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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A
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
杨自俭
为选编《翻译新论》,这几年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研究翻译的论着与文章,重点是1983—1992年间的,这10年我们的翻译工作领域扩大了,除文学艺术外,社科、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民族语文等方面的译着,不论数量与质量都有很大的发展1;成立学术团体,创办刊物与出版社,开展学术讨论与翻译服务,加强国际交流等工作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理论研究的意识有明显增强,学科建设在各类文体翻译研究、译学本体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个层次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拟就10年来这三个层次的研究加以论述。
各类文体翻译研究
每个学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理论研究大都是经验式的封闭性宏观描述,有的虽可称精言宏论,但范畴模糊,解释不一,当然谈不上理论的系统性。
笔者认为,我们的译学研究80年代以前基本上处于这样的阶段。
从80年代初开始各类文体翻译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进展,除文学作品外,新闻、科技、法律、社科、应用文等文体的翻译研究逐渐增多,《上海科技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创刊后,科技和经贸等实用文体的翻译研究显着增加,此外口译研究也明显呈上升趋势。
与过去相比有两大差异,一是翻译的题材和体裁广泛了,实用性的突出了;二是对文体特征研究的细致了。
总之可说是进入了各类文体翻译的微观研究阶段。
10年中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有翁显良的《意态由来画不成?
》(1983)、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1986)、《中国翻译》编辑部的《诗词翻译的艺术》(1987)、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1987)、方梦之的《科技英语实用文体》(1989)、袁锦翔的《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1990)、刘重德的《文学翻译十讲》(1991)等。
这些著作有的研究了文学中的小说、诗词、散文、戏剧的翻译艺术,有的研究了科技、新闻、社科、公文和应用文等翻译的特点与技法。
各类文体翻译研究的论文发表很多,仅举几个方面的例子说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诗词翻译派别很多,英诗汉译中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取得了显着成绩,既译神也译形,提出了格律移植宽严有度,“以顿代步”的主张。
江枫进一步指出应“以形传神,立形存神”。
劳陇对“以顿代步”提出商讨,使这一研究得以深入。
汉诗英译方面翁显良有独到见解,以意象和节奏为本色,以不切为切,浅中见深。
许渊冲属诗体派,主张意美、音美、形美,近期又用六个字[一(identification)、艺(re-creation)、异(innovation)、依(imitation)、怡(recreation)、易(rendition)]概述了译诗的目的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常道与变道。
刘英凯与许渊冲的几次商榷,使音美和形美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高健和刘炳善对散文翻译颇有研究,坚信“意之所到,风格随之”,巧劲儿来自真功夫。
许国璋主张学术论着要“切译”,自成一体。
段连城的“解释性翻译”在对外宣传中颇显功夫。
程镇球对政论性文稿的翻译以严谨着称,陈忠诚译法律以精确驰名。
科技翻译研究,不但有两个公开出版的专业刊物,而且近几年已开过8次全国性讨论会,此项工作有了较大发展。
我仅从所读有限的文章中知道叶笃庄、方梦之、李亚舒、叶永昌、黄昭厚、阎德胜、刘克璋、刘先刚等都在不同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刘先刚对建立企业翻译学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另外公文、合同、广告、招标文件等应用文体的翻译研究也有了初步进展。
口译研究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10年应该说有了显着进步,胡庚申写了一篇很好的综述,从理论、技巧、教学和引进四个方面评述了口译研究的发展。
各类文体的翻译研究是微观研究,这项研究的深入是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理论来自实践,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理论总结,没有微观研究的成果,译学理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10年来这方面虽然有了较大进步,但仍很不平衡。
比较明显的是公文、应用文翻译研究较少,口译研究也显薄弱,当然其它文体研究的理论深度也显不够,方法也待改进。
还有一件怪事,社会科学著作译了那么多.可几乎没有看见这方面的研究文章,甚至连前言后记也写得不多不好。
这大概与抢译和急功近利有关,恐怕没认真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微观研究的这种状况,要想深入发展,笔者以为应重点抓好三条:
①提高译者语言学理论水平,尤其是文体学水平。
这10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译者注意了语言学和文体学的学习,王佐良、秦秀白、侯维瑞、程雨民、钱瑗等人的专着和论文以及引进的文体学著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应看到我们的学习还很不够。
任何研究,若缺少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是难以取得进展的,更不可能获得突破性成果。
我们有“文贵得体”的优良传统,英语有“Properwordsinproperplacesmakethetruedefinitionofastyle”(斯威夫特)。
只有掌握了文体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才可能进行有效的研究,才可能进一步使翻译得体。
当然文体分析代替不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受,这是文学翻译的一个特殊问题,应专题讨论。
要提高理论水平当然也需要学习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这是常识问题,不必赘述。
②转变观念,实践者都来重视理论研究。
纵观我国语言研究与翻译两个领域,应该说历史悠久,著述甚丰,但要说出几本有份量的理论著作却十分困难。
这是轻视理论研究的传统所致,具体说就是不愿意也不善于对自己的实践从理论上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和理论性的阐释,所以难有重大的理论建树。
这个传统的影响不可低估,恐怕至今还在起作用。
我劝从事各类翻译的同志,抽出部分精力对你的实际工作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探索,这不仅能提高你的理论思维能力,而且会使你的实际工作更有成效。
恐怕这也是培养理论人才最可靠最有实效的途径。
③各类文体的翻译研究应向深广度发展。
“广度”问题比较好解决。
译什么文体研究什么文体,译小说研究小说,译哲学研究哲学,译广告研究广告;从事外译汉研究外译汉,从事汉译外就研究汉译外;从事口译就研究口译。
只要从事翻译实践的同志中较多的人有了理论研究意识,这个问题就会大有改观。
另一方面就是类中有类的问题,比如公文,除各类法律文书外,还包括宣言、章程、法令、决议、公告、通知、通报、工作报告、公报、协议等。
我们的研究应向这些小类深入,这也是广度问题。
深度的问题比较复杂,笔者认为除深入一步探讨每种文体的各种文体因素(语音、词汇、句法、篇章、修辞等)外,应大力加强中外同类文体的文体因素对比研究,寻找语义对应和形式对应的异同,以探索语义转换和形式转换的规律。
只有这种对比研究得到深入发展,才可能使更多的译作真正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像王佐良说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另外同类文体还有许多不同的因素,比如同为小说,因时代和作家不同,便有明显不同的文体特征,因此文体对比研究是复杂而细致的,其它文体也会因作者不同而有差异。
我们的研究也应向这方面发展。
译学本体论研究
80年代以来我国译学理论建设有了新的发展,正像叶水夫在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
“近几年来,他们(指大学中青年教师和理论研究人员)注意运用新学科和各学科的新成就来阐述、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问题。
有的学者还提出建立翻译学的构思。
这种把翻译学和其它学科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使我们开阔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
10年来我们不仅进一步明确了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而且初步构建了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开始出现了不同的译论学派。
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我们过去并不明确,因为译界长期认为翻译不需要理论,也没有理论。
1951年董秋斯提出了译论建设的三条:
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深入的研究。
当时提出这三条是很高明的,已具有指导方针的基本形态。
可惜没有引起译界的重视。
1986年姜椿芳在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我们既要认真汲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
我国翻译界的先驱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也要在其基础上前进和发展。
过去提过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时代的进展要求我们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
”我把这段话紧缩成:
继承我们的宝贵遗产,汲取国外的精华,创立适合中国需要的现代翻译学。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10年来译界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
主张只继承不汲取或主张只汲取不继承的人都越来越少了。
“创新”成了译学研究者思索的中心课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理论发展的基础。
不过继承和汲取的内容尚待深入研究,因为这是创新的前提,否则难以使中外精华相结合产生新的理论体系。
中国的翻译学理论体系已于1988—1989两年间初步构建问世。
笔者孤陋寡闻,只能举出两个证据。
一是黄龙的《翻译艺术教程》(1988),二是刘宓庆的《西方翻译理论概评》(1989)和《现代翻译理论》(1990)。
黄龙在此书中讲了翻译的13观4性1法,包括译学的功能、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神韵、美学、风格、教学、翻译家以及语言心理学、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的研究。
刘宓庆这篇文章在评述西方译论的基础上简述了他的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分内部和外部两个结构系统。
内部系统由翻译理论(基本理论、方法论、程序论、美学、教学法研究)、翻译史(翻译发展史、译论史)和翻译信息工程(软件研究、机译技术理论和机译语言理论)三部分构成。
外部系统包括哲学、社会文化和语言符号三部分,为译学的基础理论参照系统。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
“翻译学完全有资格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开放的学科,不必也不应依附于任何一门学科。
”1990年《现代翻译理论》一书问世,标志着他的译学理论体系正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诞生了。
从范畴的开拓与界定、理论系统的层次与结构和全书论述的方法等方面与黄先生的《教程》相比,刘先生的《现代》更具理论专着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当然黄先生的著述也自成体系,独到见解和精采论述全书随处可见。
另外还有些同志的研究也有了译学理论体系的雏形。
王佐良在《新时期的翻译观》(1987)中讲了七个问题,涉及译学传统、译论、标准、文体、读者、方法、译者素质和专题研究。
谭载喜的《试论翻译学》(1988)简述了译学理论所含的普通、特殊和应用三部分;普通译学包括实质、程序、原则、标准、方法和矛盾几部分。
金堤的《翻译学与等效论》(1989)论述了他对译论的思考,分基础理论、本体理论、专项研究和技巧研究四个门类。
基础理论是跨学科研究,本体理论中包括五个关系问题(形式与内容、灵活与准确、语义与语境、异国情调与翻译腔、标准与其上下限)。
杨自俭在《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1989)中提出翻译科学的体系包括翻译工程(人工和机器翻译,属工程技术)、翻译艺术(各类文体的翻译研究,属技术科学)和翻译学(哲学、美学、方法论,属基础科学)三个层次,隶属思维科学。
田菱在《翻译学的辩证逻辑学派》(1992)中宣称“翻译学是一个统一于七维空间的静态结构,也是一个流变于七大学科的动态系统——在哲学的协调下,译文经由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向中心学科流变。
”这七大学科是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社会学、逻辑学、翻译学、各该门中心学科。
金堤曾指出,中国译界出现了两派并存的苗头,称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是文艺学派的宣言,其它大都是以发展科学的翻译理论为方向的。
他主张把文艺观和科学观结合在一起研究译学,建立第三学派。
”现在来看,科学派(或称语言学派)至今尚未形成,至少是没公开打出旗帜。
从上边的评述可以看出大都属于金堤称的第三个学派,认为翻译既是艺术也是科学。
我认为这也是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学科的性质逐渐有了统一的认识。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科学与艺术,直译与意译似乎不应再费时争高低了,因为实践证明在科学上这属于“不可能”的问题,不属于“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应当集中精力研究翻译的科学性内容及其分布规律,研究翻译的艺术性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研究直译与意译的关系及规律。
这种研究不应只限于文学翻译,而应在各类文体的翻译中进行。
这10年来除上述几个问题外,其它理论命题也都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发展。
这里依据《翻译新论》中文章排列的层次加以简要评述。
翻译理论基本模式。
这是刘宓庆提出的一个理论范畴,它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灵魂或者叫指导思想。
他提出的是重描写的语义——功能模式。
他深入研究了中外译论,又对英汉两种语言与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究。
因此这个模式是符合实际的,是科学的。
他最近在《中国翻译》(1993年第2期)上又进一步论证了这个模式的理论和实际的根据。
从模式的概述中看不出翻译中形式转换的问题,但他在文章中专门论述了形式对应问题,提出了辩证的形义观和四条参照规范。
翻译的发展不会只满足意义的转换,会对形式转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今后我们应继续探讨语义转换的规律,同时也应努力研究形式转换的问题,它比语义转换有更大的难度。
翻译原理。
这也是刘宓庆在译论研究上的一项突破。
他深入地探讨了语义在语言符号的空框结构中呈散粒型结构(disassemblage),导致了双语语义对应的可能性和非对应的必然性,又进步分析了三种机制和四种转换模式。
许钧提出了翻译的思维、语义和美学三个层次,韩忠华提出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双轨模式,这都是对翻译原理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翻译原理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译者的思维活动,它很特殊,既不同于原文作家的也不同于译文作家的,我们应该深入细致地研究译者的这种特殊思维活动规律。
翻译标准。
这是译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翻译批评的依据。
纵观这10年的研究,3个方面有了进展。
一是追求精确性,研究定量分析,以减少定性分析的主观性。
范守义运用模糊数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定量分析(1987),徐盛桓也提出自己的数学模型(1987),称此法叫“半定量分析”。
穆雷不但从理论上探讨了隶属度的确定问题(1991),而且用模糊统计法进行了实验(1992)。
吴新祥等也研究定量分析,他把语言按静态等级和动态层次,划分成15个平面探讨原文与译文的等值关系,但不是用的数学方法。
二是探讨模糊测度。
陈忠华从人的认识、审美和语义的模糊性几方面论述了翻译标准的模糊测度。
标准的研究追求精确性是进步,但研究其模糊性也是进步,二者应相结合,进一步探讨各自的限度及其关系。
否定定量分析,不对,但希望值要适度,由于翻译思维的不确定性,语义形式化的困难,精确分析受到严重制约,因此如何处理模糊性问题不容忽视。
三是标准的多元化。
辜正坤提出了“多元互补论”:
绝对标准(原作)——最高标准(抽象标准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分类)。
其主要依据是翻译的多重功能、人的审美情趣的多样化和读者、译者的多层次。
黄天源提出“最佳近似度”像“忠实”一样也是模糊概念,其实也是一种理想的标准。
罗选民提出话语层翻译的七条标准:
意图性、信息性、可接受性、形式连接、意义连贯、章际性和场合性。
这是一个新的思路、新的开拓。
以上都是翻译标准的新探索,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进展,这是不容否定的,但从我国译界实际情况看,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在短期内还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取代它。
翻译标准的研究有重要理论价值,但它的实用价值似乎显得更重要,因此今后的研究除理论上继续进入探讨外,应十分重视它的实用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更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翻译单位。
这个问题有引进,也有我们自己的研究。
罗进德1984年就介绍了国外几个著名翻译理论家关于翻译单位的论述,主要有语义确定法、话语切分法和逻辑分解法。
国内研究不多,罗国林、王德春用语义确定法把翻译单位分为音位、词素、熟语、自由词组、句子、话语。
刘宓庆认为“句”只是一个基本的翻译单位,而翻译的“本位”应为“语段”(text)。
他阐述了译码——换码中五个方面的分析与综合,还提出了语段的四种结构模式。
吕俊提出大于句子的翻译单位应是“语段”,并从语义、交际与形态三方面论证了它的存在和可操作性。
罗选民运用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区分了话语层翻译的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前者为话语,后者为小句(clause)。
仅就这几篇文章来看,此项研究有了明显进步,都同意由句子发展到语段,甚至到篇章,区分了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重视了文化和语用因素,而且已由静态分析进入了动态分析,由备用研究发展到实用研究。
但句子以上单位界定不清、也不统一,是一个突出问题,这跟话语语言学发展不成熟有关。
王福祥的研究比较系统,句以上单位叫话语或超句统一体,又分句组、句段和片断(又叫次篇章)三个层次。
我在翻译过程中大多以段(有时是几个关系密切的自然段)为理解单位,以句(包括单句和复句)为表达单位,当然动笔前的研读是由句到段到节到章到全文而且要联系作者的思想、意图和时代背景,的确是个动态的分析综合过程。
美学、风格和神韵。
刘宓庆对翻译美学的研究很有独到之处,是他的一项重要学术成就。
他不但抓住了翻译美学的核心内容:
审美客体、主体、体验和标准,而且对其中的许多项目都有深入而精彩的论述,如原文的非表象美学因素(包括意境、神韵、气势、情态、韵味、风貌等),非直观不可计数,但可感可分析。
还有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
刘宓庆对风格的研究象美学研究一样,走出了用“印象性术语”描述总体风貌的“虚幻”境地,把风格因素分九个层次,风格意义分三个层次,转换手段分成对应、重建和淡化三种。
使风格的研究向精确化前进了一大步。
刘重德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了风格的可译性问题,并提出用文艺观点进行宏观研究,用语言学观点进行微观分析的主张。
黄龙把神韵这个“一看就懂,一问就胡涂”(季羡林)的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而且讲得可信可感可为,足见他的功夫至深。
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应扩大到各类文体的翻译中去,各类文体均有自己的美学和风格特征,再者这个领域以抽象和模糊为主要特点,因此应进一步探讨抽象概念的量化问题,为美学与风格翻译以及这方面的评论找到更多的可为因素和手段。
翻译家论。
我认为翻译学中应有一章翻译家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是翻译队伍建设的问题,是翻译事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此项研究还停留在宏观描述上,比较全面的是黄龙的人才观,包括比较语言、专业知识、世界知识、政治理论、职业道德、逻辑思维和即席速记七项教育。
关于人才培养问题我有两点想法:
①建立翻译系和翻译学院。
这个问题许多会上都提出过,但至今没有动静。
大家的建议从实践而来,是急国家建设之所急,国家教育部门不应置若罔闻。
②译协应成立一个人才委员会,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研究不同层次翻译人才的标准,要具体可行,比如语言和知识的要求应有量化指针等,以提高客观性和可检查性。
翻译批评。
这也是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10年来取得的进展不大,代表性成果应是袁锦翔的《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可惜这样的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论着太少了。
另外李文俊和许钧探讨翻译批评的文章比较深入,特别是李文涉及到翻译批评的许多方面,重点论及文字校订式的批评和对老翻译家的批评问题。
许文分析了“太死”和“太活”的两种倾向,提出了批评的整体性、理性、微观宏观结合和导向问题,颇有现实意义。
此项工作应重点加强标准研究,它具有全局性决定意义;其次加强评论者的素质建设。
素质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水平,二是态度。
按茅盾1954年提出的要求,需要很高的水平(包括语言水平、经验、知识、理论思维等)和深入细致的对照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评论。
不具备这种条件又不愿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才出现“太死”和“太活”的批评。
态度极其重要,它决定批评的方式方法,它是批评者道德品质的体现,当然被批评者也有态度问题,同样是道德品质的体现。
只有二者都出以公心,态度端正,才能使批评深入发展。
翻译教学。
庄智象写过一篇文章,综述了翻译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并对改革提出七条很有现实意义的建议。
10年来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文章不多,刘宓庆针对译界否定理论功能的思想提出了“翻译的技能意识”,论证了翻译理论的认知、执行和校正三大职能和技能意识培养与技巧形成的过程。
他在《现代翻译理论》的第11章确定了八项翻译理论教学的基本内容,还论述了基本技能训练和技巧训练的内容与要求,为翻译教学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
劳陇认为译界最严重的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解决的办法之一是编写理论联系实际的教材。
郭着章在翻译教学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英汉名译比较研究,他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已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翻译教学问题很多,主要是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问题没得到研究,庄文中大都有具体分析。
当务之急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外语本科专业翻译教学大纲,对口译和笔译,对外译汉和汉译外都分别作出具体规定,其中对翻译理论、双语对比研究、口译、汉译外和应用文体的翻译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次就要抓好教材建设和教师培训。
这三项都是翻译教学的基础工程,确实应集中优秀人才,花本钱下功夫搞好。
翻译史和译理史研究。
这也是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
10年来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马祖毅经过七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此书不但材料详实,而且对分期、口笔译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和内容重点等几个问题都处理得较好。
谭载喜经过多年的研究完成了《西方翻译简史》(1991)。
“有重点、有分析、有系统地勾画出欧洲和北美翻译事业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演变的概貌”,而且注意了对译论发展的概述,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
陈福康在不长的时间内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此书资料比较丰富,而且对译学理论的性质、结构以及历史分期与写法都有新的探索。
今后这方面的研究除继续编写通史、简史外,应有重点地开展断代史和学科翻译史的研究,比如唐代、明代、五四时期等,比如小说、诗歌、社科、新闻、科技等。
要充分注意重点人物重点译着,注意文化发展的脉络,注意中外文化的相互影响。
外国译论介评。
这10年来谭载喜、蔡毅,庄绎传、劳陇、郭建中、胡真、穆雷、杨建纲等在译介外国译论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他们把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翻译理论引进了中国,并注意与中国的传统译论相比较,促进了译界的理论学习与研究。
在中外译论比较研究中刘宓庆、罗新璋、劳陇等做得比较深入,可称为这方面的带头人。
现在看我们引进的还不够,应继续有选择的译介,但同时应注意联系我们的实际,“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
就讲介绍吧,也要下一番融会贯通的功夫,枝枝节节、依样画葫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今后的引进和研究只有在融会贯通和借鉴两方面下功夫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跨学科研究
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原文作者、原作、原文读者、译者、译作和译文读者,可研究的方面很多,王佐良说,翻译研究“最有理论发展前途:
它天生是比较的,跨语言、跨学科的,它必须联系文化、社会、历史来进行。
”纵观10年来的研究,可以说已经跨出了原来那个封闭的译论领域,走进了一个开放的新天地。
范畴研究和理论命题不再只限于“信达雅”、直译意译和可译性几个老问题,而是不但在译学本体论范围内有了新的开拓,而且开创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新局面。
从我读到的文章看,不少人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在注意运用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尤其是对比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以及符号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阐释和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问题。
这就把翻译学的创立和建设置于人类大文化系统的综合研究之中,这是符合当代科学思潮(综合研究在时空中运动着的系统)的。
这种跨学科研究,刘宓庆称作“翻译学外部系统”,以下分三个子系统:
哲学思维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社会文化系统。
三者跟翻译学的关系是功能性的,分别作为翻译学的理论依据、论证手段和参照范畴。
这个划分是很科学的,不仅界限清晰,而且目标准确。
在第一个子系统的研究中刘宓庆主张翻译的主体是抽象思维,翻译思维的基本特征是逆向运动。
董史良认为翻译学是思维科学的一门应用科学,深入研究翻译思维是译学研究的突破口。
杨自俭强调翻译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译者特殊(既不同于原文作者的也不同于译文作者的)思维活动的规律和方法。
刘祖培提出了综合思维论,阎德胜提出了翻译科学是应用逻辑的理论命题。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重点探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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