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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

乾隆修《四库全书》是功是过？

学苑出版社

2009年11月07日星期六21:

25

    提起清代古籍，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四库全书》，其成书过程却充斥了“血与泪”。

据统计，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为13600卷。

焚书总数，15万册。

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这里边的功过是非究竟如何？

《四库全书》今何在？

我们请出国家珍贵古籍评审专家孟宪钧先生为您破解历史的谜团？

    《四库全书》是图书的总括，虽分别收入经、史、子、集四库，但并未将图书按其性质和内容进行分类编纂，所以，它是一部丛书。

    清高宗弘历即位第6年，即乾隆六年（1741），下令广搜天下奇书来充实天府宝藏。

乾隆三十七年（1772）又下令各省加强访求天下书籍，编辑一部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正式成立。

据《四库全书》卷首开列编纂的人，前后共有360多人。

四库馆设总裁、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下设相关官员，都是选派当时有学问、有专长的文人担任。

如总纂官是纪昀（晓岚），这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尤其在民间，口碑甚佳。

清代著名学者朱筠、于敏中、刘墉、戴震、余集、姚鼐、程晋芳、王念孙等都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经过10年的艰苦工作，全书终于完成。

共收书3503种，79327卷，分装36304册，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它内容广泛，一方面起到了保护和整理古籍的作用，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书就有500多种。

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所收书，是经过选择的，它排斥了许多与统治者思想不合的著作。

一切具有民族思想的书、民间流行的文艺作品等都被排斥在外。

另外，它还妄改了许多著作的原本。

宋明时代与外族斗争的著作，或者完全加以排斥，或者将书中内容、字句加以删改，致使许多书籍失去了原貌。

乾隆禁书、毁书，反映在当时刊刻的书目中。

乾隆年间，仅官方刊刻的《全毁抽毁书目》、《禁毁总目》、《违碍总目》等就有多种。

这些书流传至今已不多见了。

至光绪年间，姚觐元辑为《禁毁书目四种》，这些书目客观反映了乾隆钳制思想、高压统治的实况，既是资料，又是罪证。

乾隆时的毁书情况十分骇人听闻。

仅以浙江一省为例，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8年间，就毁书24次，总计毁书530多种，13800多部，所以说，《四库全书》的搜求、编纂，也是乾隆皇帝进行书籍检查的一个借口，因此毁掉了不少古籍，前人评之为“功魁祸首”，我认为，总的来看，还是功大于过吧。

　　《四库全书》没有刻印，只有写本，最初写了四部，分藏于北京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今沈阳）文溯阁和热河（今承德）文津阁，称“北四阁”。

北四阁本的装潢、纸张好，开本大。

后来又抄写了三部，藏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称“南三阁”。

南三阁的装潢、纸张差，开本小。

    文渊阁藏本保存完好，现藏台湾；文溯阁藏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人掠去，战争结束后被苏联接收，现存于辽宁。

文源阁藏本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火毁，少数流入民间；文津阁藏本原藏避暑山庄，1915年运至北京，现藏国家图书馆；文宗、文汇两阁藏本在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被焚毁；文澜阁藏本咸丰十年（1860）丢失，丁丙、丁申兄弟收集残书，抄补缺书。

光绪六年（1880）重修文澜阁，民国后继续抄补，至1925年终于补齐。

    《四库全书》的编纂，还有一个“副产品”，这就是给北京市宣南琉璃厂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促使了琉璃厂古文化街的形成。

乾隆时，不论是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还是各地进京赶考的读书人都要到琉璃厂来选购文房用品、寻书淘宝。

他们的居住之地，就是各地的会馆。

当时各地的会馆大多建在宣南、前门外一带。

据清人《水曹清暇录》、《宸垣识略》等记载，琉璃厂附近会馆云集，在延寿寺街、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韩家潭、梁家园、孙公园、南柳巷、北柳巷、前青厂、后青厂等地，到处都有会馆。

至今还有少数清代会馆的遗迹保存完好。

　　学子们来琉璃厂是为了找资料、作学问、求功名，而那些四库馆臣们上朝时在四库全书馆里编纂资料、切蹉琢磨，下朝后又到琉璃厂搜罗奇珍、探讨研究。

所以琉璃厂实际上成了《四库全书》的第二编纂处。

大批士子学者涌向琉璃厂，不仅促进了琉璃厂古书业的繁荣，也带动了琉璃厂文房四宝、文玩骨董等其他文化行业的发展，使琉璃厂逐步成为一条文化街了。

这倒是勅命编纂《四库全书》的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

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

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

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四库全书的不足之处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

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

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乾隆修《四库全书》是功是过？

提起清代古籍，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四库全书》，其成书过程却充斥了“血与泪”。

据统计，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为13600卷。

焚书总数，15万册。

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这里边的功过是非究竟如何？

《四库全书》今何在？

我们请出国家珍贵古籍评审专家孟宪钧先生为您破解历史的谜团？

《四库全书》是图书的总括，虽分别收入经、史、子、集四库，但并未将图书按其性质和内容进行分类编纂，所以，它是一部丛书。

清高宗弘历即位第6年，即乾隆六年（1741），下令广搜天下奇书来充实天府宝藏。

乾隆三十七年（1772）又下令各省加强访求天下书籍，编辑一部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正式成立。

据《四库全书》卷首开列编纂的人，前后共有360多人。

四库馆设总裁、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下设相关官员，都是选派当时有学问、有专长的文人担任。

如总纂官是纪昀（晓岚），这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尤其在民间，口碑甚佳。

清代著名学者朱筠、于敏中、刘墉、戴震、余集、姚鼐、程晋芳、王念孙等都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经过10年的艰苦工作，全书终于完成。

共收书3503种，79327卷，分装36304册，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它内容广泛，一方面起到了保护和整理古籍的作用，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书就有500多种。

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所收书，是经过选择的，它排斥了许多与统治者思想不合的著作。

一切具有民族思想的书、民间流行的文艺作品等都被排斥在外。

另外，它还妄改了许多著作的原本。

宋明时代与外族斗争的著作，或者完全加以排斥，或者将书中内容、字句加以删改，致使许多书籍失去了原貌。

乾隆禁书、毁书，反映在当时刊刻的书目中。

乾隆年间，仅官方刊刻的《全毁抽毁书目》、《禁毁总目》、《违碍总目》等就有多种。

这些书流传至今已不多见了。

至光绪年间，姚觐元辑为《禁毁书目四种》，这些书目客观反映了乾隆钳制思想、高压统治的实况，既是资料，又是罪证。

乾隆时的毁书情况十分骇人听闻。

仅以浙江一省为例，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8年间，就毁书24次，总计毁书530多种，13800多部，所以说，《四库全书》的搜求、编纂，也是乾隆皇帝进行书籍检查的一个借口，因此毁掉了不少古籍，前人评之为“功魁祸首”，我认为，总的来看，还是功大于过吧。

　　《四库全书》没有刻印，只有写本，最初写了四部，分藏于北京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今沈阳）文溯阁和热河（今承德）文津阁，称“北四阁”。

北四阁本的装潢、纸张好，开本大。

后来又抄写了三部，藏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称“南三阁”。

南三阁的装潢、纸张差，开本小。

文渊阁藏本保存完好，现藏台湾；文溯阁藏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人掠去，战争结束后被苏联接收，现存于辽宁。

文源阁藏本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火毁，少数流入民间；文津阁藏本原藏避暑山庄，1915年运至北京，现藏国家图书馆；文宗、文汇两阁藏本在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被焚毁；文澜阁藏本咸丰十年（1860）丢失，丁丙、丁申兄弟收集残书，抄补缺书。

光绪六年（1880）重修文澜阁，民国后继续抄补，至1925年终于补齐。

《四库全书》的编纂，还有一个“副产品”，这就是给北京市宣南琉璃厂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促使了琉璃厂古文化街的形成。

乾隆时，不论是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还是各地进京赶考的读书人都要到琉璃厂来选购文房用品、寻书淘宝。

他们的居住之地，就是各地的会馆。

当时各地的会馆大多建在宣南、前门外一带。

据清人《水曹清暇录》、《宸垣识略》等记载，琉璃厂附近会馆云集，在延寿寺街、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韩家潭、梁家园、孙公园、南柳巷、北柳巷、前青厂、后青厂等地，到处都有会馆。

至今还有少数清代会馆的遗迹保存完好。

　　学子们来琉璃厂是为了找资料、作学问、求功名，而那些四库馆臣们上朝时在四库全书馆里编纂资料、切蹉琢磨，下朝后又到琉璃厂搜罗奇珍、探讨研究。

所以琉璃厂实际上成了《四库全书》的第二编纂处。

大批士子学者涌向琉璃厂，不仅促进了琉璃厂古书业的繁荣，也带动了琉璃厂文房四宝、文玩骨董等其他文化行业的发展，使琉璃厂逐步成为一条文化街了。

这倒是勅命编纂《四库全书》的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

《四库全书》的功与过

曹世瑞

最近，国内三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四库全书》影印本，有关《四库全书》价值和功过的讨论，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四库全书》是乾隆亲自主持纂修的一部大型丛书，依照中国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故名《四库全书》。

编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既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一场深重的文化劫难。

成书过程与历史功绩

《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将先秦至清乾隆时期所有重要典籍搜罗殆尽，全书共79000余卷，近7.7亿字，每部《四库全书》甚至要用一座藏书楼来收藏，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因何发起，又是如何实施的呢?

缘起：

《四库全书》的编纂要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说起，这年正月，为丰富宫廷藏书，乾隆颁发了一道征书诏令，访求天下遗书。

但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各地官员敷衍塞责，征书诏令如同泥牛入海，十个月后收集到的藏书寥寥无几，令乾隆非常恼火。

恰在这时，安徽学政朱筠上书提了四条征书的建议，最重要的一条，是借征书的机会辑校宫廷所藏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编修的一部丛书，在《四库全书》之前是规模最大的一部。

乾隆不仅采纳了朱筠的意见，更推进了一步，认为《永乐大典》的体例、规模不尽如人意，应该在辑校《永乐大典》的基础上，汇集宫廷藏书和民间藏书，编成一部卷帙浩繁、超越前人的丛书。

于是，征书变成了修书，编修《四库全书》的计划由此产生了。

设馆：

乾隆再次下严令后，征书活动进入了高潮。

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8月，共征书不下万种，尤以文化发达的江浙等省为多。

各地进献的书籍堆积如山，整理和编辑的工程是浩大的，为此专门成立了《四库全书》馆，总揽《四库全书》的编修。

《四库》馆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2月开馆，有总纂官、总裁官、校勘官、监造官等共360名，囊括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经学家戴震、文学家桐城派散文代表人物姚鼐、史学家邵晋涵、文字学家王念孙等，都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家，总纂官纪昀也是一代通儒，其他状元、榜眼、探花还有多名，真是一个豪华的阵容。

四库馆臣的职责主要是鉴别书籍优劣，既有政治上的鉴别，就是审查书中有没有触犯禁忌的内容，也有学术价值上的评判。

经过四库馆臣的甄别，这万余种图书分为应抄、应存目和禁毁三类。

应抄的书3461种，就是《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全部书籍，其中又有一小部分最有价值而且版本珍贵的书，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

第二类书是应禁毁的书，这类书或者有反清的内容，或者与程朱理学正统思想相抵触，共3000余种，与《四库全书》收录的书数量相当。

第三类介于二者之间，虽无犯忌的内容，但也没有垂范后世的价值，所以只著录书名，撰写提要，而不收录全文，这类书有6793种，比前两类都多。

抄录与收藏：

因为《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刻制书版的工程过于浩大，除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集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外，其余的大部分并没有刻印，而是手工抄录的，参加抄书的多达3500人。

全书编排条目清楚，抄录亦有固定的格式。

每页八行，每行二十一字。

装潢精美，纸张选用产自浙江开化的上等榜纸，经史子集四部封面颜色不同，经部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装订好后放人楠木制作的函套内，每若干册书放人一匣，衬以夹板，束之绸带。

《四库全书》编修之初，乾隆就开始考虑收藏的问题，曾专门派人到江南考察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后来仿照“天一阁”的规制建造了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四座藏书楼。

文津阁位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源阁位于京郊圆明园内，文渊阁位于故宫内文华殿后，文溯阁位于盛京（今沈阳）。

《四库全书》抄录四份藏人四阁，称为北四阁。

因为江南历来是文化繁荣之地，为方便江南的文人学子查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续写三部，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扛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至此，《四库全书》总共抄录了七份。

散佚：

《四库全书》修成后，清朝很快由盛而衰，此后的百余年间，内忧外患不断，《四库全书》也像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在风雨中飘摇。

江浙三阁藏书毁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战火。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被焚，文源阁万卷藏书化为灰烬。

文渊阁藏书在辛亥革命后于1925年移交故宫博物院，解放前夕转运到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溯阁藏书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伪满国立图书馆接受，解放后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文津阁藏书1914年自承德运至北京，1915年移交京师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

所以七部《四库全书》现存三部，其中文津阁本是最完整的一部。

《四库全书》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两条。

一是它的集合价值。

《四库全书》把3000多种典籍集中到一起，便于查阅。

当时将三部《四库全书》藏于江南供文人学子查看，也曾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

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影印本，大陆各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都有收藏，使很多学者受惠。

二是很多古籍珍本因为收入《四库全书》而得以保存。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常有的现象，零散的图书容易散佚，而编人丛书之后生命力就增强了，往往经历浩劫而能幸存。

引发的焚书和文字狱

《四库全书》的功绩固然不可抹煞，但它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同样是巨大的，因而后人对《四库全书》有“功魁祸首”的评价。

《四库全书》之过主要在于它引发的禁毁书狂潮和文字狱。

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清朝统治者对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是非常敏感的。

他们很怕汉族文人讲“华夷之辨”，讲“华夏正统”的观念，因此，自康熙以来就文字狱不断，禁毁书的事也时有发生。

但那些禁毁书都还是个别的，大多由文字狱牵连出，并没有对全国的图书进行过大清查。

而为编修《四库全书》进行的征书，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将全国范围内古往今来的书籍像算子梳头一样梳理一遍，把凡是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都清理出来禁毁。

因此，在征书进入尾声的时候，大范围的清查禁书的工作就开始了。

就这样，一项建设性的文化工程成了一场文化浩劫。

禁书的范围很广，首先，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和文人著作，其中有涉及到反清复明内容的，自然在禁毁之列，比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书就属于此类，甚至顾炎武的学术著作《音学五书》并不涉及政治内容也难逃厄运。

第二类是记录了满清人关前历史的书籍。

满族原属于女真族一支，臣服于明200多年，其领地在明朝称建州卫。

清朝统治者为了强调自己的“天授皇权”，很忌讳人揭他人关前的老底。

所以凡有建州女真、建州卫内容的都要删改或销毁，这一类主要是历史书和地方志等。

第三类由今及古，殃及南北宋。

宋代与辽金长期对峙，对北方少数民族自然没有什么好话。

比如我们都熟悉的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朝是犯忌的，被《四库》馆臣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

“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

第四类范围更大，凡不合程朱理学，正统思想的所谓狂悖的言论都在查禁之列。

比如，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

“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

初看有点改得莫名其妙，因为“寄奴”二字与清朝忌讳的“胡”“戎”“夷”“虏”等并无关涉。

原来正是因为用小名称呼皇帝不合“君君臣臣”的封建正统思想，才被篡改的。

《四库全书》禁毁书亦分三种级别。

第一种是全毁，第二种是抽毁，第三种是篡改。

全毁的书自然是犯忌之处最多，因而查禁也最严厉。

多数书不仅要全数收缴销毁，而且连印书的书版也要销毁。

更有甚者，钱谦益、屈大均的书被列为禁书，因此明末文集中有收录二人作品的、二人作序的，甚至地方志收入二人写景咏物诗文的，也都要抽出销毁，简直是消除一切痕迹，使他们好像从历史中彻底消失了。

抽毁的书是只有部分内容犯忌，而整体看来尚可保留的，但实际上，在禁毁书的风潮中，因为怕出差错或怕麻烦，很多按规定该抽毁的书也干脆全毁了。

第三类是篡改，这类书看起来损失最少，但篡改的内容读者不明真相很难鉴别，所以实际上遗害更多。

与禁毁书连在一起的是文字狱。

乾隆年间是清朝文字狱最盛行的时期，共计100余起，而发生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的为48起，约占半数。

最早的一起是扛西的《字贯》案，《字贯》是一部字典，江西人王锡侯所编，在前言里提到《康熙字典》，说《康熙字典》收字太多，不便于使用；又在凡例的第一条列出了孔子和清历代帝王的名讳，实际上是为了使文人学子知道哪些字是犯忌讳不能写的。

这件案子先是由江西巡抚海成办的，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小题大做，所以判得很宽。

后来乾隆知道了这件案子，却与海成的看法截然相反，认为属大逆不道，不仅主犯王锡侯和他儿子判了死刑，连办案不力的海成也判了斩监候。

这件案子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头，各地官员怕步海成的后尘，所以在征书过程中查起文字狱来格外卖力，以至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搞得乌烟瘴气。

《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的禁毁书和文字狱除了给中国的古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还有一个更恶劣的影响，就是禁锢思想，使文入学者人人自危，只能一头扎进四书五经做些考据的工作，循程朱理学之规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对《四库全书》究竟应该怎样认识，鲁迅曾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1915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为了将承德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转移到京师图书馆妥善收藏，曾奔走呼吁。

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他对《四库全书》造成的古籍浩劫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在《病后杂谈之余》说过：

“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现在，学术界对《四库全书》进行了很多整理工作，比如考订经篡改的内容，比较现存三部《四库全书》的异同等，《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几部大部头的丛书相继出版更对《四库全书》作了有益的补充。

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电子版也已问世，支持全文检索，利用更加方便。

经过现代学者的完善，《四库全书》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作用，使更多学人受惠。

《四库全书》的功过

　　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

　　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

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

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

《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

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

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

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

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

《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

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

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

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

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