底捞服务员的脑袋也灵活,在我们餐馆都能当领班。
”
这位老板带人去吃了几次海底捞,每次不论怎么挑剔,愣是没挑出毛病。
有一次,她的一个经理要把一盘羊肉秤一秤,看够不够分量。
服务员不仅没烦,还说,哥,你是用我们厨房的秤,还是我给您到外面买个电子秤?
那个经理扑哧一下笑出来,然后坦白是同行,故意来挑毛病的。
结果那小丫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是同行我们更欢迎,你们逼着我们做的更好。
我问那个小丫头,在海底捞干了几年?
结果,她说才八个月。
中篇
创始人
张勇在海底捞是“神”。
但这个“神”并不纯粹,性格中有既谦卑又自大、既善良又无情的复杂性
商业启蒙
2006年海底捞成立了工会。
张勇为海底捞的工会赋予了特殊使命,他在工会成立时说: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我们绝大多数员工来自农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不可能像公务员和白领那样过上体面的生活。
在陌生的城市,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受到这个社会的尊敬。
“为什么这样?
这一切怪谁?
我们可以改变吗?
我的答案是:
谁也别怪,要怪就怪我们自己。
北大清华每年招那么多学生,你能考的上吗?
你知道要付出多少汗水和智慧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吗?
既然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就只能靠剩下的东西改变命运。
这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必须竭尽所能去改变。
否则,我们的员工一辈子都要在社会最底层,我们的后代也将重复我们的命运。
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组织来帮助和关心我们基层员工的成长,这个组织就是我们的工会。
“每一个工会会员都必须明白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是在执行公司命令去关心员工,而是真正意识到我们都是人,每个人都需要关心与被关心,而这个关心基于一种信念,那就是‘人生而平等’。
”
张勇多次提到“人生而平等”这五个字。
我问他是否知道出处,他告诉我是法国哲学家卢梭说的,美国总统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也说过。
“我都读过,而且很小的时候就读过。
”
我忍不住又问了个很傻的问题:
“这些书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
张勇思索了一下,“天赋平等的人权和尊严。
”“一个社会的公平太复杂了,有些事我实在搞不明白,也管不了,但在海底捞,我能说了算,我要尽量追求我认为的公平。
”
1971年,张勇出生在距离成都80公里的四川简阳。
他在五家人共住的大杂院里长大。
父亲是农机厂的厨师,母亲是小学教员,张勇下面有两个弟弟,家里还有一个奶奶。
当时邻居中生活最好的一家,男人是县城一家国营旅店的经理。
这位经理喝酒的下酒菜经常是几粒花生米;每一粒还要掰成四瓣吃。
贫穷成了张勇与生俱来的敌人,物质贫乏几乎构成张勇儿时记忆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双手改变命运”才变成张勇的人生目标。
他十四岁时遇到了人生第一次打击。
那是男孩子变成男人的生理发育期。
不知何故,张勇变声期格外长,差不多一年时间讲话的声音总是不男不女。
这正是男孩子开始渴望引起异性注意的时候,可是公鸭嗓的张勇在女孩面前却不敢张口。
张勇不能忍受耻笑。
此时,阅读习惯帮他找到了解脱,他一个人跑到县城的图书馆躲起来,整整躲了一年,用书籍压抑体内荷尔蒙的骚动。
上个世纪80年代简阳有个免费图书馆。
他很快就看完了图书馆里的言情和武侠小说。
于是,开始把躲在角落里的卢梭、尼采、巴拉图、孟德斯鸠等西方哲学家的书囫囵吞枣看了一遍,甚至把《第三帝国兴亡》读了三遍,还有耐心能看完《上帝已死》这样的书。
8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自由主义的思潮弥漫于各种报纸,每天在图书馆浏览各种报纸也成了他的必修课。
张勇的知识使他成为孩子头。
他长大之后也毫不掩饰地说:
“不知道为什么,别人总是听我的。
”显然,他是有领袖欲的人。
可是爱读书看报的张勇并不是个好学生。
初中毕业后父母没让他继续读高中,而是进了简阳一所保证分配工作的技工学校学电焊。
这件事让张勇感到很不爽。
他把学校发的电焊材料都给了同学,上学期间除了看杂书就是玩。
好在周围总有一帮人,所有考试都是几个同学帮他应付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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